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演说
印度之名源于印度河，梵文曰“信度”（Sindhu），意为海洋、江河。在古贷，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领土在内的整个印度次大陆。印度次大陆位于亚洲南部，总面积约430万平方公里。印度是一个半岛，状如不规则的倒三角形，有人就形象的将印度形象地比喻成一只硕大无比的牛乳，并相应将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比做从这乳房流出的一滴乳汁。正是这只硕乳和乳汁孕育了辉煌的古印度文明。
印度次大陆全境大体可以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人类文明，所以人类文明离不开水，古印度文明当然也不例外。印度北部有印度河和恒河两条大河。印度河发源于冈比斯山以西，全长约3180公里，流入阿拉伯海，流域面积达96万平方公里，所形成的印度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摇蓝。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全长约2580公里，流入孟加拉湾，它所流经的地方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也诞生于此。印度河和恒河流经的区域有土地肥沃的冲击平原。这里先后产生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和恒河文明，成为古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印度次大陆南部是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以德干高原为主体。德干高原西高东低，平均高度为海拔600米。南部沿东西海岸分别蔓延着东高止和西高止、两条山脉。沿海岸地区气候潮湿，土地肥沃。印度次大陆地形特点是，平原和河谷盆地辽阔，可耕地面积大，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条件优越。
印度次大陆北部潍热带和亚热带干旱气候，南部为潮湿的热带气候。季风在印度次大陆很盛行，每年4至12月多刮西南季风，11月至翌年3月则多有东北季风。由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好像一道屏障，使来自印度洋的季风雨返回而降于恒河流域，所以恒河流域的与量充沛。印度河流域的雨量要小些，但来自高山的大量雪水流入印度河，因此水量充沛。
印度次大陆资源丰富。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盛产各种木料。铜矿和铁矿的储量很大。铜矿主要在拉贾斯坦和比哈尔南部。早在公元前2000年，这里的铜矿就已被开采。铁矿分布在卡纳塔卡、比哈尔南部等地区。约公元前8世纪，铁器已广泛用于生产。在南部的安德拉地区，有很多锡矿。金矿和银矿则主要分布在喜马旺特和卡纳塔卡一带。印度还盛产各种宝石和珍珠。金钢石的产量和质量均位于世界各国前列。
古印度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片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兴起和不断发展的。
杜鲁门主义
印度河流域非常适合发展农业，因为这里的水源充盈，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带来大量的富有养分的淤泥，覆盖沿河地带，土地十分肥沃。农民不需要复杂的生产技术就能收获庄稼。不过，河水泛滥也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而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水，靠小村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农民逐渐在较大范围组织起来，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平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大的村镇，古印度也随之开始了向城市文明的过渡。约公元前2300年，这里产生了早期印度最早的文明——哈拉巴文化。
虽然现在看来古印度文明有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但它的光芒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人们发现。由于它的遗址首先是在印度哈拉巴地区发掘出来的，所以通常称为“哈拉巴文化”；又由于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印度河流域，所以也称为“印度河文明”。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
古印度文明的发现，与欧洲人对印度的侵略密切相关。14、15世纪时期，欧洲列强看准了印度的黄金、珠宝，对印度展开了侵占和掠夺。其中在印度河谷拉维河的冲积平原，绵延2.5公里的地方，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破碎的泥砖。尽管英国人已经占领了这块地方，但没有人去注意这些破碎的泥砖下埋藏着什么。
19世纪初年，一个叫詹姆斯·刘易斯的英国人怀着对神秘东方的向往，应征来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开始了他非同一般的印度之旅。他生性散漫，喜欢漂泊，对如何镇压当地人以及个人的仕途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寻古与探险。不堪军队刻板生活的他索性开了小差，从军队逃了出来，开始了他的探险考古生涯。詹姆斯·刘易斯伪装成一个美国工程师，化名查尔斯·迈森，打算漫游印度实现自己的长久以来的愿望。1826年，刘易斯在穿越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区时，被这里的一片山丘上的废墟深深吸引。在这里一块不规则的多岩石的高地上，尽管岁月侵蚀，仍然依稀可见砖石城堡的废弃的城墙，到处散落着的东方风格的壁龛，以及建筑物的遗迹。在夕阳的照耀下，这一片废墟闪烁着神秘之光。他仔细查看这些断壁残垣后，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他在日记中对古城遗迹作了生动的描述，并为此地取名叫“哈拉巴”。正是他的发现和记载，人们才知道了哈拉巴的存在。但是，刘易斯毕竟不是考古学家，他对哈拉巴的造访，也就到此为止了。令人遗憾的是，迈森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11年后，又一位年轻的探险家亚历山大·伯恩斯再次造访了哈拉巴。除了那些裸露的断壁残垣，他也没有新的发现。此后，英国在印度的考古队在1853年和1856年两次勘察了这一地区，他们一致认定，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古代城市，但对它的年代和重要性的探究，并没有突破性进展。迈森以及伯恩斯等人的考察，给后人的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当旁遮普成为英帝国统治下最繁荣的农业省时，英国政府意识到印度的地下文化宝藏可能价值连城，于是，便将印度古文明的考古发掘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随着对印度宝藏探寻热情的升温，英国殖民当局于1873年成立了印度考古研究院。亚历山大·坎宁安被委任为考古局长。他首先探访了迈森日记中提及的哈拉巴。但是，当他来到这片废墟时，已经再也无法找到城堡的任何遗迹了。原来，英国当局为了修建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将哈拉巴遗址那些做工精致的砖石大部分用来铺做路基了。坎宁安得知后痛心疾首，为抢救这个遗址，他决定进行发掘。由于遗址破坏严重，发掘工作进展缓慢，被迫停工。他的唯一收获是发掘了一枚石制的印章。印章用黑色的皂石制成，上面刻着一头公牛和六个无法释读的文字。这是一枚公元前3000年古印度河文明的典型物件。
遗憾的是坎宁安也与哈拉巴文化失之交臂。当时坎宁安作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认为这枚印章是从外国传入印度的。尽管如此，前人的发现特别是坎宁安发掘的黑色印章，仍为后来的考古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02年，踌躇满志的约翰·马歇尔来到印度后，继任为印度考古勘察总监。他根据坎宁安等人留下的线索，指挥各支考古队在哈拉巴等地继续进行发掘，但一直没有进展。
研究员J·H·弗利特给马歇尔的事业带来了转机。弗利特仔细研究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哈拉巴出土的印章文字，正确地判断到：印章文字绝非婆罗迷字母系统，也不同于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它的年代必定比人们的想象更为古老。
在马歇尔和沙尼在哈拉巴发掘的同时，R·D·班纳基也发掘了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两地都发掘揭示出一种相同的古代城市文明，即学者们所谓的“哈拉巴文化”。
至此，马歇尔可以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他与同伴们发现了一种极为古老而独特的伟大文明，而且它是在印度河流域自身独立发展起源的。
马歇尔计划
哈拉巴文化是古代印度青铜时代的文化，它代表了一种城市文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是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社而形成的。大城市有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这三座城市的占地面积均为1平方公里左右，居民约各有35000人。还有规模较小的城市，如卡利班甘只有0.22平方公里。尽管城市的大小不一，但其建筑布局相类似。城市分卫城和下城两大部分，甚至盖房用的小砖和砌城墙用的大砖，其长、宽、高的比例都大体一致，为4：2：1.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充分说明哈拉巴文化各地之间存在着密切频繁的交流。
哈拉巴文化的城市以摩亨佐·达罗存留的遗迹较多，也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城市的特征。摩亨佐·达罗的卫城建在较高的山岗上，四周围以砖墙。其中心地区有一个砖砌的大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4米，池壁有防水的沥青层。两端的阶梯通向池底。这个浴池大概是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时沐浴净身的地方。卫城东面是一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大厅，面积约170平方米。南边有一排建筑物，包括一个25平方米的厅。这些建筑物无疑是城市的办公地点和公众聚会的地方。卫城的西面有27排建筑物，带有通风孔道，是堆放粮食的仓库。仓库的周围有一些供劳动者居住的小房舍。从卫城的建筑来看，这里是城市的统治中心。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卫城的城墙和办公用房，表明统治权力的存在和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住宅的差别，表现出居民贫富的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国家，无疑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不过，要对哈拉巴文化的结构和城市国家的政治特点作出详细的说明，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作为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字，在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虽已发现，但这些文字至今尚未译读成功。由于无法运用文献资料，只有依据考古资料来作一些分析。
据考古资料，可知哈拉巴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成份构成的。从遗址中的遗骸来看，有地中海人、南方古代人、蒙古人等等。居民的葬式有各种不同的土葬和火葬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俗特点。宗教习惯也多有不同之处。摩亨佐·达罗、卡利班甘等城市建了大浴池，有与沐浴相关的宗教礼仪，而哈拉巴和洛塔尔等则没有。洛塔尔设有火祭坛，这种火祭坛又见于卡利班甘。不过，在多种文化成分构成的哈拉巴文明中究竟何者占主导地位，至今还难以定论。
哈拉巴文化城市国家的分布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据现有的资料，仅大体上可以认为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三个较大的城市国家的都城，或是城邦联盟的中心所在地。这三个城市的势力范围较大。甘瓦里瓦拉靠近印度河五条支流的汇合处，周围的居民点密集，农业较发达，并与拉贾斯坦的铜产地及其铜器制造地相邻。它在控制农产品和铜产品的加工、贸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哈拉巴位于印度河上游，北部的小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苏来曼山脉和西南的北拉贾斯坦蕴藏了丰富的矿产，旁遮普则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在控制矿产和森林资源方面，哈拉巴有相当的势力。摩亨佐·达罗位于印度河下游，距哈拉巴约600公里。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城镇和村落遗址。古代印度与西方交流的三条重要通道，即波兰山口、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通往阿拉伯海的港口都由它控制。摩亨佐·达罗所处的位置，表明它的作用更多地是往其他城镇输送资源产品，以及与西方的两河流域、波斯湾地区进行贸易。这三座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文化特点也多有相异之处。哈拉巴的手工业品有花色多样的陶器，印章上的动物形象丰富多彩，陪葬品也各种各样，表明其居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摩亨佐·达罗的文化则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
