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近代亚非文学主要是指亚非地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时期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版式框架内，近代亚非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均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本章重点讲述古典主义文学的特征、成就和发展概况，并重点评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
近代亚非文学产生比西方晚，发展不如西方充分，受到西方传统文学以及近代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在思想倾向上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解放文学，一些国家获得独立后的新面貌、新生活得到了及时反映。
近代印度的许多作家都以地域性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其中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成就较高。代表性的作家有：萨拉特·查特吉、泰戈尔；代表性作品有：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戈拉》，普列姆昌德的《戈丹》。
本章分别介绍了近代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波斯文学、朝鲜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黑非洲文学的发展概况，重点介绍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纪伯伦的《先知》。
学习本章内容，应同欧美近代文学的各种思潮流派、代表性作家作品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同时需要思考和把握造成近代亚非文学发展滞后的历史与文化原因。
第一节 概述
近代亚非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初期亚洲和非洲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也包括19世纪后期具有启蒙性质的文学。
19世纪以后，多数亚非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许多国家丧失了独立地位和民族自决权，造成了历史的灾难；同时，这种入侵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冲破了亚非民族长期的封建禁锢，使不少国家从封建社会演化为半封建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亚非地区的近代历史非常复杂，主要特点是：农村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致使亚非封建社会解体较晚，亚非各国的近代史不仅开始得晚，而且时间较短；多数亚非国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有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亚非国家资本主义势力较薄弱，往往无法与强大的封建传统相抗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多带有改良色彩；殖民主义同各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构成了各亚非国家的基本社会矛盾，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斗争是近代亚非历史的主流。
近代亚非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历史条件下，以承继各自民族文学传统、接受欧美文学影响为基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审视，近代亚非文学又可视为亚非地区一系列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学。
与同时期西方文学相比，近代亚非文学产生较晚，历史较短，发展得不够充分，创作也不够繁荣，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框架内，近代亚非文学在发展与成就方面均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文学。同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在短时期内被基本同步地介绍到东方地区，促使亚非文学呈现出多种流派共生并存的复杂局面。较之传统文学，近代亚非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内容上，大量作品立足现实，不同程度地再现了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个别发达国家的文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表达了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精神诉求，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一些亚非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无产阶级文学相继崛起，以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战斗性在各自国家的文坛上占有突出地位。艺术上，近代亚非文学接受西方文学影响，各种体裁相继出现，表现形式不断更新。西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话剧、自由诗等文体相继得到了推介移植，促进了亚非各国文学的全新发展，更新了亚洲各国传统的文学面貌，有的国家逐渐与欧美文学的发展潮流相接轨，甚至开始实现与欧美文学同步发展。可以说，近代阶段的文学为亚非文学向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前进的道路。泰戈尔、夏目漱石、纪伯伦、贾玛尔扎德、塔哈·侯赛因等人便是亚非近代文学史上涌现出来的一批著名作家。
近代亚非文学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欧洲文学数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许多地区的文学创作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少国家都涌现出大批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但总的看，近代亚非文学的发展不够平衡，其中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的成就较为显著，地位也较为突出。
日本近代文学是指明治维新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文学。
日本于1868年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当时唯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东方国家。近代日本文学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应运而生的。从1868年起，日本文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欧洲近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社会的迅速变革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使近现代日本文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文学流派纷繁驳杂，此伏彼起，令人目不暇接；二是沿着“尊重个性”、“自我解放”的方向发展；三是文体形式上具有“和洋结合”、“和汉结合”、“古今结合”的倾向。
日本近代文学大致经历以下发展过程。
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日本文坛上出现一批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译作和倡导自由民权、宣传爱国思想的政治小说。1885年，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1859—1935）发表理论著作《小说神髓》，宣告了近现代文学的真正开端。此后，各种新的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品相继出现。
近代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浮云》（1887）。这部运用“言文一致”语体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内海文三的不幸遭遇，批判了明治社会的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森鸥外（1862—1922）的短篇小说《舞姬》（1890）表现了日本社会对青年自我意识的压制，小说感情色彩热烈，充满异国情调，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性作品。同时，正冈子规（1867—1902）发起俳句、和歌改革运动，标志着日本的诗歌创作进入近现代阶段，日本文坛初现繁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皇集权日益强化，社会现实沉闷，浪漫主义文学衰落。许多作家主张破除理性，大胆暴露丑恶，表现人的生物本能，掀起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影响较大的自然主义作家有岛崎藤村（1872—1943）、田山花袋（1872—1930）等。
