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苏联文学诞生于十月革命，它贯穿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不阅读和了解苏联文学，就无法感性、形象地解读苏维埃政治体制下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嬗变和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苏联文学先后经历过国内战争时期、恢复建设时期、卫国战争时期、解冻时期以及其后的“公开性”时期等不同阶段，大体上包括无产阶级文学（亦可叫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思想上，苏联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主导，同时也存在着现代主义和其他文艺思潮。本章重点讲述苏联文学的历史成因、发展概貌和创作实绩，重点评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苏联文学前期成就显著，作家们继承民族文学优良传统，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主要成就集中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人的创作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社会的历史变迁与转型，苏联文学进入了新的探索、实践和发展阶段，解冻题材、道德题材、战争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不同政见”题材作品相继涌现，恰科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标示着苏联文学在不同思想走向、不同题材抉择、不同艺术追求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和成就。
学习本章内容，应纵向联系19世纪俄国的文学传统，横向同20世纪西欧、北美乃至亚洲地区的各种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同时需要思考和把握苏联文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作用。
第一节 概述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代。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共产主义运动的波澜起伏，政治新格局的不断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多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文坛上各种文艺思潮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一同规定着20世纪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社会矛盾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使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动摇，作家们普遍遭遇思想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在革命和建设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进步作家。法西斯主义在德、意、日等国的兴起，更加擦亮了作家们的眼睛，新老作家普遍向左转，以无产阶级作家为核心的庞大的左翼作家队伍很快形成。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的高涨，革命文学在崛起，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中法西斯主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曲折，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切也极大地影响着20世纪文学的发展。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诞生了苏联文学。苏联文学有着鲜明的特征：继承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结合时代的新要求，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战斗性和乐观主义色彩；植根于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生活土壤，站在时代的高度，运用无产阶级思想观察和描写现实，表现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个人崇拜、极左思潮导致文学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对现实主义作了狭隘的理解，忽视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非现实主义文学，讽刺性作品曾受到冷落排斥，并忽视文艺的娱乐、审美功能。
苏联文学的发展，随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和文艺思潮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17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文艺领域内的斗争也异常严峻。作家队伍复杂、文艺思想混乱、派别林立、团体丛生，相互论战不已。除十月革命前夕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谢拉皮翁兄弟”、“岗位派”等。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永不休止的论争，导致了20年代上半期苏联文学界的复杂现实。为匡正思想偏激，结束混乱局面，使作家能集中精力致力于创作，促进文坛的繁荣，俄共（布）从文学论争的实际出发，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鲜明地体现了既反“左”又反右的辩证观点，对统一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思想、广泛团结作家队伍、加强党对文学的领导、促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后，不同团体和流派的作家思想上有所接近，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向党组织靠拢，一大批年轻作家迅速成长，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迅速壮大，这就为苏联作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除了高尔基的创作之外，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的《铁流》（1924）、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1923）以及法捷耶夫（1901—1956）的《毁灭》（1927）等史诗式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
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放开喉咙歌唱》（1930）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诗坛的序幕。别德内依（1883—1945）、叶赛宁（1895—1925）、勃洛克（1880—1921）等著名诗人，都从不同角度拨动时代的音弦，唱出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当时小说创作逐渐趋于繁荣，主要作品有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1926）、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白卫军》（1925，未全文发表）等。表现劳动热情，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如革拉特柯夫（1883—1958）的长篇小说《士敏土》（又译《水泥》，1925）开始出现。左琴科（1895—1958）的讽刺性小说《一本浅蓝色的书》（1934—1935）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戏剧创作也出现了初步繁荣，较著名的戏剧作品有：特列尼约夫（1876—1945）的《柳波芙·雅罗瓦娅》（1926）和《涅瓦河畔》（1937）、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的《乐观的悲剧》（1933）等。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是一位以诗歌为武器的宣传鼓动家和诗坛上的革新者。他的主要诗作有长诗《穿裤子的云》、革命抒情诗《向左进行曲》、长诗《一亿五千万》等。国内战争时期，他投身于“罗斯塔之窗”的革命宣传工作，两年内写了600多首诗，在揭露敌人、鼓舞人民斗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讽刺诗《开会迷》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1924年创作的长诗《列宁》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长诗《列宁》塑造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歌颂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表明列宁及其事业将永垂不朽。1927年，诗人写成长诗《好！》，这是继《列宁》之后的又一力作。《好！》描写了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巩固到繁荣昌盛的全过程，被誉为苏联革命的英雄史诗。他的讽刺喜剧《臭虫》和《澡堂》尖锐抨击了种种不正之风。1930年发表的《放开喉咙歌唱》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纲领和20年创作的总结。
