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英雄”史泰龙
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它是伊斯兰教兴起的地方。它位于亚洲的西南部，东西南三面分别与波斯湾、阿曼湾、红海和阿拉伯海相毗邻，北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壤，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整个半岛绝大部分是沙漠，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虽然它现在以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在人均收入上富甲天下，蜚声世界，但在公元6世纪以前，这里却是个真正的不毛之地。由于古代半岛上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所以人们都把这个半岛称为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在地质学上被认为是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延续，半岛上有三分之一的地区为沙漠，中北部为内夫德沙漠，南部为鲁卜哈利沙漠。由于地处沙漠，阿拉伯半岛的地理气候条件简直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沙尘暴经常光顾这个地方，黄沙散漫、遮天蔽日，可见度几乎为零，非常恐怖，就好像死亡随时向你逼近。沙漠中的沙丘最大的高达300米，长20公里，行人很难通过。除了沙丘之外，半岛上还有许多地方是卵石覆盖的戈壁滩和火山喷发的岩浆构成的“黑石沙漠”。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之半岛上的土地含盐量过高，严重限制了植物的生长，所以半岛上的植物品种并不丰富。椰枣是生长最多的植物，它是阿拉伯人的主要食品之一。另外半岛上还有多种果类和药材、棕榈、油橄榄等经济作物，适宜农耕的地区还有少量粮食作物。由于几乎没有森林，所以阿拉伯半岛野生动物极少。半岛上绝大多数的动物是阿拉伯人喂养的家畜，如骆驼、马、羊、毛驴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骆驼，沙漠中的游牧人的社会生活时刻也离不开这种被称为“沙漠之舟”的牲畜。但阿拉伯人认为最珍贵的家畜还是马，阿拉伯良种马具有健美、坚忍、灵活、忠实于主人的特点。
哪里有动植物的生长，哪里就有人类在居住，阿拉伯半岛当然也不例外。在远古时期的阿拉伯半岛，居住着阿拉伯人的祖先闪米特人，简称闪族，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整个半岛的阿拉伯人大致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从事着游牧、农耕和经商。游牧的阿拉伯人称为“贝杜因人”，意思是“驼民”或“荒漠游牧民”。他们主要牧养骆驼，也牧养马和羊。
除了游牧民和少数农耕民之外，阿拉伯半岛上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商业，这是因为半岛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为商业贸易的天然场所。当时的东西方国际商道主要有三条，其中有一条是从印度洋经亚丁湾到也门登陆，再从也门经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红海东部沿岸）北上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此转入欧洲。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抢劫之风盛行，古代的商人在阿拉伯半岛一带经商，为了安全常常结队而行。他们组成商队，赶着许多头驮着货物的骆驼在沙漠里行走，最多的可达1500头骆驼。随着商队规模的不断壮大，商队的组织系统也越来越完善，发展到最后，每个商队前面有探路的前哨和引路的向导，中间有搬运货物和驱赶骆驼的民夫，后面有武装保镖，行走起来浩浩荡荡，俨然是一个部落组织。如此庞大的商队在沙漠里行走，自然需要适当的场所，以补充给养和饮水、休息或中转货物。当时汉志地区的麦加城就非常适合商队的需要，而成为商队的贸易根据地和商品集散地。麦加城地处汉志商路中段，城中有“渗渗泉”水可供过往商旅之需。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经常给仰赖于自然而生产和生活的阿拉伯人带来灾害。加之，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些灾害往往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自然而然的，循着宗教发展的轨迹，那时的阿拉伯人便将战胜自然灾害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企盼出现救世主，还常常相信一些荒诞不经的迷信传说。5、6世纪时，阿拉伯人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崇拜。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由于阿拉伯人通过经商、战争等方式与外界发生的交往，使一些文明社会的宗教开始传入阿拉伯半岛，如犹太教、基督教、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等，它们均对阿拉伯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时阿拉伯人主要信奉的还是原始宗教，如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等等。崇拜对象繁多，反映出阿拉伯社会这时处于四分五裂、各不统属的状况。到原始社会解体时期，阿拉伯社会出现了阶级的分立对抗，各个部落崇拜自己的一种或几种神，贬低别的部落神灵，所以社会矛盾时常同时表现为宗教矛盾。通过原始社会末期不断的战争，阿拉伯社会经历了大部落兼并小部落的历史必然。较大部落和氏族贵族的出现，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从众多的神灵中产生出一些较为主要的神，如安拉便是其中的主要神之一。安拉原是麦加城的古来西部落信奉的神灵，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麦加人认为它是万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这种主要神的出现，可以视为由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的过渡。当社会条件成熟时，一神教就会视时产生。
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未诞生的7世纪以前，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来看，整个阿拉伯半岛社会发展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社会状态。骁勇好战，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人崇尚的习俗，这严重妨碍了半岛内各个部落之间的交流、团结，使7世纪前的阿拉伯半岛上的居民犹如一盘散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迟滞了社会的进步。
“终结者”施瓦辛格
从前文我们了解到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是沙漠覆盖，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地区都变成了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洪荒之地。实际上，当时阿拉伯半岛有水源的绿洲，仍散居着许多部落民；尤其是在雨量和地下水源较充沛的南部——濒临亚丁湾的也门；西北部——俯临红海的希贾兹和东部——濒临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巴林、阿曼等地区都有阿拉伯人的部落在那里生活繁衍，而且有些地区还建立了早期的古代阿拉伯王国，创造了绚丽多彩的阿拉伯古代文化。与此同时，迁徙北部的阿拉伯部落，也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建立了好几个阿拉伯人的王国并创造了富有半岛北部文化特色——多种文化融合的阿拉伯古代文化。在半岛南部和北部阿拉伯人所建的区域性的城邦国家中，南部的麦因国、哈达拉毛国、盖特班国、赛伯伊国和希米叶尔国和北部的奈伯特国、希赖国、泰德穆尔国和迦萨尼国等在阿拉伯人历史上曾产生了较大影响，被认为是统一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建立前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
麦因国（公元前8～前3世纪）
麦因国古称“米奈”（Minae），是目前史学家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它存续于约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麦因国地处也门的奈季兰和哈达拉毛之间的焦夫地区。焦夫海拔1100米，三面环山，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雨量和水源都较充沛，非常适合农业耕作，是阿拉伯人理想的定居点。
麦因国的首都在噶尔诺城，当地阿拉伯人则把它叫作“麦因城”，在当时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文明城市。噶尔诺地处焦夫南部，该城坐落在一座向四面倾斜的土丘上，比焦夫的海拔水平约高15米，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50米，并筑有城墙，高约15米，东西城墙各开一个进出口。在部分城墙墙面筑有垛口，既可作监察哨也可布设弓箭手。
据考证，麦因国属于城市联盟性质的城邦国家。在这些城邦中，只有获得“王”的称号者才有资格担任邦主。但我们在当时的有些铭文中却发现，不仅仅邦主一人可获得“王”的称号，有时邦主的儿子或兄弟中也有一人或两人获得“王”的称号。对于这个问题的矛盾点，由于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有限，还不够详实，目前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究竟获得“王”称号者是否具有同等权力还是各司一职均难以肯定，但由于在发现的麦因王表中，除邦主外同时获得“王”称号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可能只有在城邦处于特殊的非常情况下才会出现数人同时称王的现象。
麦因城邦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立的政府和城市长官。城市长官具有“克比尔”（意为至大）的称号，他作为“王”的代表行使对城市的统治权。邦政府由邦主领导，邦主再通过由城市长官、高级僧侣甚至部落首领组成的类似协商会议的机构行使对城邦的统治权。
麦因国的每个城市都建有神庙。有时一个城市里同时建有几所神庙，但每所神庙只供奉一个神像。神庙设有专职人员管理并负责举行祭祀等宗教仪式。麦因国供奉的神像为数众多，其中有三个神祗最受敬仰，它们是金星神（阿思泰尔）、月亮神（旺德）和太阳神（纳克尔哈）。
哈德拉毛王国
哈德拉毛国幅员辽阔，其领地包括今也门濒临亚丁湾的南部、东南部和今阿曼苏丹国的一部分土地。“哈德拉毛”在南阿拉伯非常著名，这个地名自古代起一直沿用至今而未因历史的变迁发生变更，这在阿拉伯古代地名沿革史中是非常少见的一例。
史学家们对哈德拉毛和麦因铭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哈德拉毛在一段时期中曾附属于麦因国，这样麦因国王曾有一段时期又身兼哈德拉毛的国王，如公元前5世纪末，麦因国王绥德盖·艾拉同时具有麦因和哈德拉毛两个“王”的称号。
人们对哈德拉毛的首都夏卜沃遗址考古发现，那里有神庙、宫殿等建筑物和水坝、引水渠等水利设施。哈德拉毛的城市中与麦因的城市一样，建有许多神庙，而他们供奉的主神是月亮神——“昔尼”。
盖特班王国
盖特班王国建国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衰亡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盖特班王国位于南阿拉伯的西部，亚丁的西北方向，直至红海的曼德海峡。
盖特班的首都古称“塔姆奈阿”，今称“克哈勒尼”。1949～1950年，美国考古队在塔姆奈阿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发掘。在这座古都遗址他们发现了大量铭文、神像、器皿等实物和城门、神庙、宫苑等遗址。通过盖特班铭文与其他南阿拉伯铭文的比较研究，发现盖特班语言与麦因等其他古国的语言十分相似，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词头的少数几个添加字母不同。从铭文中还发现盖特班统治者的称号在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最初阶段称为“穆盖尔卜”，意为近神者；后来才称为“梅里克”，意为“王者”。从统治者称号的变化过程，可看到古代阿拉伯社会神权和王权的内在联系和神权所有者导至王权所有者的必然过程。
19世纪以来，盖特班铭文在也门西南部被大量发现和释读，成为研究古代阿拉伯文化的第一手珍贵材料。其中盖特班铭文中关于土木工程的记载引起了文化界和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有一则关于筑路工程的文书记述了下列内容：在这崎岖不平的山区需开辟一条道路，以阿姆神的名义奠基开工。需要平整土地、开山凿洞、修筑隧道，由奥萨·本·伊思尔阿负责设计施工。他绘制了图样，用石板铺设了路面，用粗石砌筑了隧道。他所进行的全部工程全都受命于他的主人——穆盖尔卜伊特阿·艾布。这个文书所记述的内容，无疑是王国的一项重要的土木工程；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和在设计施工中所必须具备的土力学、测量、材料、工艺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就连现代人也为之惊叹。更令考古学者们注意的是，上述工程负责人奥萨·本·伊思尔阿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王国的土木工程文书中，由此可见，他是古代南阿拉伯的一个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工程师。
除工程铭文外，盖特班铭文中记载的有关立法的文书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从盖特班制订和公布刑法的过程，可以看出，古代南阿拉伯具有悠久的立法传统和较完备的立法程序。譬如盖特班的立法程序中有如下规定：只有国王有权颁布法律和发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由王公贵族、将相大臣、城市长官、部落首领等组成的全国议会负责起草法律条文，议会通过后呈报国王批准并签署发布。更为完备的是，在公布法律时，除有国王名字外，往往同时还公布参加议会的成员名单。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显示法律条款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正性，以便所颁布的法律更有效地在全国各阶层贯彻实施。
盖特班王国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被赛伯伊人所灭，首都塔姆奈阿被大火所毁，全城被烧成灰烬，20世纪50年代末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面积的灰烬层就是最好的证明。
赛伯伊王国（公元前750～前115年）
赛伯伊人的最初的定居点并不在也门，他们是在古称示巴王国（约公元前12世纪）时才从阿拉伯半岛的中、北部沙漠地区迁移至南阿拉伯的。相对于麦因人他们在南阿拉伯活动的时间约晚3个世纪。赛伯伊王国存在时期约为公元前750到公元前115年。赛伯伊王国建立后，按统治者的称号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公元前约750～约前450年）称作“穆盖尔卜”即“近神者”时期；后期（自公元前约450～约前115年）才有“梅里克”即“王者”的称号时期。这个由神权演变为王权的过程，与盖特班王国的历史进程如出一辙。赛伯伊人建立王国后实力大增，多次出兵讨伐南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先后侵占了麦因、哈德拉毛和盖特班等国的大片领土，成为南阿拉伯的霸主。在它最强盛的时期，几乎统辖了阿拉伯半岛南部自波斯湾至红海的广大地区。赛伯伊前后两个时期的首都所在地各不相同，前期在锡尔瓦赫（在今萨那和马里卜之间），后期在马里卜。