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1906）通过描写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继续歧视部落民的事实，揭露身份差别制的不公正，剖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这部作品以强烈的批判性、深刻的揭露性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是直接表现人性本能的中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已婚文学家对其女弟子的强烈爱欲，展示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封建道德禁锢、压抑人们思想意识的客观现实。这个中篇不仅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也开辟了日本“私小说”的先河。
正当自然主义文学极盛之时，夏目漱石独树一帜，提出了反自然主义的“余裕派”主张，开拓了日本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
自然主义文学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白桦派、新思潮派和唯美派三个文学派别。
白桦派得名于同名刊物《白桦》，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志贺直哉（1883—1971）、有岛武郎（1878—1923）等。该派反对自然主义所倡导的“纯客观”的文学主张，提倡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他们的创作被称为“人道主义文学”。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作品众多，《到网走去》（1910）描写日本下层妇女的不幸命运，表达作者对此真诚的同情，天然无饰，朴实醇美。武者小路实笃的著名中篇小说《友情》（1919）是“白桦派”理想主义恋爱和友情的代表作品。
新思潮派因菊池宽（1888—1948）、芥川龙之介（1892—1927）等创办的《新思潮》杂志而得名，他们的创作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上层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芥川龙之介是日本短篇小说巨匠，他的代表作《罗生门》（1915）构思精巧，布局缜密，描写人在不得温饱的社会里，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行恶的悲惨命运。
唯美派是另外一些不满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家组成的文学流派。他们标举艺术至上和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是谷崎润一郎（1886—1965）和永井荷风（1879—1959）。谷崎润一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文身》（1910）和《麒麟》（1910），中篇小说《春琴抄》（1933）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这一时期，日本文坛上的现代主义文学也很活跃，其标志是新感觉派文学的兴盛。新感觉派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派别。这个派别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主张追求新鲜的感觉和新奇的感受方法，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1898—1947）和川端康成（1899—1972）。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社会经历了空前复杂的对抗、动荡、分化与重构。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急剧向右摆动，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开始建立法西斯专制，无产阶级政党和民主主义思潮受到遏制打击。在这一历史逆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留下了印迹。
近代时期的日本文学具有以下特点：从“自由民权”运动的文化启蒙中起步；受到西方文学及文化思潮的明显影响；多种流派并立，作家作品繁杂；无产阶级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势头强劲；纯文学和大众文学同步发展、分野清晰。
近代印度文学系指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印度文学。
近代印度文学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封建斗争中起步的。在亚非国家中，印度是最早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从16世纪起它就遭到西方列强的先后侵入，到19世纪中叶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当局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激起印度人民连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在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逐渐发展壮大。20世纪以后，印度相继出现几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沉重打击了殖民统治。正是这种民族矛盾、阶级冲突相互交织的复杂历史条件，构成了印度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
印度近代文学萌芽于17世纪，真正成型则是在19世纪后半期。印度近代文学各类作品的思想内容大多具有鲜明的反殖反封建倾向，文学体裁除诗歌外，还有小说、散文和戏剧等。这一时期，许多作家都以地域性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其中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的成就较高。孟加拉语文学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其创始人之一是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他的重要作品有反映社会及家庭生活问题的长篇小说《毒树》（1872）以及表达爱国思想、激励人们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的历史小说《阿难陀寺院》（1882）。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泰戈尔也用孟加拉语写作，他以多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创作为印度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除了泰戈尔以外，重要的孟加拉语作家还有小说家萨拉特·查特吉（1876—1938）。
萨拉特·查特吉是孟加拉语文学中第一位专业作家。他出生于西孟加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家庭，青年时期曾四处流浪，在缅甸当小职员时开始创作活动。他一生写作了30多部长、中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代表作有《斯里甘特》（1917—1933）、《道德败坏的人》（1917）等。他的作品多以反封建作为主题，揭露地主、婆罗门等封建势力的罪恶，反映孟加拉农民的苦难，尤其注重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政治倾向性十分鲜明。
到了19世纪中叶，印地语文学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许多作家将自己的文学活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反映人民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取得了相当的文学成就，如赫里谢德尔、古伯德等的创作。
乌尔都语文学也颇具影响，重要作家首推伊克巴尔（1877—1938）。在诗集《驼队的铃声》等作品中，伊克巴尔关注社会现实和未来命运，号召印度的穆斯林坚定信仰，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而斗争。
总体上看，近代印度文学具有以下特点：多民族性和统一性相结合，古老传统同外来文化影响相结合，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相结合。
基督教的传入和19世纪中后期相继发生的法国军舰占领江华岛、美国军舰进攻平壤等一系列事件粉碎了朝鲜李朝实行的闭关锁国，西学东渐影响之下，朝鲜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甲午更张”之后宣传新文化的报纸杂志相继刊行，朝鲜继而发生了以汉谚混用、言文统一为标志的近代国文文学运动。
新的文学运动是从摄取外国文化起步的，从中国传入的各种西方译著和见诸报章的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量译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采用新文体写作的第一部作品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俞吉浚刊行的《西游见闻》，金秉铉的《贺腐儒就新》一文和西方传教士哈尔伯特所撰《士民必知》力推全面了解外国，汲取西方文化以及丢弃汉文、使用国文的主张。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伴随着传统汉文文学的衰落，朝鲜掀起了新小说运动。使得朝鲜小说叙事摆脱传统评话模式、确立新兴小说样式的作品首推李仁稙的《鬼之声》。同时，李海潮的《鬓上雪》、崔瓒植的《秋月色》以及朴永镇的《万花筒》等也都是新小说运动的重要成果。另外，在朝鲜的诗歌界还出现了摆脱传统“辞说”“时调”樊篱，摆脱固定诗型向自由诗体发展，完全用散文方式创作的新诗运动。
历史进入近代时期以后，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分别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写出了许多暴露社会黑暗，谴责殖民统治，宣扬本民族历史文化，同情社会底层民生疾苦的作品。
印度尼西亚文学在其近代阶段得到了健康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马斯·马尔戈（1878—1930）是印尼反帝文学的旗手，他的代表作《自由的激情》（1924）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阿卜杜尔·慕伊斯（1886—1959）的《错误的教育》（1928）被认为是近代印尼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
