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1987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圆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1930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内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学，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但身体相当不错。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
照例，那天5点钟，他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头发稀疏，已经灰白。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发了简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