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18世纪发生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启蒙运动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制造舆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与发展。
启蒙文学是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本章重点讲述启蒙文学的成因、特征、在各主要国家的发展概况，并重点评析英国、法国、德国代表性启蒙作家及其重要作品。
英国启蒙文学具有巩固资产阶级大革命成果、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精神，代表作家有小说家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
法国启蒙文学张扬资本主义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理念，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奠定了舆论基础，代表作家有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和博马舍。
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以建立民族文化、争取国家政治统一为首要任务。德国启蒙文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歌德和席勒的创作代表着德国启蒙文学的高度成就。
歌德的早期作品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浮士德》概括了歌德的全部生活实践和艺术探索。
学习本章内容，应同文艺复兴文学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对读、分析；掌握启蒙文学具有的政论性、哲理性和民主性特征；思考和把握启蒙文学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观、方法论方面的影响。
第一节 概述
18世纪的欧洲，虽然各国社会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但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尤其在法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紧张、激烈的阶段，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18世纪初期逐渐形成了以法国为中心的全欧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
启蒙，意为开启智慧。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人之初，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是和谐的，人们凭借理性过着人人幸福的生活。可随着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发展，原有的那个永恒的理性及和谐幸福的状态遭到了破坏，社会变得黑暗，人的心灵也因而愚昧麻木。要想重建理想社会，要想人人幸福，首先要用永恒的理性及建筑于理性之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去启迪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摆脱愚昧，彻底铲除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土壤，打破统治者制造愚昧、麻痹世人的宗教迷信；其次，要从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建设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启蒙运动，实质上是法国大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舆论准备。它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强烈、更加明显的政治革命性质。启蒙思想家要求破除宗教迷信，反对贵族特权，主张摧毁宗教偶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秩序。
这一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了18世纪欧洲文学艺术创作的发展。18世纪中叶，在巴黎等地出现了代表城市第三等级的市民文化，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需求。绘画方面，夏尔丹（1699—1779）的《买物归来的女仆》（1739）、格瑞兹（1725—1805）的《打破的水罐》皆是传世名作；雕塑作品中最负盛名的当推乌东的《伏尔泰坐像》；音乐领域里则围绕轻歌剧问题发生了所谓的“丑角之争”，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文艺代表之间爆发了激烈论争。
18世纪启蒙主义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一批思想精英的创作之中。许多启蒙思想家投身写作，使启蒙主义文学成为当时的文坛主流。
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思想特征：
第一，它以理性作为思想尺度，衡量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传统观念，对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批判，并且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设想或乌托邦蓝图。启蒙思想家把人的理性看做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最高裁判。他们认为，消灭了封建专制以后，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合乎理性的社会。如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中的“穴居人”的社会就是启蒙主义作家所憧憬的理性王国；歌德的《浮士德》、伏尔泰的《老实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也都具体展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图景。
第二，它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去批判宗教和教会，并且这种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宗教迷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神学是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揭露僧侣的伪善，批判神学的荒谬，便成为启蒙主义作家的重要任务。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一批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否定基督教的神权和宗教偶像，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理论来否定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有力地批判了宗教神学，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和宗教道德的虚伪本质。
第三，作家们从唯物论观点出发去观察和理解世界，掌握了丰富的科学和文化知识，融会贯通，再写进文学作品。18世纪，“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有力地批判了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不过，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只把启蒙教化看做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