19世纪中期以后，泰国在王室推动下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期刊出版，文学团体成立，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与传统游记诗、说唱叙事诗判然有别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信体短篇故事、政论散文、通俗科学小品等新型文体裁。泰国近代启蒙作家大多出自王室，国王拉玛五世（1853—1910）通过书简体的《远离家乡》一书阐述了自己的欧游印象；拉玛六世（1880—1925）曾在欧洲生活多年并就读于牛津大学，由他倡导成立的文学团体相继把莎士比亚、伏尔泰、大仲马、莫里哀的作品译成泰文，他本人则在翻译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之外还亲自创作剧本，被推为泰国近代戏剧的奠基人。
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缅甸近代文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色。德钦哥都迈（1878—1964）是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的杰出作家，其主要作品有《洋大人注》（1914）与《猴子注》（1922）。他的创作多以宣扬缅甸的历史文化、激励民族自尊、谴责殖民统治、歌颂民族独立斗争为主题。
地处西亚的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近代文学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波斯文学承续其2 500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其近代阶段取得了较大进展。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波斯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危机四伏，人民苦不堪言，反抗斗争不断爆发，到20世纪初发生了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立宪运动”。
启蒙活动催生了文学观念的变革，波斯近代文学在内容上超出宫廷生活的局限，走上与人民大众结合，为社会运动呐喊的道路，真实表现民生疾苦，尖锐揭露本国统治者的腐朽残暴，猛烈鞭挞外国侵略者的恶德败行；形式上表现为在旧诗体之外创造了自由的新诗体裁，以适应表现新内容的需要；改变了文体上以诗歌为主的传统格局，利于叙事、说理、论证的散文体得到普及；创作中广泛吸收日常用语，文学语言贴近民众生活。
立宪运动时期最活跃的诗人首推巴哈尔（1886—1951）。他出身于诗歌世家，七岁开始作诗，曾获“诗王”荣誉称号。1905年，他参加了立宪运动，主持编辑地下刊物《霍拉桑》；1909年，负责主办伊朗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春》；立宪运动失败后遭到迫害被捕入狱。1925年，他退出政治运动专心从事创作。巴哈尔一生写诗30 000余行，他的诗作在反映现实和反帝反封建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巴哈尔，立宪运动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阿什拉芙尔丁（1871—1934）、德胡达（1879—1956）、阿里夫（1882—1934）和拉胡蒂（1887—1957）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波斯进步文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贫困境遇和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成为作品的基本主题。文学体裁上除了诗歌创作继续繁荣外，以小说为主体的散文叙事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在小说领域，20世纪初叶波斯开始出现取材于历史事件的作品，紧接着便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小说面世。贾玛尔扎德（1895—？）1921年出版的《故事集》是伊朗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他在该书初版“前言”中表明要以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言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小说集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收入该作品集的《政治人物》、《熊姨的友谊》等六篇作品使用明白流畅的日常话语写就，有的描写伊朗的社会现实生活，有的谴责宗教人士的虚伪卑劣，有的揭露政客们的卑鄙勾当，有的鞭挞沙俄侵略者的贪婪残暴，反映了波斯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贾玛尔扎德的小说叙事风格幽默，意义积极。姆沙法格·卡泽米（1902—？）的《恐怖的德黑兰》（1922—1928）是波斯近代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男主人公法拉赫先与其表妹玛辛，后与妓女埃法特的曲折恋爱故事为内容，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和妇女命运的不幸。以上《故事集》和《恐怖的德黑兰》两部作品在波斯近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为后续的小说发展开拓了道路。在贾玛尔扎德和姆沙法格·卡泽米之后登上文坛的穆罕默德·赫加泽依、萨迪克·赫达雅特、伯佐尔格·阿拉维等小说作家，分别以各具特色的创作丰富了波斯近代小说的表现内容，进一步推动了波斯近代小说的发展与进步。
最能代表西亚阿拉伯民族近代文学创作实绩的是叙利亚和黎巴嫩作家组成的文学派别——“叙美派”的创作。“叙美派”（又称“旅美派”）是阿拉伯地区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流派，因其成员大多留学美国而得名。该流派的领袖是黎巴嫩作家纪伯伦（1883—1931），他的重要作品有《折断的翅膀》（1911）和诗集《先知》（1923）、《沙与沫》（1926）等，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被认为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第一部从近代现实生活取材的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同为黎巴嫩作家的乔治·宰丹（1861—1914）先后创作了22部历史小说，他的作品从伊斯兰教的历史人物中撷取创作素材，在历史性叙述中穿插爱情故事，借助于历史题材抒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取得了显著的文学成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以色列出现了近代希伯来文学，诗歌、小说创作都渐趋繁荣，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其中，重要的诗人有哈依姆·那合曼·比亚雷克（1873—1934）和撒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小说创作方面则以阿格农（1888—1970）成就最高。
非洲近代文学按照地域划分系由两种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组成，一是以埃及为中心的北非阿拉伯文学，一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广大地区的黑人非洲文学。
由于非洲国家大多有沦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悲惨历史，上述地区的民族文学或因殖民统治的禁锢，或因封建专制的桎梏而一片死寂。许多国家的近代文学都起步于翻译介绍和从习模仿西方文学。
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地区的近代文学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兴起，在反殖民斗争的深入发展中趋向于繁荣。
近代以前的阿拉伯社会处在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阿拉伯语受到压抑，处于边缘化地位，日渐式微。作家们以争取结束异族奴役、反对封建势力为己任，或借助历史题材、或立足现实生活进行创作，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启迪蒙昧，以推动结束黑暗统治和根除社会弊端的政治斗争。这种背景之下，以埃及诗人巴鲁迪（1838—1904）、艾哈迈德·绍基（1868—1932）、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等人为首的一批阿拉伯诗人发起了复兴派诗歌运动，力图通过恢复古代诗歌的辉煌传统促使民族振兴。复兴派诗作在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刻意遵循古典诗歌的传统，但他们通过自己的诗文抨击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主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进行社会改革。例如，巴鲁迪的《巴鲁迪鼓动革命》、《起义的原因》等爱国诗篇大声呼唤人们鼓起勇气同殖民入侵者和本国变节者进行坚决的斗争；绍基则通过《尼罗河谷大事记》、《狮身人面像》等一系列长篇叙事诗以及诗剧的形式歌赞本国光辉的历史文化，一起唤起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豪感。该派诗人的创作在阿拉伯诗歌发展史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在复兴派之后，20世纪初期的阿拉伯诗坛上又出现了被称之为“创新派”的浪漫主义诗潮。
在小说叙事方面，从19世纪后期开始，大量欧洲文学作品如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司各特、大仲马的经典名著以及数量更多、质量驳杂的言情、幻想、探案类小说在埃及风行一时，西方文学的清新气息使得阿拉伯语译者和读者趋之若鹜，一些作家开始对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进行（诸如更换人名、地名、故事场景使之“埃及化”或“阿拉伯化”）移植性改编，这些“化”用的作品起到了促使西风东渐、改变文坛风气的启迪开蒙作用。
