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写宁夏农村生活的作家张武，不少同志称他为宁夏的乡土作家，我很赞同。其实张武是甘肃会川人，1957年从甘肃临洮农校毕业，分配到宁夏中卫县工作。时间过得真快，从那时到现在，张武在“塞上江南”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宁夏，成了他第二故乡，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诚挚的爱和深情的歌，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她！如今，在宁夏这支不算壮大的作家队伍中，张贤亮、戈悟觉和张武是领衔的人物，人称“二张一戈”。这三位作家在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对这三位不同个性和风格的作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很有意义，但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只打算对张武的小说创作进行一番考察和述评，谈点浅见。
一
张武在农校学的是动物饲养专业，1957年毕业分配到宁夏中卫县的畜牧站工作，1961年以后又调到县农业科、农村工作部工作。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工作，使他能够经常下乡，长年累月与基层干部打交道，同饲养员、放牧员、兽医、防疫员一起生活、工作。他在回顾自己业余创作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所熟悉的这些人，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闪闪发光的语言，终年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在平凡之中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教育了我，感动了我，从而产生了创作的欲望。这样，我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土炕上写，盘腿坐在羊圈里写，不自量地开始了我的业余创作。”这段自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年轻的业余作者端正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态度，并预示着他今后的创作道路和方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从1961年发表《刘师傅》起，到1965年底发表《练》止，张武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写作并发表了十来篇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起步时期的作品还不具备鲜明的创作个性，只是这个业余作者的习作。这些习作都是歌颂农村中好人好事的，这里有他所熟悉的吃苦耐劳的羊把式、品质高尚的老兽医和朝气蓬勃的接羔员、饲养员，有一心为集体的妇女队长、从实战需要出发练武的女民兵和县供销社的女售货员，有决心扎根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和学雷锋做好事的学生娃娃。尽管这些习作还很稚嫩，艺术上还不成熟，但读来令人感到清新可喜，带有泥土的气味。在《“一串铃”》（1962）中，通过一个外号叫“面耳朵”的回乡青年夸自己当妇女队长的妻子如何能干，刻画了一个农村妇女令人可亲可敬的形象；在《两个羊把式》（1963）中，描写了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羊把式：一个“厚厚实实，不声不响”，一个“精细灵通，能说会道”，用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前者办事认真、维护集体利益的作风，善意地批评了后者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转》（1963）像人物素描，借助主人公在晚饭后看似漫无目的的转悠闲逛时遇上的几件小事，勾勒了一位医术高明的老兽医助人为乐、关心集体的可敬形象。
1964年4月，张武作为“第三梯队”的培养对象调自治区组织部工作，下半年去宁夏盐池县参加“四清”运动。《新来的女售货员》、《红梅和山虎》、《练》均产生于盐池，是他起步期的最后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的技巧有所长进，开始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悬念的设置、情节的安排，篇幅也相应加大了。《红梅和山虎》可以说是他十来篇习作中最好的一篇。它通过一个下乡干部“我”的耳闻目睹，描写了一对互相倾慕的男女青年在工作、学习、生活上的互相帮助和互相关心，热情讴歌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张武以《“一串铃”》、《两个羊把式》、《转》、《红梅和山虎》等佳作崭露头角，引起文坛的注意。1965年底他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张武是个笑脸看农村生活的文学新人。他认为：“生活中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美好的东西占优势。”他的笔下，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没有超群拔萃的英雄”。是的，张武文革前的习作都是写他熟悉的凡人小事和好人好事，作品中充满着田园牧歌的情调。这是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学时尚的。好在他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绷紧，因此他没有杜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故事，塑造所谓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作品中也没有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只有一些生活中习见的小误会、小纠葛，群众中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没有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今天我们重读它们会感到不满足，觉得它们讲故事的痕迹很重，形象单薄，主题浅露，深度不够，没有能够反映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艰巨性，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生活被简单化了”，“一切都抹上理想主义的玫瑰色彩”。