赛伯伊人很擅长经商，他们传统的经商路线，是沿红海由南向北到达古代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除经商外，赛伯伊人也精于农业。在赛伯伊人的居住区建有十分完善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赛伯伊人通过农业和经商活动使物质文化生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有些方面，就是同当时西亚、北非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王国等比较也毫不逊色。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后，赛伯伊王国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受到挫折。公元前3世纪后，罗马人致力于发展红海贸易，这正是赛伯伊人的“地盘”，为了取得阿拉伯半岛南北贸易的制控权，罗马人千方百计扼制赛伯伊人沿红海东岸的陆上交通，他们在半岛北部设置了重重障碍，把赛伯伊人逼得无法从商，从而慢慢地萧条下来。由于商业经济的重创，给其他各行各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其中波及了水利工程设施的整修，从而使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公元6世纪，马里卜水坝因年久失修而大面积崩塌，致使大批赛伯伊人不得不往北迁移。自此，赛伯伊王国全面走向衰败，而新兴的希米叶尔国则替代了赛伯伊国的地位成为南阿拉伯的霸主。
希米叶尔国（约公元前115～公元525年）
自赛伯伊王国衰败后，阿拉伯半岛南北货运逐渐转向红海，这就直接导致了红海海运业的兴起，红海海运的兴起又使阿拉伯半岛南部红海沿岸的城市经济获得了较之于其他内地城市更有利的发展机会。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濒临红海的希米叶尔人的势力就是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机遇下日益壮大，到最后发展到建立了版图辽阔西自红海东至赛伯伊的统一王国。在这640年的王朝统治中，目前考古学者已发现了28位希米叶尔国王存在的实证。希米叶尔国的首都莱达即采法尔，距西南的穆哈港约160公里。由于希米叶尔国的版图包括赛伯伊地区，所以希米叶尔统治者素有“赛伯伊——莱达国王”的称号。
据学术界考证，希米叶尔人实际是赛伯伊人和麦因人的一个分支，因此他们几乎全面继承了麦因——赛伯伊文化和他们所擅长经营的商业和农业传统。希米叶尔人所通用的希米叶尔语也与麦因——赛伯伊语大致相同。为此，有的学者把希米叶尔国看作是赛伯伊国历史的延续而把它称作“希米叶尔时代”。
希米叶尔国建国后期，基督教在也门地区传播开来。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联合也门基督徒，于340年起兵入侵也门，并占领了部分地区。异族的入侵遭到也门人，尤其是希米叶尔人的顽强抵抗，终于在38年后赶走了入侵的埃塞俄比亚人。
当希米叶尔国最后一位国王祖·努阿斯（公元515～525年在位）继位后，基督教的势力已不容小觑，祖·努阿斯国王决意根除也门的基督教在希米叶尔国灭的影响。他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重新归信原来的部落宗教，否则一律处以火刑。祖·努阿斯对基督徒的迫害，激起了拜占廷人的极大不满。拜占廷人于是以解救也门基督徒为名，鼓惑埃塞俄比亚人再次进兵也门。埃塞俄比亚军队在拜占廷帝国的支持下，战胜了希米叶尔军队并对希米叶尔国进行毁灭性破坏，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至此，希米叶尔国灭亡。据传，希米叶尔国王祖·努阿斯在大兵压境、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不愿束手待毙而投海自尽。
希米叶尔国亡国后，千千万万的也门人因不堪忍受埃塞俄比亚人的高压血腥的统治，而暗中求救于波斯的萨珊王朝。575年，波斯人趁机侵入也门打败了埃塞俄比亚人，但命运多舛的也门却转手又沦为波斯帝国的属地。
奈伯特国（约公元前4世纪～公元106年）
奈伯特人原为古代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游牧部落。主要活动在今阿拉伯半岛西北部，毗邻叙利亚的约旦境内。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他们即游牧于约旦东部的沙漠边缘地区，又向西侵入了约旦西南部死海与亚喀巴湾之间的埃多姆（旧译以东）地区，并占领了西亚重镇皮特拉，后定为王都。皮特拉有非常多的岩石峭壁，奈伯特人占领该地后，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在关隘险口、岩石嶙峋的山坡上修筑了许多险峻的岩石城堡。建成后的皮特拉城堡居高临下，形势险要，构成西亚古代城市建筑的一大奇观。
皮特拉处于东至伊拉克、波斯湾，西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加沙，南至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北至大马士革等古代商业重镇的交通中心，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并在奈伯特人的苦心经营下很快发展成为西亚地区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经济十分繁荣。
皮特拉的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奈伯特人善于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业传统有直接关系。濒临地中海的加沙是阿拉伯半岛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奈伯特商人利用加沙港紧邻奈伯特人的势力范围这个有利的地理条件，垄断了加沙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他们收购加沙进口的外国商品，贩运至皮特拉卖给来自阿拉伯半岛也门、希贾兹等地的阿拉伯商人，然后再买进阿拉伯商人带至皮特拉的阿拉伯半岛出产的香料、乳制品等土特产，再贩销至加沙，如此循环。他们在加沙和皮特拉两地来回倒卖，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奈伯特人所统辖的埃多姆地区盛产铜和铁，所以奈伯特人对铜、铁器皿的制作和加工非常精通，然后将成品通过加沙运销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各国。皮特拉在沟通东西方贸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一直持续至公元2世纪，罗马人占领皮特拉后因商路的改变，这种优势才逐渐丧失。历史上兴旺、绚丽的皮特拉虽然没有能再次复兴，但皮特拉遗址却一直是约旦王国境内享誉全球的名胜古迹，直至今日，耸立在山坡岩崖上的奈伯特古城堡依然飒爽挺拔，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叹为观止，浮想联翩。
因长期生活在沙漠边缘地区，奈伯特人对变幻多端的沙漠特性十分熟悉。他们凭借荒漠旷野的掩护，经常出没于沙漠和绿洲之间并袭击周围邻邦，劫掠钱财。奈伯特人对在沙漠地区如何寻找地下水源、如何贮存雨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出于防御的需要，他们又具有隐蔽地下水井和蓄水池的高超技巧。他们所做的暗记，只有他们自己的本族人才懂得，至于外族人即使到达水井和蓄水池的所在地也因无法识别它们的出水口而望“水”莫及。奈伯特人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使生活在沙漠之外的邻邦因不谙沙漠特性和缺乏军旅所必需的水资源而不敢贸然深入奈伯特人的势力范围。因此，奈伯特人虽然长期处在亚述、米底、波斯等西亚强国的包围之中，但在近6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却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而没有被诸强所吞并。
据铭文记载，奈伯特王国在其最后一位国王马尔柯三世（101～106年）统治期间，国势衰颓，公元106年最终被罗马国王图拉真（98～117年）所灭，后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归属叙利亚总督科尔内留斯管辖。自此，曾强极一时的奈伯特国不复存在。亡国后的奈伯特人因不堪忍受罗马的迫害，纷纷弃家远离，或移居新地，或投靠其他部落。年复一年，奈伯特王国在古代活跃于西亚的一段辉煌历史也渐渐被世人所遗忘了。19世纪以来，由于奈伯特铭文在西亚的大量出土，才吸引了各国学者对研究奈伯特王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典章等方面研究的广泛兴趣。
希拉国（公元3世纪～633年）
“希拉”坐落在今伊拉克境内库法以南约3英里处的纳杰夫湖畔。阿拉伯语音译“希拉”（al Hirah），来自于阿拉术语的“Harta”，它含有“营地”、“棚屋”等意义。这很可能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迁徙至此的莱赫米人按阿拉伯部落的传统生活方式搭建帐篷在此落户形成棚户区的原由。莱赫米人究竟何时到达希拉，目前并无定论，多数意见认为，大致在公元3世纪左右。希拉后来发展成为莱赫米人的一个城市，建国后定为希拉国的首府。
由于希拉坐落纳杰夫湖畔又毗邻幼发拉底河，那里气候湿润，空气清新，终年树木繁盛，花草似锦，在古代被认为是阿拉伯半岛首屈一指的休闲胜地。在阿拉伯民间流传的“留宿希拉一夜，胜似服药一年”、“寓居希拉祛除百病”等民间谚语，虽有夸张之嫌，但也是对希拉自然条件的生动描绘。特别是希拉被定为希拉国的首府后得到了飞速发展，很快成为西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因此在古代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希拉经常被提及，如在蒙昧时期和伊斯兰教初期的诗歌中，许多著名诗人都提到了它的名字。
莱赫米人在建立希拉国后依附了波斯帝国，是因为希拉的地理位置紧挨波斯以及波斯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政治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当时的波斯帝国处于强大的萨珊王朝时期，当时它所面对的惟一强手就是在其西面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廷。阿拉伯莱赫米人在希拉的出现和逐步走向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萨珊王朝为了巩固政权，稳固取得不久的统一局面和有效地抵御拜占廷的军事入侵，同时考虑到西部国防特别是帝都泰西封安全的需要，认为利用希拉，为我所用，是一个适时的方针；而希拉国也希望能得到强国的庇护。因此波斯人对希拉国采取了收买、笼络、扶植的政策。波斯承诺对希拉的保护并准其不纳贡税，而希拉则以在日后的波斯对拜占廷的对抗中效忠波斯作为交换条件。希拉甘愿向波斯称臣，而且名副其实地成为守卫波斯西部边陲与拜占廷抗击的前哨阵地。因此，波斯与希拉的关系非同寻常。据史载，希拉国王努尔曼一世（约400～418年）修建了豪华的赫瓦尔奈格和萨迪尔宫殿。赫瓦尔奈格宫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河畔的枣椰林深处，巨大的宫苑中小河流水潺潺，奇草异木芬芳，景色十分秀丽。波斯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一世（399～420年）仰慕希拉的自然环境，就把王子送到了希拉。努尔曼不敢怠慢就把赫瓦尔奈格宫辟作波斯王子的寓所。努尔曼一世因修建了著名的赫瓦尔奈格宫而得了“赫瓦尔奈格苑主”的称号。至于萨迪尔宫则是努尔曼用作招待外国使节的迎宾馆。
希拉王国从公元3世纪至公元633年穆斯林将领哈立特·本瓦立特占领希拉城的大约400年的岁月中，期间有较确凿记载的希拉国王王表至少有20位。它的第一位国王名叫阿慕尔·本·阿迪；它的末代国王名叫孟迪尔·本·努尔曼·本，由于穆斯林军队的占领，末代皇帝只坐了8个月的宝座。
纵观希拉王国的文化，总体上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较深。它虽在政治上依附于波斯帝国，但文化上也同样受到了波斯文化的浸透，又由于波斯在亚历山大大帝东侵灭国后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希腊化时期，所以在7世纪前的整个西亚地区，希腊、罗马文化始终处于绝对领导的地位。
泰德穆尔（？～273年）
泰德穆尔是一座叙利亚古城，它位于叙利亚中部叙利亚大沙漠，距西南方向的大马士革约230公里。目前自伊拉克基尔库克至黎巴嫩的黎波里的输油管道和其他穿越叙利亚的公路都途经泰德穆尔遗址。泰德穆尔四周为石灰岩丘陵，地下水源充足，是叙利亚沙漠中罕见的绿洲城市。泰德穆尔之所以能闻名于西亚诸城，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公元前19世纪的西亚泥板文献中就记载了有关泰德穆尔的历史资料。
处于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泰德穆尔，自古就是世界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在东面，它通过伊拉克至波斯湾与伊朗、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发生联系；在西面，它通过大马士革至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埃及等港口与地中海国家包括罗马帝国等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在南面，它又与阿拉伯半岛的香料、乳制品等传统商品市场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奈伯特国首都皮特拉衰颓的同时，泰德穆尔抓住时机，使通过它的贸易活动更加频繁，终于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和西亚国际贸易的重镇。
公元前1世纪，阿拉伯部落民出现于泰德穆尔城后，被称为“泰德穆尔人”。他们仍然沿续着阿拉伯人的传统以从事商业为主，同时兼营农业。大约经过近一百年的经营，泰德穆尔已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富裕的城市，一跃而成为西亚著名的商业中心，许多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和犹太人都慕名迁居至此。泰德穆尔人以泰德穆尔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展，终于成为控制该地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人。为了确保商品在长途运输中的安全，免遭沿途部落和盗匪的抢劫，泰德穆尔建立了军队并在商道的关隘险口设置了武装据点。由于泰德穆尔人训练的军队骁勇善战，并特别擅长于在沙漠中的战斗，所以出入泰德穆尔人控制地区的过境商品，因慑于他们的武装力量，周围的部落一般不敢轻易染指。经过长期的商业活动，泰德穆尔积累了大批财富，相应地，武装力量也逐年不断增强。在叙利亚境内，以东西商道为直径的广大地区事实上被泰德穆尔人所控制，具有区域性城市国家性质的泰德穆尔王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273年，罗马人入侵泰德穆尔，泰德穆尔由此陷落。罗马军队入城后大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历史上的泰德穆尔虽然被焚毁了，但是泰德穆尔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在阿拉伯文化史上仍占有光辉的一页；女王宰奴比亚虽然以罗马帝国的阶下囚而了却一生，但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所留下的精明、果断、英武的光辉形象在经历了千余年仍栩栩如生并世代传为佳话。摧毁后的泰德穆尔所留下的文化遗存尽管已成凤毛麟角，但凡到叙利亚的旅游者都会不辞旅途之劳顿，风尘仆仆地进入叙利亚大沙漠，以一睹这大漠深处的奇葩。
