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出土了十块鼓形石，每块石上均刻有四言诗一首，由于诗歌内容多记录歌颂渔猎之事，因形如柱础，故又称“猎碣”。石鼓文在文学、历史学、书法诸方面，特别是在考古学方面有很高的价值。唐代诗人韩愈曾先后两次作《石鼓歌》称颂。宋人为使石鼓文字免受损害，曾填嵌金泥加以保护。金人获得后剔去金泥进行拓印，辗转流传至今。然而，石鼓文系何国文字？作于什么时代？长期以来成了未解之谜。
武亿《金石跋》认为，石鼓文作于汉代，理由是石鼓文提到天子驾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可是，他忘记了秦代亦有皇帝驾六马之制。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和张怀瑾《书断》等，都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可是，查遍史书，未见有周宣王在岐阳田猎之事，这种说法不攻自破。清人俞正燮《答成君馞书》指出，石鼓文作于北魏，其理由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盖吴反。十一月诏扶风公元处真，平阳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銩稨（今陕西周至县），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氏。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鼓曰丙申，溯銩稨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扶风四公也；云‘吴人’，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世祖纪》云‘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周书·黎景熙传》亦言魏太武字义颇与许氏有异。今检石鼓文非籀文，又与《说文》异。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为大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曰合，其字划合。”俞氏提出的这些理由，似乎也是卓然有据的。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石鼓文是秦国的器物。此说又有秦襄公、文公、穆公、灵公、惠文王至秦始皇之间等数种主张。南宋郑樵作《石鼓文释音》，基本解决了石鼓文作于何时的问题。他比较了秦斤、秦权文字后指出，石鼓文当做于秦惠文王后、秦始皇前（公元前310～前247年）。今人罗君愚《秦刻十碣考释》也完全支持郑樵的观点：碣文与金文同者八十三，与秦文同者六十一，与《许书》同者一百一。……碣文与金文、《许书》有同有不同，然与秦刻之权、量、诏书、碑碣，几尽相同；其不同者，唯一道字而已。”又云：“秦未同文之先，其篆正方，多用古籀；同文之后则作长方，颇有省改。今案碣文正方，多用古籀。然与《诅楚文》互见者凡三十七字，其不同者有宜、一、道、中、贿、受六字；与始皇、二世之权、量、诏书、虎符、碑碣互见者凡六十二字，其不同者公一道字而已。盖时代愈近则相同愈多也。故断十碣必在惠文与始皇未同文之时，复何疑乎？”罗氏举出七条理由论定石鼓文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制作。
当代的研究也取得不小的进展，各抒己见，各陈其词，争论也很激烈。
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评了前人仅从字形的比较上着手研究的方法，考证了石鼓文中“幸”字的地理位置。他认为，这是沂水发源地蒲谷乡，也即秦襄公作西峙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公元前777～前766年）的结论。唐兰《中国文字学》则主张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再按《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秦穆公时始有诗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同时，他找出一个新的确定石鼓文制作时代的原则，即铜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称代词，用“吾”时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后。秦景公时的铜器还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都用“梧”（吾）字，故推断出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赞同唐兰提出的原则同时指出石鼓文诗歌类似《诗经》，风格大约是春秋的产物。探索石鼓文制作年代与创于何地的问题，看来还大有研究发展的余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将看到种种“新说”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