在阿拉伯近代小说的形成时期，较早出现的是模仿西方小说模式创作出来的叙事性作品。第一部具备近代小说雏形的作品是埃及作家穆罕默德·穆韦利希（1858—1930）所写的《伊萨·本·希沙姆叙事录》，这是一部接受西方小说影响，以传统的马卡梅叙事模式编织的故事。
按照内容分类，出现在近代埃及文坛的早期作品可以次第分为消遣性小说、历史小说和艺术小说。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风格，手法上往往借古讽今，内容上则倾向于表现反帝、反殖、反封建主题，亦有的作品通过爱情题材针对禁锢人们思想行为、束缚戕害妇女的传统习俗和旧有礼教发出了抨击与批判。出版于1914年的《宰娜布》是埃及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长篇小说。
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埃及为中心的北部非洲国家的阿拉伯语作家们以反对殖民统治和封建势力为己任，他们或借助历史题材，或立足于现实生活进行创作，目的在于唤起民众，启迪蒙昧，以推动结束黑暗统治和根除社会弊端的政治斗争。这一时期北非阿拉伯语文学中较为重要的作家有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易卜拉欣·马齐尼（1889—1949）、迈哈默德·台木尔（1894—1973）等。塔哈·侯赛因的代表作《日子》（1929—1962）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作品广泛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埃及社会生活，描写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塑造了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学者阿里的形象，具有抒情散文的风格。迈哈默德·台木尔是近代阿拉伯短篇小说的先驱之一。他的创作反映的现实生活比较广阔，表现出较强的人道主义倾向。近代埃及剧坛上还相继崛起了艾哈迈德·邵基、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等艺术大师。素有“阿拉伯诗圣”称号的邵基在其诗剧《克里奥佩特拉之死》（1929）中，一反西方文学中素来把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诬为祸水和荡妇的陈套，将其塑造成为以个体的牺牲换取民族生存的英雄人物，赞誉她是“民族的女儿”。作品发表后，极大地激起了埃及人的独立意识与民族自尊。陶菲格·哈基姆曾潜心研究欧洲古典戏剧和近代以来的各种戏剧思潮，他的文学成就集中在戏剧方面。在他长达数十个春秋的创作生涯中，共写出60来部剧作，其中既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剧，也有取材于古代传说的历史剧。他的早期作品寓意剧《洞穴里的人们》（1933）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非洲地区，20世纪之前仅有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土著传说，由作家进行书面创作是发生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文学往往借助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创作载体，其中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起步较早，发展得也相对成熟。这一地区各国的文学发展存在着既有复杂性（覆盖地域宽广，创作语言复杂，艺术水准不平衡）又有一致性（内容上主张民族独立，呼唤民族觉醒，歌颂爱国精神）的特点。
第二节 夏目漱石及其《我是猫》
一、生平与创作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于自然主义文学风行之际提出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诉诸创作实践，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别号漱石。明治维新前一年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他自幼深受汉学熏陶，有志于“以文立身”。大学毕业后曾参加正冈子规倡导的俳句革新运动。1900年，作为日本首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深造，攻读英国文学，进行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1905年发表处女作《我是猫》，轰动日本文坛。首创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夏目漱石的创作热情，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哥儿》、《旅宿》等作品，显示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
夏目漱石的一生只度过49个春秋，创作活动也仅持续了12个年头，但成就却很卓著。他先后写出15部长、中篇小说，七篇短篇小说，两部文学理论著作以及大量诗歌、评论、随笔等。他的文学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期（1904—1907），夏目漱石作为业余作家进行创作。此时期的重要作品除《我是猫》外，还有中篇小说《哥儿》（1906）、《旅宿》（1906），短篇小说集《漾虚集》（1906）等。这一时期是夏目漱石思想、艺术的探索阶段，创作的基本倾向是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现象。
中期（1907—1910），是夏目漱石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的创作时期。此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表达作者道德理想的《虞美人草》（1907），描写知识分子爱情生活、提出知识分子出路问题的前三部曲《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这些作品的基本倾向从反映社会现实转向表现家庭生活，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展示性要求与世俗伦理的矛盾冲突。
后期（1910—1916），是夏目漱石思想发生重要转折以后的创作时期。此时期的重要作品有被称为后三部曲的长篇小说《过了春分时节》（1912）、《行人》（1912—1913）、《心》（1914）以及自传体长篇小说《道草》（1915）等。这一时期，因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夏目漱石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创作倾向转向批判利己主义，揭示人们内心世界的黑暗与罪恶。
夏目漱石在明治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创作主导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作为日本近代社会培养出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就对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是极为可贵的。他的创作，描绘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是猫》
幽默讽刺作品《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1904年底，夏目漱石在教课之余写了一个短篇，题目为其首句“我是猫”。小说发表后反应热烈，于是他就续写下来，从1905年1月起在杂志上连载，后来汇集出版。
《我是猫》发表时，日本已经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体。当时，明治政权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搜刮掠夺别国财富，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夏目漱石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弊端。他在小说中借一只猫之口，嬉笑怒骂，抨击时弊，揭露黑暗，批判资本家和金钱势力的罪恶，并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小说以“我”——一只猫从生到死两年间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围绕着主人公苦沙弥同资本家邻居金田夫妇的一段矛盾纠葛，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金田的妻子为了选择女婿，向苦沙弥了解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不理睬她，于是招来金田夫妇的阴谋迫害，苦沙弥进行了反击。后来风波渐趋平息，苦沙弥的生活依旧平庸，猫也感到无聊，后因偷喝啤酒，掉进水缸淹死。
小说表现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情趣，塑造了有一定正义感而又空虚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猫的主人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他正直善良，鄙视世俗，安于清贫，不求荣达，憎恨权势阶级和趋炎附势之徒，不屑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对资本家的厌恶达到“顽固不化”的程度。他怠慢金田夫人，大骂金田老爷“算什么东西”，把走狗铃木的名片扔进厕所，“在那个臭地方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怕给自己招灾惹祸，与社会黑暗势力进行抗争，但这种抗争却是软弱无力、缺乏行动的。例如，金田收买帮闲起哄闹事，还唆使小学生到他院里捣乱，一次苦沙弥因遭到谩骂而勃然大怒，抓起手杖猛冲出去，结果却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大街，撑着毫无用处的手杖发呆生气。这种既找不到对手，又无用武之地的所谓斗争，只能使自己徒增烦恼。仅仅一个金田施展诡计就搞得他束手无策，又哪里谈得上与更大的恶势力对抗？苦沙弥就是这样一个对黑暗现实不满、蔑视权贵、敢于抗争，但又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软弱无能的人物。