在泰德穆尔遗址，主要有一条长约1100多米的通往贝尔（即太阳神）神庙的大道。神庙前建有巨大的拱门和柱廊，廊柱多达400根，每根高约16米，目前还有100多根立柱保存完好。除贝尔神庙外，城中还留有凯旋门、会馆、剧场等遗迹。泰德穆尔的墓葬形制多样，坟冢的修建分塔式、穴式、神庙式等类型，在墓室内壁一般还绘制了死者的画像。泰德穆尔的壁画艺术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在西亚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迦萨尼国（公元5世纪～636年）
公元273年罗马皇帝奥勒利安灭泰德穆尔国。至此，在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北部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阿拉伯区域性小王国的历史基本宣告终结。存留下的几个较有名的阿拉伯小王国，如我们已述说过的希拉国和现在要讲述的迦萨尼国，大多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前者是有名的波斯帝国的附庸国，后者则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附庸国。由于迦萨尼国地处叙利亚罗马帝国东部边陲，因此它实际成了罗马人抵御防范波斯人入侵的前沿阵地。而迦萨尼和希拉两国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直到穆斯林占领时期。
“迦萨尼”实际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阿拉伯半岛也门的艾史特部族，约在5世纪前后分多批向北迁徙。其中有一个名叫杰夫奈的部落，他们向北迁徙至今约旦境内的白尔高地区，寄居于先于他们来自也门的古达阿部族的苏莱哈人的辖区。由于杰夫奈部落在迦萨尼河旁构筑营地，周围地区的部落民就随口称呼他们为“迦萨尼人”，久而久之，这个称谓被广泛使用，而他们的本名反而逐渐被人遗忘了。
借住在苏莱哈人辖区的迦萨尼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备受苏莱哈人的剥削压迫，如每个人每年必须向苏莱哈人交纳一至三个第纳尔的人丁税。约在5世纪中，迦萨尼人的势力逐渐壮大。迦萨尼人因不满苏莱哈人的统治，发生了抗税和杀害税吏的事件，并由此引发了迦萨尼人和苏莱哈人之间的争战。结果，迦萨尼人取得了胜利，他们从苏莱哈人手里夺取了统治权。此后，迦萨尼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远达西奈半岛、约旦和叙利亚东南部等地区。
关于迦萨尼人的建国年代，史学界致今还没有定论。目前较多的看法则定在公元5世纪中叶，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叙利亚等西亚地区兴起的时代。关于迦萨尼的第一位国王，在各种传述中也说法各异。根据黎巴嫩著名历史学家哈姆宰·本·艾哈迈德（？～1520年）考订的迦萨尼王表，其第一位国王是杰夫奈，且在位期长达45年。另外，出生于迦萨尼时代、在伊斯兰教初期被喻为“先知诗人”的哈萨尼·本·沙比特，曾在诗歌中炫耀自己含有迦萨尼王族的血统，他也同样把杰夫奈认作迦萨尼的开国君主。而迦萨尼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一位国王，是哈里斯·本·杰卜莱（529～569年在位）。
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563年11月哈里斯曾出访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据传述，哈里斯与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商讨了他身后的继承问题。569年哈里斯病逝，由其子门迪尔继位（569～581年）。门迪尔继位后仍继续贯彻敌视希拉的方针，对它发动了多次战争。580年，迦萨尼人攻入了希拉城，大肆掳掠，并放火焚毁了城中的许多建筑物，使希拉国遭受了惨重损失。
580年门迪尔国王出访君士坦丁堡，同样受到了拜占廷皇帝的盛情接待，并馈赠给他许多稀世珍宝，其中包括一顶价值连城的王冠。但好景不长，门迪尔随即失宠于拜占廷。同年，拜占廷出兵叙利亚进攻波斯。当拜占廷大军抵达幼发拉底河时，发现大桥被毁，大军根本无法前进，只得被迫后撤。拜占廷皇帝即怀疑门迪尔暗中勾结波斯，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抓了起来并放逐至西西里岛长期幽禁。门迪尔被放逐后由他的儿子努尔曼继位（581～583年在位），努尔曼之后迦萨尼逐渐走向衰微。613年波斯帝国西侵，在攻占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军事行动中也殃及迦萨尼国而使之受到了重创。迦萨尼国的末代国王杰卜莱·本·艾伊罕（约公元635～641年在位）曾协同拜占廷反对穆斯林的进军。636年穆斯林与拜占廷之间爆发的耶尔穆克战役，杰卜莱也出兵支持拜占廷反对穆斯林，结果穆斯林赢得了胜利，占领了叙利亚全境，迦萨尼国消亡。杰卜莱在穆斯林占领时期，出于军事压力被迫归信了伊斯兰教，但不久即寻找机会逃往君士坦丁堡，后病逝于该城。
迦萨尼国通用阿拉伯语，书面语言则以阿拉伯术语为主。居民多信奉基督教，属叙利亚的一性派。文学、艺术、建筑等文化领域也深受希腊、罗马的影响。
“演技女王”梅丽尔·斯特里普
阿巴斯王朝是继伍麦叶王朝后第二个阿拉伯帝国王朝。从公元750年开始至1258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才告结束，统治时间长达5个世纪。762年，哈里发将首都从库法迁往巴格达。
阿巴斯王朝的建立，得利于伍麦叶王朝各地人民起义。伍麦叶王朝后期，内部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什叶派主张阿里的后裔复辟；哈瓦利吉派反对世袭制，要求恢复公选哈里发的军事民主制；新穆斯林、非穆斯林、波斯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坚决反对王朝的经济和宗教的压迫制度；古来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与伍麦叶家族的历史性对立，在哈里发问题上更加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都各持己见，不做让步，内部混乱，给了外部被统治阶级反抗的机会，起义遍及各地，王朝极速衰弱。正所谓时世造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王朝的缔造者艾布·阿巴斯（公元750～754年在位）应运而生。艾布·阿巴斯是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贵族，属古来什部落哈希姆家族，自称穆罕默德后裔。伍麦叶王朝的衰弱给了他及其家族一个大展宏图的大好机会，他们以呼罗珊为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反对伍麦叶人的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并充分利用伍麦叶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煽动并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反对伍麦叶统治的运动。在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下，摇摇欲坠的伍麦叶王朝很快就垮台了。而后，艾布·阿巴斯称帝，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阿巴斯王朝。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艾布·阿巴斯在坐享伍麦叶王朝打下的大片疆土的同时，认识到新王朝的历史使命不再是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仅在地中海征服了西西里、克里特和其他一些较小岛屿。阿巴斯王朝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发展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繁荣，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在阿拉伯帝国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阿巴斯王朝在伊斯兰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正统哈里发时期纯粹的哈里发政权时期的结束，它是以哈里发权力与世俗王权并存的形式出现的。绝大多数哈里发的身上都流着异族人的血液，国家军政大权经常旁落在异族人手中。王朝发展到中后期，哈里发则徒有其名，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并无实权，中央政权有时甚至落入非阿拉伯人之手。各个地方王朝只在表面上接受一位阿拉伯人出身的哈里发，其实是各自为政。纯粹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贵族和非阿拉伯贵族的联合统治。阿拉伯血统不再像以前那样至高无上。这一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趋于成型，大部分伊斯兰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和圣训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
9世纪中叶以后，哈里发大权旁落，突厥军人当政，成为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阿巴斯王朝的分裂自王朝建立之初即已开始。王朝统治下的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独立，他们支持本地的总督，建立自己的地方王朝。当伍麦叶人遭到惨杀时，王子阿布都·拉哈曼从大马士革逃亡，取道非洲，乘摩尔人、柏柏尔人、阿拉伯人互相争斗之际，自立为西班牙的总督，宣告脱离阿巴斯的统治（756年）。以后北非方面的摩洛哥（788年）、突尼斯（800年）也先后宣告独立。919年，突尼斯法蒂玛一族的领袖自称是阿里后裔，便以哈里发自命，势力扩展到除摩洛哥之外的整个北非。他们于969年征服埃及，以开罗为独立王国的首都。971年他们攻占了属于巴格达哈里发辖地的叙利亚地区。同时，西班牙的伍麦叶总督阿布都·拉赫曼第三（912～961年）也自称是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继而东西各小国纷纷独立，形成事实上的分裂局面，与后期阿巴斯王朝同时并存的王朝有塔希尔王朝（820～872年）、萨法尔王朝（867～903年）、萨曼王朝（962～1186年）、布韦希王朝（945～1055年）、哈木丹王朝（929～991年）、塞尔柱王朝（11世纪）、突伦王朝（868～905年）、伊赫希德王朝（935～969年）、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等。
公元11～13世纪，阿巴斯王朝已名存实亡，而欧洲的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趁机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向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11世纪初，西欧的城市和商业发展了，与拜占廷和亚洲的交通也一天天加强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西欧的封建领主对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11世纪中期，西欧社会出现了“骑士”阶层。骑士是封建主在少年时代受过军事训练以后才获得的称号。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除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外，更羡慕拜占廷和伊斯兰国家的财富，连睡梦里都想到东方去开辟天地。罗马教皇也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渴望征服拜占廷教会，把基督教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伊斯兰教各国。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的克勒芒召集宗教大会，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宣教士，而且有封建主、商人和农民。教皇向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从“异教徒”手中解放“主的圣墓”，同时他说东方有大量战利品在等待着征服者。这一号召受到热烈的拥护，出席者宣誓出发远征。为了表达这次远征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上红十字，因此参加东征者称“红十字军”。这次十字军远征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伊斯兰国家对十字军东侵的反抗斗争绵延了二百余年，最终以十字军的失败而告终。
虽然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交流扩大，并加速了伊斯兰文化向西欧的传播。但由于十字军的劫掠和暴行，给东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打击。
正当西欧的基督教国家和东方的哈里发帝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蒙古帝国建立起来了。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结束了阿巴斯王朝的统治。
汤姆·汉克斯与《阿甘正传》
中古阿拉伯文学，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贾希利叶时期即伊斯兰教诞生前时期（475～622年），伊斯兰初期和伍麦叶王朝时期（622～750年），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
贾希利叶时期
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作品大致产生在5世纪末，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这一时期，阿拉伯半岛的语言文字逐渐走向统一，因此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用与后出的《古兰经》语言相仿的标准阿拉伯语所创作的。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原始形态，基本上都是没有书面记载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的问世和流传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进行的。虽然那时的阿拉伯文字已基本定型，但仍不够完备，要掌握和书写还有一定难度，再加之阿拉伯半岛的书写工具十分稀少，因此当时大部分部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能读会写的人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与世界其他民族大致相同，以诗歌为主。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凡有名的诗人都拥有自己的“拉维”——诗歌传述者，他的任务就是背诵诗人的作品，而后在群众中朗诵传播。如此一来，那些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上乘之作，通过口传耳闻也能世代传承。这种状况到8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些作品开始被文人们搜集、整理、订正、誊抄，然后以书面语言形式在各地传诵。因此可以说，贾希利叶时期能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其数量极少，都是一些经过长期考验的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贾希利叶时期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要属《悬诗》，“悬诗”的阿拉伯语音译为“穆阿莱葛特”，意即“被悬挂的（诗）”。《悬诗》创作于约6世纪，都是一些长篇抒情诗。在贾希利叶时期，麦加周围的各部落每年都要聚集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举行盛大集市。诗人们在集市上争妍斗艳，竞相赛诗，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藉此夸赞本部落的荣耀和显示自己的才华。凡是公认的赛诗佳作用金水誊写在细麻布上并被悬挂在克尔白神庙的外墙上供人鉴赏。这就是有关“悬诗”由来的通说。至8世纪，流传下来的悬诗才被搜集、考订、辑录，共有7篇。毫无疑问《悬诗》的作品都是由贾希利叶的著名诗人所作。其中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是被喻为诗哲的乌姆鲁勒·盖斯（500～540年）和骑士诗人安塔拉·本·舍达德（525～615年）。