二、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
193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建立了苏联作家协会，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家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生活中去，以各种不同的体裁、各自不同的体验创作出了大批作品，苏联文学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红色的30年代”的局面。阿·托尔斯泰（1883—1945）《苦难的历程》（1922—1941）写出了知识分子同人民的结合过程。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5）揭示了新人的成长。克雷莫夫（1908—1941）的《油船“德宾特”号》（1938）描写平凡劳动者的不平凡功绩。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成熟。法捷耶夫（1901—1956）不仅在其苏联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毁灭》（1926）中展现了烈火炼真金——投机革命者要被淘汰、敌对分子要被革命清除、真正革命者将在斗争中成长的主题，更在长篇小说代表作《青年近卫军》（1945）中描写克拉斯诺顿地区共青团组织“青年近卫军”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跟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进行英勇卓绝的斗争，塑造了以奥列格为首的机智、勇敢、坚强的青年革命者群像。
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导致一些作家被捕，阿赫玛托娃（1889—1966）和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等人的作品，当时均未能问世。
卫国战争中，作家们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创作出了大量的各种体裁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小说《宁死不屈》（1943）、西蒙诺夫（1915—1979）的中篇《日日夜夜》（1944）、法捷耶夫的长篇《青年近卫军》、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剧本《前线》（1942）等都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这个时期，文艺评论的严重错误和极左路线，给文坛带来一定危害。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的粗暴批判，不但严重伤害了许多作家，大大挫伤了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作品大量出现，巴巴耶夫斯基（1909—2000）的小说《金星英雄》（1948）、波戈廷（1900—1962）的电影剧本《带枪的人》（1937）等即是此类作品。这种不良现象和恶劣倾向，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在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以比较彻底地纠正。尽管这样，这一时期仍有波列沃依（1908—1981）塑造英雄人物的《真正的人》（1946），柯切托夫（1912—1973）描绘工人家庭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佳作问世。
三、20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文学进入了一个精神更新期。当时，苏联文艺界展开了对“无冲突论”的批判，接着，政府当局进一步号召苏维埃文学和艺术“积极干预生活”，“大胆地表现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于是，一批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作品出现了。苏联当代文学的“第一只春燕”奥维奇金（1904—1968）的农村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打出了“暴露文学”的旗帜。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概括和剖析，大胆提出了战后农村存在的官僚主义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的社会问题。作品发表后，立即在评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后，特罗耶波利斯基（1905—1995）的《农艺师手记》（1953），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不称心的女婿》（1954）和《死结》（1956），女作家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征途中的战斗》（1957）和《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扎雷金（1913—2000）的特写集《1954年的春天》（1955），杜金采夫（1918—1998）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1956）等一系列以“写真实”著称的作品纷纷问世。列昂诺夫（1899—1994）的长篇《俄罗斯森林》（1953）被称作半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的真正史诗般的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林学家维赫耶夫的坎坷一生，极力探索人生幸福的哲理，揭露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俄罗斯森林”作为一种象征贯穿于作品始终。
作为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的是爱伦堡（1891—1967）的中篇小说《解冻》（1954）。随着这部小说的发表，“解冻文学”思潮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新的解释，为一大批受过批判的作家恢复了名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等人的作品得到了出版。解冻文学的主要作品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等。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苏联集中营的生活，开启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
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写的是1953年冬季至1954年春天这段转折时期某工厂发生的变化。小说塑造了一个自私、保守、僵化的官僚主义典型茹拉甫辽夫。他是工厂厂长，但从不关心工人的死活，只追求高指标，结果造成了工人死亡的严重事件而被撤职，妻子也和他离异。由于题材的敏感和重要，反映的是“关心人”、“爱护人”这一主题，很富有时代性，这部小说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快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引人注目的作品。西方评论界把这股文学潮流称之为“解冻文学”，认为小说的结尾“你看，到解冻时节了”的“解冻”影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春天就在眼前了”。
“解冻文学”思潮的出现标志着文学方向的重大调整，开启了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另一途径。在“解冻”思潮推动下，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经过长期构思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书于1956年曾向《新世界》杂志投稿，未能发表。1957年，这部作品在意大利出版后引起轰动，很快译成15国文字。195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授予作者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十月革命前20年到革命后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知识分子日瓦戈从投身革命到对革命后的现实不满的过程。他既反对反革命白匪军的惨无人道，又不赞成革命的暴力，思想彷徨，命运坎坷。小说在苏联国内反应强烈，作协立即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共青团中央书记要求驱逐作家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以公开信的形式作了检讨，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1956年底，肖洛霍夫的著名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表，成为文坛的一件大事。该作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不仅暴露法西斯侵略的罪恶，更描写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具有开拓意义。此后，这类作品纷至沓来，它们在艺术上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批青年作家崛起。一些受《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响而重视细节真实、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问世，在战争题材的创作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这类作品大多以前线的“一寸土”、“弹丸之地”为背景，刻画在战争岁月中普通战士细腻的内心世界，感染力极强。