但是，在张武文学起步的那个年代，在“左”的思想愈演愈烈，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政治形势下，作家要想探视生活的深处，真实地反映刚刚经受天灾人祸袭击的农村现实，谈何容易。况且张武当时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没有什么创作准备的二十来岁的文学新人呢。深刻地认识和反思已往不正常的历史，真实而全面地反映那一历史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做到和出现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棵初展茎叶的文学幼苗怎能经得起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风骤雨！张武1965年以后被迫停笔。在十年动乱中，许多作家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为了不做林彪、“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瞒和骗的文学赝品，当时有不少正直的作家和诗人甘愿弄哑了自己的歌喉。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悲剧，作家的共同的厄运。
二
在重获的春天，受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生活大潮和文学大潮的激发鼓舞，辍笔十二年后的张武跃跃欲试，重新执笔。写于1978年春天的《选举新队委的时候》是他第一篇新作。接着，写出了《故乡纪行》、《爷爷和奶奶》、《三人行》、《三叔》、《荞麦开花你再来》等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新篇。1979年对张武是重要的一年，是决定他以后从事创作生涯的紧要关头。这一年，张武不仅重新发表作品，而且全国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于第三期、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接连刊载了他的《选举新队委的时候》、《处长的难处》、《看“点”日记》，这无疑给他以极大的鼓励，也坚定了他创作的信心。从此，新作联翩，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张武已经发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中篇八部。这几年先后出版的《炕头作家外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潇潇春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黄昏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收录了他大部分作品。
综观张武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1964年以后，张武虽然离开了基层，调到自治区领导机关工作，但他并没有隔断与农村的血肉联系。他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乡，几乎跑遍了宁夏所有的公社和大部分生产大队，结识了好些基层干部，接触了众多的农民群众。这使他对宁夏农村的认识在原先的基础上提高了一大步，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充实了他生活积累的库存。这自然成了他继续创作的有利条件和题材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宁夏的农村生活是他倾心神往的描写天地。
经过多年来领导机关工作的锻炼和十年动乱的磨砺，张武已具备较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理论水平，视野开阔了，思想境界提高了，远非文革前当基层干部时可比。并且，在文革后期，他有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我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作品，还有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外文学名著的思想营养和艺术熏陶，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增强了对生活的感受、分析和表现的能力。重新执笔后的张武已突破一般农村业余作者的生活局限、思想局限，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他已经摆脱了偏重于讲述故事，用形象图解某种思想，主题浅露的缺陷，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使作品不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而且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他追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关注着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变化，“在凡人小事中寻找题目和素材”，“让笔下的人物形象多多少少留下我们这个变化着的时代的特征”。