《悬诗》问世标志了阿拉伯古典诗歌走向成熟和日臻完美。悬诗一般格律工整，音韵严密。悬诗有其自身的艺术风格，引诗抒怀，情景交融，比喻生动，层次分明是它最明显的特色。
纵观贾希利叶时期创作的悬诗，其结构一般大致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起兴。其内容大多是凭吊情人遗址，追忆昔日男欢女悦的恋情；第二部分是描述。主要是对如旅游、征尘、骏马、骆驼、沙滩荒漠、乌云闪电、暴风骤雨等的刻画与描述；第三部分是正题和高潮，是诗人创作动机的真实反映。其内容大多是对自己及本部落的夸赞和褒扬或对敌手的贬谪和嘲讽等。
由于《悬诗》生动表现了古代阿拉伯游牧部落的生活场景，因此，它不仅是阿拉伯古典文学的珍品而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也是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民族生活状况，思想感情、社会结构、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真实写照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以诗歌为代表的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的文学作品，生动反映了以原始公社制为基础、家族血缘关系为维系的阿拉伯氏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贾希利叶时代古典诗歌的发展势头在伊斯兰初期受到了抑制，诗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而使阿拉伯的文学走向了另一个历史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处于部落贵族阶层的诗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伊斯兰教的兴起起初持反对立场，并且不时对伊斯兰教及其先知和穆斯林进行诋毁和攻击。以先知为首的穆斯林为了维护伊斯兰教和先知的尊严而对诗人们的行径发起有力的反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归根结底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带动了文学领域的改变，因为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伊斯兰初期和伍麦叶王朝时期
伊斯兰初期，穆斯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反对诗人的症结，主要是由于诗人们的宗教立场和政治态度与之有冲突或分歧。因此，一旦诗人们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并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后，穆斯林对诗人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而且给予了他们极大的荣誉，随之带来的是另一个新的文学时期。
出现于伊斯兰初期的宗教性诗歌，因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这一特色和传统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自公元7世纪中叶始一直延续至今。
伍麦叶王朝是阿拉伯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世袭制的伊斯兰王朝，它的建立，一方面是伊斯兰圣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及伊斯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基础相对稳定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伊斯兰帝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什叶派人反对伍麦叶人的政治斗争始终没有平息而成为王朝统治阶层的心腹之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伍麦叶王王朝的统治者十分重视诗歌在政治斗争中制造舆论的作用，他们往往不惜重金笼络一些著名诗人，利诱诗人创作有利于伍麦叶人统治的政治性诗篇。但隶属于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诗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为了派别和自身利益的需要也纷纷起来写作攻伐伍麦叶人的政治性诗篇。所以伍麦叶王朝政治诗的兴起，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客观反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位杰出的诗人，他们是：哲利尔（653～733年）、法拉兹达格（641～732年）和艾赫塔勒（640～708年）。
如果说政治诗的兴起，是伍麦叶诗坛的一大特色，那么，伍麦叶诗坛的另一特色就是情诗的兴起。阿拉伯民族在贾希利叶时代就有情诗的创作，但它们往往是作为长篇抒情诗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成篇，如悬诗中的第一部分，都富有情诗的特点。伍麦叶时代的情诗则不同于悬诗中的第一部分，它自成体系单独成篇，不再作为长诗的附属部分。因此，情诗作为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独立题材，是由伍麦叶时代所开创的。
伍麦叶时代的情诗可分成艳情诗和恋情诗两大类。艳情诗首先在麦加和麦地那等城市发展起来。这类情诗对男女情爱的描写比较露骨，格调比较低下。艳情诗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伍麦叶人在大马士革夺取政权并建立王朝后，大批圣门贵族后裔麇集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这些圣门子弟由于政治上的失势而意志消沉。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日复一日，转而沉湎于追求声色享乐之中。艳情诗的情调与圣门子弟的颓废、没落情绪一拍即合，由此应运而生。另一类情诗恋情诗，则主要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和纳季德等沙漠、旷野地区的游牧部落中。这类情诗富有贾希利叶时代自然、朴素的遗韵，追求柏拉图式的纯情之爱，充满了誓死不二、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情结。有些诗歌情意悱恻，感人肺腑，成为后世诗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其中以“马季农·莱伊拉”为题材创作的诗歌，曾在伊朗、埃及等地一再被重新创作并在民间传咏而经久不衰。
7世纪中叶，《古兰经》定本问世。作为伊斯兰教经典和法典的《古兰经》，自降示至今的1300多年，对全世界穆斯林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言论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影响，比起《圣经》对基督徒的影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另一角度来说，《古兰经》是一部十分优美的散文作品，而且我们决不能忽略《古兰经》对阿拉伯文学产生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它依照伊斯兰教的认识观点描写生活和事物，从人的表面行为看到人性的本质，从人和事物中看到主的作用。《古兰经》的故事首先是众先知的故事和传说，有阿丹、哈娃、穆萨、尔撒、易卜拉欣等，接着是天使、精灵和魔鬼的故事。至于《古兰经》故事的创作特色，我们在前文已有论述，对此不再赘述。
除《古兰经》外，《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宗教经典；从文学角度来说，《圣训》同样是十分优美的散文作品。因此，从伍麦叶后期开始收集、整理、校勘、编纂的圣训集，对后世的阿拉伯文散文创作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阿巴斯王朝时期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民族建立的一个强大帝国，它历史悠久，长达五百多年，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版图辽阔，实力雄厚，与当时屹立于东亚的中国唐朝成为中古世界最强大、最先进的东西两大王朝。阿巴斯王朝建立后的开初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文化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许多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从而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同，阿拉伯文学在这一时期同样也得到了飞速发展。
阿巴斯王朝统治的最初150年，巴格达哈里发的中央集权统治比较稳固；但自9世纪末开始，巴格达的统治权先后被突厥人、波斯人和塞尔柱人所篡夺，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统治权为异族所控制，阿巴斯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名存实亡逐渐解体。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导至帝国的整体国力日益衰败。但文艺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从表面上看，发展势头也有所放慢而不如前期那样强劲，但从实质上看，有些地区某些时期的文艺领域似有了更富个性的发展，如埃及的法特梅、艾尤卜王朝时期，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时期。
阿拉伯传统古典诗歌在阿巴斯王朝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创新：不仅诗人辈出，而且内容广泛、题材新颖，出现了诸如颂扬诗、爱情诗、悼念诗、讽喻诗、咏酒诗、伦理诗、教育诗、田园诗、行猎诗等多种题材的诗歌。阿巴斯王朝时期出现了艾卜·努瓦斯（762～813年）的咏酒诗，艾卜阿塔希叶（748～826年）的苦行诗，穆太奈比（915～965年）的哲理诗，艾卜·阿拉·麦阿里（973～1058年）的厌世诗，他们在阿拉伯诗坛自立风格、自成体系，千百年来一直风靡于阿拉伯世界，其中有些诗句因脍炙人口而成为现今民间惯用的俗语。诗歌的创作手法，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也有所发展和创新，如9世纪在安达卢西亚出现的“彩诗”，其创作手法就异于传统古典诗歌。彩诗既能吟咏也能吟唱，它与传统诗歌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诗歌不仅要求格律严谨而且还必须保持一韵到底；而彩诗则比较灵活，虽然也要求格律，但韵脚却可以改变，不必一韵到底。因此彩诗从音色上讲比传统古典诗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较丰富多样而不落于古板、单调。
除诗歌外，阿巴斯王朝的散文特别是寓言、故事和游记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著名的寓言童话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自问世后得到一致好评，且一直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对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产生了极为深刻、持久的影响，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名著。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思想经典，穆斯林精神的依归，同时在阿拉伯文化艺术遗产中也享有重要地位。《古兰经》是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阿拉伯散文作品。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古兰经》的修辞、韵脚、节奏，吟咏时浑然一体，它所蕴含的音乐美使其具有摄人心魄的感染力，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引人进入愉悦、高尚的精神殿堂。《古兰经》被尊崇为阿拉伯散文体的范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传统派的阿拉伯语作家，在有意识地摹仿《古兰经》的韵文风格。吟诵《古兰经》是所有穆斯林集会的主要内容，它的词句和着节拍、声调，打动听众的心扉，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占据了穆斯林的内心世界。《古兰经》在语言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使得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都严格遵循由《古兰经》规范化的标准阿拉伯语，从而使各国阿拉伯语在理解和表达上趋于统一。可以说，这一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不能及的，而《古兰经》神奇地办到了。
《古兰经》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贡献，是促使人们认真研究伊斯兰教前蒙昧时代文学及历史，从而更好地理解《古兰经》的背景。《古兰经》大量运用明喻、暗喻、押韵等方法，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学表现形式。
“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在《古兰经》中指以韵脚、节奏等美感把真主的启示“诵读”出来。《古兰经》是诵读的经典，讲究音乐、节奏等美感。《古兰经》充分利用了阿拉伯语抑扬顿挫、富有乐感和节奏的语言特点，显示了独特美妙的文体，难怪古今穆斯林异口同声地宣称《古兰经》不但在内容方面，就是在风格上，都是无法效仿的。《古兰经》语言流畅有致，词汇丰富，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因而在修辞、音韵等方面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在语言规范方面则成为最高标准。
《古兰经》是一部生动的音乐，《古兰经》的音乐美感表现在以下几点：抑扬顿挫的不同声调，不同段落的关系和正确连读，特定节文中应答和低声祈祷，诵读的停顿。
《古兰经》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押韵。阿拉伯人运用押韵的才能超过其他民族。押韵在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中一般读作静音，便于阅读，增强文章气势，注意首尾的起承呼应。《古兰经》还运用阿拉伯语特有的谐音，即在一句经文中或前后句中使用形式相同或相似、但意义不同的两词，由于读音接近，所以使表达变得妙趣横生、活泼新鲜起来。
