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已是九秩老人。对于这位经历过新旧两个历史时期、德高望重的文学巨匠，我怀有深深的钦仰之情。此刻，我感到要在短短的篇幅中勾勒出这位驰骋文坛六十余年宿将的风采，有点自不量力，生恐铰坏了他的剪影……
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的旧式大家庭。巴金在母亲的爱抚和教诲下成长，自小就体味到爱的温馨。十岁丧母，过了三年父亲也因病去世。在家庭中受到各房长辈的欺压，目睹封建家庭的腐朽黑暗，稚嫩的心田也埋下了恨的根苗。“五四”运动初期，他受到新思潮的鼓舞，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贪婪地吸收各种新思想。他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波兰民粹党人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走上文坛前，巴金主要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1920年初，他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并开始投身于社会活动。少年巴金既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又是一个勇敢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士。1923年春，巴金与三哥李尧林初出夔门，离家到南京求学，以后奔波于上海、北京等地，边读书边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在风雨如晦的祖国，青年巴金艰难地跋涉着，痛苦地思索着，他热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憧憬着无限光明的未来。最初，他只是热情而幼稚地拿起无政府主义的武器，面对着严酷的阶级斗争和强大的封建势力，他感到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武器是那样脆弱无力，虽有美好的理想和献身的热情，却看不到胜利的曙光。1927年到1928年，他远离祖国，去法国巴黎求学，想实地考察欧洲的社会革命运动，并学习经济与社会革命史。异国境遇的寂寞与国内外反动政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他开始拿起笔来倾诉内心的愤懑，宣泄自己爱憎分明的感情，写下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在这部处女作中，他塑造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杜大心，真切地表现出像杜大心这样的知识青年在白色恐怖下的激愤与反抗，在国内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旅法归来，《灭亡》的成功使他蜚声文坛，同时现实社会的革命趋向已使他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越来越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面靠拢，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作家。从1927年始，到1949年底，整整二十年中，他共创作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十二本短篇小说集，十七本散文随笔集，还有多种译著，总共有数百万字的创作和翻译。在现代文学史上，他被公认为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最优秀的作家，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民主革命时期，巴金的中长篇小说创作最引人注目，像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灭亡》（1929），《新生》（1933），《爱情的三部曲》即《雾》（1931）、《雨》（1933）、《电》（1935），《火》的第一部（1940）和第二部（1942）；又如表现家庭生活、抨击旧家庭腐朽和罪恶的《激流三部曲》即《家》（1933）、《春》（1938）、《秋》（1940），《憩园》（1944），《寒夜》（1947），等等。其中，《家》、《春》、《秋》、《寒夜》等是巴金的代表作，标志着他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像黑夜中的熠熠闪电，劈开了几千年笼罩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封建文化的乌云，为黑暗王国带来一线光明；有如征途上的阵阵鼓声，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受到鼓舞，走上社会革命之路。三四十年代，他还与友人吴朗西、伍禅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又与其弟李采臣和友人等创办上海平明出版社，主编大型丛书，推出一大批中外优秀作品，以他卓越的创作与编辑活动为中国的新文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新中国建立以后，巴金除了创作一组反映抗美援朝的短篇小说外，主要是写散文，散文集有《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大欢乐的日子》、《友谊集》、《赞歌集》等。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中，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等职，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活动与外事工作中。他多次到内地农村、建设工地视察采访，先后出访过波兰、朝鲜、苏联、印度、民主德国、日本和越南等国。上述散文是老作家对新生活的热情赞歌和繁忙岁月的忠实记录，保持了他把心交给读者，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读来如行云流水的文风。50年代后期，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使他刚过上没几年的安定、温馨的幸福生活，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他不得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并不能阻止厄运的降临，“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文革”十年，巴金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身心备受折磨，作家正常生活和写作的权利被剥夺，却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老作家不断受到“大批判”的屈辱、“牛棚”非人生活的煎熬和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也曾想到以死来摆脱这场劫难。是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的爱，对未来的渺茫希望，对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的信念支持了他；在“炼狱”中，他默诵着但丁《神曲》中的诗句。70年代初，他开始从麻木中苏醒。
“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四人帮”垮台，多灾多难的祖国重新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此时已年逾古稀的巴金重获自由，恢复了深夜写作的习惯。他不愿安度晚年。视写作如同生命的他，要继续他开始写作生涯以来一天都没有停止的探索与思考。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向读者倾诉。“十年浩劫”使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身心摧残和磨难，老作家道德的升华也臻于空前的高度。为了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卷土重来，他以迟暮病弱之身，勉力握笔，终于写出了一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随想录》有五集，即《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150篇，42万字。这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或杂文集）思想感情的深刻性、震撼力甚至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部杰作，与鲁迅的杂文一样，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传世之作。《随想录》的写作，是巴老生命中最后的一项工程。从1978年12月至1986年7月，耗时七年多，其中战胜了病魔、噩梦、衰迈、谣诼等的干扰，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完成这部“真话的书”。他说：“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一次了。”（《无题集·后记》）
《随想录》突出的思想成就，在于作者带着个人深刻的认识和痛苦的经验，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他写出这场所谓的“革命”的性质、危害及其产生的思想与历史根源，反复告诫人们应该记取这惨痛的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他深入思考“人为什么变为兽”的问题，认为所以产生大量非人道的行为，实质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人兽转化正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复活。在对“文革”反思的同时，还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法律、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大胆发表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尖锐地抨击丑恶事物和现象，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往往切中肯綮，一针见血。《随想录》充满了作家的自省意识，“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他用异常锋利的解剖刀无情地解剖自己，彻底否定旧我，表现了一位老作家坦荡清高的艺术品格。其实，他是把自己的弱点当作“国民性”的弱点在否定，在批判。每个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随想录》的思想感情深厚精辟，意隽味长，写法却不拘一格。它的风格是化浓郁为平淡，寓热烈于质朴，不雕琢藻饰，不矫揉造作，如谈家常，倾心吐胆，而读者却深感老人的大喜大悲和那颗燃烧的爱心的搏动。它真正达到了“无技巧”的至巧近拙的最高艺术境界。
于今，巴老已耄耋之年，因病手颤而不能多动笔，基本停止了创作活动。但他老人家思维能力尚健，依然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现在和未来，依然关心着与他息息相关的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早日建成他首先倡导的现代文学馆，他已将一生积蓄的巨额稿酬捐出，作为初建基金。近读巴老写于1993年10月26日的致四川省作协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待海内外纷纷要求以他的名字建立“基金会”或设立“文学奖”的态度，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诚的爱戴。他的作品已不胫而走，飞出国门，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广泛流传，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1994年3月16日
（载《宁夏画报》1994年第2期，《巴金研究》1995年第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