我们看到，张武自觉地为普通人唱赞歌，为他所熟稔所热爱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庄稼人唱赞歌，歌声中饱含着他一如既往的挚爱和真情。在《选举新队委的时候》、《三叔》、《荞麦开花你再来》和《没记性的人》中，生动地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变化和精神状态，歌颂了他们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勇挑重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像《选举新队委的时候》中的杨茂林、《荞麦开花你再来》和《没记性的人》中的陈冬生这样的基层干部，张武很熟悉他们，人物原型中有好几个是他过去在乡下搞“四清”时被他整过的大小队干部。“他们对我当初的态度毫不计较，对社员群众对他的批判斗争也不结怨，在运动后期又重新当选了队干。”他有一个堂兄就是这样的干部。他们并不是“没记性”，“挨打不记窝窝子”，正如《没记性的人》中陈冬生的妻子所说：“对家庭来说，是有那么一点。可在队里的工作上，他的记性比谁都大。他的心始终不忘改变队上的落后面貌。他无时无刻不记挂着乡亲们过好日子。”张武在这些可爱的基层干部身上发现了崇高的心灵之美，产生了表现他们、歌颂他们的创作激情。杨茂林、陈冬生的感人形象，概括了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头人的崭新特点，体现出一种振兴家乡、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由于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写于1981年6月的《潇潇春雨》和《瓜王轶事》，写于1982年5月的《渡口人家》，写于1983年5月的《外路女婿》，敏锐地反映了这场伟大的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在刚推行责任制时，《潇潇春雨》中的那位县委副书记张永昌对梨山公社大多数队出现的“包产到户”的情况感到担忧的心情，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张永昌虽被“左”的观念所囿，但他作风比较正派、清廉，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他冒雨去水泉湾生产队的途中，一路所见所闻无不深深地触动了他。“天放晴了，微风荡漾，眼前朦胧的景物也顿时清晰明亮起来。”小说的描写告诉我们：在事实的教育下，张永昌会变得聪明起来。《瓜王轶事》是张武的一篇力作。在这个短篇中，作家描写了一个自产自销的瓜农王保生。这个在常乐镇丁字街口摆瓜摊的回族老汉，看似狡黠，实则厚道本分，做生意“与人为善，童叟无欺”。因为“瓜王”种的瓜好，又会做生意，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瓜王”除了高超的切瓜本领，干净卫生的瓜摊，别致动听的吆喝声，还有一件招徕顾客的洋玩意——三洋牌录音机，专放当地农民喜爱的秦腔戏文。小小录音机对刻画“瓜王”、渲染时代气氛起了重要作用。是的，“瓜王”本身就是时代的产儿，他是新时期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发展农村多种经营之后走上商品经济的舞台的。从“瓜王”别致动听的“五大牙子，杀开了也”的吆喝中，透露了商品经济在我国农村得到复苏并将发展繁荣的喜人信息。这篇小说写得很有生活情趣，通篇充溢着诙谐幽默的情调，充分显示了张武的幽默感。《渡口人家》是张武的第一个中篇。他通过汪李两家在实行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又竞争又相帮的关系，展现了新时期农村生活的火红图景。这两家的年轻一代来贵和李得胜的纠纷写得饶有风趣。在得理不让人的来贵姑娘面前，李得胜总是败下阵来。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最后终于由冤家结为夫妻，李得胜成了汪家的上门女婿。这一喜剧性的结局预示了我国农村必将走团结互助、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广阔前景。这个中篇写得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富有泥土气息和时代特色，调动了作家农村生活的丰富积累。不足之处是，同《瓜王轶事》有相似的毛病，结尾也写得拖沓。《外路女婿》这个中篇描写了一个养鸡专业户创业的艰辛。在郑阿河夫妇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受到不少阻挠，但更多的是支持和帮助，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流。小说用不走正道的何运来夫妇做对比，形象地说明劳动致富的道理，结局也富有喜剧性。
表现老放牧员、老兽医和年轻的畜牧兽医工作者高尚的精神风貌的，有《爷爷和奶奶》、《最后的要求》、《赵光荣》、《红豆草》等。《爷爷和奶奶》歌颂了一个老放牧员的先进事迹，写得较平淡直露。《最后的要求》写得较感人。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兽医临终前最后的要求是让热爱兽医工作的徒弟接自己的班，而坚决不让心浮意躁、不求上进的正在待业的孙子顶替。《赵光荣》这篇小说带有纪实性，用既朴实又幽默的笔致描写了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普通兽医赵光荣的优良品质和坎坷遭遇，展现了他大巧若拙的性格特征和献身兽医事业的精神世界，也折射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风云的变幻。《红豆草》是张武继《渡口人家》之后的又一部中篇力作。它以既抗旱又耐寒的红豆草喻人，塑造了一个年轻的畜牧兽医工作者许琴的新人形象。