著名作品有巴克兰诺夫（1923—2009）的《一寸土》（1959），邦达列夫（1924—）的《营队请求火力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贝科夫（1924—2003）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和《前线纪事》（1966），阿纳尼耶夫（1925—2001）的《坦克成菱形前进》（1963）等。这些小说大都描写普通士兵、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和真实的感受，描写范围较小，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寸土”文学。这种作品时间跨度不长，但对战地环境、战争气氛描写得非常逼真，因此又得名“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十分强调描写的真实性，尽力克服粉饰现实的倾向，渲染战争的残酷，突出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幸，描写无谓的牺牲和人的求生本能等。这些作品，较之过去的同类题材小说，在对普通人的刻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中揭露农村阴暗面、鞭挞官僚主义、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占主导地位，奥维奇金（1904—1968）是主要代表。50年代初他发表了《区里的日常生活》（1952），之后又发表了《在前沿》（1953）和《在同一个区里》（1954）等作品。《区里的日常生活》通过包尔卓夫和马尔登诺夫两个区委书记不同领导作风的对比，揭露苏联农业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弊病，在苏联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同一个区里》矛头不仅指向农村中的官僚主义，而且指向他们的后台——更高级、有资历、与莫斯科的最高官员有联系的人。奥维奇金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拓荒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艺政策上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口号，要求文艺适应苏联的远景发展规划，适应发达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文坛趋于平稳，总的倾向是：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真实”，写“生活的美”，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则是一种“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的体系”。在战争题材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把描写“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结合起来，既写前沿阵地血肉搏斗的激烈场面，也写高级指挥人员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力求反映战争或战役的全貌，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概括，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这样的作品人物众多，上至大本营的最高统帅，下至战壕里的士兵，情节发生的地点忽而前线，忽而后方，因此多用复式结构，多层次多线索，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历史画面，被称为“全景文学”或“全景小说”，代表作品有西蒙诺夫（1915—1979）的军事题材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1959—1971）、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等。
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44年夏天苏军全面反攻德军，并把德军赶出国境的全过程。小说对战争事件作了全景式描写，在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是战争题材小说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全书180万字，分五部，从卫国战争的前一年写到1943年列宁格勒围困被解除整整四年的战争过程。小说描写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表现了卫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真实情况。《围困》像一部编年史，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线，把前线战争与外交斗争以及苏联国内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塑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形象。
除了这些史诗般、全景式的长篇小说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其他战争题材小说问世。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斯塔德纽克（1920—）的《战争》（1970—1980），贝科夫的《活到黎明》（1973）和《方尖碑》（1973），华西里耶夫（1924—）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等。
这十多年来，苏联文坛涌现出大量道德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以其数量多、内容涉及面广而引人注目。1970年艾特玛托夫（1928—2008）的《白轮船》发表，开始了道德探索题材的文学走向。《白轮船》用童话形式写现代人的生活。小说通过一个男孩和他外祖父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善”与“恶”的斗争，探讨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除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外，影响较大的道德题材作品还有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1969），田德里亚科夫的《毕业典礼后的夜晚》（1974），邦达列夫的《岸》（1975）和《选择》（1980）等。
《滨河街公寓》写格列勃夫这个精于权术、阴险狡诈、见利忘义的野心家踩着别人向上爬的发迹史。作者用阴沉、激愤的笔调，批判了苏联社会上层的某些权贵人物，勾画出双重的生活图像：一是人们所拥有的住宅、衣服、地位所造成的幻影，另一个是由人们的思想道德风貌所代表的真相。作者在这里提出了净化当代人心灵生活的重要问题。
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是另一类的道德题材作品，它属于道德反思、心理探索、良心谴责类型，提出了“人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表现破坏大自然、践踏人类道德的《鱼王》（1975）和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等也属于道德探索题材的优秀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当局推行“公开性”和“民主化”政策，苏联社会风气大变，舆论空前活跃。文坛纷争迭起，派别林立，对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评价也众说纷纭。文学创作在总体倾向上一反过去苏联文学以正面描写、歌颂和肯定为主的写法，变成以暴露阴暗面和描写消极现象、揭露和讽刺社会弊病为主的写法，文坛上暴露文学盛行。著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都卷入了这股浪潮。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1986）第一次暴露苏联社会有吸毒、贩毒和黑帮团伙等现象，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1985）、拉斯普京的《火灾》（1985）和阿斯塔菲耶夫的《令人悲哀的侦探故事》（1986）等作品，也都深刻揭露社会阴暗面并促人思考。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动荡剧烈，不少作家们无心笔耕，新作出现较少，倒是在发掘以往遭贬的作品并予以重新评价方面，渐次形成热潮并显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是大量受过政治迫害、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恢复了名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等作家的作品得到出版，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品纷纷出现，苏联文坛形成了一股“回归文学”热。另有一种倾向是过去因遭到行政干预被查禁的作品纷纷开禁，“历史上”得不到出版和发表的暴露、针砭时弊之作，得到了出版与发表，如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布尔加科夫的《狗心》、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文坛出现所谓的“挖掘热”，凡被“尘封”过的稿子都受欢迎。暴露文学作家受到读者欢迎，作品印数激增，有的作品达到了一书难求的程度。接着，又扩大到把流亡国外的苏联作家的作品拿到国内重新出版，形成了“侨民文学回归”热，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备受青睐。另外，在大量“发掘”、“回归”过去的非主潮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有人对一些曾经定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进行“重新评价”，其结果导致了对旧有文学史观念的否定，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和命题。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创作的情况具有丰富、多样、复杂的特点，艺术表现手法也十分丰富，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继往开来的”阶段。