在苦沙弥周围，美学家迷亭性格开朗，机智敏感，爱开玩笑和恶作剧，吹牛撒谎，故弄玄虚，对人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一有机会就嘲笑讽刺金田和小资本家铃木之流，但也只是冷嘲热讽而无具体行动，空有才华却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理学士寒月拒绝做金田的女婿，不肯与资本家为伍，是个有骨气的青年，可是他的生活也十分无聊，竟研究什么荒诞无稽的“吊颈力学”。诗人东风、哲学家独仙也都无所事事，灵魂空虚。
小说再现了这群既对统治阶级不满，又游离于人民大众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明治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这些形象丰富了日本文学的人物画廊，在他们的身上寄寓了作者对腐败现实的强烈批判。
《我是猫》还从多个侧面揭露、抨击、嘲讽了明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探讨了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
第一，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和金钱势力的罪恶。这方面的主题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家金田的描写上。身兼三家公司董事的大资本家金田唯财是命，“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来”，他赚钱的诀窍“就是要缺义理、缺人性、缺廉耻”。他倚仗拥有大笔财产欺压良善，为非作歹。苦沙弥与他素不相识，仅仅因为怠慢了他的老婆，他便几次三番施展阴谋，迫害打击，使苦沙弥苦不堪言。作者对这种为富不仁、凶狠可憎的人物深恶痛绝，他用漫画式的笔触丑化其面貌，巧妙地勾勒出他的卑劣嘴脸，又借迷亭之口骂他：“凭着驴打滚的高利贷起家，又贪又狠，穷凶极恶，千刀万剐，他也不肯咽气哩。”除金田外，小资本家铃木也是个典型的拜金主义者。他一心想爬上大资本家的地位，为此竟出卖学友充当帮凶。作品还通过猫之口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丑恶现实：“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
第二，小说还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官僚集团和警察制度。作者将明治社会比作毫无真理可言的疯子社会，“大疯子滥用金钱和权力，迫使许多小疯子为非作歹，还被人推崇做什么伟人”，批判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并认为特务、警察都是统治者的鹰犬，“侦探是和小偷、强盗一个类族的东西，奇臭无比”。
另外，小说对当时社会虚伪的人际关系、腐朽的文化教育、堕落的道德伦理观念等痛加鞭挞和嘲讽，流露出作者对现实与未来的焦虑、悲观情绪。
《我是猫》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许多特色。
首先是幽默风趣、冷嘲热讽的风格。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皆以谐音暗指他义（如“苦沙弥”与“嚏”音同，“东风”与“豆腐”音近），给人以幽默滑稽之感；对金田夫妇丑陋外形的漫画式描绘（金田老爷面庞极度扁平，金田太太鼻子硕大无朋），更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我是猫》的独特艺术形式还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展示生活，观人所不能观，言人所不能言。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猫，名字还没有”，点出作品奇特的叙事角度。作者赋予猫以人的意识与感情，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进行刻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猫是作者的代言人。另一个特点是，《我是猫》缺少一般小说那种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既无情节也无结构，像海参一样无头无尾”。这一特点大概同作品是连载之作，无暇进行结构策划有关，这也使它成为作品的独异特征。
《我是猫》突破了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的陈套，拓宽了视野，直面人生，深刻地剖析社会、挞伐时弊，成为开一代文风的创新之作。
第三节 泰戈尔及其《戈拉》
一、生平与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在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写了50多部诗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20多个剧本。他以精湛的艺术技巧为各国作家继承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并积极借鉴外来经验做出了榜样。
泰戈尔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环境熏陶下，泰戈尔自幼爱好文艺并关心社会问题。他八岁习诗，14岁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875），15岁发表短篇小说《女乞丐》（1876）和长诗《野花》（1876）。1878年到英国学习法律，却陶醉于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1880年回到印度，献身文学事业。
泰戈尔的创作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01年以前
这是他的早期创作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成就是故事诗和短篇小说。
1882年，泰戈尔出版了诗集《暮歌》，受到文学界的瞩目。从1890年到1901年，泰戈尔广泛接触乡村社会，搜集民歌民谣，对人民口头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批故事诗。它们大多取材于古老的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以反对外族侵略和批判封建陋习为主题，例如《更多的给予》（1900）、《被俘的英雄》（1900）、《丈夫的重获》（1900）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揭露封建主罪行，同情农民不幸遭遇的《两亩地》（1894）。
泰戈尔早期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批判封建陋习，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遭遇，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其中，揭露鞭挞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的篇章尤其引人注目，《河边的台阶》（1884）、《弃绝》（1893）、《摩诃摩耶》（1892）、《素芭》（1893）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最为撼人心魄的是《摩诃摩耶》：名门之女摩诃摩耶和家世低微的罗耆波真诚相爱，她的哥哥却强迫她嫁给一个高级种姓的垂死老头。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接着又被绳捆索绑，扔上焚尸的柴堆，履行寡妇殉葬的“义务”。通过这个悲剧故事，作家对罪恶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野蛮的寡妇殉葬陋习作了严厉批判，歌颂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反抗精神。泰戈尔还写有一批反映民族觉醒、歌颂反对殖民主义斗争、赞美普通人的善良品质的作品，如《太阳和乌云》（1894）、《加冕》（1898）、《泡影》（1898）、《喀布尔人》（1892）等。
这一时期，泰戈尔还先后出版了《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梦幻集》（1899）等著名抒情诗集，写了若干部戏剧作品和长篇小说。
（二）1901—1919年
这是泰戈尔的中期创作阶段，也是泰戈尔创作的丰收期。
20世纪头十年，泰戈尔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主张通过改革宗教和教育、消灭愚昧与贫困的途径改造印度社会。他此时期创作的主要收获是长中篇小说和散文哲理诗，反映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印度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成就；诗歌和戏剧则侧重于宣扬爱的理想和人性的完美。
这一时期，他相继发表优秀长篇小说《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和中篇杰作《四个人》（1916）；出版了散文哲理诗集《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还创作了重要剧本《顽固堡垒》（1911）和《邮局》（1911）。泰戈尔此期的散文诗在艺术上高度成熟，英译诗集《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向来被推为泰戈尔思想艺术成就的巅峰。这部以孟加拉语译音作为题名，取意为“对神奉献”的诗集，是由作者本人从孟加拉语文本中精选出来并译成英语的103首散文诗组成的，荟萃了泰戈尔对理想真谛的执著求索以及对人生信仰的理性沉思。
《吉檀迦利》所颂之神，表象极多，变化万千。这位神明存在于时空之中却又超越时空之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宇宙万物是其分身。很显然，这位神灵既不是主宰世界的上帝，又不是某一具体的偶像，而是一位独有特色的“泛神”。泛神论思想是泰戈尔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泛神论认为，世界的本质或实体是一个无形无影又无所不在的神，即所谓“梵”。“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人和自然都囊括其中；只有在“梵我合一”、人神交流的境界中，人们才能得到至高的快乐和幸福。一般地说，《吉檀迦利》形象而充分地表现出了这种哲学思想，表达出诗人对神我合一理想的探索和追求过程。透过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进一步分析，则可感受到诗人进步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及其在复杂现实中苦于出路难寻的迷惘和矛盾心理。诗集写景清晰如画，抒情充满渺茫、朦胧的神秘色彩，哲理教诲耐人寻味。