第四，有的启蒙主义作家掌握了辩证法思想，并且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形成了新的思想特色。
启蒙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
第一，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哲理思想，哲理与文学水乳交融。法国启蒙主义作家首创的哲理小说既有别于寓言式的作品，又不同于哲学著作。它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注重教育作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第三等级人士为作品的主人公，语言通俗易懂。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作家的政治见解和哲学观点，受到启蒙教育。
第二，提出了“含泪的剧”或市民剧的理论，并创作出这类启蒙戏剧，为后来的话剧开了先河。这种新型文学形式，是由法国的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的。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1758）、博马舍的《论严肃戏剧》（1767）、莱辛的《汉堡剧评》（1767—1769）等论著，都阐述了启蒙戏剧注重教育作用，具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特点。
第三，诗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歌德的《浮士德》，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生动的形象性，结构和气势宏大，向后来的诗体长篇小说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在启蒙主义文学发展的后期，一些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破灭，于是在愤怒抨击社会现实的同时，退而在感情生活中寻求寄托，感伤主义小说遂应运而生。感伤主义小说与卢梭所著的具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哲理小说，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五，启蒙主义作家在文艺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尤其是美学思想在唯物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突破，为19世纪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美学著作《拉奥孔》（1766）中明确区分了画与诗在反映现实上的区别，强调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指出造型艺术应该表现“固定的瞬间”，而诗则应该模仿连续不断的行动。
欧洲各国的启蒙主义文学，由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情况和文学传统的不同，又各有其独自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一、英国文学
启蒙主义文学最早在英国产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建立起君主立宪政权而告结束。英国启蒙主义文学是作为革命的伴生物应运而生的，它的特点是：内容上，致力于清除封建残余，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鼓舞新兴资产者，歌颂冒险进取和开拓占有；艺术上，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描写现实，肯定日常生活作为小说题材的价值并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英国启蒙主义文学以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成就最高，出现了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小说家。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通过被乡绅收养的私生子汤姆·琼斯在爱情和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生活，揭露了贵族资产者的腐朽和伪善，并对下层人民的困苦表示同情，对其高尚品格给予赞美。小说的完美工巧、曲折有趣的情节结构，更使它成为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斯威夫特（1667—1745）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人士和杰出的讽刺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全书共四卷，写医生格列佛喜欢海上冒险，四次出游，漂泊到小人国、大人国、贤马国等国家的奇异经历。描写小人国时以小见大，讽刺英国党派斗争；描写大人国时以大观小，讽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弊病；描写贤马国则以兽喻人，讽刺英国经院式的虚饰文化和伪科学。作者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把事物还原到简单、可笑的地步，使人们对其本质一目了然。如小人国选官标准是绳上的跳技；教会之间的长期斗争只是吃鸡蛋先打大端还是先打小端的分歧；党派之争只是鞋底高低的区别等。
塞缪尔·理查生（1689—1761）的作品曾在当时广为流传。他的代表作——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写的是一个贫家少女被贵族欺骗折磨而死的悲惨故事，反映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婚姻和道德主题，被视为家庭小说的发端。
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们的精神活动也愈加复杂，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许多新流派的出现，其中感伤主义影响最大。这一思潮是大工业生产使小生产者失去了竞争能力，他们怨天尤人但又无可奈何的产物。一种普遍的感伤怀旧心理在斯泰恩（1713—1768）的小说《感伤的旅行》（1768）和哥尔斯密斯（1730—1774）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1768）以及“墓园诗派”的诗歌中得到了表现。这些作品多写夭折的少女、夕阳、落叶、黄昏、墓地、生、死、黑夜和孤独等极易打动人心的内容，基调悲哀，语言凄切。感伤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有直接影响。
在18世纪的英国诗坛上，活跃着两位重要诗人，即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罗伯特·彭斯（1759—1796）。
布莱克的诗歌意象奇特，意蕴丰厚，极富暗示性，是欧洲象征主义诗歌的渊源之一。农民诗人彭斯的作品歌颂大自然和纯真的爱情，歌颂苏格兰人民反对专制暴政和民族压迫的斗争，表达了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的心声。如宣传法国革命思想的《不管那一套》（1795）和根据苏格兰古老民歌加工改写的爱情诗《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1794）等，均为佳作。彭斯的诗作体裁多样，感情热烈真挚，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
二、法国文学