1991年，苏联国家解体，苏联文学的历史进程随之终止，苏联文学也就成为一个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了。
第二节 高尔基及其《母亲》
一、生平与创作
高尔基（1868—1936）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创始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鲁迅说他是新时代的文学的导师，认为高尔基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步发展，中间也经历过探索和曲折。他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创作时期（1892—1899）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高尔基（意思是“辛酸的”）是他的笔名。他于1868年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诺夫哥罗德城。父亲是个细木匠，在他四岁时病逝。高尔基只读过两年书，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高尔基刚满十岁就进入社会独立谋生，先后当过面包师和绘图师的学徒、轮船长厨师的助手、搬运工，还在剧院跑过龙套，饱受人间疾苦。高尔基经受过种种磨难，深知俄国专制制度的黑暗和劳动人民变革社会的要求。他丰富的知识都是靠自学获得的。他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派的著作，也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因此多次被捕。为了解人民的实际生活，他曾两次步行漫游俄罗斯，途中的所见所闻都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宝贵题材。1892年，高尔基在一位流放归来的革命者的鼓舞下，创作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得拉》，初步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
高尔基的文学活动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他有名的短篇小说，除《马卡尔·楚得拉》以外，还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和《鹰之歌》（1895）。《伊则吉尔老婆子》讲述了三个故事，刻画了三个彼此关联的浪漫主义人物形象：第一个故事是神话传说，讲的是腊拉的故事。腊拉是雄鹰和少女生的儿子，他孤独、自私、残忍，最后被人们抛弃。第二个故事是现实主义的故事，讲的是伊则吉尔老婆子。她一生只顾自己享乐，虚度了年华，到头来也有点像腊拉那样被人们忘记。第三个故事是英雄传说，讲的是丹柯的故事。他为挽救自己的部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死了，但是他活在人们的心里。这个故事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赞美了为集体献身的英雄行为。丹柯在当时是作家理想的英雄形象。
《鹰之歌》描绘了彼此对立的两个浪漫主义的象征性的形象，即鹰的形象和蛇的形象。鹰的形象象征俄国最先觉醒的革命战士，而蛇的形象则象征着保守、胆小、远离革命的小市民。
这个时期，高尔基还创作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高尔基经历丰富，为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特别是有关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素材。高尔基描写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题材、体裁多种多样，其中写得比较多的是流浪汉形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切尔卡士》（1895），小说里面写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切尔卡士和加夫里拉。流浪汉切尔卡士已经绝了发财的念头儿，因而爱好自由、轻视金钱、机智大胆、敢于冒险；而在刚刚沦落到社会底层的农民加夫里拉的头脑里还保留着私有观念，想发财，因而表现得贪婪、残忍，为独占他们偷得的财物，几乎干出图财害命的卑鄙勾当。
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他表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揭露了俄国资产阶级的罪恶和它并不美妙的前景。
艺术是独创的事业。高尔基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用他独特新颖的题材、主题、形式和语言，闯入俄国文坛，很快名扬国内外。
（二）1905年革命前后的创作（1900—1917）
在这期间俄国经历了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高尔基在1905年革命后和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间，也走了两段弯路。
20世纪初，俄国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1905年发生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高尔基参加了这次革命运动，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海燕》来迎接和推动革命浪潮。诗人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面对革命风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是当时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海燕”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象征，是诗人赞美的对象。呼唤革命是诗人的创作意图，在诗歌的结尾，诗人热烈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个时期，高尔基还写了一些剧本。
《小市民》（1901）讲述了小市民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着重描写了工人尼尔的形象，这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
《在底层》（1902）描写的对象是流浪汉。这是作家长期观察流浪汉生活的结晶。该剧在情节结构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没有贯穿全剧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而是通过一个个场面和个别人物之间的冲突展示作品的主题。富含人生哲理是该剧的另一突出特点。
1905年革命失败后，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高尔基出国去募集革命经费。他在美国创作了剧本《敌人》和代表作长篇小说《母亲》（1906）。如果说《小市民》中的尼尔还是一个孤独的战士，那么《敌人》里描写的就已经是无产阶级的战斗集体了。他们自觉地为本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精神，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这在俄国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一度靠拢过无产阶级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灰意冷、思想动摇。其中有些人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他们要求放弃公开的合法斗争，在哲学上鼓吹唯心主义，宣传“寻神论”和“造神论”。高尔基并没有否定1905年的革命，但是他受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一度接受过他们“造神论”的谬论。这在他于1908年发表的《忏悔》中就有反映。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报刊有意挑拨高尔基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造谣说高尔基已被开除出党。但是在列宁耐心的帮助下，高尔基冲出迷雾，回到了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战胜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少数派）。高尔基坚决站在列宁一边，认为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在1907年到1913年间，高尔基思想上有过曲折，但并不妨碍他写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如《夏天》（1909）、《奥古洛夫镇》、《意大利童话》（1911—1913）。1913年他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随后的几年中又完成了三部曲的其余两部《在人间》（1914）、《我的大学》（1922），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
高尔基还写了大量的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很强的政论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如《个人的毁灭》（1908）和《俄国文学史》（1909）等，在培养年轻作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十月革命后的创作（1918—1936）