关于城市国家的政治体制情况投有确实的记载，人们只能根据考古发现作一些推测。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未见大型的王室墓地，可能强大的王权还没有形成。遗址中出土了近两千枚印章。它们可能是权力与所有权的象征。印章上的图形有独角兽、公牛和山羊等等。在图形印章中，刻有独角兽的最多，约占60%；其次为刻有公牛的印章，且这两类印章分布也较广泛。据此，可以推测源于独角兽氏族和公牛氏族的人在哈拉巴文明的统治阶级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国家权力机构中还留有一些氏族制度的残余。
军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城市国家已组建了军队。在遗址中发现许多三角形、球形的石块或陶块，是用于作战的兵器。印度河流域边缘地带有一些孤立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物多为这一类的石块和陶块，还有烧制陶块的窑，这些很可能是城市国家派出的军队的营地。在哈拉巴文化遗址中未发现制作精良的兵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长矛单薄，矛头易弯，箭头也很小。种种迹象表明，哈传巴文化时期的城市国家军事力量并不发达，这给后来雅利安人的侵入留下了有利的时机。
哈拉巴文化的结构和国家政治情况虽还不十分清楚，但考古遗物充分表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当高的。摩亨佐·达罗城市的设计和建筑物，在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国非常少见。哈拉巴文明的经济已形成一个经营方式多样的、规模巨大的体系。广泛散布的农业村社，表明农业经济是文明的基础。耕地主要为沿河肥沃的土地。农产品种类较多，大麦和小麦是主要作物。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人体骨骼，几乎未见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也未见牙齿因日常食物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磨损和腐蚀状况。而后者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是常见到的。居民的贫富在食物方面表现不明显，说明了农产品供给是较充裕的。除农业外，还有许多畜牧业村社和采集部落，散落在印度河流域。
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富商们拥有大量财富。在巴纳瓦利城遗址（位于今之哈里亚纳邦）的几座房屋中出土了印章、砝码，还有大小不一存放着粮食、珠宝等各种各样物品的储藏罐。商人不仅从事内陆贸易，而且与两河流域等地有较密切的贸易往来。手工业分工比较细密，有固定的产地。在今天已干涸的加格尔河两岸，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有的是烧制陶器、砖块，有的专给陶器上釉，还有的冶制铜制品。哈拉巴文明遗址出土的石像、陶像、青铜像等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例如，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青铜舞女铸像，高11.43厘来，身段苗条，肢体修长，神态安祥自若，造型十分优美。女陶像多头戴角状物，胸部、臀部丰满，表现出女性生育能力的特点。
内部联系密切，是哈拉巴文明经济方面重要的特点之一。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卡利班甘三座大城市在经济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它们作为哈拉巴文明的经济中心，把散布在印度河流域广阔地区的城镇和村社联系起来。值的一提的是，印度河流域度量衡制度也较为统一。计量用青铜尺或介壳尺，单位长度前者为0.9厘米，后者为0.6厘米，均为十进位制。重量砝码，单位重量为0.875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政治上还未达到统一的条件下，城市的分布如此合理，其作用如此具有特点，度量衡如此具有统一性，充分表明哈拉巴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相比，哈拉巴文明是毫不逊色的。
柏林危机
哈拉巴文化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公元前1800年前后，曾经辉煌的哈拉巴文化突然消失了，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为了一片废墟。在遥远的过去，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人到底遭遇到什么？接下来的千年中发生了什么事？哈拉巴文化是如何毁灭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从那时期的文献中寻找确切的证据，为了回答以上问题，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各种假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
外族入侵说。持这一观点的先驱者是英国考古学家惠勒。他的主要论据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最上层有格斗和暴力厮杀场面的遗迹，留下了不少像是被杀戮的男女老幼的遗骨。比如在一个街区，发现的9具尸体堆在一起，像是被匆匆扔进一个坑里；而在另一所房屋，里面的尸骨显示出被武器砍伤的痕迹。惠勒认为，在距今三千多年前，这些城市遭到了外族的入侵，而入侵者就是来自西部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他们打败了摩亨佐·达罗的居民，消灭了当地的文化，哈拉巴文明因此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外族部落的大规模入侵毁灭了哈拉巴文明。
地质和生态变化说。这一假说认为，文明的衰落是由于地质以及生态变化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洪水、河流改道等等自然和生态的变化，慢慢地或倾刻间毁灭了哈拉巴文明。比较有力的论据是，在摩亨佐·达罗晚期存在着大量淤泥，在旧址上层新建的建筑杂乱无章，显然是人们试图在洪灾过后，重拾城市的繁华，但巨大的损失，又使他们无力做到这一切，只能建一些简单的房屋，容纳那些不幸的无家可归的人。无疑，洪水泛滥和河流的改道同时威胁着生存，许多人只好远离家园，寻找新的生存地。久而久之，城市便逐渐成为荒芜之地。但将一个盛极一时的哈拉巴文明的毁灭归因于地质以及生态变化，证据还嫌不足，这个假设还不足以定论。
大爆炸说。这一假说大胆而又新奇，由英国学者捷文鲍尔特和意大利学者钦吉提出。他们推测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一艘外星人乘坐的核动力飞船不慎在印度河流域上空爆炸，以致给地面的居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他们的论据是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佐证。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确实有类似爆炸这样的记载：
空中响起了几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南边天空一道火柱冲天而起，比太阳更耀眼的火把天空割成两半。空气在剧烈燃烧，高温使池塘里的水沸腾起来，煮熟的鱼虾从河底翻了起来。地面上的一切东西，房子、街道、水渠和所有的生命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了。四周是死一样的寂静……
以上几种假设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关于哈拉巴文化衰亡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虽然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了，但对后来印度文化发展却有很大影响。它的许多成就通过后来文化的继承而流传下来。如哈拉巴文化的农业传统对雅利安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起了促进作用。雅利安的早期陶器、度量衡制度等都与哈拉巴文化的类似。印度河文明的居民对手饰等装饰品的喜爱，影响到后来印度人的社会生活。印度河文明的宗教的某些因素，如女神崇拜、类似湿婆神的崇拜、生殖器崇拜等都被婆罗门教吸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因这个哈拉巴文化的毁灭而泯灭，相反，它还是印度文明史的起点，其流传下来的因素，构成了后来的印度文化的渊源之一，它还是整个古印度文明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印巴分治
《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的源头，不仅婆罗门教的各个哲学流派发源于它，就连佛教、耆那教的哲学也深受它的影响。奥义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即吠陀时代的晚期。奥义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批专门阐述婆罗门教宇宙观、人生观和解脱观的哲学经典。现在保存下来的奥义书还有100多种，大都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其中最重要的有13种：《广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爱达罗氏奥义书》、《侨尸多基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由谁奥义书》、《伊莎奥义书》、《迦塔伽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白骡奥义书》、《慈爱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这些《奥义书》。所阐述的许多哲学理论后来不仅成为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被佛教、耆那教和其他思想流派所吸收，成为古代印度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婆罗门教的宗教思想，集中在《吠陀》以及对其解释的诸《梵书》、《奥义书》中。《吠陀》、《梵书》多为教义、祭仪等方面的记载和解说，主要表现为宗教内容。《奥义书》则不同。它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已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辩内容。
在《吠陀》中，梵天是超自然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梵天神的这些特点，在《奥义书》中也有表现，但其论述更为深入。它指出，梵天作为创造主，其本身应是没有任何特性的，不表现为任何形式。否则，它不可能作为造物主，产生出特性不一、形式各样的万物。但无特性的梵天又是可以认识的，“奥义书”以否定的方式作了说明，认为只有否定一切具体特性和性质，才能认识梵天。这种认识从感觉经验上是无法得到的，只有从心灵（理性）上作出思考，才能最终领悟梵的存在。《奥义书》所谓造物主梵天，已有明显抽象的特点，在论证上也有思辩的意味。
《奥义书》一方面把梵视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它描绘成无限美好的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人只有明白“梵我同一”的道理，通过修炼去克服私欲，把“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这样，人的灵魂才可以实现解脱，达到极乐境界。
《奥义书》既然认为人体生命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也就要对个体生命死后灵荒去向作出合理的解释。就这个问题，它提出了灵魂轮回解脱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梵书》中就已提到，但《奥义书》进一步将其理论化。它指出，灵魂在身体死亡后，将投入另一个母胎中转生。灵魂的转世要经历五个阶段：进入月亮，变为雨；雨降大地后变为食物，食物被吃后变为精子；精子进入母胎形成新的生命。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亚洲，而且几乎影响到全世界。
《奥义书》在“梵我同一说”与“业报轮回说”之外还提出了“精神解脱说”与“智慧瑜珈说”，要求人们通过各种修炼，使个人的灵魂和宇宙的灵魂结合化一，从而实现灵魂的解脱。总之，《奥义书》已经从吠陀本集与梵书的神话传说和巫术咒语中走出来，从神话的形象思维走向哲学的抽象思维，用逻辑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等重大哲学问题。它所提出的各类学说，不仅直接影响了婆罗门教的各派哲学，而且对佛教、耆那教等其他哲学流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
公元前6世纪，婆罗门教为了应对新兴的耆那教、佛教的攻击，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教义作了许多新的解释，逐渐形成了正统哲学六宗。
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后，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开始陆续产生，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而完善的体系。这六大宗派分别是数论、瑜珈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
数论派
数论哲学的基础是“因中有果论”，认为结果只是原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因与结果是本质上的相同的，一个是事物的隐蔽状态，一个是事物的显现状态。从因中有果论出发，它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学说，又称“二十五谛说”。二十五谛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包含着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二元论学说是古代数论派的最大特色，但是后期数论由于受到吠檀多思想的影响，逐步改变了它最初二元论的性质而逐渐走向唯心主义一元论体系。
数论派发展了奥义书的轮回解脱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分为三种：外部之苦，包括鸟、兽、蚊、虫和毒蛇等所引起的苦；内部之苦，包括生理上的苦（高烧、抽风、痰盛、咳嗽等）和心理上的苦（怒、气、贪、爱、嫉妒、恐惧等）；自然之苦，包括寒暑、风雨、雷电和山崩等所导致的苦。数论派对人生痛苦的解释，旨在论证个体生命摆脱轮回转生的必要性。这种学说对后世的思想流派影响较大。