在泰戈尔笔下，除了寄寓宗教感情、精神信仰之作，还有着大量贴近现实生活、憧憬幸福人生、歌颂美好爱情的诗篇。这些作品基调欢快、意境明朗，与《吉檀迦利》风格殊异。礼赞人生和爱情的《园丁集》、讴歌儿童的《新月集》、精辟总结生活哲理的《飞鸟集》等便是这类抒情诗作的代表。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更多地表现了印度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愿望和社会理想。在这类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沉船》和《戈拉》占有突出的地位。
《沉船》从伦理道德角度和家庭生活方面阐发了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理想。小说的情节十分曲折，主干是青年知识分子罗梅西帮助因航船失事而与丈夫失散的少妇卡玛娜寻找家人，并最终使之与丈夫团圆的故事。作品反映了追求个性解放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多方面表达了泰戈尔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同时对宗教偏见、传统道德习俗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小说构思精巧，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心理描写细腻，读来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三）1919—1941年
这是泰戈尔的后期创作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后，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在国内外政治形势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诗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一些政治抒情诗（如《问》，1932）中，诗人清算了自己的泛神、泛爱思想，号召人们奋起战斗，“反对那披着人皮的野兽”。同时诗人还密切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掠夺，如《礼敬佛陀的人们》（1937）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卑劣行为。
这一时期，泰戈尔创作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具有强烈的反法西斯、反殖民主义精神。
二、《戈拉》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戈拉》是一部着重从社会政治角度表达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杰作。该作品于1907年开始创作，1909年完成，先在杂志上连载，后正式出版。
《戈拉》以19世纪后期的印度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教派之间的矛盾，表现了印度人民渴望民族独立、自由的愿望。作品对民族解放道路进行了严肃的探索，艺术地再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封建斗争的艰苦历程。
19世纪后期，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广大工农群众对社会现实日益不满，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和时机渐趋成熟。但是，当时的印度民族知识分子却分裂为两大思想阵营。梵社一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铲除国内的种种封建陋习，也有人鼓吹全盘欧化，对本民族的东西大加贬损；新印度教一派强调维护传统文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其中一些持极端立场的人主张恪守一切民族传统，甚至美化野蛮的种姓制度。两派之间长期论战，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各执己见，水火不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直到20世纪初叶仍未结束。泰戈尔写作《戈拉》，似在昭示自己对论战双方的态度。在小说中，泰戈尔站在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肯定、赞扬了以戈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忱和战斗精神，但也对他身上存在的教派偏见和复古主义思想给予了严厉批判，同时号召印度人民弃绝前嫌，团结一致，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共同奋斗。
《戈拉》成功地塑造了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梵社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爱国老人安南达摩依、帕勒席，以及丧失民族立场的洋奴哈伦等艺术形象，其中戈拉是全书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
戈拉是19世纪后半叶印度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典型。他本是留居印度的爱尔兰人的后代，因父母双亡，从小被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收养。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戈拉对印度无比热爱，对印度教极其信仰。小说着重讲述了他探索民族解放道路、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
大学毕业后刚刚走上社会时，戈拉的爱国思想同他的宗教狂热存在着尖锐矛盾。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青年教徒们的领袖。他“爱印度胜过自己的生命”，对印度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信心。他曾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为了印度的解放，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一切的一切”。但他却将宗教偏见和爱国热情混为一谈，处处恪守印度教教规，悉心维护婆罗门种姓的纯洁，行触脚礼，不吃喝异教徒的东西，甚至反对与异教姑娘恋爱结婚。他本想以此团结民众，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但却事与愿违，到处碰壁，以致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来自社会现实的教育使他开始纠正自己的偏颇。在下乡旅行途中，他接触了许多下层农民，亲眼目睹宗教纷争和种姓制度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宗教“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同时也看到劳动群众破除教派争端、一致反帝的现实，这使他感到，再也不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
最后，养父病危时说出他原是爱尔兰人后代的秘密，震惊之余，他完全摆脱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精神束缚，彻底抛弃了以往的偏见，决心为印度的全体民众服务。
戈拉的形象是当时印度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概括，也是泰戈尔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体现。通过戈拉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及其对理想世界的不倦追求，作家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后半叶印度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难坎坷的成长经历。同时，这一形象不仅表现出泰戈尔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和他对民族解放道路的积极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的思想局限。
《戈拉》在艺术上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
第一，论争的哲理性和雄辩的语言力量。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探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书中，有关民族、政治、宗教、种姓、文化、妇女、爱情等问题辩论的篇幅竟占一半以上。论争不仅发生在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还发生在父女、母子、姐妹、情人和朋友之间。辩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唇枪舌剑，如戈拉和哈伦之间；有的各抒己见，如戈拉和朋友们之间；有的循循善诱，如安南达摩依和帕勒席对青年们的谈话。这些具有雄辩语言力量的对话是作家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
第二，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使各自的性格在相互对照中更趋鲜明。不仅正反面人物形成强烈对比（如戈拉和洋奴哈伦），就是正面人物之间也交相辉映（如温柔沉静的苏查丽达与果断刚强的洛丽塔）。在多重对比中，中心人物戈拉的性格得以充分体现。
第三，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优美的格调。小说的主体虽是讲述故事，但其中带有很大的抒情成分，作家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第四节 普列姆昌德及其《戈丹》
