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通往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路上，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情景：
一个小队的女队员们，押着一个没戴红领巾的男生，在路上走着。那男生个子挺高，却站不正走不直，一会儿歪出来，一会儿又缩进去。于是，那些女队员们你推一把、我训一句，就像押着一个小犯人。
段镇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望着，心里暗暗吃惊。他看清了，这支特殊的小队伍，走进了四（1）班的教室。
又是四（1）中队！
段镇心里叫了一声，因为他常去这个中队，发现那里的故事特别多。
经过与黎老师细谈，段镇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自从开展“火箭呀，前进”活动之后，各个小队都竞争起来，希望尽快成为自动化小队。第三小队队长薛峰急坏了，因为在这个男生小队，有个调皮大王翁远伟，三年都入不了队，又经常瞎捣乱，小队怎么进步？小队不进步，岂不拖了全中队创建自动化中队的后腿？在中队长的协调下，将翁远伟交给了女生小队管理。女生小队一点儿不客气，天天早晨押着他来上课，放学又押他回家交给他爷爷奶奶（他的父母已先后生病去世）。
段镇找来队干部，与他们交谈起来。他问：
“为什么不让翁远伟入队呢？”
“让他入队？”
队干部们全都愣住了，一会儿纷纷回答：
“这样的人入了队，不是给红领巾抹黑吗？”
段镇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
“你们说，入队需要什么条件？”
“当然，得是好孩子啦！”
“应当学习好，守纪律，愿意帮助人才行。”
段镇的眉头皱得更重了，焦急地说：
“可是，队章有这一条吗？凡是愿意加入少先队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加入少先队嘛！”
队干部纷纷摇头，说：
“那可不行！”
“谁想入就入，少先队还有什么光荣的？还是先锋队吗？”
“我们必须对少先队负责！”
“想入队要经过中队委员会批准，我们不能批准坏孩子入队！”
段镇这才发现，孩子们入队难，不光是教师这一关难过，队干部这一关也十分艰巨。由于划分好孩子与坏孩子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文革中批制少先队是“全民队”，已经筑起了一道极为沉重的大铁门，将一亿多少年儿童拒之于少先队之外。
第三中心小学就在鲁迅先生故居大陆新村对面。段镇崇敬鲁迅，来这里参观多次。这一天，他又一次来这里汲取营养，试图解开少先队教育的一道道难题。
当天夜里，他写道：
在我国，代表现代的、进步的新儿童观的教育家当首推鲁迅先生。鲁迅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伟大先锋，他猛烈而又深刻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及其腐朽的儿童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儿童观。他高度重视儿童在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作用，认为社会的改革，“首在主人”，新社会的新人要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中培养出来。他主张“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儿童便是未来的“革命人”，他们应该是“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闯将”，而“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屋，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在鲁迅先生的心目中，未来社会的新儿童是“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他们应当养成“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他又认为儿童应该“都是超过祖先的新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强烈反对“任儿童作牛马”的奴化教育，对儿童“终日给予冷遇或呵斥，甚至打，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他反对把儿童完全禁锢在封建礼教的枷锁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结果使孩子长大后“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他认为：“驯良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物无不驯良，却不是美德，也许简直是没出息。”鲁迅既反对“任儿童作牛马”，又反对“为儿童作牛马”，“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在门内或门前是暴君，是霸王，但到外面便是失去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怎样对待儿童？