瑜珈论派
瑜珈论派的学说主要是论述宗教修行的理论。瑜珈修行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抑制心的作用，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相结合，最终达到解脱。
在瑜珈实践上，该派提出了“八支行法”。这八种修行方法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定和三味。瑜珈派的学说和实践不仅对婆罗门教各教派的修行方法，而且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修行方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胜论派
胜论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迦那陀。主要经典是《胜论经》，此书定型较晚，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胜论的意思是“殊胜”、“区别”和“差异”等，这表明该派研究的重点是世界各种现象的差异和特殊性。胜论哲学的特色在于它的原子论和六句义说，从逻辑上对极微的存在作了较深入的推论。
胜论哲学是印度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唯物论学说，它的极微学说与其他一些非婆罗门思想流派的万物起源说有许多类似之处。
正理论派
正理论派以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主要宗旨，把人的认识分为“确切的认识”和“非确切的认识”两种。“确切的认识”又分为四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比喻量（类比）和证言。“非确切的认识”，分为疑惑、错误、假设的论证、记忆四种。
正理论对印度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对逻辑学的研究。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名为“五支论法”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推理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宗（命题）、因（理由）、喻（例证，包括正例、反例两种）、合（应用）、结（结论）。“五支论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推理方式，它足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式”推理法相媲美。后世一些哲学家常把正理论派的逻辑理论与欧洲的逻辑学进行比较。
弥曼差论派
“弥曼差”有“思维审议”和“审查考究”之意，因此，该派哲学的重点是对吠陀祭祀的方法和意义的“审查考究”。他们把人的认识分为六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圣言量（证言）、譬喻量（类比）、义准量（推定）、无体量（非存在）。此学说虽然从宗教神学出发，但是承认祭祀时使用的语言背后存在着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原理，从而否定了作为创造主的最高神的存在。可以说，它具有某种无神论的倾向。弥曼差论由于过分强调祭祀在解脱中的作用，所以随着人们对繁琐祭祀的厌恶和反对，该振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少。
吠檀多论派
吠檀多论，以研究奥义书为主要对象，思想渊源也可追溯到奥义书。
吠檀多论继承了奥义书“梵”与“我”的学说，并且以研究最高本体“梵”、个人灵魂“我”和现象世界这三者的关系为基本宗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这三者关系的看法不同，吠檀多论内部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学派。主要的学派有：吠檀多不一不异论、吠檀多不二论吠檀多制限不二论和吠檀多二元论。
吠檀多哲学是以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奥义书》为依据，以“梵我”学说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从一产生，它就受到历代婆罗门统治阶级的重视，一直在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特别是8世纪以后，商羯罗对吠檀多哲学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它成为印度教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婆罗门教六派正统哲学中，吠檀多论派对印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是印度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其学说是印度教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六教派论的学说表现出更明显的思辩特点，反映了印度哲学思想发展的趋向。
切·格瓦拉
佛教哲学是佛教思想的精华，亦是佛教文明的代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学说，但是从整体上看，影响最大、最能代表印度佛教哲学的有三种学说。它们是：释迦牟尼的初期佛教学说、龙树的大乘中观派学说、无著的大乘瑜珈行派学说。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生的痛苦问题，力图把人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他的哲学是以探讨人生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即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人生命运、道德行为等等问题。但是，在讨论人生问题的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涉及宇宙方面的问题，如万物的起源、世界的形态等等。所以，释迦牟尼的哲学是以讨论人生为主，也包括宇宙起源、世界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谛说、缘起说、五蕴说、诸法无我说等。
龙树是中观派理论的创始人，亦是大乘佛教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印度佛教，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许多佛教派别都曾受到龙树思想的影响。龙树的主要理论有：缘起性空说、八不说和二谛中观说。
瑜珈行派由于强调瑜珈修行的重要性，而得此名。该派的出现比中观派要晚一些，其学说大约在公元4～5世纪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想，那时正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兴盛时期。无著是瑜珈行派理论的奠基人。瑜珈行派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万法唯识”说、三行说等。
瑜珈行派的思想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南非总统曼德拉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恐怕是佛教国家里名气最大的神将，他们四位在天王殿中享受供奉。
佛教吸取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和古印度教中关于“天”的种种说法，提出“三界说”。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世间一切“有情众生”皆在三界中“轮回”不已。三界中欲界为最低一界，人类社会居此界，地狱、饿鬼、畜生居此界，诸天神亦居此界。不过，天神住在此界天上，天有六重，即“六欲天”，第一重叫“四大王天”，离人世最近。这里就是四大天王的住处。
佛经说，四天王就在著名的须弥山山腰，那里耸立着一座犍陀罗山，此山有四山峰，称须弥四宝山，四宝所成，东面黄金，西面白银，南面琉璃，北面玛瑙。天王各居一山。四天王的任务是各护一方世界，即佛教所说的须弥山四方的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所以四大天王又有“护世四天王”之称。
东方持国天王，名多罗吒，身白色，穿甲胄，手持琵琶。“多罗吒”是梵文的音译，意译“持国”，“持国”的意思就是慈悲为怀，保护众生。他是主乐神，故手持琵琶，表明他要用美妙的音乐来使众生皈依佛教。
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身青色，穿甲胄，手握宝剑。“毗琉璃”是梵文的音译，意译“增长”。“增长”指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手持宝剑，为的是保护佛法，不受侵犯。
西方广目天王，名毗留博叉，身白色，穿甲胄，手中缠一龙。“毗留博叉”意译“广目”，即能以净天眼随时观察世界，护持人民。他为群龙领袖，故手持一龙（也有的作赤索），看到有人不信佛教，就用索捉来，迫使其皈依佛教。
北方多闻天王，名毗沙门，身绿色，穿甲胄，右手持宝伞，左手握神鼠，用以制服魔众，保护人民财富。四大天王中最得意者就是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他是四大天王中的信徒最多的神。他是古印度教的一位天神，又名施财天，在印度古神话中既是北方的守护神，又是财富之神，故在四天王中信徒最多。
八部众
八部众是佛教八部护法天神。包括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
天众：天即神，著名的大梵天（原为婆罗门教的创世神）、帝释天（原为雷雨神兼战神）、多闻天、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大自在天、吉祥天等等都属于天众。
龙众：梵语称为那迦，是护卫佛法的有功之臣，专司兴云降雨。在佛经里，龙众拥有大量的珠宝，是海里的富豪。
夜叉：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能啖鬼”、“捷疾鬼”、“勇健”、“轻捷”等。佛教中，北方毗沙门天王即率领夜叉八大将，护众生界。在古印度神话中，夜叉是一种半神，有关其来源，说法不一。据《毗湿奴往世书》所述，夜叉与罗刹同时由大梵天的脚掌中生出，双方通常相互敌对。夜叉与罗刹不同，对人类持友善态度，因而被称为“真诚者”。其形象多变且反差极大，有时被描述为美貌健壮的青年，有时又被描述为腹部下垂的侏儒。
乾闼婆：是香神或乐神。原为婆罗门教崇拜的群神，据称是侍奉帝释天而司奏伎乐之神。乾闼婆是佛教中欢乐吉祥的象征。大多被描述为少女形象，体态丰满，飘带飞扬，凌空飘荡，极为优美。在古印度神话中，他们属于半神，熟谙并揭示上天的奥秘和圣理，被视为太阳光焰的化身。相传，他们为天神备制苏摩酒。乾闼婆在神话中是帝释天的乐师，而且与苏摩极有渊源。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争斗连连，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经常被打败，上天入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固执而善妒。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吃龙为生。它每天要吃一条龙及五百条小龙。直到它临死前，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余下一颗青琉璃色的心。迦楼罗在古印度神话中是大神毗湿奴的坐骑，众鸟之王。其形象为半人半鸟，生有鹰首、利爪和喙，身躯和四肢则为人形。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
摩呼罗迦：大蟒神，人身而蛇头。
肯尼迪遇刺
古代印度很早就有医学方面的知识。在哈拉巴文化时期，摩亨佐·达罗住宅发达的卫生设备，如浴室和排水系统，表明人们较注意保持身体的洁净，以防止传染疾病。遗址中还发现多种药品，如五灵脂，为暗棕色的溶液，治疗消化不良、肝病、风湿病等；鸟曲骨，外敷可治耳、眼、喉和皮肤等方面的疾病，内服开胃；羚羊角、鹿角、珊瑚、尼姆树叶等，也都可以入药。当时人们已知道在头盖骨上打孔，以治疗头痛等疾病，这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脑外科手术，这表明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吠陀文献上对疾病的治疗有较多的记载。虽然当时人们对这些疾病的起因还归结到鬼神、恶魔身上，在治疗时，祭司念咒语或施展魔法驱除疾病，但在吠陀文献中，也有一些具有科学内容的医术记载。如治疗病人时，用各种草药配成的药方，每味草药都有特定的疗效。外科能做剖腹、截肢等手术。
最早的整形外科术
对于现代人来说整形美体并不新奇，但如果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足以令我们叹为观止了。古印度医学最闻名于世的地方，就是它的整形外科术，特别是耳朵和鼻子的整形术。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整形外科术。
整形外科术印度比较发达的原因是古印度人爱漂亮，尤其喜爱美化耳朵和鼻子。古印度人相信，拉长耳垂能够驱除恶鬼，还能够美化容貌。因此，小孩生下来后，家长都要给自己孩子的耳朵上打孔。当然，打孔的工作得由专业的整形医生完成。他们先在耳垂上钻出一个小孔，将消毒过的软布塞在孔里。如果没有被感染，每隔三天医生就要在孩子的耳孔里塞进更大的软布或吊上木环和铅坠，使耳朵的皮肤慢慢地拉长。要是不慎将耳朵撕裂，则同样要医生进行修补。古印度的医学典籍《妙闻集》对如何修补作了详细的记载。大致过程是：整形医生先从耳垂破损者的脸上切下一块活肉，然后用手术刀在准备再造耳垂的部位切上一个刀口，将脸上的肉移植到耳朵部位进行缝合、包扎。
古印度的鼻子成形术也是一项高超难度很大的技术。修复或者再造鼻子的手术同样采用同体移植术。按照《妙闻集》的记述，移植的皮肤取自患者的前额，也要像耳垂手术一样在再造鼻子的部位切上刀口，然后将这块鼻子形状的皮肤表面朝外，包住两根当做鼻腔的人工导管，分别从人造鼻子的两边进行缝合，固定在面部。
古印度的整形术还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最先是阿拉伯人学习和继承了这项技术，然后阿拉伯人将其传播到地中海地区。1400多年后，西西里人学会了鼻子再造术。而西方现代的整形术直到18世纪以后才出现。
最早的牙齿护理