一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主动扎根大西北羊场的故事，并不新鲜，但是这一个老题材赋予了新的含义，揭示了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新时期的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否则农村的现代化无望；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它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责任有义务将科学技术知识创造性地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并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在许琴身上，我们看到当代青年的主流方面，她用自己的言行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成了80年代青年的优秀代表。小说还激情地歌颂了许琴周围的普通劳动者，有作风平易朴实、性格爽朗而稍带固执的场长丁金银，有长期扎根羊场、献身兽医事业的冯技术员，有知足常乐、为几根红豆草向场长大发脾气的李宁，还有老牧工罗金一家。小说对县委组织部刘部长的“瞎操心”和不正之风，也有所针砭。反映张武甘肃故乡生活的中篇《桦林沟人》写得很有生活气息。作家要为故乡的亲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但由于人物众多，笔力分散，不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在张武的几部中篇小说中，此篇比较逊色。
可以看出，张武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子，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他思想敏锐，善于捕捉新时期农村生活的新变化、新信息，善于从凡人小事中挖掘生活之美，展现人物的心灵之美，讴歌新人新事新风，是新时期农村生活的热情歌手。
三
就在热情讴歌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同时，张武把他那充满活力的笔触深入机关生活的领域。他仿佛握有两支笔，当他描写机关生活时，不禁露出讽刺的锋芒。以《处长的难处》为发端，接着写出《看“点”日记》、《微笑着的脸》、《庭训》、《弥留之际》、《窗口》等讽刺、针砭之作。
《处长的难处》针砭人事制度上的不正之风，写得颇细腻，将劳资处长史振玉以权谋私、讨好上级，但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因而在招工问题上左右为难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深刻逼真。按道理说，局里自然减员招工指标是照顾本单位职工的，该招谁不该招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但是，老婆的顶头上司丁部长的外甥，本局一个副局长的侄子都要挤进，这下使这个过去有求于这些领导的史处长发愁犯难了。史处长也曾经产生过矛盾心理，责问自己为什么不坚持原则，后来又找到这么一条聊以自慰的理由：“这不是我的责任！凭良心说，这不是我的责任。”那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小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看来，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权等不正之风已渗透到党政部门和领导机构，渗透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导致干部队伍的腐化。扭转不正之风，人人有责，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只有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兴利除弊，出现优良的党风、政风、军风和民风。
《看“点”日记》是批判官僚主义的佳作，是张武的代表作之一。作家采取日记的形式，通过一个随省委副书记下乡蹲点的农办干部的如实记叙，将自己的感情和作品的倾向性寓于貌似冷静客观、不加褒贬的描写之中，使作品对官僚主义这一种社会痼疾的揭露入木三分。省委副书记徐江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很有典型性。他在下乡前下决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到队上去”，“蹲他一年半载”，并要求陪行人员要精干。但实际上他还是带了十来个人，三辆小车浩浩荡荡地进了村子；来了七八天，只是召开了两次会议，下地劳动了一下，选了块试验田和确定了刘老汉与他“合作”后，随即就带领一班人马驱车去县上做报告了。徐副书记就此离开了村子，留下了农办干部老吴在队上看“点”。以后，老吴曾被召回省城机关汇报过一次工作；书记忙得“抽不出时间”亲自听取汇报，还是让别人代劳的。离“点”将近三个月，这位书记大人心血来潮，轻装简从地来到“点”上。在兴致勃勃地听完大队干部的报喜后，他居然说：“果真这样，也不枉我在这里一番！”接着，他到地里转了转，看了看他的试验田，又同社员一起拔了会儿草，当天就回去了——家里的二姑娘考上留学生，明天上午举行家宴答谢精心辅导的赵老师，下午还要为女儿送行呢！小说就是通过对徐江说大话、图形式、不干实事的一言一行的忠实描写，将这个官僚主义者的外衣一件件地剥了下来，裸露了他不甚光彩的灵魂。冷峻的剖析采取了温和的揶揄的调子，语言幽默风趣，充分表现了张武的讽刺才能。
《微笑着的脸》中的行政处长何广源趋炎附势、顺风转舵的丑恶嘴脸；《庭训》中的不学无术的政治部主任高辉教育儿子公费旅游和“政治上扎好根基”的现身说法，深刻地揭露了我们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上的弊端。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考察和选拔干部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才使这些阿谀奉承者和“职业政治家”得以生存。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位省委副书记肖力对何广源已有所察觉，她的女儿小慧不是打算研究他的心理状态，考证他脸色阴晴变化的规律吗？那个“职业政治家”的处境更为难堪，在家庭中那么孤立，连老婆、孩子都不屑听他的那套教子经了。