18世纪的法国，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加强。封建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能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取得政权，终于酿成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法国启蒙主义文学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典型代表。它产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任务是为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哲理小说”和“启蒙戏剧”，它们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独特产物，也是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重要体式。
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是法国18世纪初期的重要作家，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叙述了一个西班牙青年吉尔·布拉斯从平民爬到首相秘书职位的过程，深刻说明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好的德性和才能，也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才能“有所作为”。作品以其强烈的暴露性写实，揭开了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序幕。
查理·路易·德·瑟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早期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他于1721年发表的《波斯人信札》是第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小说采用两个波斯旅法青年与家人通信的形式，评述路易十四和奥尔良公爵执政时期法国的政治、宗教、法律和社会问题，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大胆否定了上帝和教皇，并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为18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此外，作者在其著名的政治理论著作《论法的精神》（1748）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点，阐述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表达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声望。他知识渊博，著作丰富，在悲剧、史诗、小说和哲学著述方面均有建树，哲理小说是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所谓哲理小说，就是通过主人公的言行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具有哲理意义的看法。伏尔泰是这一文学体裁的开拓者，他一生创作过26部哲理小说，其中《老实人》（1759）成就最高。小说主人公老实人是一个正直淳朴的青年，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告诉他：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尽善尽美。但现实生活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邦葛罗斯自己便遭到各种灾难，还险些遭受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老实人流浪欧洲各地，受尽各种折磨，亲身印证了世界上的一切绝非十全十美。在小说的最后，老实人得出的生活结论是：“工作使我们免除三大不幸：烦恼、纵欲和贫穷。我们要耕种自己的园地。”小说中关于“黄金国”的描写，抒发了启蒙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作品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嬉笑怒骂的口吻，鞭挞了封建专制的暴虐，揭露了宗教人物的虚伪和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迫害。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人”。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美是客观的、艺术美高于生活美以及真善美相统一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并首创了启蒙主义的“严肃剧”理论。所谓严肃剧，又称正剧。它把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平民当做主人公来歌颂，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启蒙思想。他的三部哲理小说《修女》（1760，1796印行）、《宿命论者雅克》（1773—1774，1796印行）和《拉摩的侄儿》（1762，1823印行）均有较大影响。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是狄德罗的代表作。小说以“我”与音乐家拉摩的侄儿两人间的对话来暴露社会现实，探讨环境与人的关系。物欲横流的社会造就了拉摩的侄儿这个玩世不恭的堕落文人，而这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又反过来败坏着社会。小说因此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这时期的让雅克·卢梭是最激进、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启蒙主义作家。
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是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启蒙主义剧作家。继狄德罗之后，他提出用启蒙戏剧来代替悲剧和喜剧。他主张启蒙戏剧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情节；戏剧主人公必须是来自“第三等级”的现代人；散文应在戏剧中占优势。他早期的启蒙戏剧作品有《欧也妮》（1767）和《两个朋友》（1770），嗣后又发表了四部《备忘录》（1773—1774）以批判封建社会的法官和法院。他的代表作是风俗喜剧“费加罗三部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2）、《费加罗的婚礼》（1778）和《有罪的母亲》（1792）。费加罗是作品的主人公。第一部描写阿勒玛维华伯爵得到费加罗的帮助，实现了与少女罗丝娜结婚的愿望。第二部中，伯爵却要染指费加罗的未婚妻苏珊娜，费加罗争得包括伯爵夫人在内的多数人支持，巧设圈套，使伯爵当众出丑，利用自己的机智挫败了伯爵的阴谋。这是一部政治倾向性极其鲜明的作品。剧作中，费加罗的胜利代表社会上“第三等级”的胜利，寓示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表现了大革命前夕人民的愤怒情绪和反抗精神。第三部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而成了伯爵的忠实仆人。这部作品不仅失去了民主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很不成功，故远不如三部曲的前两部。
三、德国文学