印度医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并倡议护理牙齿的。古印度著名的医学家遮罗迦在论及预防疾病时专门提到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他主张每餐饭后用清水漱口，同时用齿木刷牙。这在当时的印度渐成风气，以至于引起了我国唐代旅印高僧义净的特别兴趣与关注。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中记载：“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盐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惮哆译之为齿，家瑟诧即是其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若也逼近尊人，宜将左手掩口。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别用铜铁，作刮舌之篦。或可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许，一头纤细，以剔断牙，屈而刮舌，勿令损伤。”如此看来，在古代印度，刷牙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与待人接物的社交礼仪，而且直接关系到个人健康。这与现代文明卫生理念是十分接近的。刷牙的工具齿木可以说是现代牙刷及牙签的前身。按照义净的记载，“举凡柞条葛蔓、楮桃槐柳，皆可用为齿木”。但是，“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为最。粗胡叶根，极为精也。坚齿口香，消食去。用之半月，口气顿除。牙疼齿惫，三旬即愈”，“牙疼西国迥无，良为嚼其齿木。”这种原始的牙刷，效果竟然不错。难怪义净要不厌其烦，详细记载，以传东土。
毒品和独特的冷藏术
古印度人早在三千多年前，他们就学会了种植大麻和制造毒品。
一般人都以为，大麻最早出现在美洲，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后开始种植大麻。事实上，大麻的主要发源地就是印度河流域，以至欧洲的医生都称大麻为“印度大麻”。古时候印度人制作大麻的方法非常简单，将大麻磨成粉末，与牛奶、食糖和香料混合，制作成“麻醉茶”。麻醉茶具有兴奋神经的功效，饮用者会出现疯狂、嗜睡、情欲亢进或食欲大增等症状。
如果说毒品是古印度人给人类打开的潘多拉盒，带来了不幸和罪恶，那么他们独特的冷藏术则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在气候比较炎热的古印度，印度人采用了不需要冰块的独特的冷藏术——无雪冷却。
操作技术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利用了很简单的辐射和蒸发的物理原理。白天，人们将水放在阳光下让它晒热，待夜幕降临后，把水中的沉积物过滤掉。然后，把一种浅底土坛放在房子的最高处，再一点一点往土坛里浇白天晒热的水，一直到天亮。到破晓时分，就可以将坛子取下，这时，土坛里的水就已经像冰水一样透心凉了。它的原理是水的热量辐射到空气中，让水在空气中冷却。而往坛子里浇水可以促使热量通过蒸发散热，这也与人体出汗能够降温是一个道理。用这种方法凉水，可以使它的温度比周围的温度低上21℃。
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这种冷藏法不失为一种有效而且节能的方法。没准哪一天你也会用上这种“土办法”。
《闍罗伽本集》
《闍罗伽本集》是古印度列国时代一位名叫阿特里耶的医生的医术集成，是现存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印度医学知识最好的渊源。
《闍罗伽本集》共8篇，论述疾病、医药、病理、饮食、人体解剖、胚胎等方面的医学知识。
《闍罗伽本集》记载了对人的机体的认识。书中认为，人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合成的有血有肉的躯体。人身体的器官处在变化之中，但由于其变化不易被人们所察觉，所以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机体是长时间不变化的。这就是说，人体机能存在着新陈代谢的过程。书中还指出，人体的疾病是人体内部各种生理因素失调的反映，是自然的现象，这在古印度是既大胆又先进的结论。医生应仔细研究病因，对症下药。由于不同药物的疗效不同，医生还必须熟知药物的效用，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治疗方案。书中还指出，身体机能的变化与人所吃的东西也有很大的联系，食物饮用不当，会引起体内器官的病变。治疗病人时，注意用药物调整人体内部诸物质因素的平衡。《闍罗伽本集》的医学观点具有一种实证科学的特点。
《闍罗伽本集》还讨论了医生的道德品质问题，指出医生应了解医学理论的内容，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应谦虚文雅、不生气、无不良嗜好、讲卫生。医生行医的动机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对他人的怜悯。
《闍罗伽本集》虽是一部内科学经典著作，但却体系完备，历来有“古印度医学百科”之美誉。
名医耆婆
摩揭陀王频毗沙罗的御医耆婆，是列国时代名医之一。他年青时在呾叉始罗城拜师学医，学习十分刻苦，深得老师的喜爱。据说他学习多年后，一天老师让他到城外采不能制药的草，他到处寻找，没有寻得。老师高兴地告诉他学业已成，可以独立行医了。耆婆学成后，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他身为御医，不仅为佛陀、频毗沙罗王等人治病，也为一般劳动大众看病。据汉译《四分律》记载，王舍城有一个人得了重病，耆婆为其治疗时，问他能否做到左侧卧7个月，右侧卧7个月，仰卧7个月，病人说能做到。于是耆婆打开他的头颅，取出两条蛆虫，再缝好伤口。这位病人朝每个方向躺了7天，21天就痊愈了。耆婆事后解释说，若不先要求他躺7个月，恐怕他连7天都躺不住。可见，耆婆不仅有高超的外科医术，而且深知病人心理活动对治疗的作用。耆婆的内科医术也相当高明，他配制的一些药方长期流传。如“耆婆汤”，治疗风劳虚损；“耆婆万病丸”能医治黄疽、癫痫、疟疾、水肿、咳嗽、以及妇科病等等。耆婆的医术也传入中国，《宋史·艺文志》录有《耆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和《耆婆五藏论》（一卷）。唐代医药典籍《外台秘要》对耆婆的一些医方有记载，并说“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此说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反映耆婆的医方疗效是相当有效的。
越南战争
早期的天文学知识
古印度天文学的产生，与宗教信仰与农业的需要密切相关。在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并未发现与天文学直接有关的遗址和遗物，但可以确定，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据摩亨佐·达罗规划整齐的城市建筑，呈东西或南北走向的街道，可以推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日月星辰出没的规律，并以此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哈拉巴文明的农民种植多种作物，表明他们熟悉不同季节的特点，并按不同季节来安排农时。
在吠陀时代的文献中，关于天文方面的知识有较多的记载。《梨俱吠陀》中有不同季节的词语。书中说，神在天空举行祭仪，以布鲁沙（原人）为祭品，春是它的酥油、夏是柴薪、秋是祭品。《梨俱吠陀》还提到，在天堂有一个转动不息的巨轮，巨轮的儿子火神居其中央，度过了360个昼夜，其意是指一年有360天。《梨俱吠陀》又有“沙姆沙尔帕”之词（samsarpa），意思是偷偷进来的月份。这说明，人们知道一年360天与实际天数不符，故多置一月（闰月）。不过早期吠陀时代，人们的天文知识还不够完善，不成系统。
至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转为农业定居生活。雅利安文化基本形成，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天文知识也丰富起来了。后期吠陀文献中，出现观星者（nakshatra-darsha）一词，观星者大概是婆罗门祭司，观察天象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许多星体的名称已确定，如流星、行星、扫帚星、金星、水星、土星、北斗星等等。印度人对太阳运行的规律也有认识，认为太阳6个月漫游北方，6个月漫游南方，在南北方向移动。后期吠陀时代的天象学知识，已相当丰富，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后期吠陀时代，历法制定出来了。但各地的历法还不统一，有的以12个月为一年，一月27天，一年324日；也有的以13个月为一年，一年351日；还有的以12个月为一年，其中6个月30天，称之为大月，6个月29天，为小月，一年共354日；又有世间年之说，一世间年12个月，每月30天，共360日。每5年为一周期，称作一瑜珈，置一闰月，以调整岁差。一年中不同季节的名称也出现了，或称春、热、雨、秋、寒、冬6季，或称冬、夏、雨3季，还有4季、5季之分。每月时间的划分，大体分望日和朔日两种。望日，由望至望为一月，运用较为普遍。朔日，由朔至晦为一月，多流行于南方。一天的时间也有多种分法，或分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四段，或分得更细，一日60卡底伽（Ghattika），一卡底伽相当于24分钟。
天文学的建立
至列国时代，人们对天象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具有科学的内容，天文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产生了古代印度第一篇天文学专文，即附录于吠陀本集后之《吠陀支节录》中的《天文篇》。《天文篇》主要叙述天文历法的实际运用书中详细说明了计算太阳和月亮位置，以及测量春分点位置的方法，还列出了二十七宿的名称。它是人类天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史诗《摩诃婆罗多》也记载了许多天文学方面的内容。如以为日食和月食都发生在望日或朔日。在金木土水火五大星之外，又立计都和罗眩，实为黄道（人所视太阳一年间在恒星之间的路径）和白道（月亮在天球上的运行轨道）升降的两个交叉点。书中还说到，行星和恒星有向前、向后两种运行方式，并描述了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
古印度宇宙论
古代印度人对宇宙形成的过程也有了初步的探索。在列国时代，有妙高山宇宙论，各教派妙高山宇宙论的内容又有不同。婆罗门教文献说，地球基点为一个正方体。基点之上层层垒积许多依次缩小的正方体，形成一金字塔状。塔顶之最小的正方体称妙高山，是诸神居住之地。围绕地球的是在水平面上形成的一些类似正方形的太阳轨道，此轨道上面是月球轨道，月球轨道上又有其他不同星体的轨道，从而形成为金字塔状轨道圈。约公元前200年耆那教的《太阳读本》以为，地球是以妙高山为中心的一个圆盘，北极星在其上方，围绕地球的是7个同一中心的海洋和大陆，行星的共面旋转则从妙高山自东向西。佛教文献《舍罗僧伽》等则认为，妙高山的上半部露出洋面。在它们的最外围是被称作宇宙石（岩石山岭）的圈。妙高山与外圈之间，有7个石头环和7个海洋。海洋的水是相当稀少的，连孔雀的羽毛也不能浮在上面。从上述几种妙高山说看来，可知古代印度人对宇宙形成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的，还带有猜测的成分。古印度人对宇宙的认识受当时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影响颇深，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是离不开的。
77国集团
克里特文明产生于约公元前1900～前1450年，是欧洲最早的古代文明，也是古希腊文明的前驱。
克里特岛是一个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12～60公里的狭长岛屿，横亘在希腊与北非之间，南连非洲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埃及，东面是产生了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等伟大文明的西亚地区。
克里特岛孤悬于大海之上，直到公元前8000年才进入新时器时代。大约自公元前5700年起，克里特出现了陶器，因为克里特的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要用陶器把多余的粮食和食品保存起来。社会生产的发展，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和生存条件的改善。在克诺索斯，居民的居住面积达到4000平方米；房屋开始出现并不断地得到改进，墙面被抹得光滑平整，而且经常用石头加固，陶器的数量也有不小的增加。同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点不断增加。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整个克里特岛都有人类居住了。此时的克里特人通过航海，与外界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从大约公元前2800年开始，克里特进入了金石并举的时代，金属工具出现并逐步取代石器和木器、骨器。金属工具的出现，表明克里特在向阶级社会的转型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克诺索斯等地宫殿建筑的兴起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克里特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国家也可能萌芽。
从此克里特进入了阶级社会。统治者的地位已相当巩固，世袭制可能也出现。早在前宫殿期，克里特的墓葬已表现出明显的贫富分化趋势。大部分人的墓地较小，且多由生砖砌成。大墓数量较少，多为石制。在马亚，墓葬的差别则更加明显。在大墓的随葬品中，有很多表明墓主身份与地位的银瓶、珠宝、象牙、陶器，甚至可能有王冠、权杖一类的物品。
到了宫殿期后期，克里特的阶级分化更为明显：克诺索斯迷宫的建筑面积达1.2万平方米，加上周围的附属建筑，其占地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它设计精巧，装饰华丽。宫殿依山而建，支以上粗下细的石柱。各厅堂和走廊的墙壁上描绘着各种彩色图画，其题材多为表现日常生活，有的在斗牛，有的在举行庆典，有些是海洋中的生物，其中一幅画画着一年轻人抓住牛的双角，试图利用牛头的猛扬而跃上牛背，牛的愤怒、人的自如均栩栩如生。其动作的惊险令现代的斗牛士不敢一试。更为有趣的是，画中人物大多衣着摩登，头发卷曲，上衣领口开得颇低，袒胸露背，以致有人戏称其为18世纪的巴黎贵妇。
克里特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克里特人使用木犁耕地，还使用双刃斧、双面镐、镰刀、凿子、锄头等。主要农作物除了大麦、小麦、扁豆外，还有葡萄、橄榄、无花果等。这两种作物对后世影响甚大，橄榄油成为希腊人最主要的食用油；葡萄酒则成了希腊人最主要的饮料。绵羊、山羊、猪、狗、奶牛等动物这时也都被驯化了，人们的守猎活动相对较少，这就是当时的畜牧业。