面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俄国复杂的政治形势，高尔基再度迷失了政治方向。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反对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同时也相信他一定能够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高尔基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以行动修正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家和组织文学创作活动等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工作。1921年，他接受列宁的劝告，出国治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尔基创作的重要作品有：反映俄国资本主义兴衰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前几十年俄国社会思想斗争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刻画俄国商人形象的《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1932）等。
回忆录《列宁》（1924—1930）是高尔基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在回忆录里，高尔基成功地刻画了列宁既完美又真实的形象，讲述了他和列宁的深厚友谊，表达了他对列宁的崇敬和爱戴。
在这个时期，高尔基还写了反映苏联人民忘我劳动和幸福生活的巨著《新俄罗斯》，但只完成了《苏维埃漫游记》（1929—1930）和《英雄的故事》（1930—1931）两部。
总之，高尔基的文学活动始终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文学道路。他的作品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宝贵财富。
二、《母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的主要代表作品。小说反映的是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革命斗争方面，《母亲》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列宁誉其为一部非常及时的书。书中的主要人物巴威尔是俄国早期工人革命家的典型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完美丰满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母亲》一书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成熟的标志。高尔基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作品，从客观上说，是由于俄国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而主观原因则是他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母亲》一书取材于真人真事。高尔基以此为基础，广泛地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小说首先透过主要人物巴威尔的父亲、老一代工人米哈伊尔·符拉索夫悲惨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苦难生活。符拉索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他把自己的苦闷和痛苦都发泄在酗酒和打骂老婆孩子上。在这个基础上，作家真实地描述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工人群众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历程。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小组的活动、革命工人群众的游行示威等都有极为真实的描述。
《母亲》的主要人物是儿子巴威尔和母亲尼洛夫娜。
巴威尔是工人革命家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俄国觉醒的无产者的优秀品质，如为本阶级的解放献身的精神、对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理解、紧密联系广大群众、坚强的组织纪律性等。
小说的第一部主要写巴威尔思想性格的形成，这事实上是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第一，写他的阶级基础。巴威尔是工人的儿子，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况下长大成人。他不满社会和反抗社会的思想性格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
第二，写他思想性格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不同于他的父辈，他处在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教导和指引，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武装。
第三，通过他和尼洛夫娜、安德烈、维索夫奇科夫等的对比及衬托来表现巴威尔的形象。
第四，通过火热的革命斗争场面来描写巴威尔的成长。
在“沼地戈比”事件中，经过初步理论武装的巴威尔，虽然有斗争的勇气，但是缺少斗争的经验，也还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因而斗争以失败告终。巴威尔在监狱里总结了这次斗争失败的经验，提高了政治认识，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新的斗争做了准备。
“五一游行”是小说第一部的高潮。这时的巴威尔已经成长为群众斗争的核心，他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高举红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群众革命斗争的带头人。
小说的第二部，主要写巴威尔在理论上的进步和成熟以及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所显示的巨大威力。
“法庭斗争”是全书的高潮。经历了“沼地戈比”事件和“五一游行”斗争考验和锻炼的巴威尔，经过理论学习，对党的理论、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逐步成长为一个能率领群众为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斗争的工人革命家。巴威尔在法庭上的演说，充分展示了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心。
如果说巴威尔的成长体现的是俄国先进工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过程，那么尼洛夫娜和革命农民雷宾的形象则反映了广大普通劳动群众的觉醒。
尼洛夫娜出场时是一个精神已经被窒息的劳动妇女。贫穷、无权、宗教麻痹、苦闷的丈夫对她的折磨，使她一度活在恐惧中，往日学过的一点儿文化都忘记了，连爱不爱她唯一的儿子都不知道了。她是在革命风潮中，在儿子的启发下开始觉醒的。当她知道儿子读的是反对沙皇的禁书，一旦被发现就要坐牢的时候，她害怕极了。可是当儿子让她想一想她一生中有过什么快乐的时候，她想不出自己过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于是她开始理解儿子的事业。她看到前来她家搜查的警察时，恍然大悟，意识到儿子反对的就是这些她早就憎恨的家伙。这时的她，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儿子一边。此后，她在党的领导下，在儿子和儿子的战友们的影响下，积极自觉地参加了对敌斗争，并疏远了宗教。后来她是在面对危险的敌人，勇敢地当众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捕的。
尼洛夫娜的觉醒体现了俄国广大劳动妇女的觉醒，表明了革命理论已经深入人心，作品的主题思想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得到展示。
雷宾是革命农民的典型形象。他在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之前，就已经开始和沙皇反动统治制度作斗争。但他却是在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雷宾的故事体现的是工农联盟的思想。而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胜利成果的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
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母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多数来自剥削阶级，是在人民革命的大潮中背叛了剥削阶级，走上了历史必由之路。他们经受了斗争烈火的考验，和工农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在宣扬革命理论，使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母亲》第一次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则，“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真实，并把这种描写“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用多种艺术手法、从多个侧面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书的另一显著特点。除前面讲到的，从阶级的、时代的角度描写巴威尔的形象之外，小说还把他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展示他的成长，在和其他革命者的对比中突出他的性格特点。此外，书中描写了巴威尔语言的变化，并透过母亲的眼睛和内心活动来表现他思想的进步和性格的变化。
高尔基是从刻画人物的需要来选择表现方法的。如写尼洛夫娜的觉醒和成长主要从巴威尔和他的战友们对她的影响、她在斗争中如何经受锻炼和对她内心活动的描写等角度进行；写雷宾的形象则侧重肖像描写和语言描写。