18世纪的德国封建割据严重，全国分裂成300多个诸侯小国和自由城市，工商业发展缓慢，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因此，德国启蒙运动的任务，是唤起民族觉醒，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爆发了一场全面性的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即“狂飙突进运动”。这场因克林格尔（1752—1831）的剧本《狂飙与突进》（1776）而得名的文学运动充分肯定个人的地位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崇尚感情，肯定“自然”，推崇“天才”，带有狂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反叛精神，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产生了强烈影响。参加这次运动的大都是青年作家。该运动由于带有个人主义的自发性质，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因此没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故而也难以持久，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便衰落消解了。这一运动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席勒和歌德的早期创作之中。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是德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奠基者。除《拉奥孔》外，他还著有戏剧理论著作《汉堡剧评》。在该论著中，莱辛认为德国的民族戏剧要表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要突出教育作用，要用道德行为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去感化观众。莱辛的戏剧创作是其戏剧理论的具体实践，其代表作《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被认为是德国最杰出的一出市民悲剧。故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少女爱米丽雅·迦洛蒂在参加婚礼的途中遭到公爵的劫持，面对新郎被杀身死，自己又身陷绝境的情况，她宁愿被杀也不愿受辱。为了保护她的贞操，父亲亲手用匕首刺死了女儿。剧作愤怒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暴虐荒淫，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揭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市民意识的觉醒。同时，剧本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无力进行更为坚决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对抗封建统治的罪恶。
“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1744—1803）在文学观上提倡人民性和民族性，产生了很大影响。
1779年以后，德国的启蒙主义文学在进入“古典文学”阶段后日臻完美，作家们向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学习，把它们当做自己追求的最高标准，借以宣扬人道主义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德国的民族文学至此终于形成。“古典文学”阶段的代表人物仍然是席勒和歌德。
歌德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开始从事创作，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约翰·克·弗·席勒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家。
四、其他国家文学与艺术
启蒙主义文学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所开展。
意大利的哥尔多尼（1707—1793）的喜剧贬斥贵族，赞美普通民众，既善于刻画性格，又不乏生动广阔的社会画面，是意大利现实主义戏剧的基石，其代表作是《女店主》（1753）和《一仆二主》（1745）。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成为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启蒙运动在此之后渐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启蒙主义文学也逐步为浪漫主义文学所代替。
在启蒙文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巴赫（1685—1750）、海顿（1732—1809）、莫扎特（1756—1791）为代表的古典乐派和以夏尔丹（1699—1779）为代表的启蒙画派。巴赫创造了钢琴协奏曲新体裁，发展了主调和声思维，并把复调提升到新的水平。其作品如《农民康塔塔》、《D小调弥撒曲》，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当时德国市民的思想感情。海顿确立了近代奏鸣曲、交响协奏曲及室内乐体裁。其代表作《伦敦交响曲》充满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深刻的哲理内容。莫扎特是古典乐派的杰出继承人和发扬光大者。其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除保留原作的批判精神外，还将平民角色的个性和肖像都诉诸音乐语言，在西方音乐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峰。夏尔丹的名画《午餐前的祈祷》以贫苦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在褐色基调上间以蓝、红、白色的柔和对比，充分表现了劳动者的朴素和真挚。
与上述艺术现象相同步，传统的巴洛克艺术风格中，衍化出了洛可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建筑上，多取C形或S形螺旋线造型，色彩则多选用柔和的浅象牙白或金色，如罗马的纳马拉广场；在绘画上则强调色彩艳丽、描绘细腻，如庚斯博罗（1727—1788）的名画《蓝衣少年》。
第二节 笛福及其《鲁滨逊漂流记》
一、生平与创作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英国近代文学史上首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家。
笛福出生在伦敦一个清教徒市民家庭，父亲是个农民出身的商人，干过不少营生。生活在殷实家庭的笛福到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旅行，他还当过兵，对政治活动颇感兴趣。1702年，笛福因发表《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讽刺政府的宗教政策而被捕入狱，其后又因卷入政治纠纷而多次被捕。他曾长期经营出版业务，是英国报刊业的奠基人。笛福一生发表过几百篇政治、经济论文和宣传性文章，其中大部分为经济论著，有些至今仍有学术价值。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笛福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鼓吹扩大对外贸易。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做买卖的民族，我们的事务就是经商，我们的目的就是赚钱。商业上除了利润以外，是没有什么兴趣可言的”。而要赚钱，就要开发殖民地。他的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特征。笛福在政治上持温和态度，他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追求自由民权，主张开明政治。
综观笛福的一生，他主要以实业家和政治活跃分子的身份活动，到晚年才开始小说创作。59岁时写出轰动文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接着又出版了《辛格尔登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杰克上校》（1722）、《罗克·查娜》（1724）等作品。他的小说全用第一人称写作，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流浪汉小说”影响的痕迹。
