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司马徽云：“识时务者，在俊杰。”时之为义大矣哉！三代敻矣①，然其所尚，各以时损益。夏尚敬，殷尚忠，周尚文，汉家杂以霸王之道，魏二祖求污辱②，奖弛③，晋美清谈，唐重文学，其所崇奖，皆足变德易俗，蒸成风气，观人先有宜所辨也。方今中国，值瀛海棣通之后④，西方物质文明，澎湃输进。而欧人生活与华人不同，礼教习俗，在在亦见变革。故衡鉴人物而用闭关时代之眼光以应之，多见其窒戾难通也⑤。此种变化之最著者：一为人伦，二为物质。人伦则君权毁堕，宗法制度，早失维系，故与父别居者，不为不孝；怀婚姻者不为不义；再适人者，不为不贞：此其大变也！物质主为金钱，欧美人所膜拜顶礼，中国人遂渐知重利。故商侩之行不为贱，垄断之事不可非，啬吝之举不宜鄙：此亦其变也！观人于此，慎毋全以旧道德为据可也。
“注释”
①敻（ｘｉòｎɡ）：远。
②污辱：奸邪，行为不正。
③（ｔｕò）弛：放荡不循规矩。
④瀛海：大海。此指海上通道。棣（ｔì）：相通，通达。
⑤窒：阻塞，不通。戾：违背。
“译文”
司马徽说：“能够认清时势的，就是杰出的人物。”可见，时势对于人的影响太大了。夏、商、周三代距我们现在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当时社会所崇尚的东西，仍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增减。夏代崇尚恭敬，商代崇尚忠诚，周代崇尚文化礼仪，汉代则夹杂有霸王之道，三国魏武帝、魏文帝时期寻求奸邪之人，嘉奖放荡不羁的行为，晋朝崇尚清谈，唐代推重文学，每个时代所崇尚和褒奖的东西，都足以改变以往的社会道德和风俗习惯，直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观人者首先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现在的中国，正值海路通达、国门敞开之时，西方的物质文明汹涌而来。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与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影响着中国的礼教习俗也时时在发生变化。所以如果现在还用闭关锁国时代的标准与眼光来评价与鉴定人，大多是行不通的。中国礼教习俗的变化是显著的，一是人伦观念，二是对物质利益的认识。人伦观念方面的变化是，几千年的君主制被摧毁，宗法制失去了维系社会的价值，因此儿子与父母分家另过，不算是不孝；盼望婚嫁的，不算是不合道义；女子再嫁人的，不算是不贞：这是非常大的变化啊！在物质利益方面，主要是对金钱，欧美人对此顶礼膜拜，中国人也逐渐知道看重私利。所以商人市民追求利益的行为不算是低贱，垄断市场的做法也不必非议，吝啬的举动也不应该鄙视：这也是一个变化。从这些方面观察人，切不可完全以旧的道德标准为依据。
“原文”
论人贵达时势，①略取《文史通义》②一则，示之如左：
立朝风节，强项敢言③，前史侈为美谈④，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⑤，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气，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⑥。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是之谓不达时势。
“注释”
①达：通晓。
②《文史通义》：清章学诚撰，八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多泛论文史，外篇论修志条例。其论学主旨，以“考索”与“义理”并重。
③强项：不肯低头。形容刚正不屈。
④侈：广，大。
⑤宪：封建社会属吏称上司为宪。
⑥洵：确实。
“译文”
为了论证人贵在通晓时势这一观点，选用《文史通义》中的一段话如下：
在朝中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这样的风度气节，以往的史书中广为称颂。明代中叶以后，门户林立，朋党竟起，风气相互影响，谁不是敢于说话之士呢？那么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人，作为君子就一定要仔细分辨了。不能因为他刚正不阿敢于发威，便认为他就是有风骨的刚烈之士，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朝皇帝澄清吏治，革除陈规陋俗，整饬官场风气，惩治贪官污吏，实为千载难遇的圣明时代。那时为官的人，大官守法，小官清廉，已成为一种风气，贪污冒犯之徒，无不闻风而洗心革面，这种局面是时势所造成的啊。现在来看那些传记碑文上的内容，叙述雍正年间各府、州、县的官员时，都盛赞他们是“杜绝别人馈赠，清除积习弊病，生活清苦，坚守节操，革除额外的供给”，其文字内容比起《循吏传》来也确实毫不愧色。岂不知那时的官员是迫于国家的法令，不得不如此。千万人的行为都一样，不足以算是杰出的节操，难道能见到为宦官建造的寺庙就称颂他不好色吗？住到山里才知道珍惜木柴，趟过河水才知道爱护鱼虾，人们都知道没有这种道理。但称赞人的时候却惟独不是这样，这就叫做看不清时势。
“原文”