《弥留之际》和《窗口》是写于1986年的近作。这两篇小说更富喜剧意味。前者把舞台置于30平方米的客厅，借市委书记心脏病暴发，处于弥留之际，对一群前来探视的政府官员（还有一名诗人）作了惟妙惟肖的刻画，揭示了他们不同的心态和不同的灵魂；后者透过市委传达室这个“窗口”，使我们看到了从文革至今在市委大楼里演出的一幕幕活剧。全篇用一个门房老人口述形式写成，幽默诙谐，亦庄亦谐，读来叫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深长思之。作家长期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对政治体制改革前存在于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的一些缺陷和弊端，看得较为真切，他用婉而多讽的笔调痛下针砭，以期及早改正。像市委办起了营业性的舞会，原先100来人的机构如今“精简”成了280多人，传达室升级成为编制五人的“信访接待处”。这个接待处实行三班倒，没人值夜班，又请回了看了三十年大门、已办了退休手续的贾大爷来，“睡一晚上两块钱”。这些现象正如贾大爷说的：“到处都一样”，带有普遍性，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篇小说，我认为是近年来文坛上不太多见的讽刺佳作。张武的讽刺之作虽不剑拔弩张，但不失尖锐深刻，自有他独具的特色。我们读他的上述作品，深感作家对人民和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急切盼望改革的热肠。
张武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令人赞佩的领导干部形象。《求实》中的省委副书记肖力在“牛棚”中，面对派性调查的逼、供、信，威武不屈，宁肯自己挨受批斗，也要为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拆墙》中的刘嘉通局长与邻居长期和睦相处、融洽无间，为了不脱离群众，动手拆除了逢迎拍马者为他家砌的新墙。《紧急会议》中的省委书记陈之光带头反对官僚主义，对热中搞指挥部的虚浮作风和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给予尖锐批评，使那些离了助手就无所适从的各部门头头如坐针毡。《啊，我们这些老家伙》通过一个即将离休的省委副书记辛进的手记，披露了一个老干部的心态，针砭了不正之风。他的妻子刘静是又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写得也颇有深度。此外，《复职以后》的汤景云厅长，受到一个科技人员郭清的教育，振奋了革命精神，《黄昏梦》描写的老干部赵强离休后经营农场，继续发挥余热的故事，也都有现实教育意义。张武后来以这两个短篇为基础，重新构思布局，生发成一个容量较大的中篇《小土屋》。小说主人公也叫赵强，也有受迫害的技术员，但发展了故事情节，引发出技术员刘刚和魏亚芬及双方子女之间的爱情线索，人物形象比前两个短篇显得较为丰满。
张武说：“我也面临着生活的枯竭，需要重新‘淘井’，需要寻找新的生活源泉。”这无疑是对的，他也正是这样努力的。正像有的同志指出的，他现在已经具备两套“拳路”：既能驾驭农村题材，也能表现机关生活。并且，他在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时能作深入的开掘，使已打出的“井”里能够不断涌出新鲜的活水来。《徐家的儿女》和《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这两部中篇就是他对农村生活作了新的开掘之后的近作。
《徐家的儿女》在张武的创作中比较特殊。作家惯于写农村生活的光明面，表现生活中的喜剧性，但这部中篇却那么深沉悲凉，反映的是一家小康农户的悲剧。徐天佑老汉有三女一男，大丫头顺儿是养女，过早地分担了家务劳动，当了社员，后来嫁给一个开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的男人，其余三个亲生的子女都在省城工作。在村里，徐老汉夫妇是被乡亲所称羡的老两口。但是，这老两口晚年的生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幸福美满。老伴“拉扯儿女，辛苦了一辈子”，子女成家后还常去城里伺候女儿、媳妇坐月子和看管家孙、外孙，不到六十岁就操劳过度而去世，“死了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受用”（五年前寿木给儿子做了结婚家具）。徐老汉辛苦一辈子，待儿女在城里工作、成家后，还经常给他们捎鸡捎鸭捎胡麻油，把积攒下来的钱“全部零零碎碎补贴到儿女们的身上了”。老伴死后，他独自一人生活，晚景凄凉，多亏大女孝顺，给老人带来些许安慰和温暖。城里的子女倒显得生分，先前去城里住过，不是感到不自由不自在，就是受不了子女的窝囊气而提前回了家。现在老伴死后，儿子让去，他不愿去；在家又难以忍受思念之苦。儿子后来还要钱买索尼彩色电视机，老汉好不容易凑足了1500元给寄了去。小说开始的时间是秋天，作家用阴沉的秋空衬托老人丧偶后悲凉压抑的心情，起到了以景衬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老人死于冷峭的冬天，死于可怕的孤独。弥留之际，他向孩子伸出四个指头（可能是嘱咐四个子女和睦相处吧？）结果子女之间还是闹了一场分割遗产的纠纷，诬赖贤惠善良的大姐独吞了遗产。村长感愤地说：“徐老汉辛苦一辈子，就这么个下场。省吃俭用顶个屁！”小说用细腻深沉的笔触刻画了老人凄凉的晚景，孤独的心境，悲惨的结局，涉及了当今在某些国家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老人问题。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表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家庭观念正在受到冲击，在城乡之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示了世态人情的演变，启示我们思考：高度的物质文明建设如何与高度的精神文明建设相互结合，齐头并进。《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是讽刺小说，它讽刺当前社会各种协会、学会之多之乱的现象。作家涉笔成趣，令人捧腹，充分显示了张武小说创作的幽默特色和讽刺才能。一个陕甘宁交界处的“小岔子”，才二百来户人家，有半数以上从事手艺劳作。在一个所谓的“六级瓦工”首倡成立“泥水匠协会”的带动下，纷纷成立了“编织协会”、“石匠协会”、“毡匠协会”、“羊杂碎协会”（后改为“饮食业联合会”）、“养兔协会”、“鹞子协会”，还要成立什么“居士协会”、“旱烟协会”、“种田协会”、“护林协会”、“放牧协会”……后来还举行了热闹非凡的联合会庆典。真是立“会”之风方兴未艾，到了非紧急刹车不可的地步。此篇幽默诙谐有余，但思想深度不够。
