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我从沈阳制药工业学校（原先是上海制药工业学校，因迁校而改名）毕业。我们四个毕业班共有160人左右。为了响应建设边疆、建设祖国的号召，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分配，到月底我们已经先后奔赴全国各地。十余位分配到新疆、青海和宁夏的同学是在兰州分的手。余扬金、金士秀、金丽容、郑茂林和我五人的目的地是宁夏。9月1日傍晚火车将我们送到银川，从此踏上宁夏这片土地。
到卫生厅报到后，我们五个同学都分在银川制药厂。药厂正在筹建，我们就在药厂筹备处上班。筹备处在解放东街140号的二层小楼里。过国庆节不久，还没等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大喜日子（10月25日），厂领导决定郑茂林、金丽容和我（我们是同班同学）以及七八个徒工去上海第三制药厂培训抗生素的生产技术，并让金丽容和我带队。10月10日从银川起程，到1959年6月初返回，我们在上海学习了近八个月，基本掌握了金霉素生产各个工序的操作要领。
此时，银川制药厂在南门外已经白手起家地盖起了简易的厂房。它的左邻右舍是水利工程处和区防疫站，出厂门过公路，东边是一片农田。职工有百十人。我们这十来个人没有参加建厂的艰苦劳动（据说职工收工回来一个个累得腰酸腿软，无力去食堂打饭），需补一下劳动课，于是每天干些清理厂区的脏活累活。接着，我们投入金霉素的试制工作。我们是第六车间，又叫抗菌素车间，仍由金丽容和我负责。车间是两间平房，我们在房中隔出小半间，安装上紫外线灯，建起了无菌室。菌种在固体培养基上长好再接种到三角瓶中（瓶和配制好的液体培养基都需事先消毒），要振荡发酵，而且要保持28℃的恒温。没有恒温室没有摇瓶机怎么办？那是大跃进的年代，宁夏同全国一样，强调土法上马，口号是“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个个干劲冲天，但是缺乏科学务实的精神。金霉素的研制和生产，对设备和技术有特殊的要求，它比一般酒类的酿造更为复杂。当时我们采取的是土办法：屋内架起了大炉子，门上挂着厚厚的棉布帘；三角瓶颈用一根绳拴着，三班倒的学徒工就拽着绳子不停地摇晃。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好笑。这不是把学徒工当机器使唤了吗？你想，学徒工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屋内十分闷热（保持28℃左右），又要八小时不停地做着一种最简单的机械动作，不昏昏欲睡才怪呢！写到这里，我想起当年合作的伙伴——金丽容、叶建功、伍贻芬、杨育银、王辉等人，你们现在好吗？还记得那段试制金霉素的日日夜夜吗？我还记得，当负责提炼工作的邵小仓从我们发酵好的培养液中提取出黄灿灿的金霉素粉末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欣喜；尽管是那么一点点，纯度还没有达标。郑茂林负责采购，辛苦地出差外地跑了大半年的抗生素生产设备没有着落，同时厂领导对金霉素的生产也信心不大，再加上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的粮食紧张和经济困难，这样，搞了一年多的试制工作，结果不了了之。我们车间一度改为小球藻车间，生产代食品。后来，这个车间干脆不存在了，人员都到其他车间去干活，我下放到中药车间劳动。
我这里插一段药厂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对“坏人坏事”的故事。这“双反”运动是宁夏的发明，全国独一无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自治区领导机关的事，不去说它，我说说反对“坏人坏事”。我厂的邵小仓，三十出头，原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负责金霉素和四环素的提炼工作，是位很有作为的年轻工程师。“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发配宁夏。此人持才傲物，口无遮拦，在“双反”运动中被抓。在劳教农场为了填饱肚子，几乎卖光了衣物才保存了生命。1980年初平反调回上海工作。据说，在银川车站火车开动时，他大声喊道：“再见！银川，我的后娘！”还有一位天津某药厂的工人，复员军人，也是我厂一名女工到该厂培训时的师傅。他俩产生感情，后来随女工来我们药厂工作并结婚成家。那时粮食低标准，吃不饱。他身强力壮，体格魁梧，更耐不住饥饿，说了些牢骚话。厂里发动群众批判他，上纲上线；他新婚的妻子，把他俩的私房话揭发出来，以表示自己靠拢组织，要求进步。结果他被送进劳教农场，因肚饿吃糠而身亡。再有，就是因为偷了食堂的几个馒头或在地里偷了庄稼而被抓去劳教的学徒工和临时工。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时全国都笼罩着“左”的气氛，因为缺乏民主，不讲法制，强调阶级斗争，所以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动辄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双反”运动发生在宁夏的困难时期，并不奇怪。
在三年困难时期，银川制药厂的生产并没有停顿，还在正常地进行。它的针片剂、酊膏剂和中成药的生产，部分地满足了本区群众的需要并赢得一些利润。为了治疗当时常见的浮肿病，中药车间用黄豆白糖等做成“康复粉”来满足群众的需要。酊膏车间做肝流浸膏的废物肝渣，送到药厂食堂加工后卖给职工，是很抗饿的食品，很受职工的欢迎。李厂长是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文化不高，但说起《三国演义》来眉飞色舞，一套一套的。他对药品的生产是个外行，全靠手下几位懂技术的科长和技术员操心。对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他可是行家里手，带领职工在药厂内开荒种地；他自己就开了不少自留地，过起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那时候，我的家庭发生变故。我的父亲在甘肃玉门镇去世，我要去当地接我的母亲和弟弟来宁夏生活，因缺少盘缠而发愁。金丽容、张福权、赵季瑛慷慨解囊，借钱给我。母亲和弟弟到药厂后，又得到不少职工的关心和照顾，让我铭记在心，感到十分温暖。母亲和弟弟的到来，加重了我思想和经济的负担。生活虽然贫寒，但我自强不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下班以后，每天晚上，我都看书学习，坚持上完了夜大学中文课目（每周两次，从南门外到城里，都是安步当车），为我以后考入宁夏大学作了充分的准备。
到1963年初，自治区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政策。我们的药厂列在下马的名单之中。从1958年到1963年，银川制药厂才短短的五年历史，生产初具规模，职工近200人。大家辛辛苦苦，白手起家建起来的药厂，我们曾经为了攻克生产的难关，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日夜奋战，出大力流大汗的药厂，就这样下马了！以后的日子，职工们四分五散，大部分分到宁夏卫生厅下属的各个单位或其他部门，还有的回了老家。我的同学金丽容和马顺标（我厂的人事干部，与金结为夫妻）分到宁夏医学院，郑茂林分到自治区药检所，金士秀分到自治区药监局，余扬金回了老家，我去了自治区卫生厅（同年9月我考入宁夏大学）。所幸，保留一个中药车间，后来迁到市内的永康巷，与那里的银川电表厂互换厂址，成为宁夏中成药厂。1971年，我爱人就是靠药厂一些老朋友的引荐，才当上了一名制药工人。
厂子虽然下马，但是我们职工之间的友情却没有中断。我和他们不少人至今仍有联系，有的还经常往来，成为终身的朋友。
2008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