《古兰经》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修辞学，大量运用比喻是《古兰经》的突出特征。它使表达明确、生动、形象，启发联想。
在《古兰经》中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它不仅负有宗教目的，起着教化、引导的作用，还具备故事这一文学形式所要求的一切因素。
《古兰经》里的故事表现手法非常自由，有时按故事先后顺序逐步展开，有的开门见山，有的先对故事的寓意作一番简评，接着再讲述故事内容，有的则仅用寥寥数语提醒读者故事主要内容已经开始。在讲述过程中常出神来之笔，有时在读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说出个中秘密；有时先将故事秘密和盘托出，但让故事的主人公蒙在鼓里，使读者为主人公暗暗着急；有时又用一个意外情节，使读者与故事里的主人公一起恍然大悟……在描写手法上苍劲有力，生动活泼，饱含激情，同时往往给读者留下想像的余地，使人感到回味无穷。
《古兰经》的文体以显著的自由洒脱和独特的创造力，充分运用了抑扬顿挫的句法。这部宗教经典同什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名作，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在阿拉伯文学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古兰经》虽然是宗教经典，但它影响了许多代人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对阿拉伯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伯格曼与《第七封印》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文学的巅峰时期，著名寓言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就是这一时期的力作。它的成书的时间比《一千零一夜》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的年代还略微早一些。《一千零一夜》和《卡里来和笛木乃》两者最明显的差别是，前者是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孕育而成的一部民间故事集，而后者却是一部源出印度、加进了波斯和阿拉伯故事成分的翻译作品。《卡里来和笛木乃》本源自古印度的《五卷书》，原文是梵文。6世纪时，印度王福尔下令将其翻译成波斯的巴列维文，而后又译成了古叙利亚语，到阿巴斯王朝，由伊本·穆格发（724～759年）将其译成阿拉伯文，并有所删节和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拿目前通行的《五卷书》和《卡里来和笛木乃》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差距甚大，《五卷书》中有许多故事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是没有的，而《卡里来和笛木乃》中有不少故事在《五卷书》中也找不到。
据学者们研究，古本《五卷书》译成巴列维文时就已是不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吸收了古代印度的其他故事；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进行了增删，加进了一些波斯故事。阿拉伯文译者伊本·穆格发在翻译过程中，再次进行了大胆地增删和改造。他不但对故事的编排和行文作了较大的变动，而且增加了新的章节和他个人的许多论说。因此，经过伊本·穆格法重新编排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其核心虽然仍是《五卷书》的故事，但它已不仅仅是《五卷书》简单的译本了，而是作者在汲取《五卷书》故事精华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一部译、著并重的寓言故事集。成形后的《卡里来和笛木乃》行文流畅，文字优美，寓意深刻，被认为阿拉伯最古老的散文典范。
《卡里来和笛木乃》是一部集丰富内容和深刻寓意于一身的寓言故事集，共有大小故事共68个。它的每个故事都具深刻寓意或是为了说明某个经验教训，或比喻某个哲理思想，或宣扬某个道德规范。
“卡里来”和“笛木乃”都是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与恶，《卡里来和笛木乃》一书就是以这两只狐狸为主角，展开了一连串精彩动人的故事。《卡里来和笛木乃》分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共20章。绪论部分包括《白哈努德·伊本·撒哈旺的序言》、《白尔才外出使印度》、《白尔才外传》和《伊本·穆格发的序言》等4章；正文部分，包括《狮子和黄牛》、《笛木乃的审讯》、《白拉士、伊拉士和玉兰皇后》、《鸽子、狐狸和白鹤》等16章。其中正文部分的《笛木乃的审讯》、《教士和客人》和《鸽子、狐狸和白鹤》等3章则是伊本·穆格发的原创。
伊本·穆格发原籍波斯，是阿拉伯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和改良社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主要活动时期正值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交替的动荡时期。伊本·穆格发自幼聪颖好学，随父学习波斯文化，并信奉祆教。长大后又到名人学士荟萃的文化中心——巴士拉求学。在他二十来岁时，已成为一名颇有名望的、波斯和阿拉伯两种文化贯通的青年学者。他的才能深得王公贵族和行省长官的赏识，纷纷邀他去担任官署的幕僚或总督的文字秘书。这些工作使伊本·穆格发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并了解官场的黑暗势力及其勾心斗角的微妙关系。无疑，这些生动现实的感性材料，对伊本·穆格发的思想发展和创作生涯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750年，伊本·穆格发26岁时，经历了阿巴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动乱。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他的独断专横、横征暴敛的政策引起了伊本·穆格发的强烈不满。他立志为改革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而奋斗。他企图通过文学手段扭转社会的风气，陶冶人们的情操，进一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为了能达到上述目的，伊本·穆格发除了翻译大量古代波斯和希腊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名著外，自己也著述创作，来阐明自己对改良社会的观点。
根据伊本·穆格发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文化修养、思想观念和文学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伊本·穆格发从事《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译著决不是出于偶然的机缘，而是他思想和创作活动的自然延续和发展。无疑，在他心目中，《卡里来和笛木乃》是一部规劝哈里发和教育老百姓的理想作品。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卡里来和笛木乃》是一部充满道德教育和哲理思想的寓言故事集。其宗旨是：劝诫帝王，使其懂得廉洁自持，体恤下情；教导百姓学会奋发自强、避凶趋吉。
《笛木乃的审讯》是伊本·穆格发独立完成的一章。这一章主要是讲狐狸笛木乃谗害黄牛的阴谋败露后被捕受审的过程。在经过了十分曲折的调查和审讯后，在老虎和豹子两个人证面前，笛木乃被依法判处了死刑。这一章讲的是伊本·穆格发关注阿巴斯王朝的司法制度，力求敦促哈里发改革司法制度，极具现实意义的故事。在《笛木乃的审讯》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文学体裁——寓言故事——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对改革司法制度的观点。
《笛木乃的审讯》是伊木·穆格发安排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一篇用心良苦的作品，它既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司法观点，以此来告诫哈里发革新司法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又巧妙地通过艺术手法，使它和首章《狮子和黄牛》的情节紧密联系，天衣无缝，成为有头有尾的一个整体故事。
《白拉士、伊拉士和玉兰皇后》一章中出现的两则小故事——一对鸽子的故事和猴子拣豆的故事，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关于这一章，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玉兰皇后和伊拉士宰相帮助白拉士国王识破了波罗门的阴谋，避免了一场大祸。一天，玉兰皇后因琐事得罪了国王，国王大怒，命宰相处死皇后。宰相深知皇后贤淑，没有执行国王的命令，而是把皇后藏在自己家中。没过多久，国王果然记起了皇后的美德，对她非常怀念。于是，宰相对国王讲了下面的两则小故事。宰相说，一对恩爱的鸽子在巢里装满了麦子准备过冬。巢里的麦子逐渐干了。雄鸽在外几天回来后见麦子少了，就责怪雌鸽吃了过冬的麦子。任凭雌鸽百般解释，雄鸽就是不信，最后竟把雌鸽活活啄死。到了冬天，麦子因下雨受潮膨胀，恢复如初，仍是满满的一巢。此时，雄鸽才知道冤枉了雌鸽，非常后悔，但一切为时已晚。雄鸽独自守候在雌鸽的墓旁，忏悔自己的鲁莽，不食不饮，悲痛而死。
宰相最后说道：“明达的人，凡事必定三思而后行，尤其是有可能后悔的事，更应该反复思考。”
接着宰相又讲了另一则故事：有一个人头上顶了一篮豆子上山，在树上的猴子趁机偷了一把豆子。猴子在上树的时候，一不小心，落了一颗在地上，于是猴子又捧着所有的豆子下树来找。结果，非但没有找回那一颗失落的豆子，反而把手捧的一把豆子也统统丢失了。这个故事是告诫人们，不要拘泥于小事，结果往往会因小失大。
《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内容涉及的面非常广，所论述的某些治世处事、待人接物的基本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卡里来和笛木乃》是伊木·穆格发的代表作。他对该书的译、著倾注了全部热情，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使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方面都很值得称道，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卡里来和笛木乃》对世界文坛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对古印度文学更是功不可没。《卡里来和笛木乃》的问世，使古代印度的《五卷书》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文坛，并得以在世界各国更广泛的流传。《卡里来和笛木乃》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它不仅开创了阿拉伯“阿达卜”的先河，而且以清新隽永、流畅通俗的笔触为中世纪阿拉伯散文的发展开创了一代新风。
西部片之王塞尔吉奥·莱昂内
音乐
阿拉伯音乐起源于贝都因人的游牧生活，最早的韵律是赶驼者按照骆驼行进的节奏吟唱的曲调。贾希里叶时代，出现了商旅驼队吟唱的民谣，多神崇拜的祭祀仪式往往也伴以相应的颂歌。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人非常爱好诗歌，并将它们谱成了歌曲，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宗教歌曲、商队歌曲、战争歌曲、爱情歌曲等等。与之相应的还传入了一些乐器，其中铃鼓、长笛、双簧管、皮面琵琶等，成为阿拉伯人常用的乐器。
阿拉伯人民非常喜爱音乐，认为音乐和诗歌对改善社会关系、纯化男女关系起到促进作用。
伍麦叶时代，宗教情感淡薄，娱乐成风。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云集着四方的歌手。麦加的黑人歌手赛义德·米斯哲哈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学习拜占廷音乐和波斯音乐，将阿拉伯诗歌谱成曲调，可谓伊斯兰音乐的开山鼻祖。继赛义德·米斯哲哈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乐坛又相继出现了4位著名歌手：伊本·苏拉吉，突厥血统，曾经师从赛义德·米斯哲哈学习音乐，相传他将波斯琵琶引入希贾兹，并且首先使用乐鞭指挥演奏；盖立德系柏柏尔血统，曾经向伊本·苏拉吉学习音乐，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歌手；伊本·穆哈拉兹，波斯血统，被誉为阿拉伯的响板手；麦尔巴德，黑人血统，曾在大马士革的宫廷演唱歌曲，备受哈里发的恩宠。麦地那的歌妓迦米拉，堪称希贾兹乐坛的佼佼者。伍麦叶时代，波斯的板面琵琶和木制笠笛等许多乐器相继传入。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和达官贵人大都效仿波斯风俗，经常举办歌舞晚会。
阿巴斯时代，阿拉伯音乐进入了它的辉煌时代，乐坛歌手也是层出不穷。马赫迪在位期间，麦加人谢雅图和摩苏尔人易卜拉欣颇具音乐天赋。据说，谢雅图的歌声比洗热水澡更能使发冷的人感到温暖；易卜拉欣竟然在指挥数十名乐手演奏琵琶的时候发现其中1人的第二根琴弦拉得不够紧。后来，易卜拉欣成为哈伦的清客，受到哈里发的礼遇，经常得到数额可观的赏赐。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在阿拉伯世界也有了长足发展，穆斯林将希腊语的音乐著作译成阿拉伯语，有一些希腊语的有关音乐理论的著作也译成了阿拉伯语广泛流传。巴格达的音乐家易司哈格·穆绥里撰写了数部著作，总结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论述旋律和节奏的构成。著名学者法拉比深入探讨了音乐的结构、曲调和节奏，所撰写的《音乐大全》和《节奏分类法》，被时人视为音乐理论的权威之作，并对西方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
绘画艺术
伍麦叶时代的著名建筑阿姆拉宫，其中就有许多出自异教徒之手的精美壁画。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尔太绥姆在836年营建萨马拉时，下令用裸体人像和狩猎场面的壁画装饰新都的内宫。穆台瓦基勒在位期间，哈里发聘请的拜占廷画匠甚至将基督教堂和僧侣的图案画在萨马拉的内宫墙壁。但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他们认为只有安拉才有权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所以在清真寺里都看不到人和动物形象的艺术品。
书法艺术
穆斯林长期遵循经训的教诲，崇尚书法艺术，所以书法艺术是阿拉伯艺术的重要方面，而它的表面形式又主要是誊抄《古兰经》。由于绘画内容的诸多限制，穆斯林大都在书法领域尽情显露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不断汲取异族和异教的绘画技巧，将自然的美感融会于书法艺术之中，使书法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麦地那时代，库法体阿拉伯文颇为盛行。这种书体，古朴方正，棱角清晰，线条粗犷，近似于汉字中的篆书。据传，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用库法体书法，亲笔给阿拉伯各部落酋长写信，号召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在位期间确定版本的《古兰经》，便是用库法体誊抄。伍麦叶时代，纳斯赫体阿拉伯文逐渐取代库法体，风行伊斯兰世界。该体盘曲流畅，便于手写，近似汉字中的行书。迪瓦尼体字间聚散分明，字形委婉多姿，近似汉字中的楷书，主要用于公文的书写。苏勒斯体又称三分体，宛若几何图案，字形复杂，字体雍容华贵，近似汉字中的草书，多用于装饰性的文字书写。与之相应，阿拉伯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赖哈尼、伊本·木格莱、伊本·伯瓦卜、穆哈盖格等。