一、生平与创作
普列姆昌德是印地语、乌尔都语杰出的小说家，印度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小说之王”。他创作的重要长篇有：成名作《服务院》（1916）、反映农村生活的《仁爱道院》（1921）、反映妇女问题的《妮摩拉》（1923）、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舞台》（1928）、反映不合作运动的《圣洁的土地》（1932）和代表作《戈丹》。
普列姆昌德（原名滕伯德·拉伊，1880—1936）出生在印度北方一个农民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1921年后，普列姆昌德专门从事文学活动，除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先后编辑过一些刊物并创办过出版社。1936年他参加并主持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
从1903年开始写作到1936年去世，他共创作长、中篇小说15部（其中两部未完稿），短篇小说300余篇以及大量文学论著。他早期用乌尔都语写作，后改用印地语。在创作中，他始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维护人民的利益，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观察、理解、思考、探索诉诸笔端。他的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印度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生活，具有多重主题指向：或礼赞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统治；或同情人民疾苦，反对封建压迫；或表达社会理想，鞭挞黑暗现实；或关注妇女命运，批判封建礼教和种姓制度，等等。他是千百万劳动者，尤其是印度农民的代言人。他的优秀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以挣扎在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受压迫者为主角，反映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关心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疾苦，表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精神。
普列姆昌德的文学创作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开启一代现实主义文风，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学中也有一定影响。
二、《戈丹》
《戈丹》（意为“献牛”）发表于1936年，是普列姆昌德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性作品。这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正值193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民族、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城市工业文明与乡村农业文明三组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十分尖锐剧烈。在农村，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戈丹》中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戈丹》描绘了印度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悲惨命运。作品的主人公何利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民，他和家人终年辛劳，劳动果实却多为地主与官府攫取一空。何利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追求，唯一理想是买一头奶牛，因为在印度教观念中，奶牛不仅产奶，还是吉祥的象征，是顶礼膜拜的对象。为了增添家门的荣耀，何利不顾欠租未还，负债赊购了一条奶牛。谁知因此招致了一连串不幸与祸殃：奶牛被心怀妒忌的弟弟希拉毒死，长老会头人、宗教祭司、警察等又利用这件事对何利敲诈勒索，高利贷者的魔爪也趁机死死扼住了他。后来，他又因收留了未婚已孕的儿媳而为封建势力所不容，受到开除教籍、课以处罚等一连串打击。就这样，何利的血汗被一滴滴吸干吮尽，从自耕农沦为雇农，又被迫变相出卖小女儿还债。尽管如此，他买奶牛的念头仍未打消，依旧拼命做苦工挣钱，最后终于累死在工地上，结束了悲惨的一生。按照印度教教规，人死前要举行“戈丹”仪式以“净化灵魂”，在仪式上必须买一头牛酬谢宗教祭司。就这样，何利毕生辛劳积攒下的最后20个安那也被婆罗门祭司搜刮净尽。
何利是普列姆昌德笔下最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他既体现了印度农民的共有特征，又具有血肉丰满的独特个性。作者在他身上将劳动人民忠厚、善良、富于同情心的高贵品质和因长期遭受摧残、奴役而产生的软弱及麻木心理错综地交融在一起。
何利的性格是复杂的，也是有所发展变化的。他勤劳、淳朴、善良，一生没有离开过劳动。他对妻子儿女怀着亲密的感情，渴望和弟弟希拉维持手足之情，对其他劳动者也都以诚相待。在小说中，何利为帮助他人常常付出极大代价。当年轻寡妇裘妮娅和何利的儿子戈巴尔相爱怀孕无处存身时，何利夫妇尽管心情十分矛盾，还是收留了她。为这件事何利承受了开除教籍、遭人白眼、被罚100卢比和30满粮食的惩罚，最后连裘妮娅的父亲薄拉也逼上门来，要何利将“这个贱人”撵出门去，否则就要牵走他的两条耕牛。何利眼看着耕牛被拉走却没有答应薄拉的要求。就连毒死他的奶牛、给他造成巨大灾难的弟弟希拉，他也始终宽容相待。希拉出逃后，何利丢下自己的活不干而去帮助弟媳耕种。诚如小说所说：何利是“一个庄稼人，别人家的房子着火了，要他站在旁边伸着双手烤火，这样的事他是学也没有学过的”。
但是，何利又是一个尚未觉醒的旧式农民，其处世态度还相当落后。对官府、警察他畏惧顺从，对地主老爷他极力巴结，对宗教权威诚惶诚恐、唯命是听。当那些顽固维护封建礼教的长老们因裘妮娅一事对他敲诈勒索时，他非但不抗争，反而拱手相送：“长老们，我家的粮食都在打谷场上，一颗也没有拿进家里，要多少你们拿多少，全部都要你们全部拿去……还差多少，就把我家的两条耕牛拿去吧。”他恪守的人生信条是：“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住在水里，不能跟鳄鱼作对”。
后来，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何利的性格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经济上的破产、精神上的打击使他终于发出不平之鸣。然而，他并未彻底觉悟，而是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直至痛苦地离开人世。
作为印度苦难农民的化身，何利的悲惨一生实际上是印度无数劳苦农民共同命运的写照。闭塞落后的村社环境的限制，统治阶级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扭曲，封建宗法观念和宗教意识的麻醉，是何利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产生的根源。作家对这一饱受蹂躏的苦难灵魂的剖析，既体现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罪恶的强烈批判。
《戈丹》对何利的妻子丹妮娅、地主莱易老爷和高利贷者金古里·辛等形象的塑造也相当成功。
《戈丹》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画面，再现了现代印度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揭示了广大农民贫困的原因，提出了“农民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戈丹》是一部号召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的长篇史诗，表达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
在艺术表现方面，《戈丹》也颇具特色。
首先，作者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刻画形象，书中人物大多真实生动，呼之欲出。其次，小说的心理描写十分出色，例如对何利几次买牛时内心活动的刻画。再次，在情节安排上，小说以买牛经历、教籍事件、嫁女负债、卖女抵租和劳累惨死五组密切关联的故事组成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买牛故事贯穿作品的始终，其余四件事构成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脉络清楚，结构严谨。另外，小说的语言也朴素自然，简洁生动。
第五节 纪伯伦及其《先知》
一、生平与创作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是黎巴嫩
著名诗人和小说家，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者。
纪伯伦1883年出生于黎巴嫩贝什里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童年时期家境贫寒，父亲嗜酒贪杯，母亲笃诚善良。1895年，12岁的纪伯伦随同母亲离开故乡移民美国。居留波士顿期间，全家人终日辛劳，供给纪伯伦上学读书并练习绘画。
带着了解祖国、学好祖国语言的渴望，纪伯伦于1898年返回黎巴嫩，在贝鲁特的阿拉伯语学校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并开始练笔习作。从贝鲁特学校毕业后，纪伯伦重返美国。1908年，得到女友玛丽·哈斯凯勒的资助前往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师从于艺术大师欧埃斯特·罗丹并结识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留学期间，纪伯伦参观名胜、游览古迹，开阔文化视野，积累艺术素材，为日后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年之后，纪伯伦由法国返回波士顿后搬迁到纽约居住。在纽约这个美国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中心、阿拉伯侨民文学艺术家的聚集地，纪伯伦的思想更加活跃，活动更加频繁，创作也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在思想方面，他这时深受尼采学说尤其是尼采所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
