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四花木吟缶
番薯考辨
番薯作为闽南地区粗粮中的主粮，在人道不殊的世路中，走过一段悲愤郁结的岁月，同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文化，理所应当称她为“番薯文化”。特别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累积许多比喻准确、生动的民间俗语、谚语。诸如“番薯看作芋”，喻其看错对象；“番薯三科汤照甲（敆）”，喻其知分寸、守廉约，或诚劝不得专占便宜；“番薯生在半壁岸”，喻其顽强的生命力，或指有才德的人处境困厄；“番薯从大块先挖”，谓遵守成法，依格进秩，不能颠乱次序；“番薯皮较好吃皇帝殿的山珍海味”、“番薯皮较强过鱿鱼脯”、“番薯条较贵文昌脯”、“番薯科较好白大银”……这些都是指微贱有时反成贵重。
俗语还有“番薯王”、“番薯戆”、“番薯脸”、“番薯肚”……这类口头禅，永远留下那土地贫瘠、粮食匮乏这凋悴岁月之中痛苦的记忆。
沧海桑田，世事反复，番薯在历史上形象蒙尘的局面，时下居然一跃登上与珍馐美食为伍的宝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但是她的来历，时至今日却一直在烟雾迷漫之中，本文旨在予以考辨：
一
番薯，在书写上有甘藷、甘薯、番薯、朱薯、朱蓣、红薯、地瓜等等不同字样，其实一也。
历来人们对番薯的议论不少，尤其在清乾隆时的监生、商人陈世元所编印的《金薯传习录》出现，说是他的“六世祖陈振龙，于明万历间由菲律宾带薯藤归国，由其子陈经伦具禀福建巡抚监察御史金学曾……经金学曾批示试种成功……”（《金薯传习录.校刊后记》刻写油印本）。于是许多人都不辨菽麦，跟着人云亦云，流毒甚广。
1979年2月27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光明日报》是品位较高的报刊，但是同样不加研究，缺乏分析，基本上是“拿来”加以复制。
说明从过去和现在，不少人词不别白，指不分明，糊里糊涂跟人胡吹，认为番薯是从外国引进的。我们从所引用的文字，知道这是由于《金薯传习录》等志书出现所致——
其一，《福州府志》“蔬之属.番薯”载：“《闽书》，番薯皮紫味甘于蓣芋，尤易番郡，本无此种。明万历甲午岁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匄种归，教民种之，以当谷食，荒不为灾。”《闽书》所载“巡抚金学曾从外番匄种归”，显然舛谬。笔者反复查校《闽书》卷二百五十“南产志”番薯条，根本没见“明万历甲午荒，巡抚金学曾从外番匄种归”的记载。可见《福州府志》这条记载，是无中生有，从暗箱操作出来的欺世之笔。巡抚金学曾泉下有知，岂不睚眦追究。
其二，《闽侯合志》虽然没有载“巡抚金学曾从外番匄种归”，却在“得藤苗及栽种之法”上故弄玄虚。其文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国。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种。……亦曰地瓜，以得自番国，故曰番薯；以金公始种，故又曰金薯……”
正是有了上述这些记载，《金薯传习录》便被一些“中土文人见之者少”（清.龚显曾《亦园脞牍》）深信不疑，纷纷认为“番薯”是从外国（吕宋）传入中国，而且首先栽种的是闽侯长乐，长此响遏行云，相续相继，不见异议，你说怪不怪呢！
我们必要剖析一下上述二条材料的可靠程度——
其一，云：“……巡抚金学曾从外番匄种归，教民种之”的说法，与其二，“……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不难看出《福州府志》与《闽侯合志》在编写中，各自缺乏严谨和慎重的科学态度，虚张露布，让人不觉坠入五里雾中。
引起上述这些舛谬，有它费心操作的来路，归根结蒂是出在晋安商人陈世元刊《金薯传习录》（1963年9月福建省图书馆据清乾隆三十三年升尺堂刊本复印本）在社会上的流传。
一、《金薯传习录》第六页《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云：“番薯种本吕宋国，国不用粪治，被山蔓野……随地掘取，以佐谷食……”
二、《金薯传习录》第五页《（陈世）元五世祖先献薯藤种法后献番薯禀帖》云：“……伦父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捐赀阴买并得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