建筑艺术
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最初并无严格意义的建筑可言。流动的帐篷是他们的宅居，浩瀚的旷野是他们的庙宇，无垠的沙丘是他们的坟墓。伍麦叶时代，阿拉伯人初别自己的故土，对于沙漠生活尚有特殊的情感。哈里发似乎并不喜欢喧嚣的大马士革，而是偏爱静谧的去处。他们大都隐匿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地带，并建造了许多行宫。这些行宫或者位于罗马要塞的废墟，或者仿照拜占廷和波斯的建筑风格。马立克曾在叙利亚沙漠的西南侧建造穆瓦盖尔宫（即荣誉宫），其子韦里德二世在穆瓦盖尔宫附近的罗马要塞遗址建造穆斯塔勒宫（即堡宫）和阿兹拉格宫（即蓝宫）。
著名的穆沙塔宫（即冬宫）位于上述行宫附近，用石块做建筑材料，是贝都因人沙漠建筑的杰作。整个建筑呈正方形，围墙环绕四周，围墙两侧筑有塔楼，正门两侧亦各有塔楼，巨大的水池位于庭院的中央，主殿和寝宫依次排列在水池的后面。寝宫的顶部呈3个半圆形，寝宫两侧各有筒形穹窿，采用波斯风格的尖形弓架结构。主殿内墙有许多壁龛和侧柱，与后来清真寺的殿内装饰如出一辙。阿木赖宫位于死海北端，建于韦里德一世在位期间，用红石灰石做建筑材料，包括主殿和辅厅。主殿的顶部是3个筒形穹窿，外面的光线由筒形穹窿的6个窗口射入殿内。辅厅的屋顶各呈筒形穹窿、十字穹窿和三角穹窿，内设浴室和排水设备。主殿的正面墙壁画有哈里发的肖像，侧面墙壁是6个异族君王的画像，其中包括罗马的独裁者恺撒、波斯皇帝胡斯洛、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国王尼加斯、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其余墙壁以及辅厅也有许多精美的壁画，包括竞技、狩猎的场面和裸体女人的肖像，波斯的艺术风格和拜占廷的绘画技巧尽显于壁画之中。
宗教建筑历来是建筑艺术的典型佳作，在伊斯兰教盛行的阿拉伯世界更是如此，清真寺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则是阿拉伯人传统文化风格与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渐趋融会的缩影。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麦斯只德”，意为礼拜的场所，殿堂和浴室是清真寺的基本要素。根据《古兰经》，麦加的克尔白应是最古老的清真寺。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始建于622年，代表早期伊斯兰时代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
伍麦叶时代，在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影响下，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发生变化。穆斯林模仿基督教堂的供坛，首先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殿内正墙增设凹壁（米哈拉卜），用来指示礼拜的朝向，其他诸地的清真寺于是竞相效法。穆斯林还模仿叙利亚原有的望楼和基督教堂的高塔，在清真寺的院墙增设宣礼塔（米宰纳）。伊拉克总督齐亚德·阿比曾酝士拉清真寺增设7座宣礼塔，埃及总督麦斯莱麦·穆哈拉德于672年在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四角增设4座宣礼塔，韦里德一世在位期间的希贾兹总督欧默尔也曾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增设宣礼塔。叙利亚的宣礼塔往往采用石块建造，呈四方形；埃及的宣礼塔多由泥砖砌成，建筑风格与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颇为相似；在伊拉克，建于阿巴斯时代的萨马拉清真寺，其宣礼塔模仿古巴比伦的庙塔，分为7级，代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5大行星。
马立克在位期间，为与阿卜杜拉·祖拜尔及其控制的希贾兹两座圣城分庭抗礼，在耶路撒冷建造萨赫莱清真寺，又称“磐石上的圆顶寺”。该寺呈八角形，每边长约20米，高9.5米，墙壁用石块砌成，上面为一巨大的圆顶，由许多方柱和圆柱支撑。据说，萨赫莱清真寺的圆顶，系模仿布斯拉的大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陵教堂建造。圆顶的表面和八角檐梁镶嵌着彩色的瓷砖，并且刻有精美的库法体《古兰经》经文。圆顶之下陈放着所谓的圣石，长宽各约10余米。相传，先知穆罕默德于621年的一个夜晚踏此圣石登霄，遨游仙界。该寺建成以后，巨型圆顶和镶嵌细工的建筑风格被穆斯林广为效仿，成为后世清真寺的重要特征。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明显不同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以及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地最初建造的清真寺，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与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完美结合。
阿巴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艺术日臻成熟。巴格达的绿圆顶宫、萨马拉的巴尔库瓦拉宫、科尔多瓦的阿萨哈拉宫以及萨马拉清真寺、科尔多瓦清真寺、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弗斯塔特的伊本·土伦清真寺、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皆可称作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
陵墓建筑是阿拉伯建筑的又一重要内容。由于伊斯兰教认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所以对兴建去世者的陵墓特别重视。著名的陵墓被称为“圣陵”，埋葬在圣陵中的一般都是阿拉伯世界中著名的统治者、皇亲国戚、宗教领袖、教派首领、对伊斯兰教的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穆斯林长老或穆斯林崇拜的特殊的宗教人物。
陵墓建筑的登峰造极的杰作，就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印度的泰姬陵，它是印度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杰罕为了深切纪念因分娩而去世的爱妃泰姬·玛哈尔而建造的巨大陵墓。整座陵墓宛如一所宏大的清真寺礼拜殿，成为伊斯兰陵墓建筑的最高典范。
陵墓建筑与清真寺建筑一样，具有“两世兼顾”的特点，既庄重肃穆，又美观华丽。这些颇具特色的阿拉伯建筑，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库布里克与《2001太空漫游》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具象绘画的戒律，给伊斯兰艺术造成以下四种影响：第一，促使伊斯兰美术世俗化。绘画、壁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在伊斯兰教中，不作为来世的艺术，不为宗教服务，远离清真寺和经典，不像基督教中绘画、雕塑作为阐述教义教理、指导个人行为的载体，而是附着于非宗教建筑和书籍、瓷器、织品等世俗民生器物艺品中。第二，促成伊斯兰美术的抽象特征。有的学者指出，既然人物画像甚至飞禽走兽的图画大量存在于非宗教的场合，那么实际没有所谓“伊斯兰教美术”。虽然伊斯兰美术不直接为宗教服务，但要受伊斯兰教理及其美学的约束，由于惧怕“圣训”中末日惩罚的儆戒，穆斯林避讳具象和写实的艺术创作手法，采用抽象表现形式，抒发深刻的蕴义，漠视光影原理、透视法和三维空间以及人物和动物画中的比例。由此来看，伊斯兰美术与西方传统古典美术迥然不同，它贯穿着伊斯兰教理和美学思想。第三，促进伊斯兰纹饰艺术的发达。虽然存在禁止具象绘画的戒律，但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仍有以造型艺术表情达意的需求，为消弭宗教与艺术的矛盾，穆斯林艺术家另辟蹊径，以兼备具象与担负双重特性的纹饰艺术代替造型艺术，完美地达到目的。伊斯兰纹饰艺术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宗教的装饰艺术。第四，造成美术家社会地位不高。伊斯兰教历史上，美术家排在书法家和教义学家之后。在非宗教典籍中，书法家缮写誊录，美术家只有在空白处绘画插图的份儿。公元13世纪前，美术家一般不在插图中署名。
说起阿拉伯纹饰，其主要特点是兼具形象和抽象，以抽象为主，其理论基础是伊斯兰美学。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采取了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认为感悟是人类认识真主和世界的一种最高能力，因此，一切失去物质和感性外壳的抽象概念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人的精神目光应从“粗糙”的物质现实，从一些具象的事物和现象移开。当代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史学家阿非夫说，伊斯兰美术并非来自理性和直觉，而是源于臆想和情感，满怀着对真主的崇奉和笃信。也就是说，穆斯林艺术家的创作途径是通过臆想，而非感知。因为对真主的认识并非通过感知，而是感悟。感悟的程度因人而异，最高是先知们的感悟，然后是哲人、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感悟是抽象的，逾越感觉和深思熟虑。艺术则是以理智的感觉摹画崇高与伟大。格拉巴拉（O。Grabara）在《伊斯兰艺术的形成》中指出阿拉伯书法艺术嬗变作纹饰，又成为符号和象征，可谓伊斯兰艺术的源泉。他说：“伊斯兰艺术不仅是装饰艺术，也颇有象征意义。我们在东、西希尔宫，冬宫和穆夫杰尔宫见到绘画，无论是几何状或植物状，都有象征意义，这是尹斯兰美学的极致。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建筑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形制。因此，不能把装饰成分看作孤立的构成或视而不见的自然存在。”他还说：“从对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层次探究伊斯兰美术，抛开视觉感知的事物、寻常的标志以及包含的意义，那么图画与其根本就一分为二，处于变化之中。在图画表象的背后，是标记和表面特点的谐调统一，留给人自由想象的余地。故伊斯兰美学包含许多可资遐想的寓意，具备无限的欣赏价值。”阿非夫·巴哈尼斯在《阿拉伯艺术美学》书中说，框线和色块是伊斯兰美术的两大因素，如同植物的枝与叶，相辅而行。由框线而生色块，再衍变出各种几何形状。譬如，书法中的线，从表象看是几何图形的基本要素，但从担负意义看，它与认主独一相联。即万物起于线，归于线。又如放射型的几何图形，是离散的，也是聚合的。表现源于独一，归于独一。独一就是真主。阿拉伯纹饰中的几何纹由基本的几何形状如三角形、四角形和五角形衍生。这些几何形状变换循环，组成各种森罗万象、奇妙怪谲的图案。穆斯林从中可感到循环往复的世界以及造物主的存在，思索生命的回旋与更迭，领悟真主之美和无始无终的神力，得到美的愉悦和思想的陶冶。阿拉伯几何纹饰不仅表现了穆斯林对代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而且包含了他们的宗教热忱。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直沉湎于装饰艺术，以此作点缀和装璜，还代表万类庶物。既是艺术表现，也是宗教象征，反映了阿拉伯人的艺术天资。阿拉伯几何纹饰不但具有数学意义，且涵盖世间万物的形状，如圆柱体、球体和立方体等。但穆斯林艺术家没有拘囿于表现体积，而认为体积是人类无法填满的精神外壳。伊斯兰艺术追求表现物质存在的平面形状，认为平面并非空洞抽象，苏非派经常借用平面表达各种意思。阿拉伯纹饰也非肤廓无物，而是以抽象形式代表世间万物，所有生命体或非生命体。植物纹的表现手法与几何纹类同，即把植物的外在特征，如弯曲的茎蔓、繁茂的枝叶，贯穿于抽象的几何纹中，予物质基本形态增添各种颜色，使其具备新的意义和阐释。视觉中的线条和色彩，流通着艺术的旋律。曲线纹饰肯定了阿拉伯艺术的创作灵感，象征植物、花卉，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曲线纹饰表现的，正是大自然的含义。
那么，何为伊斯兰装饰艺术？它是指附着于以清真寺为主的建筑物和各类艺品上的纹饰艺术，以非具象的波状曲线的阿拉伯纹饰为表现手段。伊斯兰艺术离不开纹饰艺术，其核心是宗教建筑物和艺术品，装饰这两种主体艺术的阿拉伯纹饰则是伊斯兰艺术的灵魂。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反对描绘生命体，使得阿拉伯纹饰为主的伊斯兰装饰艺术领有独树一帜的特点。阿拉伯纹饰艺术特征是讲究重复、整齐和规则的排列，对称、均衡和节奏的置陈。表现形式的复杂繁缛，令人眼花缭乱，反映了伊斯兰艺术崇尚繁复、不喜空白的审美。不喜空白是原始人类艺术的共同特征。伊斯兰教认为，空间是魔鬼出没的地方，故应以稠密的纹饰填满空间，阻止魔鬼活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认为，相当于无有的空白并不存在，真主无时无处不在。
阿拉伯纹饰包括几何纹、植物纹和书法纹三种：
一、几何纹。圆形和方形是所有几何纹的根本，由此繁衍其他类型纹饰。阿拉伯几何纹饰以星形图案为主，它蕴蓄了伊斯兰教天地融合的观念。星形图案组合方式众多，如三角形可变成五角星形和六角星形。四角形变成八角形，前者象征四面，后者表示八方。人们透过星形图案，可联想到天穹和下土、正中与方圆、精神及物质。几何纹除星形图案外，还有以正方形、十字形、万字形等几何纹饰为主的多种组合图案，以及构思独特的扭曲状编结纹。伊斯兰艺术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宗教艺术使用几何纹饰，并将其作为主要装饰艺术，星状图案常见于建筑物和木质，铜质艺术品上。几何纹饰不但表达了穆斯林的欣赏品味，也证明他们丰富的几何学知识。几何纹饰在抄姆地区叙利亚和埃及备受崇尚，后传至北非的土耳其。今天沙姆地区现代建筑上，几何纹饰触目即是。
二、植物纹。阿拉伯纹饰中的植物纹，并非具象描摹树木和花草，而是波状曲线几何纹的一种变体。最典型的形状为枣椰树叶纹，源出希腊，主纹呈扇面枣椰树叶状，具有连绵不断，无限延伸的抽象式样，象征宇宙万物的深奥精深和生命力的顽强不挠。植物还有象征生命之树的圣树纹，出自伊朗萨珊艺术。典型的圣树纹是在一棵大树两侧画两只相对的动物。9世纪后，圣树纹渐趋抽象，树干变成纤细垂直的线条，枝叶呈螺旋状纹。植物纹后来还出现弯曲茎蔓缠附枝干的葡萄纹。穆斯林使用植物纹饰，意在重现自然。反复连续和相对或近似的树叶、树干形状的纹饰，贯穿着抽象和象征的原则。植物纹出现于公元9世纪，当时萨马拉城墙壁的灰泥纹饰和埃及图伦遗址上可见到这种纹饰。法蒂玛时期，植物纹饰艺术得到发展，到13世纪则登峰造极。之后，植物纹饰传往伊朗，装饰在彩釉瓷砖上，而且具有中国艺术特色。植物纹在伊朗和印度十分流行，流线形的枝桠、叶片和花蕊纹饰充斥地毯、书籍、门闼、清真寺的讲坛和凹壁。陵墓柱塔上常雕镌松树的花卉纹饰，代表后世及其幸福、安详、丰裕和美好。
三、书法纹。阿拉伯书法有多种字体，强调纵向和横向笔画，且具装饰性。库法体笔画形如枣椰树叶或花卉。纳斯黑体和三分体讲究纵向笔画，曲线变化多端；鲁库阿体庄重大方结构工整；迪瓦尼体飘逸跌宕，结构疏密恰到好处。笔画空白处装璜蔷薇纹和逗点，整体视如中国传统黑白花鸟画。以上阿拉伯字体都以曲线变化为特征。以此作为装饰手段，与植物纹的波状线条有同工异曲之处。从8世纪至今，伊斯兰艺术家一直用阿拉伯书法装饰清真寺的墙壁、拱顶、券门和凹壁。
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区，当地人以雕刻或镂孔的石膏勾勒出几何和植物纹，还出现了称为“情人心”的双心状和蜂巢状几何纹饰。库法体或纳斯黑体的书法纹饰一般抄录诗人布希里（1211-1296年）的诗篇，还有阿拉伯文的吉祥、平安的字句。格拉纳达的红宫、塞维利亚的拜尼·阿巴德宫中的书法纹饰，堪称伊斯兰书法纹饰的杰作。
以动物图画作装饰在近东由来已久，穆斯林承袭了这种艺术，使用狮子、老虎、大象、羚羊、兔子和小鸟的图画装饰建筑和工艺品。动物装饰艺术部分来自中国，但多源于波斯萨珊艺术。
阿拉伯纹饰融书法与绘画为一体。阿拉伯书法是勾勒字词的笔画、组合笔画结体，绘画则是描摹现实或虚构的形象。阿拉伯纹饰是无具体含义的绘画，表现为非具象的、图案化的形式。阿拉伯书法成为纹饰艺术，尽管未脱离其基本功用，但抽象的意义已成主流。而且由于阿拉伯文是抄写《古兰经》的神圣文字，又增添了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审美情趣。随着书法艺术地位的提高，其解释说明功能亦相应增强。