《摩尔·弗兰德斯》是笛福创作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写罪恶的社会把一个纯洁少女变成荡妇和窃贼的故事。小说的同名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是个出身贫苦的美貌少女，从小聪明能干，她别无所求，唯愿能自食其力，并受人尊重，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但是，她这样一个孤苦无助的少女，不断受到恶人的胁迫利诱，以致受骗上当，一步步滑向堕落。她也曾决心摆脱不体面的生活，一度嫁给自己喜欢的丈夫，看到生活的希望，但没过多久便因丈夫亡故而又厄运当头。长期的苦难经历，没有尽头的凄惨际遇，使她心智麻木，自轻自贱，陷入卖淫、作恶、偷窃的旋涡无以自拔。最后，她被抓进了监狱，遭到流放。小说通过对摩尔·弗兰德斯的悲惨生活遭遇的描写，展现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混乱和丑恶，写出了有产者的荒淫、凶残和虚伪，写出了社会现实的污浊、虚伪和缺乏道德，更写出了下层小人物的苦难命运、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
笛福的小说注重从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关心并昭显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在故事结构和表现技法上也有独到之处，这些都对后继的英国小说产生了影响。
二、《鲁滨逊漂流记》
《鲁滨逊漂流记》（1719）是笛福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成为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名著。
作品情节有一定的现实依据：1704年，一个名叫塞尔柯克的英国船员，由于同船长发生争吵而被抛上一个荒岛，在过了四年多野人生活之后才侥幸获救。笛福用这一“孤岛漂流”事件为题材，经过艺术加工，创作了这部极力歌颂个人奋斗和开拓进取精神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是一个中产阶级子弟，从小性喜冒险，有志于海外遨游。成年后不满小康之家的平庸生活，于是私自离家，前后三次远渡重洋，寻找发财致富的机遇。第一次出海发了大财；第二次远航遭遇海盗，被掳为奴隶，逃出后到巴西经营种植园，获利不少；他想扩大自己的资产，就与人合伙买船，到西非贩运奴隶。这次出海遇到了海难，独身一人漂上荒岛，从此开始了28年孤身海岛的飘零生涯。
初到荒岛时，他曾绝望过，但很快就振作起来，为了生存，以极大的劳动热情开始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他在岛上克服重重困难，经年累月辛勤劳动，努力创造和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修造洞穴，制造工具，种植粮食，驯养动物，经受住了各种自然灾难的磨炼，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开垦出牧场和种植园。24年之后，他救下了邻岛的一个土著人，给他取名“星期五”并作为自己的仆人。后来，鲁滨逊帮助一艘偏离航道的海船上的船长制伏了水手和犯人的叛乱，夺回船只，鲁滨逊搭乘该船返回了离别28年的祖国。其后，成为巨富的鲁滨逊还派人到岛上继续垦殖，像总督一样管理自己的海岛。
1719年4月，小说以《约克郡的水手鲁滨逊·克鲁索的生平和奇遇》题名全文出版，立即受到公众的欢迎和推重。小说一反当时流行作品的多愁善感情绪，肯定并讴歌了冒险、劳动、开拓和占有，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鲁滨逊不安于天命，不满足于舒适平凡的小康生活，数度出海，多次历险，即使深陷绝境也不屈服。在远离人世的荒岛上，他用劳动战胜自然，用才智克服困难，用火枪和基督教教义征服土著人，不但绝处逢生，而且聚敛财富，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同时也成了海岛的主人。
对鲁滨逊在孤岛上顽强抗争、艰苦劳动情况的描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篇章。鲁滨逊虽然遭遇不幸，但不怨天尤人，更不束手待毙，他用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向大自然、向困厄他的恶劣环境索取能够索取到的一切。他用一年的时间在住处栽上防御木桩，用最原始的方式做成了桌椅和其他用具。他不但试种成功了麦子，还烤出了面包。他用几个月的时间造成一条独木船，却因离海太远毫无用处，但他没有气馁，接着又造了一条。他勇敢创造，开拓进取，这是鲁滨逊形象能够给人以精神激励的原因所在。鲁滨逊是一个具有坚毅品质和实干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凭着鲁滨逊那样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创造热情，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鲁滨逊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正面英雄形象，但是，由于时代所限，身上仍有许多负面的东西。他因追逐财富而流落荒岛，落难之后，一旦社会群体（“星期五”及另外两个人的到来）出现，他就露出了殖民主义者的本相。他用《圣经》、火枪征服和控制“星期五”，用的就是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惯用的伎俩。
《鲁滨逊漂流记》能够成为传世杰作，还得力于作者成功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
第一，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对主人公的生活细节和劳动过程，都有详细精确的描写，从而加强了作品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
第二，第一人称手法的运用。整部作品像是一篇讲述个人冒险经历的纪实报道，尽管情节线性推进，没有旁逸斜出和迂回穿插，但以人物自叙经历、见闻、观察和感受的方式表达，使人感到身同亲历。
第三节 伏尔泰及其《中国孤儿》
一、生平与创作
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出生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代即热爱文学与戏剧，在大学读书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进入社会后投身文学事业，成为巴黎自由思想界的活跃人士，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曾因议论朝政、抨击权贵关进过巴士底狱，也曾由于在著述中反对法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秩序而遭到驱逐，避难侨居亡命英国。后来，伏尔泰与法国王政的关系有所缓和，曾以法王路易十五密使的身份前往柏林争取普鲁士国王的支持。获得波旁王朝的宠信，伏尔泰被任命为史官并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56岁时，他应普鲁士国王之邀前往柏林，数年后在日内瓦定居，直到1778年逝世前三个月才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
1718年，他在创作悲剧《俄狄浦斯王》时开始使用伏尔泰作为笔名。作为文学家，伏尔泰在戏剧、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均取得了突出成就。
就文学活动而言，伏尔泰创作数量最多的是戏剧，计有五十多部。他借用传统的戏剧艺术形式传布新的启蒙思想，从表象上看他严格遵守古典主义戏剧法规进行创作，但满溢在剧作文本间的是全新的思想，实现着思想家的启蒙目的。伏尔泰通过《札伊尔》（1732）、《穆罕默德》（1741）批判宗教偏见、反对蒙昧主义，通过《布鲁图斯》（1730）、《凯撒之死》（1735）抨击专制暴政、张扬共和理想，这些剧作无不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特征。在形式上，伏尔泰的剧作遵循“三一律”结构原则，语言上以诗体写成，从这个角度审视，可以认定伏尔泰是位信奉古典主义艺术规范的启蒙主义剧作家。