克里特人的手工业专业分工已成趋势。出现了陶工、皮革工、青铜匠、石匠、雕象牙者、书吏等不同种类的职业，民间也有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但在当时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不以手工业为生，而是亦工亦农，或者亦工亦牧，手工业仅是他们在农闲时的副业。
克里特人的艺术天才令人赞叹，克诺索斯等地的宫殿中均有十分精美的壁画，画中人物姿态各异，表情生动，寥寥数笔，往往就使人物形象跃然壁上。克诺索斯王宫千门百户，曲折相通，宫中设施完善，连浴室、卫生间都精心设计。
但是，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克里特各地的宫殿遭到了希腊人或者小亚细亚人的入侵者的严重破坏。这次大破坏后，所有的宫殿都被重建，除规模有所扩大外，新宫殿在设计和建筑风格上都与以前的宫殿十分相似。
宫殿的重建标志着克里特文明进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它的产品被销往古希腊大陆各地，古希腊大陆各城邦受到了克里特的巨大影响。
克里特文明的繁荣维持了大约两个多世纪，在公元前15世纪克诺索斯和其他各地区的宫殿由克里特附近特拉岛的火山喷发被毁。这次的大喷发把克里特岛一分为三。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使克里特的宫殿严重受损，由地震而引起的海啸摧毁了克里特的海军。随风漂来的火山灰几乎毁灭了岛上所有的一切，使克里特陷入了严重的饥荒之中。正当克里特势力剧衰之时，大陆上的希腊人趁火打劫，侵入克里特岛，成了该岛的新主人。此后，克里特便被希腊人占据。克里特原有的文化仅在少数边缘地区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明。
布拉格之春
如果说，埃及的庙宇是上帝之居所，古罗马大教堂是世人之居所，那么希腊的庙宇则可以比作灵魂之居所。阿狄迷斯神庙，是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灵魂的表达，但是它也曾揉进了大量的东方精神。
考古学家爱德华·吉本曾经这样描述奥斯底格斯附近埃菲索斯的阿狄迷斯神庙：“希腊的艺术和亚洲的财富共同创造了这座神圣而宏伟的建筑……波斯、马其顿和罗马那些功盖四方的帝王们也敬畏它的尊严，并增添了它的辉煌。”自然历史学家普林尼则用“希腊的神奇”来表述这座262年毁灭的神庙。
阿狄迷斯神庙是一座简单的、超规模的、直角的而且每边都环绕着柱廊的大型建筑。它是一座巨大的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建筑，坐落在一个极大的、向天空开放的庭院里，因而在很遥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从正面很远看去，像一所圣坛庭院。圣坛庭院本身由柱廊和雕像装饰着。然而，圣坛庭院里的小祭坛，却建得不那么对称。参加正式典礼的牧师可以看到神庙的高处，但他必须转过脸去照顾小祭坛的活动。这种设计使人联想到近东，在那里，庙宇有时从旁边内收一些，而不是让前门或内坛与倾斜的走道紧靠着。
走向神庙高高的台地，要通过一个环绕着整个建筑物的巨型框架的大理石台阶，伴随着向后倾斜的浇铸物或平置于地上的斜面墙。高处的台地大约78.5米宽和131米长。这里的圆柱有20米高，修长而且上面有精致的沟槽。他们精心制作的基座是由圆形的大理石组成，支撑着塑造的浮雕，这些浮雕沿着圆柱形墙壁的底部“环绕奔腾”，这是建筑学在古代世界几近完美的美妙杰作。精致的爱奥尼亚式的柱顶装置了特制的、漂亮的雕刻环状物（涡漩形），保护着那些圆柱，支撑着上面的大理石平梁（柱顶盘）。在圆柱中楣没有图案，但大型的齿状饰物构成了最上面的部分，支撑着上面的三角空间。在人形山墙上是三个显眼的开口，而正中那扇门是由两位亚马孙族女战士的塑像构成的，在屋檐里还有另外两位女战士塑像。
也许比正面观看的多层圆柱形墙壁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当观光者从两个圆柱之间往里走时，他会沉浸在欢迎的氛围中。在这里，门廊的前面，是伫立在雕刻短形座基上的“圆柱森林”。它们与神庙后部门廊的另一个“森林”相互衬托。其中总共有127根圆柱。女神的内室或房间置于邻近高大建筑的中心部位，前后是两道柱门廊。
阿狄迷斯神庙的非凡构造要属于那些惹人注目的人物了，她们在城市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女神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据说她们曾经帮助建筑师切斯弗雷，在那个伟大的大理石神庙的进口道上面安上了过梁。石制过梁如此巨大和沉重，以至于那位建筑师在完成他的任务过程中，由于绝望而差点自杀。
埃菲索斯是古代世界最富裕的金融中心之一，它拥有阿狄迷斯神庙无疑是世界奇观之一的宏伟神庙。阿狄迷斯大圣殿也以它的宏伟壮丽，而成为古代世界的一大奇迹！
马丁·路德·金
库斯科史话
库斯科是秘鲁南部著名古城，也是古印加帝国首都，现为库斯科省省会。它已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旅游胜地。“库斯科”在克丘亚语中意为“世界的中心”。位于比尔加诺塔河上游，安第斯山高原盆地，海拔3410米。居高临下，四周皆崇山峻岭，林木葱郁，气候凉爽，秘鲁人称它为“安第斯山王冠上的明珠”。库斯科城是灿烂的古印加文化的摇篮。
传说公元前1100年时，安第斯山区仍是一片蛮荒，太阳神怜惜这群生活在荒原和黑暗中的子民。于是派遣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第一位印加王——蒙可·卡帕带来光明和温暖，而月神也派自己的女儿玛玛下来成为蒙可·卡帕的妻子。
他们自的的喀喀湖浮出后，便开始了寻找家园的旅程，两人手拿太阳神的金杖测试着沿途的土地，当来到一片水草丰盛的谷地时，太阳神的金杖一下子便消失在土地之中，于是他们便在这片神礻氏所选的圣地定居下来，这就是今天的库斯科——意为“大地之脐”，它也是印加子民心目中的世界中心。由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记载，口传的历史已理不清是神话传说，还是真正的史料，再加上印加人崇拜日月山河等大自然神礻氏，而第一位印加君王又是太阳神之子，君主和百姓之间一直存在着神权的崇拜。反对印加王也就是反对自然之神的思维模式，也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印加人心中。
以库斯科谷地为基地的印加部落，于12世纪逐渐崭露头角，15世纪时建立了印加帝国，版图北起北方的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南到智利中部、阿根廷北部，几乎囊括了南美洲半壁江山，而农业、医疗、建筑也十分先进，人民生活亦相当富庶，因而有“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罗马帝国”之称。然而，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时，西班牙人以强大的武力摧毁了库斯科的印加神殿和宫室，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建起了宏伟的大主教堂和西班牙式的宅第。尽管如此，在西班牙人的破坏与建设之间仍留下不少印加图腾、文物，石造建筑遗迹，其精确的测量与技术，仍是考古界、科学界的谜团。
库斯科城建筑
库斯科古城依照美洲虎的形状而建。头部是位于安第斯山脉上的萨克希沃玛城塞，中部是印加王宫，贵族的住宅在“美洲虎”的尾部。其轮廓现在仍然依稀可见。
沿着石板路走进库斯科，映入眼帘的是清一色的纤瓦屋顶，不仅街道巷弄，就连教堂、民居全都是由石头砌成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库斯科，将财宝文物洗劫一空，后又经几次地震和200多年的拉锯战，城市受到很大破坏；但城内有些印加帝国时代的街道、宫殿、庙宇和房屋建筑，仍留存至今。城中心是武器广场，正中耸立着一位印第安人的全身雕像，四周有西班牙式的拱廊和四座天主教堂。广场东北，有五间大厅的太阳庙建于高耸的金字塔顶，还有月亮神庙和星神庙。广场东南，有相对着的太阳女神大厦和蛇神殿的墙壁遗迹。两个广场附近有考古博物馆。展出印加帝国时期的陶器、纺织品、金银器皿和雕刻碎片等。城中还有1692年建立的大学。距库斯科城1.5千米的300米高处，有举行“太阳祭”的萨克萨瓦曼圆形古堡。以古堡为起点，印加人修筑了长长的栈道，是秘鲁古代一条主要交通干线。
印加广场
走访库斯科城，从位于“美洲虎”腹部的印加中心广场开始。帝国时代，这里是举行宗教祭典与军事典礼的中心广场，西班牙殖民时期改建成包含喷泉和大教堂的城市广场。库斯科城所有的道路、建筑、商家都以广场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开来。
古城宗教建筑群
中心广场东北侧是一组以大教堂为中心的教堂群，左右分别为耶稣玛丽亚教堂和艾尔·特诺夫教堂，广场东侧则是建造在宫殿基址上的耶稣会教堂。大教堂始建于1550年，是西班牙人在宫殿基址之上，融合了西班牙式的文艺复兴建筑风格与印第安人石雕艺术，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建造完成的。左侧钟楼的玛丽亚·安哥拉大钟，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大钟，其洪亮的钟声在40千米以外都能听见。
从中心广场旁边的曼塔斯大街朝西南方走，不远便可到达拉摩宝教堂和修道院，教堂中除了精美的宗教艺术品外，还收藏有鲁本斯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继续往南就到了圣佛朗西斯科广场，以及宏伟的圣佛朗西斯科修道院。再穿过圣·克拉拉拱门，就是秘鲁历史上最古老的圣·克拉拉教堂和修道院。教堂中装饰着上千面镜子的祭坛，是库斯科宗教艺术品中独特的杰作。
穿过洛莱托街，可以来到建造在印加考利坎恰基础上的圣多明哥修道院。“考利坎恰”在登恰印第安语中意为“黄金庭院”，是一座由太阳神庙、月亮神庙、彩虹神庙和星神庙所组成的神庙群，规模相当庞大，是印加时代最重要的信仰中心。据说这个神庙群中的石墙，原本覆盖着700多块、每块重几千克的黄金板。太阳神庙的主祭坛上也以黄金铸造的巨型太阳为装饰，每当阳光照射进来，黄金便会反射出炫目的光芒，将太阳神庙烘托得既神圣又神秘，而另一座月亮神庙则由大量的白银所覆盖。但是当西班牙人占领库斯科之后，不但搜刮了“黄金庭院”中的全部金银饰品，更以此为基础修筑成圣多明哥修道院，“黄金庭院”只剩下回廊下的印加石墙，来寄予人们对昔日印加“黄金庭院”的无限想象。
印加圣谷
流过库斯科北方的乌鲁邦巴河冲积出了乌鲁邦巴峡谷，这个峡谷有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农业十分发达，是印加文明在安第斯山区古文明的源泉，因此又有印加圣谷的美称。峡谷距库斯科市约33千米地，生活在当地的安第斯居民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印加传统。峡谷已然成为安第斯山区中印加文明最重要的保留地。顺着蜿蜒的峡谷前行，沿途有匹萨克考尔卡、酋凯、乌鲁邦巴和奥林泰坦波等印加遗址。
古城博物馆
古城博物馆藏品虽然不多，规模也不大，但却都如实地反映出了库斯科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印加古文化和殖民艺术感兴趣的人，进行一次库斯科博物馆之旅，定会有相当丰富的收获。
海军上将宫是库斯科考古博物馆的所在地，主要介绍秘鲁的人类文化、历史发展，展品有石制的箭簇，及印加神庙中挖掘出的黄金制品等帝国时代的各种用具，因而又称为印加博物馆。有时这里还会展出利马博物馆巡回的文物。
位于巨石街的宗教艺术博物馆是一座建造在第六世印加王印加罗卡宫殿基地上的殖民时代建筑，它曾经是库斯科的主教宫，后来教会将这座建筑和宗教艺术品捐给库斯科市政府，并在此成立博物馆。这一座博物馆别具特色，除了陈列许多以绘画和彩色玻璃品为主的宗教艺术品外，博物馆建筑本身融合了印加石造地基和西班牙木造建筑风格，造型独特且具有历史意义。
卡布列拉屋是座规模不大的小博物馆，主要以展览现代库斯科秘鲁艺术家的作品为主，但馆中最珍贵的收藏为20世纪库斯科著名摄影家马丁·乔比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他的工作室模型，里面保存着他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摄影器材，显示出当时秘鲁摄影技术的运用。而马丁·乔比当时拍摄的库斯科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除了为当地人保留了库斯科过去的记忆，也是人们了解库斯科从过去到现在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太阳神庙
库斯科太阳神庙和庙前的中心广场是举行宗教庆典和节日狂欢的神圣场所。太阳神的儿子——印加王国的始祖蒙可·卡帕将金杖插入此地，这里发出金光，耀如太阳，所以又称“金宫”。太阳神庙由一个主殿和周围几个小配殿组成。西班牙的一位史学家描述这座神庙：太阳神庙面朝东方，是在一块圣地上建筑起来的。整座庙宇用精心修整过的平滑巨大的石板砌成，这里有一个很优美的祭台，主殿占地约400平方米，上下都镶有较厚的纯金片。正面墙壁上有太阳神偶像，是一块绘有男子脸形、周围环绕着光芒和火焰的、用黄金制成的厚重的圆形凸片，它面朝东方，在太阳照射下，放出万道金光。在太阳神左右两侧的金御椅，举行典礼时，当政的印加王就坐在上面。主殿的周围是五个正方形的小殿，它们依次为供奉月神——太阳神的姐妹和妻子的月神殿，殿里的每一件东西都纯银制成的。月神像是绘有女人面容的银制圆凸片，接着是供奉金星和7颗启明星以及天上其他的星星的“星房”，与月亮神殿一样，殿中所有的器物也均由白银制成。
印加石墙
库斯科市中心除了红瓦石墙的教堂、民居外，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充满韵味的印加石墙，两侧分立着祭妇楼和耶稣会教堂的洛莱托街，是目前库斯科最长的一段古印加石墙。在巨石夹道的小巷中前行，两侧打磨光滑的花岗石令人不由得伸手抚触。在感叹前人的匠心巧作之时，会奇怪石墙最底层皆以小石块为底，而上面的方石却逐渐往里倾斜堆叠，原来这样可以减缓地震所造成的危害，据说在历次大地震中，建于印加石墙上的殖民建筑几乎完全倾倒，而底层的印加石墙却丝毫无损，实在令人惊奇。巨石街是库斯科城中另一条有名的街道，这里保留着一段第六世印加王——印加罗卡宫殿的石墙遗址。与洛莱托街的石墙不同，巨石街的石墙全部由体积巨大的石块堆砌，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块有12个角的巨石，天衣无缝地和其他巨石镶嵌在一起，充分表现出印加人精湛的石材技术。传说十二角石可能是印加时代的月份牌，12个角分别代表了一年的十二个月。
萨克希沃玛城塞
从库斯科沿着崎岖难行的石道直奔山顶，就到了著名的萨克希沃玛城塞。放眼望去，一堵巨石砌成的三重石墙就矗立在眼前，由一块块数人高的石头堆叠出的墙体，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萨克希沃玛城塞是印加帝国美洲虎都城格局的头部所在，遗址上有一座象征虎眼的石塔，现在只存圆圈基址，而三排之字形的石墙就像是美洲虎的牙齿。根据考古学家考证，之字形外墙在防御上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可以使敌军在接近城墙时隐入死角，腹背受故，防御功能远远胜于普通城墙。另外，也有考古学家指出之字形外墙，可能也是印加建筑的特有造型，除了可以明显地反应出阳光和光阴影的差异性，更可使人们清楚体会到光的存在和光对万物的影响。
“星球大战”计划