阿拉伯书法从迦南起源时起，就有几何图案的特点，之后演变为柔和飘逸或支离破碎或二者兼有的几何形式。库法体的出现将阿拉伯书法推向超群绝伦的巅峰。这种字体一般以抽象的枝叶植物纹装饰，称为“柔和曲线”。到15世纪，几何图案的书法开始用于装饰非斯城建筑的墙壁，即以砖块交错拼成“安拉”一词或先知穆罕默德或哈里发的名字。阿拉伯书法以形状分两种，一为棱角形，一为曲线形。阿拉伯书法纹饰由此亦分两种，一为由三角形或正方形派生，称为“哈依特”（框线形）。一为曲线形，糅合了植物纹，称为“拉姆依”（色块形）。
“电影界的莎士比亚”黑泽明
天文学的前身是占星术，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则最初来自古代希腊的星相学。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便对天象颇感兴趣，他们往往根据星宿的变化判断气候，预卜吉凶。但阿拉伯人系统地研究天文学，是从阿巴斯王朝开始的。阿巴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的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希腊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成》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为阿拉伯人天文历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穆斯林随之开始对天文学的研究，经过几百年的观测和研究，阿拉伯人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宝库。《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796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马蒙在位期间，阿巴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有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马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
随着对天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阿拉伯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他们对阿拉伯乃至全世界的天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下就介绍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以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了解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成就。
花拉子密（780～850年）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和希腊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了《花拉子密历表》，它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白塔尼（850～929年）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系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四十余年。他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著有《恒星表》（亦称《萨比天文历表》）。他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白塔尼在天文学领域的是突出贡献，他发现了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中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成拉丁文，对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阿布·瓦法（940～998年）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他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他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
比鲁尼（973～1048年）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贾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了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精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
伊斯兰教通用的历法就是徙志历（希吉拉历），即回历。这套历法从639年开始使用，规定从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地那迁徙到麦加的622年7月16日开始计算，即这一天为伊斯兰教的元年元旦。回历是以月亮的圆缺作为测定时间的标准，因此属于太阴历。回历每年分为12个月，单月30天，双月29天，不置闰月，全年共354天。每30年为一个周期，中间包括11个闰年（30年里的第2、5、7、10、13、16、18、21、24、26、29年），每个闰年的12月末加上一天。这样30年平均每年为354日8时48分，比通行的太阳历（公历）回归年少10月21时1分。伊斯兰教的节日和宗教活动都是依据回历，而回历比公历一年的时间短，要准确计算两种历法的对应日期是很复杂的，所以伊斯兰教的节日便与季节无关，也与公历无法对应，每年的同一节日会出现在公历的不同月份。回历也将一周分为7天，星期五是聚礼日，也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公共休息日。
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年）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他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
动画大师宫崎骏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在位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萨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被后人称为阿拉伯数字。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基督教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
穆斯林对数学，尤其是对几何学和数字的偏爱，与伊斯兰教信仰有直接关系。而穆斯林对数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他们在继承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基础上，发展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他们还把几何学与代数学相综合，试图用几何学原理解决代数学问题，为解析几何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他们还首创了以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为基础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等等。
先进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使阿拉伯产生了许多闻名于世的数学家。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数学家。花拉子密不仅在天文学领域颇具贡献，而且在数学领域成就斐然，所著《积分与方程的计算》一书，论证了解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基本方法以及求二次方根的计算公式，提出代数、已知数、未知数、根、移项、并项、无理数诸多概念，从而使代数学发展为数学的基本分支。花拉子密论证的解方程的两种基本方法，即“还原”和“对消”，对西方数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演变为现代数学中常用的代数运算法则“移项”和“合并同类项”。花拉子密因此被后人誉为“代数学之父”。阿布·瓦法在三角学方面极有造诣，尤其是论证弦、切、割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三角学计算公式和三角函数表，从而使三角学开始脱离天文学，逐渐成为数学的分支。欧默尔·赫亚姆著有《代数》一书，着重研究一次方程的解法和多次方程根的几何作图法，系统阐述采用圆锥曲线求根的理论，并且采用圆锥曲线交割的方法解三次方程，奠定了解析几何的重要基础。
卢卡斯与《星球大战》
在阿拉伯文明的诸多领域中，宗教教育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斯兰教育不仅是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穆斯林修身养性和培育后代的主要途径。在穆斯林看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是人的精神培育、灵魂的铸造和品性的修炼。因此，穆斯林历来对教育极为重视，将其视为具有切身利益的日常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伊斯兰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往往是穆斯林民众自发兴办的，穆斯林曾创建了寺院教育为中心的、发达的以《古兰经》为主体的宗教教育体系。
在传统伊斯兰教育中，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反映在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教育内容、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
教育体制
穆斯林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造就有德性的人。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既重视培养个人的美德，又兼顾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曾将教育划分为三类：一是“超凡教育”，旨在唤起“宗教的灵感，使受教育者进入超凡脱俗、瞑思内省的境界”，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完美；二是意在培养绅士、达官贵人的文化教育，它尤为看重社会的名誉、地位；三是专长教育，以培养各种技能和手艺专长为目的。伊斯兰教育体制则将这三类教育融为一体，在强调心灵的净化、内心的诚信、身体的力行的同时，又要求个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献身于穆斯林社会的公益事业。
阿拉伯教育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普通百姓通常将孩子送到清真寺里去接受教育；第二，哈里发或贵族的孩子可请家庭教师来教育；第三，向贝杜因人学习，伍麦叶王朝前朝的哈里发经常把儿子送到沙漠地区去，向贝杜因人学习纯正的阿拉伯语和骑射技术。其中，清真寺教育是最主要的，因为清真寺教育是免费的，穷苦百姓的孩子也可以享受。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主要有三种，即马克塔布、马德拉萨和清真寺。马克塔布一般也被称作经堂，以念诵《古兰经》为主，兼学语文和算术，程度较低，类似于小学。马德拉萨是比马克塔布高一级的学校，相当于中学，一般以宗教学科为主，包括《古兰经》注释、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还设有阿拉伯语和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哲理学等与宗教相关不大的文化知识学科。而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育体制中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后来发展为穆斯林大学，如驰名世界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摩洛哥凯鲁万大学，都是以清真寺为教学场所的学校，它们最初也称作马德拉萨。在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区，两者往往为共同体。清真寺与伊斯兰传统教育关系极为密切，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是穆斯林民众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这种枢纽地位，使得穆斯林的教育活动与宗教的和社会的活动融为一体，从而使伊斯兰传统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广泛的社会性。
对伊斯兰传统教育影响至深的另一种教育机构是苏非活动中心，它在阿拉伯世界称为扎维亚这些中心以传授苏非神秘主义宗教知识为主旨。扎维亚的教学规模相当于马克塔布，但教育水平整体上要高于后者。苏非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心灵的净化，以最终达到人主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因而把教育视为精神修炼的最重要的途径。同时，苏非主义还注重一种由苏非导师亲自传授宗教知识的导师制度。苏非信徒在导师的指导下，一步又一步走完精神修炼的旅程，获得完美的宗教知识，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知识尽管是属于超验的宗教知识，但它同样具有宇宙论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此外，苏非主义还往往用最高品位的文学形式——诗歌，来表达其超验的信仰和心灵体验的旅程，因此苏非道堂同时常常是艺术教育的场所。
此外，伊斯兰传统教育中还包括了与医学、天文学以及与工艺美术有关的应用学科。伊斯兰传统教育不仅重视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生活需求，而且也有满足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一面。比如，伊拉克的巴格达医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著名的波斯医学家拉齐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一边行医，一边教学。学医的学生需要接受理论教育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在医院里实习一段时间后，他们还要经过考核，最后被授予医生职业称号。同样，在重要的天文观象台中，不仅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还教授相关学科如逻辑和哲学。在历史最悠久的伊朗的马拉盖天文台中，天文学家、哲学家兼数学家图西，就是一边从事研究，一边从事教学的。在实用工艺教育中，艺徒们或者是经师傅在家中传授，或者是经师傅在作坊中边干边学。他们不仅学到了地毯编织、砖瓦制造等技艺，还接触到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世界的科学知识。在接受了各方面内容教育后，艺徒们在制作传统工艺品的同时，也铸造了自己的灵魂。用现在的话说，综合素质大大的提高，使他们不仅了解了制作物品的性质，还明白了艺术、加工过程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教育理论