《新闻天地》这个中篇反映的是报社生活，这是张武从未涉足的题材领域。这篇小说对新闻界的不正之风作了揭露。省报记者部副主任柳德明说一套做一套，很会吹喇叭抬轿子，因此而擢升。所谓书记“步行上山”视察水利工地和“书记罢宴”的失实报道，尽管记者小郑作了抵制，他还是执意大做文章，写入通讯，意在突出省委书记的“高效率，新作风”。像柳德明这样的人，在新闻界绝非个别的存在。当省委书记自动辞职，担任顾问委员会主任后，形势陡变：报社的高副总编找随书记下乡调查，采写连载通讯《改革者的足迹》的记者小郑谈话，指出通讯“有失实之处，造成了不良影响”；据通讯改编的电视剧也“不上了”。最后让小郑到宁西地区记者站去驻站。离开了报社这乌烟瘴气的环境，小郑在新的天地里感到：“那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哟！”这篇小说融入张武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不少切身体会和感受，它不但有力地抨击了新闻界的不正之风，也针砭了领导机关中的某些官僚主义病征，虽然尖锐，但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篇作品写得较为松散，如能集中笔力深入剖析一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就会使形象颊上添毫，更为生动。
四
张武在艺术上追求中国的民族风格，他在创作上，“从一开始，就努力探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法，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用群众喜欢看和听的故事来反映生活”。读张武的小说，我会不由得想起赵树理同志。被人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和“圣手”的赵树理是一位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他熟悉中国的农民，熟悉太行山区，他的小说展示了中国农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时期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张武虽然在艺术上尚未达到赵树理那样的高度，但我觉得他的创作和艺术追求与赵树理有很多共同之处。我甚至认为，凡是致力民族化、大众化的乡土作家都带有共同的特点。就拿张武来说，他“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和秦腔的唱本里受到启发”，继承我国古代白话小说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在凡人小事中寻找题目和素材”，开掘生活之美和人物心灵之美；重视“白描如画”的表现手法，主要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注重作品的乡土风味和地方特色，等等，这些特点与其他一些乡土作家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当然，由于作家的生活道路、创作个性各异，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乡土作家们也都带有个人的特点。正因为这样，张武区别于赵树理和以他为代表的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区别于刘绍棠、古华、叶蔚林……，也区别于我们西北地区的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等。张武以他对宁夏农村生活的熟稔，农民的幽默感，婉而多讽的文笔，形成了自己充满塞上特色、幽默情调的朴实平易的风格。这里着重谈他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三个主要特色。
一、浓郁的宁夏地方色彩。这与他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刻苦的创作实践直接相关。作家曾以吃面食作比喻，说：“我国人民喜欢吃面食，四川有担担面，陕西、甘肃有扯面，山西有刀削面，我们宁夏有小揪面。我希望做出为群众喜欢的‘小揪面’”。他做到了这点。出现在张武笔下的，全然是宁夏特有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你看，雄浑的黄河和浩瀚的大漠，丰饶的引黄灌区和贫瘠的南部山区，喧闹的村镇和偏僻的牧区，简朴的生活方式和淳厚的乡风乡俗……一幅幅独具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映入读者的眼帘，令人心醉神游。我们仿佛来到宁夏川区的村镇和庄户人家的院落，聆听朴实敦厚的庄稼人用方言土语向我们讲述充满喜怒哀乐的故事；我们好像漫步在黄河岸边，目睹羊皮筏子飞渡在惊涛骇浪之上，品尝了渡口人家的凉粉和豆腐饭，迷恋于绮丽的塞上江南景色；我们又像来到了南部山区，饱览了粗犷的塞上风光，看到了古老的收蜂场面，吃上了洋芋搅团，领略了羊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乡土习俗。一路上，我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出现的新人新事新风俗感到由衷的喜悦，也为目前依然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皱起了眉头，比如中卫一些地方的居士们还在搞封建迷信活动。