陈世元是陈振龙的六世孙，陈经伦的五世孙。他生活在清乾隆间，去他六世祖陈振龙（明万历二十一年）至少也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时间了。对他这纸禀文的可靠性，我们有理由持怀疑态度的。况且文词操作，有说是“国不用粪治，被山蔓野……随地掘取，以佐谷食……”，有说是“捐赀阴买并得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伎俩暴露，矛盾多多。愿意认真研究的人，谁会轻率相信呢！
三、《金薯传习录》第五页，陈世元的五世祖陈经伦于“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具禀云：“伦父久在东夷吕宋国，深知朱薯功同五谷……是以捐资买种……五月开棹，七日抵厦（门）……”
上述三条记载大致相同，而陈世元的五世祖陈经伦的禀文，多加“五月中开棹，七日抵厦”这一从菲律宾到厦门的海上航行时间。不难看出，陈世元力图把这运送薯藤的时间缩短，以避开世人对薯藤会不会枯烂的质疑。可就在这问题上，偏偏露出了把柄。我们有理由反问：陈氏在吕宋采购“阴买”薯藤，至下船“开棹”，不知要颠躓多少时间。根据其“阴买”的境况，不可能即买即下船。此中是要花费时日的。再则，在明朝的航行条件，“七日”能不能到达厦门？让人疑团结聚。
我手头有一本民国三十七年的偷渡纪录，名叫《花影南游历险记》，说是从“十二月十六日开航，至二十六日始达”（他们的乘船已是近代的“小电船”）。
分析前面斑斑伪迹，让我们看出陈世元刊刻的《金薯传习录》，掩盖不了其欺世盗名，故弄玄虚，无中生有，混乱世人耳目，从而造成志书错误、史实失明。请问：其在泉下安宁乎？
二
“番薯”种植既不是从陈振龙开始，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推广之功该归于何人？笔者的意见，请不急先排“功”，多广纳一些历史资料。
我们从清人龚显曾的《亦园脞牍》发现：“万历间，侍御苏公琰《朱蓣疏》其略曰：‘万历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
这就说到关节眼上来了，也和朱维幹老教授《福建史稿》对番薯考证吻合。
考，苏琰出生于明朝穆宗隆庆三年（1569）的一个贫困农村——晋江梧山村。其父苏民，初为广东顺德教谕，后升广东长乐县令。晋江至广东乃至吕宋的舟行海路，不论是商人、渔民，亦或是南洋往返船只，一定要经过南澳岛。于是有人“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栽种。“灵水”与苏琰故里“梧山”接壤乡邻，苏琰在青壮年时候，遇到饥荒，受番薯的救命之恩最深，他记载这一经过，可以说是很可靠的。
苏琰因为家庭贫寒，加上种种原因，使他至四十一岁才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万历癸丑（1613）与里人杨景辰、庄奇显等同登进士；初授行人，后擢为监察御史，继之领尚方宝剑，奉旨巡按贵州（详见《晋江历史人物传》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82页）。苏琰早年所呈的《朱蓣疏》，详细记载引进朱蓣的三个时期：
一是苏琰十六七岁的“万历甲申、乙酉间”，即万历十二、十三年（1584——1585），知道朱蓣从广东南澳引进于晋江五都灵水村栽种。
二是苏琰十九、二十岁的“丁亥、戊子”，即万历十五、十六年（1587年——1588），朱蓣的栽种已经“稍及旁乡”。
三是苏琰二十六、七岁的“甲午、乙未间”即万历二十二、二十三年（1594——1595），“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蓣者十之七八”。可见这时的“番薯”已经广泛栽种，并成为救荒活命的粮食。
细加计算，苏琰的《朱蓣疏》所说的“万历甲申、乙酉间”（1584——1585），比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所述“捐资买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抵厦”（即厦门），已经早十年之久。
再则，《闽书》的作者何乔远，本身三餐是“饮食无所择”，“尝以朱薯度餐”而闻于乡里（明.林如源《何司徒佳话》）。
何乔远是在万历丙子年（1576年）乡试第四名，说明这个时候，番薯已经在闽南普遍栽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