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出“救救儿童”的呼声。为了培养新人，鲁迅先生要求人们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他说：“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儿童有儿童自己特有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不要把儿童误解为缩小的成人，若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措施都应以儿童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应该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理解――指导――解放”的核心是尊重儿童。这是鲁迅先生对待儿童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培养革命的、完全的新人的基本方法。
写到这里，段镇舒了一口气，似乎理出了一个头绪。他决定抓紧时间，向师生们渗透这些思想立场，攻克全童入队这一难关。
1979年7月25日下午，首届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的彩色营旗，在美丽的海军旅顺基地上空冉冉升起。
“为什么，队鼓敲得这么响？
为什么，队号吹得这么嘹亮？
为什么，人人露出笑脸？
为什么，个个心花怒放？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知道――
啊！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
今天开营了！
庄严美丽的营旗啊，
在这葱笼的山岗上，
迎着习习的海风高高飘扬！
……”
来自全国各地的289名辅导员，热泪盈眶地听着大连少先队员的献词。他们当中有全国优秀辅导员刘元璋、倪谷音、康文信、宁文琪、刘淑娥、曹魁珍、韩凤珍、刘靖慧、孙运生、李淑珍等，还有新一代优秀辅导员沈功玲、王征东等。
夏令营的建制富有少先队特色，全体营员为一个少先队大队。经过民主选举，由康文信担任大队长，刘淑娥担任总辅导员，宁文琪和曹魁珍担任副总辅导员。韩凤珍、孙运生等担任中队辅导员。那些优秀的年轻辅导员则当少先队员，体验着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少先队生活。
在那难忘的半个月里，营员们像少先队员一样跳舞唱歌、乘舰远航、去海猫岛赶海和野炊、听孙敬修和方掬芬的童话故事会，参加各类兴趣小组、举办小制作作品展览、过游戏节等，人人都返老还童了一般。
可惜，段镇晚到了3天，几乎在同时，他正在无锡举办两期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辅导员夏令营。团中央书记胡德华打来长途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请他务必到大连来。段镇这才匆匆踏上北去的列车。其实，他何尝不想与劫后余生的老朋友们在海边欢聚啊。
在五、六十年代的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中，流传着北京“四条汉子”（康文信、韩振东、孙运生、金承续）、东北“五朵金花”（宁文琪、曹魁珍、刘靖慧、刘淑娥、李淑珍）的种种轶事。他们每一个人命运如何，段镇都在惦念之中。
段镇还想会一下李启民，因为他知道，李启民参与了团中央筹备组研究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建议取消红小兵，恢复少先队。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段镇也想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辅导员称号的韩凤珍交流一下，这位河南安阳的同行，虽然身体弱，命运坎坷，却一直在执着地探索之中。
当然，他特别想见他的阿沙（即胡德华）大姐，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和困惑要向老领导诉说。
毕竟是知音。一谈起孩子入队难，阿沙大姐眉头也紧皱起来，直截了当地说：
“我儿子小时候也长期入不了队，恨死了！全国有一亿七千多万适龄少年儿童，仅有七千万少先队员。你算算，还有一亿多孩子被关在门外啊！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过，你放心，年底之前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将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让他们都戴上红领巾。”
“好极了，早该这样！”
段镇激动地坐不住了，站起来边走边说：
“不过，阻力不小啊！连队干部也有不少人反对全童入队，强调少先队是先锋队，只能吸收好孩子参加。”
阿沙大姐摆摆手，说：
“这是误解。少先队用‘先锋’命名，是要广大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先锋’，并不是要队员起先锋作用。从小学‘先锋’的人越多，将来建设祖国现代化的‘先锋’就越多。如果认为少先队员越少越起‘先锋’作用，那就把少先队当装饰品了。阿段，咱们务必牢牢记住，少先队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组织，我们要把少先队还给少先队员，还给孩子们！”