《札伊尔》是伏尔泰创作的一出成功悲剧，内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王奥斯罗曼爱上了女俘札伊尔，两人正准备结婚。长期失去联系的父亲和哥哥找到了她，并告诉她全家信奉基督教，作为基督徒的札伊尔由于宗教信仰只好拒绝奥斯罗曼国王的求婚。不明真相的国王，错以札伊尔的哥哥为情敌，妒火中烧，刺死了札伊尔。真相大白后，国王在懊悔中殉情自杀。剧作如同古典主义戏剧描写情理冲突，却旨在揭露宗教偏见和禁戒的罪恶，肯定人的正常欲望和美好情感的价值，提倡宗教宽容，批判蒙昧主义，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特点。
在小说领域里，伏尔泰是哲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开拓人和首创者。除了《老实人》，《查第格或命运》（1747）和《天真汉》（1767）也是著名的哲理小说。
伏尔泰还写过不少诗歌，意图通过诗歌创作来表述自己的哲学和社会见解，主要作品有史诗《亨利亚德》（1718）和长诗《奥尔良少女》（1735—1749）。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他的哲学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对人类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关心、对宗教禁锢和封建专制的反对、对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的信仰，都全方位、多层次地体现在他的戏剧、小说类的作品之中。
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哲学著述十分丰富，除《哲学书简）（1734）以外，还有《哲学辞典》（1764）、《历史哲学》（1765）及大量书信都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观念。在哲学思想上，伏尔泰批判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反对莱布尼茨的“天定”学说，坚持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感觉、经验反映客观存在的认识论。他的哲学著述文笔优美，极具文学价值。
伏尔泰的传世之作还有《查理十二史》（1731）、《路易十四时代》（1751）、《风俗论》（1756）等历史著作。
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除文学、哲学和史学著作之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文本和上万封书简。他的创作活动曾经左右欧洲文化的发展方向，直至现代也还具有深远的思想和社会影响。
二、《中国孤儿》
1755年，伏尔泰把根据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搬上了法国舞台，拉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和西方广泛传播的序幕。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一向是个神秘的东方国度，17世纪以前西欧便出现过介绍东方艺术和中国学术的热潮。18世纪，随着中国器物大量西去以及某些哲学著作的译介输入，儒家的道德哲学迎合当时“启迪民智”的需要，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引起启蒙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于是在欧洲政治、文化、艺术中心的法国形成了势头可观的“中国热”。热潮催动，18世纪下半叶，以中国为背景或题材的戏剧一度风行，最著名的便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731年，《赵氏孤儿》由来华传教士马约瑟译成法文，这个剧本后被另一传教士杜赫德收进了他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伏尔泰从《中华帝国全志》中读到《赵氏孤儿》，对剧情发生浓厚兴趣，决定以它为题材，创作一部新的悲剧。1753年他动笔写作，两年后《中国孤儿》正式在巴黎上演，观众反应热烈，演出盛况空前。
作为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主张“文以载道”，他的剧作多以弘扬启蒙思想作为主导价值取向。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的剧本改编，其动机全在于张扬理性道义，通过表达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为他的启蒙主义理论服务。
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伏尔泰极其推崇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早年在英国避难时，伏尔泰读过有关中国的文献，后成为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最热情的宣传者。他的哲学、史学、文学观点无不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伏尔泰深信理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他以孔子学说作为标识，改编《中国孤儿》一剧，就是为了宣扬文明战胜野蛮，道德战胜武力的孔子之道，因此《中国孤儿》又名《孔子之道五幕》。
《中国孤儿》以法译本《赵氏孤儿》为蓝本，同时参照、糅合无名氏所作《成吉思汗新传》和来华传教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两部著作构成情节：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南宋皇帝向大臣臧惕托孤。蒙古占领者闻讯后四处搜捕孤儿，必欲斩草除根。臧惕为保住大宋遗孤，决计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冒名献出。其妻伊达梅拼死反对，她对丈夫深爱不移，却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于是找到成吉思汗诉告实情。成吉思汗年轻时流落北京，曾经向伊达梅示爱求婚未能遂愿，再次相见，旧情复燃。成吉思汗并以其丈夫、儿子及孤儿三人的性命相胁迫向伊达梅求爱，伊达梅宁死不从，决心与丈夫一同自刎，决不屈从于威逼。成吉思汗被他们的壮烈行为感动，赦免臧惕和伊达梅，收其子和大宋遗孤为义子，并令臧惕留在宫中，以华夏文明教化百官，辅佐他治理朝政。剧终处，伊达梅发问：“是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成吉思汗回答：“你们的道德。”
为体现政治倾向、道德信念和审美趣味，伏尔泰从“转换主题”、“重塑人物”、“调整结构”几个方面进行剧本改造。需要说明，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写并非基于文学上的选择，原因是《赵氏孤儿》完全不符合被他奉为金科玉律的戏剧“三一律”原则，这种选择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即对儒家理想文化、道德文化的认同，他认为《赵氏孤儿》所表现出的道德操守、伦理规范、美学理想、对邪恶的抗争精神正符合启蒙时期西方人的思想诉求。
伏尔泰的改编首先表现为转换了剧作的主题。元剧作者纪君祥所处时代朝政腐败，权奸误国，外敌入侵，蒙古灭宋，异族统治者对汉民族实行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纪君祥“忠义”、“报仇”的题材选择正是表达着重整河山的愿望和心声。
而《中国孤儿》则将主题从恩义、复仇转换为理性与仁爱。伏尔泰在其《中国孤儿》献辞中所说：“鞑靼的胜利者不能改变战败民族的风俗。他们保护着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一切艺术，他们接受它的一切法规。”在他的剧本中，尚德夫妇及孤儿是文明及先进文化的象征。而大团圆的结局则说明了文明终将战胜暴力，理性终将战胜邪恶，从而使其作品的主题从家族间的恩怨复仇升华为对普适理性与崇高道德的礼赞。