张武借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绘，赞美宁夏的自然美与人情美，抒发自己对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的热爱之情，揭示现实生活的发展进程和趋势，使作品渗透着社会内容和时代精神。正像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张武在他的小说中“寓政治风云于风俗画里，寄审美褒贬于乡情图中”，他是“别具宁夏乡土特色的作家”，是“宁夏乡土作家的代表”。
二、欢快轻松的幽默情调。前面说过，张武惯于写农村生活的光明面，表现生活中的喜剧性。不论是对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象，他往往采用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幽默笔法加以描写。《瓜王轶事》、《看“点”日记》、《庭训》、《窗口》、《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等作品，显示了他令人注目的幽默才华。幽默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是聪慧机智的表现。“人的才能不一样，有的人会幽默，有的不会。不会幽默的人最好不必勉强耍俏，去写幽默文章。”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幽默作家，外国的狄更斯、马克·吐温、果戈理，我国的鲁迅、老舍、赵树理都是幽默大师，“他们的爱与憎都是用幽默的笔墨写出来的”。同样是幽默作家，也是互不相同、各呈异彩的。张武的幽默不是学者式或哲人式的，一般来说不带辛辣或苦涩的味道，也不冷峻严肃，呈寒色调，更不采用荒诞的形式；张武的幽默与他质朴而诙谐的个性密切相关，带有农民的机智、情趣和乡土的风味，呈现明朗、欢快、温和的特色。
对于生活中的肯定现象，歌颂性的人物，张武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会时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充分表现作家幽默才能的是《瓜王轶事》。这个万把字的短篇写得妙趣横生，通篇散发着幽默的氛围。“瓜王”滑稽的相貌和穿戴，诙谐的言谈举止，人物之间似骂实夸的取笑斗嘴，风趣的夸张、比喻和大词小用，会使读者忍俊不禁，解颐赞赏。张武用俏皮的文字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常乐镇描写和点染得喜气洋洋，他含笑为新时期的农村生活谱写了一首“谐谑曲”。《渡口人家》中汪李两家的矛盾，来贵姑娘寻衅同李得胜吵架，最后由冤家对头结为伉俪，这些情节本身就带有喜剧性，作家再用幽默的笔墨加以渲染，更增添了作品的情趣。例如，在描写来贵奋力抢救溺水的“仇人”时，张武也不忘幽默，在李得胜的长头发上大做文章。有的小说人物和情节不一定有喜剧性，但作家在叙述、描写、议论和抒情时表现出语言的机智和诙谐，这是他幽默感的自然流露。如《赵光荣》原本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故事，作家却用温和的调侃语调娓娓道来。其他像《选举新队委的时候》、《三叔》、《没记性的人》等，也不时出现令人愉悦解颐的文字。
对于生活中的否定现象和讽刺的对象，张武的幽默表现为一种善意的嘲讽，温和的批评，适度的宽容。在《看“点”日记》、《处长的难处》、《微笑着的脸》、《庭训》这些作品中，作家将讽刺寓于幽默之中，让讽刺的对象自我表演、自我暴露，揭示其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所掩藏的卑劣行径。我们从这些讽刺之作中，可以感到作家追求真理、渴望改革的拳拳之忱。对于十年动乱的荒唐现象的揭露，对于林彪、“四人帮”之流的鞭挞，对于广大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的同情，作家也是采用幽默的笔法，寓悲于喜，笑中含泪，为的是“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炕头作家”外传》、《求实》就是这样的作品。
三、自然风趣的语言风格。我们知道，作家的风格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孕育，结构的组织，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是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把语言看作文学的“第一个要素”，他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由此可知，语言的运用对于形成作家的风格，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张武小说朴实平易的风格，包括刚才特别提出的地方色彩和幽默情调这两点特色，无不借助于语言的描绘才得以体现。
张武的小说“不管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人，一听就懂”，这与他“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认真地学习、采用群众口语并进行提炼加工是密切相关的。在反映农村生活时，他很注意地方语言的运用，认为宁夏群众特别是回民“有自己的‘土话’，有独特的说话习惯和方式，这就是喜欢玩笑，说话幽默，富有哲理性”。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随便地举出他成功地运用地方语言（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方言土语）的例子。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幽默风趣，做到了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试举几例来看看作家朴素自然、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大湾生产队发生了一件轰动人心的大事：下台六年的老队长陈冬生，又重新‘复辟’当了队长。而且这次当选还是他毛遂自荐，至于群众举手投票倒是后来的事。这个新闻如同外国总统竞选中在野党获胜似的，具有爆炸性。”（《没记性的人》）这是叙述语言的例子。作家用夸张的语调叙述陈冬生重新当队长的消息引起的反响，“复辟”一词大词小用，比喻也带夸张，意在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叙述中，有时采用多种修辞手法来突出事物的特点，增添语言的情趣。“王大妈……严密地监视着仅有八分地的瓜田，以防有什么‘小二流子’侵犯边境，掠夺胜利果实。”“王保生一改事事随和，跟着老婆屁股转的脾气，尊严起来，坚持独立自主，按他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不让老伴有半点干扰。”（《瓜王轶事》）大词小用，造成语言的谐趣。“还不待祖母发话，那孙子就像一个玻璃球似的，滴溜溜滚到王保生的瓜摊上。”（同上）比喻形象生动，令人赞赏。“几根稀稀拉拉的黄胡子，好像荒地里的胡麻，老是那么长，不见有任何兴旺发达的迹象。”（《三叔》）胡麻是宁夏农村常见的油料作物，随手拈来形容胡子，幽默风趣且具乡土气息。其他拟人、谐音、对比的例子就不再列举了。