《母亲》教育了俄国和俄国以外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同样也教育了中国人民。现在，《母亲》依然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学巨著。
第三节 肖洛霍夫及其《静静的顿河》
一、生平与创作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1984）是苏联著名作家。他出身于顿河流域一个哥萨克职员家庭，早年投身革命，1922年来到莫斯科，1924年加入“拉普”成为职业作家。1926年出版的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过程为素材，揭示了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内部阶级冲突的尖锐性和悲剧性。1926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年全书四部八卷发表，翌年3月即获政府刚刚设置的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32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表现苏联农业集体化中农民痛苦的转变过程，此书于1960年获列宁文学奖。1934年，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军事记者亲临前线，写了许多随笔、短篇小说和大量政论文章。1957年，力图表现遇上了“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的整整一代苏联人命运的《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为卫国战争题材文学引进了新主题，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
《一个人的遭遇》以一位汽车司机自述的形式，描写了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家庭悲剧。索科洛夫生于1900年，战前一家五口过着幸福生活。德寇入侵之后，他参加了红军，战斗中负伤被俘，在集中营中历经磨难。他多次逃跑，均告失败，最后俘获一名德国军官，并驾车穿过火线，把他押解回自己人一边，交给苏军指挥官。他回家探亲时，发现妻子和女儿已死于德军轰炸，儿子上了前线。不久获悉，儿子战死柏林城下。战后他重操旧业，并从垃圾堆中收养了一个孤儿，两个举目无亲的人从此相依为命。
索科洛夫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他没有惊人战绩，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一个多难的普通人。然而在他身上却不乏英雄品质。对敌人，他既有忍辱负重的坚毅，也有视死如归的傲岸；而对祖国、亲人和蒙受战争灾难的儿童，他又有着深厚的温情。战争使他饱尝痛苦，却不能剥夺他美好的人性。小说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歌颂了苏联人民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意志，但也怀着“沉重的忧郁”，从人道主义角度表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深重灾难。
《一个人的遭遇》篇幅虽短，却是作者十年酝酿而成。发表后立即产生巨大反响，苏联战争文学发展中的第二个浪潮由此形成。
1965年，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逝世。
二、《静静的顿河》
这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是一部由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悲剧命运同重大历史事件交织而成的顿河史诗。
小说描写了1912年到1922年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中哥萨克艰难曲折的生活历程。小说以葛利高里生气勃勃的出场开始，以他痛苦、孤寂的结局结束，一切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都通过他坎坷的经历而连成有机的整体。
葛利高里出场时才19岁，是一个充满哥萨克野性美的英俊青年。他身材高瘦，“生着下垂的鹰鼻子，稍稍有点斜的眼眶里，嵌着一双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紧地绷着一层棕色的皮肤”。小说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清晰地勾勒出了葛利高里作为一个劳动能手、一个勇敢的骑士和哥萨克妇女崇拜的偶像的各种特征。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发展，作者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他淳朴善良、热情勇敢、坦率真诚等一系列动人的性格特点。葛利高里是哥萨克劳动者中才干出众的一员，即使身陷反革命泥潭，他也没有丧失劳动人民所固有的品质。
接着，作者又用层层深入的手法剖析了葛利高里作为哥萨克私有者的全部弱点和动摇性，塑造了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葛利高里像千万哥萨克青年一样应征入伍，因为作战英勇升任沙皇军队的少尉排长并获十字勋章。十月革命中葛利高里受共产党人影响参加了红军，率领一连战士奋不顾身地同白匪作战，但又同多数哥萨克一样自认为高人一等，后因红军指挥员对被俘哥萨克军官的无情镇压产生反感而脱离红军。随后在顿河叛军中他又充分发挥军事才能，先后担任团长、师长。但他越是战功卓著越是感到痛苦，终于在叛军崩溃时再度投奔红军。然而在红军骑兵团他不仅得不到信任，反而被监督审查，于是他又复员回乡。在家乡他因为拒绝向苏维埃政权自首服罪，被迫投身匪帮而成为身处绝境的散兵游勇，最后终于把武器扔进顿河，回到了家破人亡的故居。
葛利高里一生都处在痛苦的动摇之中。他所走过的道路有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必然性，体现了他所隶属的中农阶级和他所生活的哥萨克群体的社会特性。作为桀骜不驯、鲁莽无知的个人，他认不清道路，碰得头破血流；作为大草原上的自由人，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放弃几百年的传统习惯而自觉、稳定地接受革命道路；他那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特定身份，更使他在紧要关口注定要左右动摇；他那粗犷豪放却又愚昧偏激的哥萨克性格还使他容易轻率行事和上当受骗。总之，葛利高里的悲剧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典型意义，它表现了哥萨克群众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普遍心理和情绪。
被称做“自由、勇敢的人”的哥萨克，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特殊群体。他们粗犷豪放，骁勇善战，但也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的习惯和偏见。《静静的顿河》在对哥萨克社会进行深入刻画的同时，也以极其沉重的笔触描写了革命队伍的过火行为和“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静静的顿河》卷帙浩繁，结构庞杂，但繁而不赘，杂而不乱。小说的第一条线索是介绍葛利高里的家史以及哥萨克的爱情、劳动和家庭生活。第二条线索是描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顿河地区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斗争。随着这两条线索的交织发展，小说涉及的人物越来越多，地域范围越来越广，故事本身也从普通的三角恋爱和家庭生活，发展而为纵横城市、乡村，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广阔的生活图景，形成了肖洛霍夫作品独有的“悲剧史诗”风格。
《静静的顿河》的语言也是极有特色的。肖洛霍夫从孩提时代就熟谙哥萨克语言。丰富的联想，充满生活气息的贴切的比喻，豪放幽默而活灵活现的村话，小说用起来都得心应手。大量的民歌民谣更使作品充溢着强烈的顿河气息和浓郁的哥萨克风情。作为公认的风景描写大师，肖洛霍夫在小说中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了顿河草原不断变幻的大自然风光。他对人物肖像和心理状态的描写之所以绘声绘色，也得益于用大自然中的现象、动物、植物、草原来作比喻。就是写到人们的死亡，也仿佛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作家对顿河的深挚感情，使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像是大草原上一棵草，虽然渺小，但却永恒。
《静静的顿河》自1928年陆续发表以来，受到了世界上许多著名文学艺术家的赞赏，先后被译成世界上许多种文字，是当代世界文学中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名著之一。
第四节 索尔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
一、生平与创作
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被誉为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最伟大的俄国作家。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出生于北高加索地区，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由寡居的母亲拉扯长大，少年时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时所学专业为数理，但其酷爱文学，在学习数学的同时参加了文学专业的函授学习。