地域不同，人性迥异，此研究人生地理所共知者也。中国古书，如“北方之强，”“南方之强，”见于《中庸》；“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向义，”见于《国语》；“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见于《汉书》；又“齐人多诈，”“楚人多剽急，”“燕地阴气侵，生欲，其人贪利；秦金精坚，故秦俗亦坚，”“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杂见子史；“齐人舒缓，秦人漫易，楚人促急，燕人戆敢，”见于《论衡》，其语可谓庶矣！至地理之切关人性者，则详如《管子》、《淮南子》之说。
《管子》：
齐之水遒躁而复，①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②故其民轻果而敢；越之水浊重而泪，③故其民愚疾而垢；④秦之水泔而稽，⑤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⑥晋之水枯旱而运，⑦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⑧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
《淮南子》：
丘气多狂⑨，衍气多仁，⑩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
“注释”
①遒：迫急。复：在此意为“盛”。
②淖（ｎàｏ）：柔和。
③洎（ｊì）：浸泡，浸润。
④疫：通“嫉”。
⑤泔：本意为淘米水，此指不清而浓度很大。（ｊù）：积聚。稽：迟滞。
⑥事：读为“”（ｚì），指刺杀。齐：训为“剪”，斩削。
⑦“枯旱而运”：读为“苦悍而浑，”意指苦涩而浑浊。
⑧萃下：言水之涝聚甚深。萃，聚的意思。
⑨邱：同“丘”，土山。
⑩衍：下而污者为衍。“译文”
地域不同，人的性格也迥然有别，这是研究人生地理的人都知道的道理。中国的古书中，如“北方人的刚强，南方人的刚强”，见于《中庸》；“生活在肥沃土地上的百姓没有才能，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百姓崇尚道义”，见于《国语》；“邹国、鲁国人遵守经学规范，齐国、楚国人大多善辩聪明，韩国、魏国人常有非凡的气节”，见于《汉书》；另外还有，“齐国人大多狡诈”，“楚国人大多剽悍急躁”，“燕地阴气浸润，使人产生欲望，所以燕国人贪图私利；秦国兵戈精坚，因此秦地民风也比较坚强”，“大江之南，五湖之间，那里的人内心轻慢”，这些话杂见子、史之中；“齐国人从容迟缓，秦国人散漫不拘，楚国人性情急促，燕国人憨厚勇敢”，见于《论衡》，上述这类话可以说太多了！至于地理与人的性情有密切关系的论述，详见《管子》、《淮南子》。
《管子》：
齐地的水迫急而流盛，所以齐国人贪婪、粗暴而好勇；楚地的水柔弱而清白，所以楚国人轻捷、果断而敢做敢为；越地的水浊重而浸土壤，所以越国人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地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秦国人贪婪、残暴、狡猾而好杀伐；晋地的水苦涩而浑浊，淤滞而混杂，所以晋国人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好财利；燕地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所以燕国人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地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宋国人纯朴平易而喜欢公正。
《淮南子》：
土山之气多，使人狂妄，洼地之气多，使人仁爱，山陵之气多，使人贪婪，生活在轻软土地上的人，行动敏捷，生活在板结土地上的人，行动迟缓，生活在清水旁的人，声音细小，生活在混水旁的人，声音粗重，生活在急流旁的人，身体轻飘，生活在缓流旁的人，身体笨重，中原之地出的圣人较多，这都和人生活的环境与气候相似。
“原文”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人习性不同。《管子》就水道论其不同，《淮南子》就土质论其不同，大要如此。虽偶有不囿于水土之气而自异者，则亦如《淮南》所云：“胡人有智利者，而人谓之①；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②。”举多为目也。今日中国，南北各地人性显著不同者，燕赵人质直好义，邹、鲁人儒缓秉礼教，楚人剽急，蜀人禀丘气而多狂，汴人禀衍气而多仁，吴、越人禀轻土之气而多轻利。观人者宜知其梗概也。
“注释”
①（ｚｈì）：蛮横，固然。
②（ｃｈāｏ）：矫健，敏捷。
“译文”
中国幅员辽阔，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习俗和性情不同。《管子》根据水势来论述这种不同，《淮南子》根据土质来论述这种不同，基本上都是如此。虽然偶而也有不受水土之气影响的，那也如《淮南子》中所说：“地处北方的胡人也有聪明敏捷的，而人们称之为蛮横固执的人；地处南方的越人也有身重迟笨的，而人们称之为矫健敏捷的人。”就不再多举例子了。今天的中国，南北各地人性情显著不同的有，燕、赵之人情怀耿直，崇高义气，邹、鲁之人儒雅徐缓，奉行礼教，楚地之人剽悍急躁，蜀地人天性中有丘陵之气，因而大多比较狂妄，汴地人天性中有洼地之气，因而大多比较仁爱，吴、越人天性中有松软土地的气息，因而大多轻利。观察人的人应该知道这些大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