描写语言应用于景物，有的同志摘引过《渡口人家》描写引黄灌区的那段文字，这的确写得优美，富有诗情画意，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张武爱用喜剧的手法夸张其某种特点，比如对“瓜王”和“炕头作家”的肖像描写就很有特色。对讽刺对象，如《处长的难处》中的史处长，《微笑着的脸》中的何广源，《求实》中的两个外调人员，一般用漫画的夸张笔法予以勾勒，有嘲笑讽刺的意味。
人物语言，风趣生动，带有个性和感情色彩。《瓜王轶事》中的秦腔演员与“瓜王”的对话以及老奶奶与“瓜王”的对话实在精彩，人物情态呼之欲出，从取笑斗嘴中赞美了“瓜王”做生意的精明、地道，表现了小镇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富乡土风味。《渡口人家》中也有同样精彩的对话，就不再赘述了。
对张武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番力所能及的粗略考察以后，我为我们宁夏有这么一位独具特色的乡土作家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张武在思想上和创作上趋于成熟，写作技巧渐臻熟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创作势头。综观张武的创作，我感到像《瓜王轶事》、《渡口人家》、《红豆草》和《看“点”日记》、《“炕头作家”外传》、《窗口》这样的力作毕竟不多，不少作品显得单薄、浅露、平庸，人物缺乏立体感和多样性，朴素有余而崇高不足。个别作品的人物、情节、细节有雷同、重复之处。总的感觉是境界不够开阔，思想力度不足，对生活的反映较拘谨，欠深广，创作视野和表现手法缺乏新的开拓与变化。
对于自己生活的局限和艺术上的不足之处，张武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不敢去触动那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而奢望哄动文坛”，坚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多写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和发生着的凡人小事或“好人好事”。这是无可厚非的。前面提过，他坚信生活中光明面是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美好的东西占优势，这是对的，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对生活对人生的总体性认识当做自己创作取材立意的依据，当作无法摆脱“好人好事”这个框框的原因，就未免缺少点艺术上的辩证法。生活是复杂的，丰富多彩的，不会是单一的光明或黑暗；人也是复杂的，各式各样的，非简单的生活用语“好人”或“坏人”所能概括。这种简单化的认识，会妨碍创作的发展，使作家捉襟见肘，陷于窘境。事实上，张武的力作佳篇并没有囿于上述见解，而是突破了“好人好事”的框框。现代文学史告诉我们，乡土作家只要突破自己生活和思想的局限，是能够写出优秀之作的。鲁迅首开乡土小说创作之风，他取材故乡生活的一些小说其实都是乡土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不是轰动了当时文坛，成为传世之作了吗？只是由于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和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的卓异，文学史家不把他归于乡土小说作家行列罢了。
艺术需要执著的追求，没有股韧劲是不成的。但是不能偏执于轻车熟路之上“冻死不下驴”。有时，不妨下来歇歇脚，看看路有没有走岔，或者观赏一下路旁的花草，纵览一会远方的山峦，聆听一阵流泉的丁冬。完全不顾民族传统，盲目模仿外国的倾向当然不对，可是艺术需要借鉴，需要探求，需要创新，需要发展，这也确定无疑。尤其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学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更应相应地发展变化，来满足人民群众文学欣赏的更高要求。我们提倡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反对单一化。对于具体的作家来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可以有所侧重，也可以并行不悖。张武强调学习和继承民族传统，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这是一条完全可行的路子，因为民族传统现在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仍为中国广大的老百姓喜闻乐见。当然，民族传统也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希望张武在今后的创作中注意“融合新机”，不断地学习和吸收新知识，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探索和借鉴新的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对生活作更深入的开掘，写出更多的富有地方色彩和幽默情调、风格独特的扛鼎之作。
1988年6月19日
（《宁夏当代作家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