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于1941年应征入伍，担任下级炮兵军官，随同部队一直打到德国境内，始终战斗在反法西斯的第一线，由于战功卓著，他曾两度获得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他因在私人信件中批评斯大林被朋友出卖遭到逮捕，被关入劳改营服了八年苦役。服刑期满，他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当中学教员。服刑和流放期间，索尔仁尼琴曾罹患癌症，两度与死神擦肩而过。苏共第“二十大”之后，他的冤狱得以平反。出于记录劳改营和流放地的亲身感受与所见所闻，为自己和其他有共同遭遇的人留下历史见证的动机，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开创集中营文学先河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时解冻思潮涌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开始反思历史、干预生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经当时的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于1962年公开发表。小说引起强烈震撼，索尔仁尼琴一举成为新闻人物，随着该作品外文译本的传布，索尔仁尼琴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记流水账的方式顺时序地描写了劳改犯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在劳改营一天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农民，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军俘虏，后设法逃回自己的营地，却受到自己人的拷问，遭到逮捕，罪名是背叛祖国充当德军间谍，结果被判了八年徒刑。小说通过对劳改营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突出了那里非人的生活条件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谴责了劳改营管理人员的凶狠残暴；与此同时，它又通过对劳改犯的经历和被判刑原因的叙述，控诉人们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权利毫无保障。这部小说具有极其明显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倾向。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语言叙述平直，不事渲染夸张，写的是作者熟悉的劳改营生活和他本人的切身感受，又经长时间酝酿和反复修改，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兼具的佳作。
小说描写的劳改营题材在苏联文学领域里前所未有，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拨动了时人的心弦，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获得了评论界如潮的好评，有的评论文章甚至认为这部作品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相提并论。
1963年，索尔仁尼琴的《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上发生的一件事》、《玛特廖娜的小院》和《为了正义的事业》三个短篇小说相继在《新世界》杂志发表，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文学地位。
1965年9月，索尔仁尼琴存放在朋友家中的小说《第一圈》和诗剧《胜利者的飨宴》的手稿被克格勃查抄没收。一些作家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只关注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有人推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为1965年列宁文学奖的参赛作品，但由于他写了表现囚犯生还无望的绝望心理的诗剧《胜利者的飨宴》而被淘汰。
索尔仁尼琴是多次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幸运者，他的创作源泉是其本人那坎坷曲折、饱经磨难的人生经历。《癌症楼》根据索尔仁尼琴自己在流放期间患胃癌的经历写成，小说中的流放犯科斯托戈洛托夫显然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小说写几个不同阶层、年龄、性别和地位的患者在绝症面前的种种表现；医生则竭尽全力挽救患者的生命。小说的主题意在探讨生活的意义，即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小说的出场人物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患乳腺癌的少女阿霞的生活目的在于充分地拥有爱情和美，并享受生活的快乐；科学家瓦吉姆只能再活八个月，但他仍在学习，希望能为科学发展作出贡献；老布尔什维克舒路宾在死神面前反思总结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抛弃仇恨、建立在相亲相爱基础之上的道德社会主义设想；老医生吉洪诺夫为能治病救人，减少他人疾苦感到满足；靠整人起家的前工业管理局局长卢萨诺夫坚持人为了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活着，认为自己有特权应该享受特殊治疗，为自己竟被安排与其他病人同住一间病房而大为恼火。最后，主人公科斯托戈洛托夫在医生薇拉和护士卓娅的鼓励下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治愈了绝症，离开了病房，走向了新的生活。小说通过有关生活意义的讨论批判了“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的社会课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在苏联，《癌症楼》曾被《新世界》杂志拒绝发表。1966年7月25日，索尔仁尼琴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力陈自己所受的不公正的批评和侮辱人格的诽谤，恳请他批准出版《癌症楼》，未得后者回复。由于《癌症楼》和《第一圈》在国外出版并风行畅销，苏联作家协会于1969年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籍。
197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以表彰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不可缺少的道德力量”。迫于压力，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国领奖。
1971年，他发表了《1914年8月》。
1973年8月克格勃查获了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打字稿，同年12月该书的俄文版在苏黎世出版。苏联国内对此反应强烈，报刊猛烈抨击，当局于1974年以叛国罪逮捕索尔仁尼琴，剥夺公民权，将其全家驱逐出境。他先后旅居联邦德国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流亡期间相继发表了《列宁在苏黎世》（1975）、《牛犊顶橡树》（1975）、《红轮》（1983）等作品。在文学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说：“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
苏联开始进行“改革”后，索尔仁尼琴在大洋彼岸注视着祖国的发展，于1990年抛出了《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一文，对如何进行“改革”提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设想”。文章基本重复了过去说过的话，没有像作者希望的那样引起大的反响。1993年他曾到西欧访问，在发表谈话时除了继续否定革命外，也对苏联解体后的新的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又支持炮轰议会的行动。
苏联解体前夕，1990年由苏联总统发布命令恢复索尔仁尼琴国籍，索尔仁尼琴在政治上获得平反，他的作品陆续“回归”苏联，莫斯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作品集十卷。1991年因杂志纷纷登载其作品而成了“索尔仁尼琴年”。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返回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定居在莫斯科，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岛》得以公开出版。回国后，他没有参加政治派别，没有担任公职，但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1998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崩溃中的俄罗斯》一书，批评俄罗斯当时政权草率推行的改革有悖道德准则，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伤害。
索尔仁尼琴1997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于2006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性的评价。
2008年8月3日晚，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