不同于《赵氏孤儿》主要反映春秋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文武失和、忠奸斗争，伏尔泰将《中国孤儿》的戏剧冲突放置在蒙汉民族矛盾、战争冲突的宏大背景之下展开，凸现的是发生在成吉思汗和臧惕、伊达梅夫妇双方间的情与理冲突。当成吉思汗搜孤、臧惕献子救孤时，伊达梅出于母爱人道讲出实情；而当成吉思汗胁迫伊达梅接受求爱时，后者出于道义严词拒绝；成吉思汗先以粗野的激情搜捕孤儿，继以狂热的恋情追逐伊达梅，最后终被臧惕和伊达梅的凛然正气感动，折服于他们身上的道德与理性力量。《赵氏孤儿》原以暴力复仇、善恶报应终局，为了表现理性和美德的威力，伏尔泰将其改造成高尚的道德精神慑服了野蛮的暴力：面对淫威臧惕夫妇宁死不屈，正要举刀自刎，成吉思汗出面阻止，表示自己已经心悦诚服，今后将舍弃粗野，归化文明。他说：“我是征服者，你们却让我当了国王”，“让智慧去作主，左右人的勇气，一旦战胜武力，它便会向您致敬；我要作好表率，虽为您的君主，但要手执武器，服从您的法律。”可见，伏尔泰对原作悲剧冲突的改动，是以西方古典主义美学原则为基础的。他从中国戏曲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对其加工改造，以全新的悲剧冲突强调崇高的道德力量，表现出通过艺术塑造完美人格的启蒙思想和美学追求，使剧作在满足西方观众审美心理需要的同时接受启蒙思想的教育。
其次是“重塑人物”。借助笔下人物直接传播启蒙思想，是所有启蒙戏剧的通例，也是《中国孤儿》的重要特点。剧作中的臧惕夫妇肩上承担着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他们保护的孤儿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这样，臧惕形象便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捍卫者，与《赵氏孤儿》中程婴为报知遇之恩冒险救孤，公孙杵臼为尽忠义之道舍生取义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伏尔泰高度评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成吉思汗追捕孤儿时，下令凡藏匿者斩，臧惕决定以自家儿子替代孤儿，其本人也面临着死亡威胁，但他毅然行事，义无反顾。伏尔泰欣赏这种崇高的东方人生观，对这种精神的肯定一直贯穿在剧作的字里行间。
与《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不同，《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实质上是体现启蒙思想教化功能的载体与传声。一方面，成吉思汗粗豪野蛮，是残暴蛮横的征服者；另一方面，他多有义情，不啻一个追求典雅爱情的法兰西式骑士。成吉思汗的性格随情节的发展而变化。最后，伏尔泰借助成吉思汗的道白抒发了自己对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仰慕与肯定：“在这个国土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我虽要用武器对付他，但我却崇拜他的人格，我极愿把他的行为做天下的榜样。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勤劳的和人口众多的民族，统治着他们的历代帝王都是有智有勇的，他们的邻邦也都尊敬服从他们的立法制度，他们并没有征伐的武功，而依照传统的习惯统治天下。”幡然悔悟，“野蛮人”成吉思汗被伏尔泰用启蒙思想改造成了文明仁者。
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改写还表现在调整戏剧结构上，除保留原著的“搜孤救孤”主线外，《中国孤儿》可视为一部全新之作。杂剧《赵氏孤儿》的情节，从“搜孤救孤”到“报仇雪恨”在时间上共延续20多年，场景也多次改变，相继在晋王宫、驸马府、太平庄、帅府、闹市等地发生。伏尔泰从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原则出发，将地点集中于汗八里（即今北京）一个与皇宫毗邻的官员府邸，时间则浓缩在一个昼夜之间，故事则围绕着对成吉思汗的改造推进，让他在一昼夜间完成从侵略者到开明君主的转变，一经转变完成，全剧落幕告终。
要把握《中国孤儿》的内容及其意义，还必须了解发生在法国启蒙运动内部的一场论争。18世纪50年代，卢梭发表了《论科学与艺术》（1749）、《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等论著，提出文明的发展使世人堕落，给人类带来不幸，称中国是一个受了文明腐蚀的大帝国，被蒙古族占领即因其道德衰败。为了反驳卢梭，伏尔泰《中国孤儿》故事发生的时间从春秋时期置换为蒙古族占领北京之际，针对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引用的拉丁文卷首语“我在这里是个野蛮人”，伏尔泰在《中国孤儿》里让伊达梅怒斥成吉思汗为“野蛮人”。伏尔泰又通过戏剧道白揭示“野蛮”的含义是：“周围所见，皆是一片饿鬼、凶手，血迹斑斑；他们听从屠杀的号令，为的是抢劫蹂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征战，决非为我的朝政……”同时，还让“野蛮人”成吉思汗占领中原后，发现一个迥异于蒙古族的高度文明。伏尔泰借成吉思汗之口把中国描画得十全十美，实在是为了与卢梭辩论，申说自己对野蛮、文明二元对立的哲学性理解。
通过《中国孤儿》，伏尔泰把戏剧舞台转换为传播自己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讲坛。剧作上演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在法国乃至于西欧掀起了一股改编、搬演中国题材戏剧的热潮。
第四节 卢梭及其《新爱洛绮丝》
一、生平与创作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18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自幼丧母，父亲逃亡，他从小寄人篱下，童年生活非常凄苦。1733年他寄居在华伦夫人的家里，获得了良好的自学条件。他广泛学习音乐、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学科，系统钻研唯物主义哲学，并接受了伏尔泰的影响，成为一个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人。他应狄德罗之约，成为《百科全书》的一位撰写人。1750年应第戎科学院的悬题征文，以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选。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人生来是善良和幸福的，是文明腐蚀了他，毁了他最初的幸福”。他热情赞颂了劳动人民的朴实、自然，表现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此论文的中选，使卢梭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全国。
1755年，第戎科学院再次征文，卢梭以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文中卢梭把原始社会当做黄金时代加以描写，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认为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有了“不平等”和“奴役”，深刻指出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并对封建专制和暴政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以暴力推翻暴力的主张。这篇论文在欧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社会契约论》（1762）是卢梭另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该著作提出了共和制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应建立在社会全体成员所制定的契约的基础上，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应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体现了这部著作的精神。
卢梭的文学著作有《新爱洛绮丝》（1761）、《爱弥儿》（1762）和《忏悔录》（1781—1788）等。