在《中兴小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其制如大桅，长十余丈，上置巨石，遇官军船近，即倒拍竿击碎之。农民军谓之‘车船’。”那么，这种车船是由谁发明的呢？
一、唐代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皋发明的。据《旧唐书·李皋传》载：“李皋）尝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这里所说的二轮战船就是车船，这里认为车船就是李皋造的了。南宋绍兴三年李纲奏折道：“余得唐嗣王皋遗制，创造战船数十艘，上下三层，挟以车轮，鼓蹈而前，观者如堵。”这里虽不是明确地说李皋造车船，然而非唐人造无疑了。同时史载李皋曾经在江南生活过，这就不能排除江南水乡的生活经历使其会造此船成为可能。
二、车船是由南宋都水监水手木匠都料高宣发明的。《杨么事迹》说：“程吏部……偶得一随军人，原是都水监白波辇运司黄河扫岸水手木匠都料高宣者，献车船样……打造大车船一只，数日并工而成。”不难看出，该书作者认为车船是高宣献图并制造的，而农民军拥有的车船却是从官军手中夺来的。该书中写道：“程吏部班师，奈氵止江之水渐落，氵止江口滩浅，车船不能出，贼遂力争夺。覃统制烧之不迭，其船尽为贼有。”
车船的发明者究竟是谁，还有待于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研究得出确定的结论。
水门事件
印加原为今秘鲁利马附近的一个土著印第安人部落。11世纪起，印加人不断兼并附近部落，1438年建立起了强大的印加帝国。16世纪初，它的领土北起哥伦比亚，南至智利中部，西临太平洋，东到阿根廷北部，面积达2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万，这一时期是印加帝国最为强盛的时期。
崇拜太阳神的印加人认为，金子很像太阳的光辉，所以，不仅在建造神庙和宫殿时大量使用黄金和黄金制品，而且也以佩带和珍藏金制品为骄傲。
印加人早在11世纪起就开始收藏黄金，据估计，如果把印加所有的黄金积聚到一起的话，其价值可能相当于当时世界其他地方黄金总和的两倍。正因为这样，殖民主义者才垂涎三尺，以皮萨罗为首的西班牙殖民者从1526年1月就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开始对印加帝国进行了侵略和疯狂的屠杀。
1532年，皮萨罗再次率领西班牙殖民军从巴拿马出发，入侵印加帝国。在到达印加帝国的卡哈马卡城后，皮萨罗设下圈套，把当时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扣押起来作为人质，要求皇室用装满关押他的房间那么多的黄金来赎阿塔瓦尔帕。
按照皮萨罗的秘书计算，关押阿塔瓦尔帕皇帝的那间房子长6米，宽6.5米，高2.8米。这就是说，需要40万公斤黄金才能堆满这间约115立方米空间的房子。阿塔瓦尔帕皇帝答应了这个条件，并派臣仆很快交来了10万公斤黄金。
心毒手狠老奸巨滑的皮萨罗想，如果就这样把皇帝放走，他肯定会带领印加人起来反抗的。于是，皮萨罗又给皇帝扣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于1533年10月在卡哈马卡城广场将阿塔瓦尔帕皇帝公开处决了。
而与此同时，皇帝的臣仆们正奔驰在为皇帝赎身黄金的路上呢。当获悉皇帝已被处决之后，印加人很快把这一大笔黄金隐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随后，皮萨罗率领着手下士兵，从卡哈马卡城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开进了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
皮萨罗的兄弟佩德洛曾这样描述：“虽然是珍贵的器皿已被印第安人带走了，但我们还是发现了一尊金塑像，印第安人痛心地说，它就是印加王朝的始祖像。”他还说：“我们在库斯科城郊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些金乌龟，以及上边装饰着鸟、蜘蛛、蜥蜴、蛇和其他昆虫的金器皿。有一个印第安人告诉我们，在靠近维拉贡加镇的一个秘密洞穴之中，还藏着大量金板。但是，几天之后，这个报告情况的印第安人便失踪不见了。”
由此可见，大量的金银财宝被秘密藏了起来，并且让外人永远无法找到它们。因为在当时，祭司们先让奴仆把金银财宝运到隐藏地点附近的地方，然后让另一些忠心的印第安人将他们换下来，这些忠心耿耿的奴仆则听从主人安排，把财宝藏好后，便毫无怨言地自杀了。
有一些史学家通过研究印加人的传统习俗甚至一些生活习惯后，肯定地认为，印加人把他们祖先的金银财宝全都藏了起来。据估计，在1533年被印加人隐藏的是公元11世纪以来15个印加皇帝的财富，其总价值相当于秘鲁金矿从公元16世纪到1805年所开采的黄金总和的3倍，数量令人惊叹。
也有人认为，印加人带着金银财宝逃离库斯科后悄悄来到的的喀喀湖，因为的的喀喀湖是印加人所崇拜的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后所创建的印加帝国的圣地之所在。因此此湖又被印第安人叫作“丘基博”，其意就是“聚金盆”，由于在湖畔周围有着丰富的金矿，印第安人利用冶炼技术生产黄金，制成各种黄金装饰品。皮萨罗在1533年12月曾派部下迭戈·德阿佐罗和佩罗·马丁内斯·德莫格尔去的的喀喀湖寻找这些黄金。不久，他又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直到1540年皮萨罗被人暗杀时，西班牙人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一大笔印加黄金，真是枉费天日。
毫无疑问，这一大笔金银财宝依然沉睡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有人说印加人带着黄金巨宝和历代皇帝皇后的木乃伊到了的的喀喀湖以后，便乘坐筏子向湖中心划去。这时，一名祭司站了起来，在对天祈祷祭祀了一番后，命令将所有带来的金银珍宝一件件地投入到湖中，沉入湖底。
还有人认为，印加黄金被隐藏在库斯科东面的萨克萨伊瓦曼要塞的地道里。因为那里是印加入埋藏财宝的传统地方。据说在要塞的中央耸立着一座圆塔状的建筑物，在圆塔的一个构造奇特的平台上，通过一个迷宫般的曲折的小道，可以进入地道。但是，由于明沟暗道实在复杂难辨，所以至今没有人能找到地道的进口。
据历史学家分析，西班牙人曾想发掘萨克萨伊瓦曼地道，但是他们未能成功。因为，萨克萨伊瓦曼要塞被认为是南美洲印第安人最伟大的军事工程建筑之一和最牢固的要塞。
“萨克萨伊瓦曼”这个词在土著印第安人的语言里就是“山鹰”的意思。从要塞遗迹上可以看出，要塞从上到下共有三道用巨石砌成的围墙，每道围墙高20米上下，里层的石墙长350米左右，最外面的一道围墙长达500米，用来砌筑围墙的石头有的重达350多吨。要塞一共有23个堡垒和一个了望台，附近还有许多建筑与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又有人认为，印加帝国的后方重阵马丘比丘也可能是印加金宝的一个主要隐蔽之地。为了找到印加金宝，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和随后300多年中怀揣各种目的的探险家们，曾经在安第斯山的群峰密林中寻找这座神秘的古城，但始终也没有发现任何遗迹，不得不空手而归，想宝兴叹了。
可是，美国耶鲁大学研究拉丁美洲历史的年轻助教却在1913年在库斯科西北120公里处的乌鲁班巴河的两座峭峰之间找到了这座失踪400年之久的古城。
马丘比丘城建在云雾缭绕的安第斯山脉一座海拔为2432米的山顶上，地势险要。城里有广场、道路、城门、台阶以及壮观的寺庙、宫殿、祭坛等建筑。建筑物都用浅色花岗石砌成。在一座神庙的祭坛上，有一个用200多吨重的花岗石板筑起来的祭台。这些石头建筑物不用灰浆和水泥，但粘合得非常紧密，这一点十分令人神奇。
马丘比丘废城的发现，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但是，由于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记载资料，到底这座神秘的印加古城究竟何年建立、为何而建以及为什么废弃，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据历史学家休白说，在1535年前后，西班牙曾派鲁伊·迪亚作为特使，去跟印加皇帝进行谈判。皇帝把一碗玉米豆撒在地上，随后拿起其中的一粒玉米对迪亚说：“这就是西班牙人拿走的印加黄金。”接着又指了指地上的玉米说：“这就是印加人留下来的黄金。我可以把这些都给你，但是你必须保证永远离开此地。”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笔买卖并没有做成。人们从这个历史的小插曲中也可以看出，芒科是有人知道印加金宝的隐藏之地的。不过，这笔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大藏宝的印加财宝，至今也无人知道它的埋藏地点，更不用说去挖掘它了。
撒切尔夫人
如果说在数千年以前，遥远星球上的宇航员来到地球，我们那些无知的原始祖先不知道他们会有如此高超的技术，于是便把他们当作神来顶礼膜拜。比如在地球上的一些原始部落，对他们来说，喷气式飞机就是天使的神车，机关枪就是魔鬼的武器，而无线电收音机中的声音则是神的声音。这些最后的原始部落也天真地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技术成就留给他们的印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们还把神的形象和自天而降的神奇的船涂刻在陡岩和洞壁上。北美、法国、撒哈拉、津巴布韦、智利的许多洞穴画，都有助于我们了解星外的情况。但是真是假，就无从考证了。
法国学者亨利在撒哈拉东部的塔西里发现了几百幅动物和人的壁画，有些人像穿着精致的短上衣，他们带着棍子，棍子上还有不明用途的盒子。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动物画旁边的一个穿潜水服的生物，罗特给他取名为大火星神。原画高度超6米，在它那沉重有力的肩上搁着头盔，头盔用一种接口与躯干部分连结，头盔上口、鼻等部位有几条狭长的缝。如果这画是惟一的话，人们可能很容易相信，这只是偶然的杰作。可是在塔西里还有几幅同样装束的笨头笨脑的人像。甚至美洲的加利福尼亚的图莱尔地区的岩壁上，也发现了十分相似的画像。
退一步说，就算原始的艺术家很笨拙，能画出这样粗劣画像已经很不错了，可他们为什么能够把众多动物和正常的人类形象画得这么好呢？看来，更可靠的推论是这些“艺术家”们亲眼看到所画的内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幅洞穴画上有一个身体图形，任何人不用多想就可以认得出来，这是一支装在双重框架里的普通计算尺。在伊朗的锡亚尔克发现的陶器上画有一种不知名的动物，头上长着两只朝上的巨角，左右两个角上都有6圈螺旋线。
如果在塔西里、法国和美国的那些壁画确实画出了原始人所看见的东西，那又怎样呢？如果杆子上的螺旋线真的是天线，同原始人在陌生的神身上看见的一样，那么我们能够说什么呢？不应该存在的东西确实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吗？南非布兰德拜格的白种女人壁画像与20世纪的绘画不差毫厘，她身穿一件短袖套衫和臀部包得很紧的紧身裤，戴着手套，还有便鞋和吊袜带。在这女人的背后，还站着一位瘦瘦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奇怪的有刺的棒子，戴着一具非常复杂的面具和头盔，这幅画被专家公认为一幅现代画。但是，这却是地地道道的洞穴人的壁画，这又作何解释呢？
穿着臃肿服装的画像又出现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的瓦尔卡莫尼卡，他们的头上还长着触角。我们很难认为意大利的洞穴人会奔走于北美、瑞典、撒哈拉和西班牙的雷亚尔城之间，去传授他们的才能和思想技术。但棘手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始人会不约而同地创造出穿着臃肿的服装、头上带有天线的形象呢？他们创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形象，与现在的宇航员的形象没什么两样的。
里根遇刺
医学是穆斯林科学家最为关注的学科。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以及波斯、印度医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穆斯林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却在长期的医学实践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技术。穆斯林的医学总是与伊斯兰传统科学特别是与伊斯兰哲学密不可分。医务工作被认为是一种高贵和神圣的职业，因此医生要遵循职业道德并要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在穆斯林医生看来，医务工作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非通过收取高额医疗费用和高价药费来聚敛钱财。医生还应仁慈宽厚待人，对病人要有人道精神和同情心，说话还应和气，等等。
穆斯林医院的机构建制，最初是沿袭波斯和拜占廷的体制。医院与医疗教学相结合，是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医学向穆斯林传播的主要途径。据说，穆斯林开始建立医院是在哈里发瓦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时期，最早的穆斯林医院便是由这位哈里发于707年在大马士革创建的。但第一个设备齐全、名副其实的医院，当属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时期在巴格达创建的医院。该院后来名医云集，成为医疗中心和医学教学研究中心，巴格达的很多医院都是以该院为楷模创建的。在12世纪又分别在开罗创办了曼苏里医院以及大马士革的努里医院。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是全天24小时对外门诊，以便患者随时得到适宜的治疗。穆斯林医院的发展也呈多样化趋势，有综合性医院，也有为麻风病、精神病患者甚至为动物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专科医院。大的医院一般都附设有图书馆、演讲厅和其他教学设施，使医疗与教学相结合。
伊斯兰传统医学实践还与药房和药店有密切关系，药商往往要比正式行医的医生更多地参与日常医疗服务。直到今天，伊斯兰国家一些传统的药商除了仍可满足顾客的一般性医疗服务要求，还能为那些尚未恶化的常见病提供药物治疗。穆斯林的沐浴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它是传统医学保健的一部分。