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与伊斯兰宗教思想的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8～9世纪，随着逊尼派宗教学者阶层的兴起，正统的宗教文化传统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使学生熟悉经训、教法知识，了解伊斯兰文化传统，用宗教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有文化素养的、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们在向弟子传授知识过程中，力图把启示知识（《古兰经》）、传述知识（圣训）和推导知识（教法常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9世纪以后，随着正统的艾什尔里学派的崛起，理性主义与正统信仰相结合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引进了形而上学、逻辑学、思辨哲学等新学科，教学内容已不限于宗教传统教育。12世纪以后，苏非神秘主义勃起，对宗教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苏非神秘主义者反对以理性思辨、逻辑论证为认知方式。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与社会需求脱节，苏非信徒们以规避世间俗事为荣，蔑视尘世间的物欲追求，带有消极遁世、洁身自好的思想倾向。
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伊斯兰教权威大师安萨里。安萨里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最杰出的教义学家、哲学家，而立之年执教于塞尔柱王朝的著名学府——尼札姆大学。安萨里的教育思想尤为注重宗教神秘体验，但也并非绝对否认理性思维、逻辑论证、经验观察的作用。晚年他在《哲学家的毁灭》、《伊斯兰宗教学科的复苏》等著作中关于宗教、哲学的论述，也是其宗教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安萨里认为，宗教信仰包括内心信仰和外部行为两部分，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安萨里提出，知识与信仰属于不同的领域，“知”是理性的领域，而“信”是心灵的领域，二者不能互相替代；理性的权威只限于知识领域，而在信仰领域毫无地位。出自于对人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怀疑，安萨里主张必须把信仰还原为心灵的活动，而把理性禁束于知识领域。对于前者，应当以主命为出发点，从体验自我开始，通过心灵感应、内心诚信来认知真主；对于后者，应当把理性看作框正信仰的工具，用以教化误入迷途的一般信众，但要像医生开有毒性的烈性药一样，使用时要慎而又慎。他还认为，为了恢复“正信”的地位，必须对一般信众强化宗教教育，使之了解基本信仰而不必理解信仰。他晚年撰写的《穆斯林大众信纲》，便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便于背诵、记忆的普及性宗教读物。
另一位对传统教育理论有过突出建树的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是突尼斯人，他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伊本·赫勒敦曾就教育的社会性、实用性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职业，它与城市市民的技艺培训和日常生活需求关系愈益密切，而不限于人们的宗教生活。他在《历史绪论》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作出深入的分析，指出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伊本·赫勒敦曾以巴格达、库法和巴士拉等文化名城为例，说明伊斯兰教初期这些城市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是与商业、手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认为，教育应使人们学会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灵，人类的教育事业受人类的文明水平和各种力量的制约，其中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力量。他还强调，人类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科学则是所有学识的基础；理性能帮助人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明白不同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同安萨里一样，伊本·赫勒敦认为，人的理性作为认知工具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理性无能为力时，最终还要诉诸不谬的天启。
伊本·赫勒敦主张因人施教，掌握知识应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他还提倡去外地游学，以便向不同的老师求教，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在伊本·赫勒敦的故乡突尼斯，当时的小学教师除了要教授《古兰经》、阿拉伯文和诗歌外，还教书法和写信。伊本·赫勒敦主张，入门学习，不应从深奥难懂的经文教育开始，而应先学阿拉伯文和诗歌，接着学算术，最后再学《古兰经》。
教育方法
早期的伊斯兰教育以口授为主，教学主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内容。口头教学由老师背诵经文、口述经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以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穆斯林家庭的女孩子，一般是在家里接受口授教育。口授教育在伊斯兰传统工艺教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穆斯林各民族的很多传统艺术，也是通过口授方式世代相传而绵延至今。
穆斯林的经文学校，不论是马克塔布还是马德拉萨，不同年龄和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并肩坐在同一教室里听课，共同参加课外活动，并无等级之分。有才能的和勤奋的学生，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没有硬性的课程安排和学习期限。在课堂上，老师一般依柱而坐，学生们则排成半圆形围绕教师席地而坐。讲课结束后，老师说声“安拉无所不知”后，学生们不论年龄大小便自动靠拢老师并吻其右手，以示敬意。接下来由一位得意门生复述老师所讲的内容，以便加深记忆，帮助那些仍未掌握要点的同学进一步理解。课堂气氛相当活跃，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然后由老师作答。这也是很多学生充实和表现自己的机会，进而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
穆斯林传统学校对于入学年龄没有限制，穆斯林不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入学，来去自由，没有强制性规定。学生一旦觉得学有所成，就可以到高一层的学校深造。这类传统学校是全天开放的，以便于那些在职的或有家务负担的成年人也有机会学习知识。传统的穆斯林学校也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学业结束后也没什么毕业证书，学生成绩和知识水准全由教师评估。这类学校也没有学习年限，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有的甚至是几十年。
送孩子上学念书，穆斯林视为作父母应尽的义务而非国家的责任。同样，教师教书育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义务。在伊斯兰教育发展初期，教师一般是不收学费的。随着教育的发展，后来教法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合法的收费办法。在马克塔布这类初级学校中，在有条件集资的地方才允许向老师交付学费。在马德拉萨和清真寺这类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教师往往会得到国家或富人的大量赞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者。正是有了历代阿拉伯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阿拉伯才能涌现出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学者，这才有了阿拉伯文明的灿烂辉煌。
斯皮尔伯格与《辛德勒的名单》
希伯莱文明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当属他们所奉献出的《圣经》。从本质上说，《圣经》是一部记录着希伯莱民族信仰体系的书。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去审视希伯莱人的信仰，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创新，一种进步。这种创新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代表着希伯莱人信仰的精髓——一神论和契约观上。
希伯莱人生活的早期时代是一个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由众神掌管，每个神祗都有自己相应的势力范围，世界因而呈现一种无序、分散、对立状态。加之每个民族、每个部落，甚至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神，民族、部落和个人只能被动依照自己的神的旨意和伦理道德各行其事，社会因缺失统一的伦理道德标准而失去应有的秩序。希伯莱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提出一神论的观念。在希伯莱人的眼里，它不仅是惟一的神，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主宰着这个宇宙的神。一神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划时代的成就，是人类思想的一种独特的跃进。根据一神论思想，神不仅创造了自然界和自然界的秩序，而且创造了世人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以及与伦理道德相应的社会秩序。这样一来社会便具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从而使建立起一个公正的社会成为某种可能。一神论的提出还使得人们有了一个看待人类和生命统一的标准，人与人之间的“众生平等”便有了现实的依据，人类用不着再消极、悲观地对待人生和生活，完全可以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生活。希伯莱民族一神思想对世界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希伯莱民族的信仰体系中另一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希伯莱人的契约观。这一独特的阐述神人关系思想的提出表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希伯莱人看来已不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利互助、互有义务的双向选择关系。契约观赋予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以选择的自由。希伯莱人的这一思想经过数千年的传播对世界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一神思想早已成为当今人类一种主要的信仰体系，而它的契约观更是早已超出人类的信仰范围，成为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主要思想基础。希伯莱人的信仰数千年来一直是少数人的信仰。
《圣经》是被世人公认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书籍，是人类早期生活和思想的“文化母本”，也是西方“道德教育的宝库”。《圣经》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彼得·杰克逊与“魔戒三部曲”
希伯莱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它北邻小亚细亚半岛，东连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南接西奈沙漠，西濒地中海。
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远古时代，迦南土地滋润肥沃，到处是葱翠茂密的森林草原，并已出现农业生产活动。但随着此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干燥，大片的森林和草原逐渐消失，周围的西奈沙漠和阿拉伯沙漠迅速侵吞迦南无数良田，水资源匮乏成为这里最为困扰人的难题。因此在希伯莱文明中，一方面水利灌溉技术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降雨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收成的丰歉，犹太先民往往由于旱灾而不得不到处迁徙，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之地。
迦南的自然条件虽不十分理想，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十分特殊。它位于亚、非、欧和地中海、红海交汇通衢之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四方强邻的必争之地，以致希伯莱文明早在形成时期便命运多舛；它同时又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个最古老文明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文明接触交往的辐辏之所，于是“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各种外来势力及其文化和精神价值传播辐射的聚焦点”。正是在这些文明的冲击交融之中，希伯莱文明得以孕育、诞生和扩散传播。
卡梅隆与《阿凡达》
名导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了拍摄日本漫画《铳梦》（Battle Angel Alita）电影版的计划，并且暗示说拍摄应该快要开始了。虽然詹姆斯-卡梅隆早就说过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打算，但由于《阿凡达》（Avatar）花去了太长的时间，这个计划一拖再拖，让粉丝们都不敢太期待计划的实现。随着《阿凡达》的即将上映，卡梅隆再次提起了这个计划，并表示将使用在拍摄《阿凡达》时开发的技术。
在卡梅隆接受的访谈中，当被问到是否觉得在拍摄《铳梦》会比拍摄《阿凡达》更麻烦时，他回答：“在真人拍摄和CG结合时，要表现3D比表现2D更困难。我们认为应该在拍摄《铳梦》之前先拍摄《阿凡达》，因为3D电影的最大难点是真人拍摄，然后立体拍摄，最后配上CG（《铳梦》中的CG比《阿凡达》更多）。我们先用立体拍摄技术拍摄真实的物品，然后再加上CG角色和背景，这并不容易。”
当被问到《铳梦》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时，他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有一本很好的剧本，我们做了很多制作设计，用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片子的大致风格基本上已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