二、《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1973）全书140万字，是一部描写苏联劳改营情况的著作，内容涉及1917年十月革命后约40年间在劳改营里犯人所过的非人生活以及他们徒劳的挣扎、反抗和逃亡。“古拉格”一词为“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俄文缩写的译音。作者把苏联劳改营比作由散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群岛”，因此他把这部写劳改营的作品命名为《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群岛》共分三册。上册由两部组成。第一部名叫“监狱工业”，分12章描写犯人从被捕到进入劳改营之间各阶段的过程。第1章“逮捕”交代了逮捕人犯的各种方式，作家本人1945年2月被捕时的一段经历也在这里做了介绍；第2章“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讲的是几十年来的逮捕浪潮和大逮捕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第3章“侦查”谈各种各样的侦讯手段；第4章“蓝滚边”讲的是镶蓝色滚边制服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拥有的各种特权；第5章“最初的监室——最初的爱”叙述的是被监禁者在牢房里的感受；第6章“那个春天”主要讲在战争中曾经被俘的人和流亡者这两种人的命运遭遇；第7章“在机器间”介绍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惩治犯人的国家审判机构；第8章、9章、10章分别以“襁褓中的法律”、“法律在壮大”、“法律成熟了”为名，用历史上确切发生的若干起重大案例如“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件”、对布哈林的审讯、对社会革命党的审讯等评述了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法律的形成过程，指出司法的制造者同时又是执法工具这一点是法律被践踏的根源；第11章“极刑”谈苏联的死刑问题及死刑犯的遭遇；第12章“监禁”说到了劳改营制度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付犯人绝食的措施。上册第二部“永恒的运动”分为四章，分别是“群岛之舟”、“群岛之港”、“囚徒运输队”和“从岛屿到岛屿”。内容主要是犯人的灾难性运送过程与残酷的押解方式。
《古拉格群岛》的中册中的第三部，名为“劳动消灭营”，分22章，主要揭示劳改营中囚犯的被迫害死亡。第1章“阿芙乐尔的手指”对苏维埃国家设立集中营的历史进行了论证，指出其诞生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火声中；第2章“群岛露出海面”通过索洛维茨群岛上劳改营的变迁介绍了苏联将修道院改建为国家监狱的过程，这座集中营里滥杀无辜、苛待犯人的“经验”竟被总结为“索洛维茨精神”向全国推广，得以恶性扩散；第3章“群岛病灶的扩散”谈到索洛维茨模式在全国各地的复制，众多劳改营、劳改点、劳改地段不断衍生，遍布各地，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工地上都有成千上万的苦役犯死去；接下来的“群岛的硬化”、“群岛的根基”两章，分别谈的是如何通过强化措施加强监狱系统和战争期间对政治犯采取的严厉措施。行文以较长篇幅把农奴和犯人、农奴制和“群岛”做了比较，认为两者存在的基本相同的含义，都是以强迫和无情的方式利用成百万人的无偿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犯人与农奴地位相当，不同处仅在于入狱前有过自由之身；以下“运来法西斯分子啦！”、“土著的生活”、“劳改营里的妇女”、“杂役”、“政治犯的替身”、“思想纯正分子”各章，从细部，以“分镜头”的形式分别谈了各种人犯在劳改营中的悲惨遭遇；第14章“改变命运！”专门谈劳改营中的犯人逃跑、被告密、不经审讯再判刑；第15章“惩隔室、强管棚、强管区”列示了劳改营内部轻重不同的惩罚办法；第16章“社会亲近分子”写劳改营里的盗窃犯；第17章“少年犯”披露儿童教养院和混合劳动点这两种关押少年犯的形式，指出这样的地方只能培养和发展少年犯凶狠的兽性；第18章“古拉格的缪斯”专门介绍劳改营附设的文化教育机构，其功能是对犯人进行再教育；第19章“犯人民族”是篇论证群岛的犯人群体已经构成社会阶级的学术论文；第20章对管理劳改营的“营吏”、“狱吏”进行考察；第21章“营房世界”扼要分析劳改营附近地区的居民构成状况；最后的第22章“我们的建设”，是篇综述性文字，对劳改营的政治和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否做到自负盈亏三个问题做出了概括性的解答。中册第四部题名是“灵魂与铁丝网”，共分“向上”、“还是败坏？”、“带‘笼口’的自由”、“几个人的命运”四章，其中“几个人的命运”完全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录。
《古拉格群岛》的下册包括“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三部。第五部以12章文字详细地记叙了政治苦役犯的悲惨遭际；第六部“流放”的“自由初期的流放”、“农瘟”、“流放地日趋繁密”、“放逐民族人民”、“刑满之后”、“流刑犯的幸福生活”、“出狱后的囚犯”七章内容，首先介绍流放制度的历史沿革，接着梳理流放对象社会政治地位、阶级成分、民族成分的变迁，继之分析流放犯刑满后的现实生活状况。为全书收尾的第七部“斯大林死后”，分为“事到如今，左右为难”、“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和“今天的法律”三章。这部分有着强烈论辩性的文字，是索尔仁尼琴针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出现的否定性意见而进行的辩驳。在最后一章“今天的法律”里作者专门记叙了1962年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游行的事件，用来说明“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古拉格群岛”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索尔仁尼琴想要写一部全面描述劳改营作品的设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但因材料准备不足而未能付诸实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劳改营幸存者的大批信件寄送给作者，他还同其中的数百人有过见面交谈。其后，他在查阅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该书。按照作者在《古拉格群岛》后记中标明的日期，这部140余万字的作品写于1958年4月27日至1967年2月23日，是索尔仁尼琴在地下活动的状态下秘密写成的，时间上的间隔断续致使作品在体例结构上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小说记述的内容时间跨度长达40年之久，描写了数百人的命运，概括了苏联各地劳改营、监狱监禁人犯和利用犯人开发边远地区的情况。在引用文件、法律条文、他人的叙述性资料中间，作品插入了索尔仁尼琴的个人评断。作者调动各种文学手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感情。作者在卷首题词中写道：“献给没有活到今天的诸君，要叙述这些事情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作者是在严守秘密的条件下独自撰写这部作品的，为防不测，写完部分文稿，便将完成部分分散存放，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这种状况。
书稿完成后，索尔仁尼琴将其复制若干份，有的秘密送往国外，有的留在国内收存。1973年，曾为索尔仁尼琴打印《古拉格群岛》书稿的沃罗尼扬斯卡娅女士遭到逮捕，在她家中搜出了这部书的文稿，面对这种情况，索尔仁尼琴通过在国外的委托人出版了该书。当年9月，《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公之于世，随后，其他语种的外文译本也相继出版。
《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巴黎出版的《古拉格群岛》第1卷赢得了西方舆论的一片喝彩，将其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沉重与最残忍的书”；苏联国内的舆论却对索尔仁尼琴口诛笔伐，展开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劳改营幸存者则为《古拉格群岛》昭示出劳改营的黑暗内幕而拍手称快；苏联当局对此事极为愤怒，小说出版成了索尔仁尼琴被取消国籍、遭到逮捕、驱逐出境的直接动因。出国后，索尔仁尼琴以发表《给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的形式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政见。
《古拉格群岛》内容十分庞杂，除了包括作者在劳改营的亲身感受和见闻外，另汇集了227个在劳改营服过刑的人的口述、回忆和书信等材料。作者给此书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艺术性研究尝试”，根据作者自述，他本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由于档案材料和当事人“都被消灭了”，“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利用”，只好采取所谓“艺术研究”的方法。书中利用的某些过去被关押过的人的口述和回忆及其他同类材料，真实反映了苏联实行的惩罚制度和劳改营生活，说明在不同时期法制确曾遭到严重的破坏。
《古拉格群岛》的文体集作者叙述、报告文学、回忆录、书信、历史考证以及官方文件为一体，内中包括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并引用了227份个人材料，正如同索尔仁尼琴自述的那样是一部“文艺性调查探索”，很难用某种既定的文学体裁加以概括。
总之，《古拉格群岛》是一部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纪实性作品，索尔仁尼琴继承19世纪俄罗斯社会政治小说的优良传统，通过这部作品把劳改营的悲惨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极大地拓宽了苏联文学观照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视野。
思考题
1.试述苏联文学的发展概况。
2.试述高尔基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
3.为什么说高尔基的《母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4.试述《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的性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5.有鉴于苏联文学兴衰的历史，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坚持我国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6.何谓“解冻文学”？
7.如何看待和评价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