如同在其他领域，阿拉伯在医学方面也产生了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穆塔瓦基勒在位期间，哈里发的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著有《智慧的乐园》一书，是为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医学纲要。拉齐（865～925）全名阿布·柏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西部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巴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毒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有史以来关于天花、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性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伊本·西那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眼科和妇产科，系统论述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药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中东战争
希伯莱文明的独特性与希伯莱民族的独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民族起源一般意义上来说，希伯莱民族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诸民族的一员，希伯莱人的族长亚伯拉罕就出生在这一地区。从种族上看，希伯莱民族应是闪米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种族观念并不是希伯莱民族界定民族组成的惟一标准。其次，血缘关系也不是界定希伯莱人身份的惟一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作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标志，对希伯莱人界定是以信仰为界进行区分。只有在信仰上具有统一性的人才被视为希伯莱人。
有人曾对此形象地说希伯莱人是一个“只忠于一位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民族。这种独特的、以信仰认同为主要标准的民族认知的做法显然对希伯莱文明的发展和留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希伯莱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特别注重信仰的民族之一。
希伯莱民族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他们历史观的形成上。在希伯莱民族诞生与发展的中东地区生活着众多民族。其中不少民族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创造者，例如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等等。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的思想深受“轮回规律”的观念影响和束缚，把历史看成是与一年四季一样的现象，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活规律不过是一种轮回与重复，今人只是在重复旧人的生活，未来只是一种对过去的重复。这种认为历史受轮回规律无情支配的历史观不仅使得生活变得单调且无意义，而且对生活充满深深的忧郁和悲观。由于希伯莱民族独特的经历，其历史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不同，是在希伯莱民族不断流散中形成的；再加上希伯莱人是一个很早就失去属于自己的地域的民族，其历史的大部分是在与其他民族杂居情况下发生的，地域和疆界对希伯莱民族历史观的形成不再显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与时间的联系和对历史经历的记忆，从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审视人类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是一种线性直进过程的观点。这种直进的历史观是希伯莱人文化遗产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思想。
在谈论希伯莱民族时，人们还常常用“小民族，大声音”来形容。正是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却凭借着对民族理想的执著，对自身文化的不断创造，相信言词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以其文化上的成就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成为中东地区惟一在上古时期就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对世界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且以“一以贯之”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同时，也更从反面印证了希伯莱民族异于其他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
海湾战争
长城史话
长城位于中国北部，因其长约一万两千多华甲，故而得名“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建筑，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凝聚着祖先的血汗。长城东起渤海湾的山海关，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到甘肃的嘉峪关，大部分在崇山峻岭之上建造，气势磅礴，宛如巨龙盘旋。各地的长城中，以北京八达岭长城保存得最完好，此外还有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金山岭长城、古北口长城等。河北山海关、甘肃嘉峪关、天津黄崖关长城也都是著名的长城游览胜地。
公元前7世纪左右，战国时代的楚国，率先将西北、北、东北方向的烽火台和城堡用防御城墙串连起来，总长约500千米，称为“方城”。公元前5、6世纪，齐国又修筑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墙。到了公元前4世纪，秦、燕、韩、赵、魏等国，也各自在领土上修筑了长达几百千米的城墙，作为相互防御的工事。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等，经常南下侵犯燕、赵、秦的领土，抢夺牲畜和粮食，甚至将人民抓去作奴隶，因此这三国涂了在与邻国的边境上筑城墙，另外又在北方建城墙，这便是以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基础。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根据《史记·蒙恬传》的记载：“始皇二十六年，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长城的西段是沿秦昭王的旧城修缮而成，北面、东面则是连接赵、燕的旧城，西起高阙，东到造阳，再东行，抵达辽东。修筑时间从秦始皇三十年伐匈奴开始，以八年时间筑成。当时的长城长一万余华里，等于5000多千米，因此这一时代的长城便有了“万里长城”的称呼。
秦始皇时代的长城虽已达万里规模，可是汉朝的长城更加宏伟，长度达10000多千米，是历史上将长城修筑到最长的时代。防御匈奴是汉长城的首要目标。西汉初年，匈奴首领曼单子之子冒顿，不但侵占邻近部落还南下蚕食中原国土，汉高祖刘邦曾亲自率兵32万，驱逐匈奴，连打胜仗。但由于西汉王朝才刚建立，政权还不稳固，所以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在和亲的几十年中，匈奴人还是不断地骚扰边境，汉文帝、汉景帝曾多次反击，到了汉武帝时期，他不但命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同时还修缮并新建长城。所建长城西起大宛贰师城、赤谷城、经龟兹、鸟耆、车师、居延，沿着燕然山，胪朐河一直延伸到黑龙江北岸，其工程之浩大，远远超出秦始皇时代。这个时期长城的结构也有了改变，长城的建址选在险要的地形上，并在墙上相隔一定的距离修筑城堡、关隘和烽火台，因此汉长城不仅只是一道墙，而且还是坚固的防卫阵线。《汉书·匈奴传》记载：“是时，汉边境烽火候望严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在此之后，“匈奴远遁，汉南无王庭”了。后来唐朝的版图超过长城以北，宋朝的版图在长城之南，过去的长城已失去作用。元朝则因版图广大，而且统治者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以也没有必要修长城。到了明初，蒙古人仍不断南下侵略，同时东北又有女真族兴起，因此北方的防御又显得格外重要。朱元璋在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就采纳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以空前浩大的手笔，用砖包砌长城的夯土墙体，并在王朝建立后的两百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长城。明朝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总长度至少7300千米。
长城的建造
早期修建长城采用就地取材的方法，即夯砖垒墙。这与修建民居所用纳方法一样其具体方法是：将两排木板竖起成为墙的两边，接着分层将泥土倒入密封的木板之内，然后将其夯实。木板平均有4米长，可装80立方米泥土。这样可以生产出8～10厘米厚的砖层，不过后来也发现有3～20厘米厚的砖层。有时，也把薄薄纳芦苇层夹在泥土层中，以此加速砖的干燥过程。在戈壁沙漠及草原地区，城墙的建造取材于当地的植物。人们将15厘米厚的红棕叶或芦苇与不太厚的卵石和泥土层进行混压，这样就制成了一种具有当地特色的砖墙。在塔里木盆地，城墙则是用大捆的灌木从，白杨树干与夯实的土坯混合建成的。
所有城墙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每层都要用力夯实，然后再夯上另一层。这种建筑的耐久性，可从保存下来的几节城墙中得知。这几节城墙建于公元前656年。在中匡北方，公元前300年的秦城墙仍有3米高。城墙底部有4.2米宽，城墙上部有2.5米宽，是用黄泥与少量碎石夯实而成的。在甘肃，保存有4米高的汉城墙，其中包括位于王门关的一座最大的要塞。城墙的墙砖在拐角处犬牙交错，方形的城门上窄下宽，这样可以防止城墙坍塌。在这个地区，还保存有100多座烽火台。它们或用夯实的土坯建成，或用晒制的砖坯修建。在这几节城墙上，每隔1600～2500米，就有一座下宽上窄的烽火台，台的底部面积为17平方米，台高25米。烽火台的墙上。还有明显的脚手架的痕迹。长城大部分修建于明代，那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修建方法。长城的西段，仍按传统方法修建。但为了保护首都北京不受蒙古人和满族人的侵犯，它的东段都用石头和砖头砌成，其地基是夯实的土或碎石。其他如山海关这样依山临海的要塞，修建得很像一座小小的城堡。这儿有备战用的掩体和隐蔽处，可开闭的吊桥，训练兵勇用的操练场，战备仓库。外面还有草料场。
北段的长城
长城横贯东西，北段的长城沿着燕山山脉起伏翻转，横越河北省北部。这段长城自古以来便担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因此关隘密集，各种防御工事也相当完备，其中以镇守在北京北方的古北口、慕田峪和居庸关等雄关隘口最有名，修复得也最完整。
古北口是北京东北方通往承德、内蒙古高原的必经之路，最早建于北齐天宝六年，后于明洪武十一年重修，古北口关城跨于两山之上，关门有三座，并且设有守御千户所。目前古北口附近山峦上的长城仍然保存完好，分别为金山岭长城和司马台长城。慕田峪长城建于明朝，位于北京市正北方的怀柔县北部，距离北京城区70余千米。这段长城气势雄伟，结构十分独特。例如它的关门开在南侧楼城墙上，且位于山中，所以出入的人马甚少，而今更是无人取道。居庸关在北京的西北方，最早建于北魏，现在的关城和长城则是明朝重修。辽朝末年，金兵进逼居庸关时，辽军满以为雄关可守，但没想到藏身的崖石突然崩塌，压死许多士兵，因而不战自溃。金朝将亡时，元军已至居庸关外，金兵便将几重关门都关上，并在附近100多千米范围内布满鹿角似的路障。元军得知金兵设防严密，便趁黑夜从另一条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径偷渡，至天亮已绕过居庸关，朝向金中都（北京）攻去。元末，明兵从居庸关攻入，直下元大都（北京）。明朝的灭亡则是李自成从南口和八达岭两个方向攻打居庸关，消灭了明朝的守军，再直取北京的。现在居庸关已重建，关城的中心是元朝的云台，洁白的栏杆、高耸的石台、深邃的门洞，相当精美。从这里环视四周的城垣、城楼、军营和器械库等建筑，更觉雄伟壮观。居庸关的北口即是著名的八达岭，也是现存长城中最雄伟壮丽的一段。
北京市再往东的长城仍不减其磅礴气势，续跨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像一条巨龙奔入渤海湾，其中的重要关隘则有山海关和黄崖关。山海关位于渤海湾的尽头，秦皇岛市的东北部，最早建于北齐天宝年间，后于明洪武十四年起陆续修建。这段长城大部分以砖石砌筑，内填碎石夯土，也有少部分以石块砌成。它的平均高度为7米，也有的地方高达14米。长城从山海关东门往南延伸4千米便直插入海，伸入海中的部分称为老龙头，上面还建有一座城台敌楼。这段长城的基座是由许多反扣的铁锅组成，因此伸入海中数百年却没有被冲走，相当坚固。由于山海关依山临海，形势险要，故有人以“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来形容它的重要性。
西北段长城
向西绵延的长城，自居庸关分两线斜纵进行，明朝分为外长城和内长城。北走的外长城越过太行山北端，沿阴山山麓延伸，横跨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南走的内长城则经太行山脉，伸入山西北部腹地，在老营地区与外长城会合。两道合二为一的长城再沿黄河蛇行2000千米，横越陕西北部，到了甘肃与宁夏边境地区，又分为两路，并在甘肃武威附近会合，而后继续沿着祁连山纵行河西走廊，直抵嘉峪关。这段长城横跨五省，三越黄河，途经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戈壁地区，黄沙滚滚，景色苍茫，其中以内长城的雁门关最著名。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处，始建于唐朝，如今所见则是在明洪武七年所修。这里东西两侧山势峭拔，东南是著名的五台山，西侧是恒山西段，两山对峙，形状如门，《山海经》记载“雁门，飞雁出于其门”，故名雁门关。从关内望去，群山绵延，道路盘旋崎岖，地形极为险要。旧时雁门关外筑大石墙数道，小石墙25道，隘口18个，与宁武关、偏头关并称为“内三关”，不过现在雁门关一带的长城早已经残缺不全，徒留断壁残垣。
东欧剧变
漫谈故宫