段镇像一个接到冲锋命令的战士一样，站定在老领导面前，郑重地回答：
“阿沙大姐，你放心，我会冲破入队难这一关！”
在这次夏令营期间，还完成了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使命――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吴芸红、张均法、李启民、刘元璋、陈模、江敬文等老少先队工作者一起当选为副会长。
胡德华作为主管全国少先队工作的团中央书记，当选为第一任会长。她正式提出：
“少先队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成立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就是要加强少先队工作的理论研究，向科学化进军！”
由于久别少先队，又加上没赶上选举，段镇未当选学会领导。但是，从这一时刻起，段镇选定了自己献身少先队事业的又一重大目标，并成为向少先队科学化进军的先锋。
返回上海后，段镇又来到第三中心小学，他同沈功玲决定从抓翁远伟入队这个典型入手，突破全童入队难关。
四（1）中队还在为翁远伟发愁。有些队员甚至沮丧地说他像块厚厚的冰难以融化。
“翁远伟有进步吗？”
段镇微笑着问队员们。见大家纷纷摇头，他说：
“我看他进步很大嘛！”
队员愣住了，问：
“他进步在哪里，我们怎么看不到？”
段镇说：
“他曾三次提出入队申请，是不是想进步呀？他过去总打人骂人，现在能乖乖地跟女同学来上课和回家写作业，这是不是一种进步的变化？”
有个队员叫了起来：
“这么一丁点儿变化也算进步哇？”
“对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段镇鼓励道：
“我相信，有大家坚持不懈的帮助，翁远伟的优点会越来越多，而你们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好的集体就像一个大熔炉，连生铁都能溶化的，还怕冰块吗？”
队员们的劲头儿被鼓了起来。第三小队队长薛峰要回了翁远伟，又约全小队男队员与他谈话。
薛峰恳切地说：
“咱们小队都是男子汉，争当自动化小队这么好的事儿还能落下？可你要是不努力，大家全完了，你愿不愿帮一帮咱们小队？”
翁远伟没回答。薛峰的心一下子又冷了下来。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薛峰突然收到翁远伟塞给他的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一面写着：
“薛峰同学，说实在的，我也想进步，只是我常常克制不住自己，希望你与小队队员帮助我。“
薛峰读着，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召集全队队员宣读了翁远伟的来信，并奔到讲台前，在大黑板的一角出了一个通知：“今天放学后，四（1）一小队留下开会，会议重要，不得缺席。小队长薛峰”。下午的小队会是要作出帮助翁远伟进步，争取早日戴上红领巾的小队决议。薛峰说，大家每讲一条，翁远伟都要表态，如自己不点头，就不能成为决议。
“第一条，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6点半开始与小队队员一起绕着虹口公园跑步。行吗？”
翁远伟点点头。
“第二条，下课后与小队队员一起玩，不许到处欺负别人。”
翁远伟又点点头。第三条，放学后大家轮流帮他补课，他也同意了。可是，第四条要他上课不做小动作，不乱讲话，翁远伟犹豫了，迟迟不点头，说：
“我心里想不那样，可管不住自己。”
一个队员出了主意：
“这好办，上课时在你手上拴根绳子，你一犯错，我们就拽你一下。”
翁远伟不说话，不知在想些什么。
薛峰摇摇头，说：
“这个做法不尊重人，对同学不应该这样。”
翁远伟忽然笑了，说：
“要么你们再加一条，这一条我也答应。毛老师班送来了几只小白鼠，让我参加饲养。”
另一个队员急忙喊起来：
“嗨，这可不行，你准会弄死它们的！”
小队长却答应向中队长提出请求，让翁远伟当小饲养员。翁远伟一下子活跃起来。
小队长又说：
“今天的小队决议很重要，光口说不算，还要用笔记下来，签上自己的名字。另外，我代表小队还要送给翁远伟三件礼物。”
“真的？”
翁远伟更高兴了，伸出两只手准备接。小队长说：
“三件礼物画在决议书上。第一件礼物是一面镜子，第二件是一朵小红花，第三件是一只小刺猬。”
“我明白了。每天照镜子，做好事戴小红花，做坏事挨刺猬扎。”
翁远伟说完，队员们全乐了起来。于是，小队长与翁远伟各签了决议书，并各自保留一份，还留给中队辅导员一份。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翁远伟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做好事，处处受表扬。那几只小白鼠养得也很精神，翁远伟吃好东西，总忘不了留一点给它们尝尝。
翁远伟的变化让队员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进步，而戴上红领巾更有利于成长。中队委员会终于批准了翁远伟的入队申请。第三中心小学大队委员会为他一个人举行了隆重的入队仪式。
翁远伟的爷爷奶奶兴奋得一夜未睡，特意买来布料，为孙子缝制了白衬衣。爷爷一早送孙子到学校，激动得直擦眼泪。
1980年6月1日，上海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成了全国第一所全童入队的红领巾学校。
一年之后，上海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童入队的红领巾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