1920年，纪伯伦与米哈依尔·努埃曼等人一起创建阿拉伯侨居作家的文学组织“笔会”，被推选担任会长。“笔会”的宗旨是团结阿拉伯侨民作家，革新阿拉伯文学，发挥文学创作在阿拉伯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中的作用。纪伯伦为该会拟定宗旨、创办刊物并设立创作基金。由于“笔会”成员大多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地区，文学界就把这一流派称之为“旅美派文学”。
1931年，纪伯伦因病辞世。按照其生前所愿，遗体被运回祖国黎巴嫩，安葬在他的故乡。纪伯伦英年早逝，是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重大损失。
纪伯伦的文学创作活动大致以1911年定居纽约为界，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作品基本用阿拉伯文写成；后期创作以散文和散文诗为主，兼用阿拉伯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成。
纪伯伦前期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叛逆的灵魂》（1908）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折断的翅膀》是纪伯伦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内容深刻、形式新颖、笔触细腻且旋律优美见长，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被公认为是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中篇小说杰作。
纪伯伦后期创作的文体多为散文与散文诗。纪伯伦具有浪漫的激情和哲人的气质，更适合做一个诗人。在《折断的翅膀》出版以后，纪伯伦便中断了小说创作，把创作的关注点转向了散文和散文诗。他的这类作品汇集在一系列诗文集里，其中用阿拉伯文写作的有《泪与笑》（1913）、《暴风雨》（1920）、《行列》（1918）和《珍趣篇》（1923），用英文写作的有《疯人》（1918）、《先驱者》（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流浪者》（1932）和《先知园》（1933）。
在阿拉伯文学中，散文和散文诗是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是纪伯伦率先把这个新的文学品种引进了阿拉伯文坛，使其生根，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纵观纪伯伦的各种文体的创作，散文与散文诗创作成就最为显著，他的此类作品将阿拉伯现代散文诗体的创作提高到了堪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水平。
纪伯伦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他的创作过程可以概括为“诗画人生”，画展诗意、诗显画魂，诗的主题通过画作得到表现。
纪伯伦身为黎巴嫩人，一贯重视阿拉伯文化，同时他又长期生活在欧美地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站立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集阿拉伯文化和欧美文化于一身，将两种异质文化有机融合，创造出了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作品。他的《先知》被誉为“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在近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受到东西方诗歌爱好者的广泛欢迎，产生了恒久的影响。
二、《先知》
《先知》是纪伯伦倾尽心力之作，一向被推为纪伯伦散文诗创作的巅峰。该诗集的初稿草拟于诗人的读书时代，后经反复锤炼，数易其稿，直到作者40岁之时才得以出版面世。
《先知》通过一位来自东方的智者亚墨斯达法同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之间进行的对话，以“讲说真理”的方式述说了诸如爱、婚姻、孩子、施与、饮食、工作、欢乐与悲哀、居室、衣服、买卖、罪与罚、法律、自由、理性与热情、苦痛、自知、教授、友谊、谈话、时光、善恶、祈祷、逸乐、美、宗教、死亡等26个方面的问题。上述话题关涉人世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是从古到今的哲理思考所反复探索论证的内容。纪伯伦在《先知》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己独到、深刻的思索与探寻。作品用诗的语言讲述哲学和真理，把哲学变成了诗，把晦涩的教喻变成了美妙的乐音。纪伯伦在创作中大量运用诗歌所特有的比喻、象征、寓意、双关、对偶和语言的模糊性、暗示性等手法，赋抽象枯燥的哲理说教以诗化的智慧与诗意的美感，使整个作品闪烁着独特的迷人魅力。正基于此，《先知》达到了堪称世界散文诗经典名著的水平。
《先知》写道：智者亚墨斯达法在阿法利斯城中等候载他回归故乡岛屿的渡船到来，共等了12年时间。当船终于在烟雾中驶来时，预言者爱尔美差以及当地民众一齐走来为他送行，同时求他讲说真理，表示要把这真理绵绵不绝地传给后世的孩子。于是，智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问题。解答完毕，天已黄昏，智者走上船头向众人致词告别。然后，渡船起锚向东行驶而去。船行渐远，众人散去，只有爱尔美差仍然独自站在海岸上忆念着智者的话。
《先知》设计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给年轻人讲述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的叙述中却饱含着深刻的智性。作品所谈的很多是平凡之事，用的是诗一般的美妙词句，讲出了处事做人的道理，其中确有不少闪光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境界高超，眼光远大，读者可以从中获得非同寻常的教益。
关于男女婚姻和夫妇关系方面的问题，智者亚墨斯达法的意见是新颖而独特的。首先，他指出夫妇要永远合一——“你们一块儿出世，也要永远合一。/在死的白翼隔绝你们的岁月的时候，你们也要合一。/噫，连在静默地忆想上帝之时，你们也要合一。”其次，他又指出在夫妇合一之中要有间隙：“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链：/只让它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快乐地在一处舞唱，却仍让彼此静独，/连琴上的那些弦子也是单独的，/虽然他们在同一的音调中颤动。”这些话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因为只有留下间隙，才能更好地合一；只有保持彼此静独，才能更快乐地在一处舞唱；只有保持平等独立，才能更进一步地互相爱慕。由是可知，智者所提倡的不是女方依附男方的旧式婚姻和夫妇关系，而是人格各自独立的新型婚姻和夫妇关系。这个说法，在旧式婚姻和夫妇关系仍很普遍的当时，当然是很有新意的；即使是在新式婚姻和夫妇关系已经普遍建立的今天，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夫妇关系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它告诉我们，夫妇双方要互相包容，互相体谅，不要总是自以为是，更不要企图压倒对方。
对于父母应当如何看待孩子和教育孩子的问题，通过智者亚墨斯达法之口，纪伯伦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般父母都以为孩子属于自己，而本质上孩子并不属于父母而是属于“生命”。亚墨斯达法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凭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一般父母都以为孩子应当听自己的话，像自己那样去生活，所以极力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教育孩子。对此，亚墨斯达法却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明确指出父母可以为孩子做什么，不可以为孩子做什么：“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这些话语初听起来仿佛不合情理，细想起来却可以发现其中含有许多合理因素，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表明纪伯伦是在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眼光观察人类和生活的，认为人类和生活永远不会停止前进，更不会向后倒退。
谈到教育问题时，纪伯伦认为教师的任务“不是在传授他的智慧，而是在传授他的忠信与仁慈”，他“不命令你进入他的智慧之堂，却要引导你到你自己心灵的门口”，“因为一个人不能把他理想的翅翼借给别人”。这些话是发人深省和富有启示性的。它启示我们，教师的任务不是传授智慧，而是启发学生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学生自己独立地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使学生自己长出“理想的翅翼”。
在艺术表现方面，《先知》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先知》所采用的结构形式借用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的化身，那么《先知》中的亚墨斯达法就是纪伯伦的化身，阿法利斯城似指作者长期侨居的美国，而故乡之岛寓指的是诗人的祖国黎巴嫩，诗中的预言者爱尔美差则似乎是纪伯伦女友玛丽·哈斯凯勒的化身。
其次，《先知》思想深邃，见解新颖，富于哲理性和启迪性，能够发人深省，令人读来一新耳目。
另外，《先知》比喻恰当，形象生动，使人读来饶有趣味，并无枯燥乏味之感，充分显示了纪伯伦驾驭语词的不凡功力。
思考题
1.近现代亚非文学有哪些突出特征？
2.《我是猫》嘲讽和批判了哪些社会弊病？
3.泰戈尔诗歌、小说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试分析戈拉形象。
5.《戈丹》是部什么样的作品？
6.从纪伯伦的《先知》看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