北京的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水平的体现。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公元1406），建成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其时称紫禁城，1925年始称故宫。从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故宫，结束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统治，故宫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先后经历了24位皇帝。故宫还是我国收藏最好，最丰富的文物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建成于1925年，文物收藏主要来源于清宫旧藏。抗战期间，为确保国家安全，曾将精选的五批故宫文物转移南方，抗战胜利后，部分运回故宫，部分运抵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千方百计收集流失文物，使故宫新旧藏品达到数百万，其中包括：青铜器、王器、金银器、陶瓷器、牙竹木雕、丝织刺绣、文房四宝、绘画书法、家具等，代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准。
故宫的建筑特色
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现有建筑980余座，有屋8700余间，故宫四周绕以10米高的城墙，外有50余米宽的护城河。明清故宫建于北京城的中央，以南北为中轴线，坐北朝南，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思想；故宫城外是皇城，皇城外又有北京城，城城包围，显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历史上，故宫因火灾和其他原因曾多次重建，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整个皇宫建筑分为南部前朝和北部后廷两部分。前朝有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这三大殿是故宫中最大的建筑物，也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后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左右东西六宫为翼，是皇帝、皇后、嫔妃居住的地方。前朝后廷，界限分明，不可随便逾越，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等级分明。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念。中国的建筑匠师们将这座建筑规划得井井有条，利用重重的墙门和庭院把故宫有序地组合成壮丽的建筑群。明清故宫的规划和建筑，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创新，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其室内外建筑空间的组合，建筑体量大小的搭配，材料的运用，小品的陈设，装饰的制作。多色彩的选择和运用，在这座皇家宫殿建筑中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天安门
天安门是皇城正门，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起初，它仅是一座三层楼式的木坊。明英宗时被烧毁。宪宗时工部尚书白圭主持修复，建城楼。宽五楹，深三楹，明末又毁。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为宽九楹、深五楹的重檐歇山顶城楼，改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解放后曾多次修缮，楼原高33.7米，1970年2月重修后，为34.7米。天安门前的华表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华表承露盘上的小兽叫“犼”，头向南方，也叫“望君归”。西华表上有一处残缺，是八国联军炮轰的罪证。天安门前的河为外金水河，河上共有七座汉白玉石桥。当中一桥是御路桥，为帝后专用；两侧是皇族桥；再外为品级桥，三品以上大员行走；四品以下官吏，只能走最外侧的公生桥。
交泰殿
在清代，皇后生日称为千秋节。那天，皇后要在交泰殿举行典礼，接受皇贵妃、贵妃、妃、嫔、公主、福晋等的朝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皇帝将代表皇权的二十五宝存放在交泰殿。这些玉玺由内阁掌握，由宫殿监的监正管理，用时须请示皇帝，经许可后方可使用。存放在这里的每方宝玺各有不同的用途：“皇帝之宝”用于颁发语书、录取进士时公布皇榜；“制法之宝”和“命德之宝”用于谕旨臣僚和奖励官吏；“制驭六师之宝”用于军事。宝玺置于宝盒内，上面覆盖黄绫。现在，宝盒仍按原来的位置陈设在交泰殿。交泰殿内陈列的大自鸣钟，是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由清宫造办处制造的。其外壳是仿中国式楼阁型的木柜，通高5.8米，共分上中下三层。钟楼背面有一小阶梯，登上阶梯，可以给自鸣钟上弦。自鸣钟走动后，可按照自动打点报刻。现在，这座自鸣钟已经历过两百个年头，却仍能正常准确地走动，打点报刻时，声音清脆洪亮，由此可见它的制造工艺非常精良。陈列在吏泰殿的铜壶滴漏，是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制造的，这是中国保存至今仍然完好的漏壶。铜壶滴漏也可称为漏壶，是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早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发明了用水滴漏的计时方法。
太和殿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内最大的宫殿。明代时，它名为奉天殿、皇极殿；到了清代改称为太和殿。太和殿经历过三次火灾和一次兵灾，现在可见的是清朝所建的宫殿。太和殿面积为2377平方米；从地面到脊吻的起架最高，达35.5米。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共有72根大柱支撑其全部重量，其中顶梁大柱最粗最高，直径为1.6米，高为12.7米。太和殿有五脊四坡庑殿顶，黄瓦重檐；梁楣彩画用的是“金龙和玺彩画”；就连角檐重脊上仙人身后的小兽数量也最多，用了10个。殿内顶棚全是金龙图案的井口天花，正中有口衔宝珠的浮雕蟠龙藻井。殿的中央设楠木镂空透雕龙纹的金漆基台，上设九龙金漆宝座，宝座背后有雕龙金漆屏风；宝座两侧又有六根贴金盘龙大柱，东侧三根金柱的龙首向西朝着宝座张望，西侧三根金柱的龙首向东朝着宝座张望，使整个大殿万龙竞舞，从而营造出捍卫宝座的气氛。
乾清宫
乾清宫是内廷正殿，面宽九间，进深五间，高20米。殿的正中有宝座，两头有暖阁。明代的十四个皇帝和清代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清代顺治、康熙年间，乾清宫与政务关系相当密切，皇帝在这里读书学习、批阁奏章、召见官员、接见外国使节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乾清宫正殿高悬着由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藏有决定太子命运的“建储匣”。在当时，皇子之间夺取皇位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自雍正朝开始采取秘密建储的办法，即皇帝生前不公开立皇太子，而秘密写出所选皇位继承人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放在皇帝身边，一份封在“建储匣”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背后。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宣布皇位的继承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按此制度登上宝座的。到了清代后期，由于咸丰皇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和光绪皇帝没有儿子，这种秘密立储的办法才失去其意义。
在乾清宫前露台两侧有两座石台，石台上各设一座鎏金铜亭，称作江山杜稷金殿，口语也称其为金亭子。在乾清宫露台南沿和御路、阶梯衔接处，有三个涵洞，高近两米左右，宽一米左右，名为“老虎洞”。据说，因为皇宫中等级森严，侍奉皇帝的内传不能登上露台和御路，只能在“老虎洞”中来往穿行。
坤宁宫
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面阔九间，原来是正面中间开门，有东西暖阁。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时，崇祯皇帝的皇后周氏就是在坤宁宫自缢身亡的。清代，除东西两头的两间通道外，按满族的习俗把坤宁宫西端四间改造为祭神的场所，从东数第三间开门，并改成两扇对开的门，进门对面设大锅三口，为祭神煮肉用。每天早晚都有祭神活动。凡是大祭的日子和每月初一、十五，皇帝、皇后都亲自祭神。每逢大的庆典和元旦，皇后还要在这里举行庆贺礼。
在清代，坤宁宫的东端两间是皇帝大婚时的洞房。房内墙壁饰以红漆，顶棚高悬双喜宫灯。洞房有东西二门，西门里和东门外的木影壁内外，都饰以金漆双喜大字，有出门见喜之意。洞房西北角设龙凤喜床，床铺前挂的帐子和床铺上放的被子，都是江南精工织绣，上面各绣神态各异的100个玩童，称作“百子帐”和“百子被”，五彩缤纷，鲜艳夺目。皇帝大婚时要在这里住两天，之后再另住其他宫殿。现在洞房内的装修和陈设，是光绪皇帝大婚时布置的原状。
御花园
御花园位于北京故宫中轴线的最北端，在坤宁宫后方，明代称为“宫后苑”，清代称御花园。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以后曾有增修，现仍保留初建时的基本格局。园中不少殿宇和树石，都是15世纪明代遗物。御花园原为帝王后妃休息、游赏而建，但也有祭祀、颐养、藏书、读书等用途。
御花园占地约11000多平方米，全园南北宽80米，东西长约140米，有建筑20余处。园内建筑布局对称而不呆板，舒展而不零散，各式建筑，无论是依墙而建还是亭台独立，均玲珑别致，疏密合度。御花园以钦安殿为中心，园林建筑采用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布局紧凑、古典富丽。园内青翠的松、柏、竹间点缀着山石，形成四季长青的园林景观。
苏联解体
初识竞技场
杰姆，位于突尼斯东部，古称“塞斯特鲁斯”，是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它依靠橄榄树种植业而迅速发展，成为北非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杰姆在鼎盛时期有人口30000，并建有广场、马戏场，竞技场、花园，富人的住宅。杰姆的古罗马竞技场是北非最大的竞技场遗址。这个建于3世纪的巨大的圆形竞技场能够容纳35万名观众，其建筑结构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庄严和庞大，是古罗马帝国在非洲留下的一座著名的辉煌建筑。不少著名作家如莫泊桑、福楼拜等都曾专程来此观光，并将它描述为“世间美妙绝伦的斗兽场”，“罗马帝国在非洲存在的标志和象征”。
见证历史的竞技场
杰姆的这座竞技场被公认为北非最具吸引力的罗马时代建筑，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位列第四。椭圆外形和巨大规模（长150米，宽124米，周长457米）都使这座非凡的建筑物体现出罗马建筑师和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也成为了罗马帝国一段历史的见证。235年到268年间，罗马帝国由一连串的残暴军事独裁者统治。最早的一个是马克西米努斯皇帝，他的铁腕政策在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澈起了一场暴动。在蒂斯杜斯（今天的杰姆），当地人因为橄榄油的跌价而穷困潦倒，罗马皇帝的沉重赋税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怒火，人们终于揭竿而起。在巨大的竞技场上举行的起义仪式上，反抗者推举年老的北非总督戈尔迪安一世为新的罗马皇帝。当时戈尔迪安因热心赞助体育活动，获得广泛支持，他是建筑杰姆竞技场的最热衷的支持者。然而，戈尔迪安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接受了皇帝头衔。他的野心招来了一场灾难。忠于马克西米努斯的军队很快在战场上击败了戈尔迪安的部队，将杰姆洗劫一空，还杀死了戈尔迪安的儿子。不久戈尔迪安在迦太基自己的别墅自杀。不管结局怎样悲惨，戈尔迪安曾热心修建了竞技场，又在此登基称帝成为一代名人。6世纪，当杰姆被奥斯曼的哈里发的军队包围时，竞技场曾是柏柏尔人重要据点之一。奥列斯王后卡赫娜躲藏在竞技场高围墙后面才幸免于难。7世纪左右，北非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这座罗马竞技场也就顺势成为柏柏尔人举行节庆的场所，在17世纪前，竞技场基本上是完整无损的，没有丝毫瑕疵影响到它的庄严雄伟。17世纪初，竞技场的一部分墙体不见了，这是人为破坏造成的。1726年，奥斯曼帝国皇帝为镇压抗拒捐税的义民，下令向场内群众开炮，致使竞技场被破坏，残存部分仅有原来五分之三左右。竞技场的围墙也被炮火轰出一个大洞。后来，城市虽然衰落了竞技场却保留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竞技场的一些巨石被拆下运去修建别的建筑，19世纪时部分墙体又遭破坏但总的看来竞技场保存的还算不错。
细说竞技场
杰姆竞技场的规模相当惊人，在建筑它的时候，杰姆城的建筑技术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除了恢弘的罗马圆形竞技场，杰姆满眼都被黄沙湮没着，寂静而又没有更多引人之处。不过竞技场很大，几乎和罗马城竞技场一般，外形也相当漂亮。当年这座圆形竞技场首是市民娱乐的场所，场内表演的节目多是以人兽间致命搏斗的残忍比赛为主。曾有一位来自东方的德莱玛科隐修上进场恳求人们放弃这种残忍的比赛，却被观众沽沽地以乱石砸死，在404年，雷诺瑞亚斯皇帝宣布禁止这种残酷的表演。
参观这座竞技场内部时，可以看到竞技场底部有一条凹形坑道，此坑道自从被挖掘之后，迄今尚未找到尽头。这座椭圆形竞技场，长轴148米，短轴122米，是用1米长、70厘米宽、50厘米高的大石块建造。共三层拱廊，每一层有60个拱孔，总高36米。四周看台宽大，下有18圈坐台，上有四层包厢可容纳观众约3.5万人。国王的专设包厢在南边，南门也为王室专用，一般观众只能从北门进出。位于中间的竞技场地长S5米，宽39米，周围竖立三米高的安全石墙，与观众台隔开。场地东侧地下五米深处，有两排洞屋，一边关押战俘，一边关狮子、老虎、豹子等猛兽。有两个洞口直通场地，一个铺着石阶，另一个就是直洞口。格斗时，人沿着石阶走上来，兽则放在跳板上通过直洞弹到地面上。有时是兽与人斗，有时是兽与兽斗，有时是人与人斗。
突尼斯独立之后，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对竞技场进行了修复和加固。围墙、拱门、阶梯、台阶、立柱、外观等都得到了修缮，周围的积土得到了清除。修葺后的竞技场完好如初，重新焕发了当年的英姿，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竞相游览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