《爱弥儿》的副标题为《论教育》，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卢梭在这部作品里提出了“顺乎天性”的教育原则，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用的人才，要让人的本性远离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自由发展。爱弥儿作为一个贵族子弟，是卢梭的教育对象，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处处针对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恶习：他让爱弥儿远离城市住在乡下以避免奢靡风气的影响；他不许爱弥儿读帝王将相的历史以免受其毒害；他反对贵族阶级的矫揉造作，要求爱弥儿养成朴实自然的作风；他针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奴役，培养爱弥儿崇尚理性、独立思考和决不盲从的精神；他以封建等级观念作为对立面，教育爱弥儿要具有民主思想，培养他的同情心，使他热爱劳动并掌握劳动技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卢梭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爱弥儿》出版后，封建政府下令禁毁，并通缉作者。卢梭不得不到处逃亡，在外省及外国隐姓埋名，辗转避难，直到1770年遇赦后才重返巴黎。很长一段时间里，卢梭一直不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封建统治者恶毒咒骂为“疯子”、“野人”。在悲惨的流亡生活中，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忏悔录》，这部作品在作者辞世之后才陆续得以发表。
《忏悔录》是卢梭在遭受长期迫害之后，怀着痛苦的心情，为自己的一生进行辩护的传记性作品。这部自传的前6章1781年公之于众，后6章于1788年出版时作者已经离开人世了。作品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余年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强权压制下维护自己人格和尊严的心灵写照。行文之间，卢梭以惊人的坦白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性格。从中可以看到他孩提时期的苦难，青年时代的奋斗和晚年阶段所遭受的迫害，也可以看到他为社会恶习所污染而做的背理悖德之事。《忏悔录》既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罪恶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也坦率承认了自我的人格缺陷。书中重点记述的作者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和他同封建势力、天主教会所做的勇敢斗争，作品中讲述社会丑恶现象的内容和对众多名人的描写，都是极有价值的篇章。书中有许多抒情片断叙写作者对大自然的亲密情感和他的爱情生活，十分生动感人。这部宣扬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自传，名曰“忏悔”，实质上却是对侮辱他、迫害他的黑暗社会的控诉与批判。
卢梭在其文学作品中强烈表达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张扬自我意识，着重抒写感情，主张“返回自然”，谱写新的生活并塑造新型人物，这使他不仅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文学模式，同时也超越了同时代启蒙主义作家的“理性”框架。他的创作对后来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乔治·桑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成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二、《新爱洛绮丝》
《新爱洛绮丝》是卢梭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这部以书信形式写就的作品叙述的是贵族小姐朱丽和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之间的爱情故事。鉴于该作品的基本情节同法国中世纪一位著名哲学家和他的女弟子爱洛绮丝相互间的恋爱经历相像，卢梭将小说题名为《新爱洛绮丝》。
小说由163封信件组成，情节按时序作线性铺排，讲的是贵族少女朱丽爱上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由于男方家世微贱，双方家庭门第不同，因此虽然两个年轻人爱情笃定，但他们的婚事却遭到了女方父亲的坚决反对。为此，朱丽挨了父亲的打，并被强令今后不准再提起圣普乐的名字。重压之下，圣普乐被迫离去，朱丽也屈从嫁给了年近半百的俄国贵族服尔玛。婚后，失去了自己纯真的爱，承受着强加给自己的不幸命运，朱丽虽依然心系旧日恋人，却又不得不充任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后来，她实在无法抑制精神上的痛苦，向丈夫坦诚地说出了自己与圣普乐相爱的往事。善良的服尔玛为了给妻子以慰藉，便把圣普乐接到家中并以礼相待。最后，朱丽为搭救落水的孩子染病而死，在留下的遗嘱中再次申明对圣普乐的坚定爱情。
总体上看，朱丽心灵美好但失之于意志薄弱，她对门第观念进行过有限的抗争，在本质意义上她是封建势力重压下的牺牲品。
身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圣普乐，品貌出众，知识渊博，正直善良，非常热爱生活，在政治、生活、爱情观念上都有着比较进步的认识。他和朱丽冲破道德舆论、习俗偏见的束缚，彼此真诚相爱。当他和朱丽符合自然人性的纯真爱情同封建等级偏见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而被迫离开朱丽以后，他更加仇视封建制度和贵族势力。在写给朱丽的信件中，他热情讴歌自然美景，礼赞在自然状态下生活的人们那淳朴、高尚的道德风尚，对贵族上流社会则给予了坚决否定和辛辣批判。这一点突出体现了作者拒斥贵族文明，主张回归自然的社会理念。后来，圣普乐又成了朱丽孩子的家庭教师。虽然旧情未泯，但迫于道德压力，他也只能克制感情，和朱丽彼此相处时持之以礼。但是，他和朱丽又全都痛苦地陷入感情和义务交织缠绕的精神炼狱之中，双双咀嚼着封建偏见酿成的苦果。朱丽死后，圣普乐接受了朱丽临死前托付给自己的代其教育孩子的责任，并写信给朱丽的父亲，愤怒谴责他为自己的一己偏见牺牲了女儿的幸福生活，以此向社会邪恶势力发动了最后的抗争。在他身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大于行动、缺少果敢反抗的局限，但他同小说中的俄国流亡贵族服尔玛、英国开明绅士爱德华等人一样，都属于启蒙思想影响下造就的一代“新人”。
《新爱洛绮丝》这部爱情、婚姻题材的小说，表现了以自然感情为基础的爱情理想同以门第偏见为基础的婚姻现状的尖锐对立，控诉了扼杀人性人情的“社会道德”，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对违背自然法则，破坏美满爱情的封建等级制度和血统门阀观念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作品内容涉及政治、宗教、教育、家庭结构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多层次地表现了法国社会的生活面貌和风土民情，在暴露黑暗和罪恶的同时，表达了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渴求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
在艺术表现方面，《新爱洛绮丝》有着鲜明的特点：
第一，小说情节推进相对缓慢，也没有展现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事件，但卢梭把没有婚姻的爱情同没有爱情的婚姻交织描写，把人物内心活动同自然景物交织描写，把主人公被迫分离时痛不欲生的悲凄心境同他们缠绵悱恻的旧日恋情交织描写，使整部作品密契整合，浑然一体。
第二，使用书信体这种形式，便于主人公直抒胸臆，倾诉感情。缠绵的爱意，相聚的欢乐，离别时的思念忧伤，精神受创时的悲愤痛苦，受压制情境下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凡此种种，作者都做了细致的描摹刻画，使整个作品以情感人，感情至上，既充满激情，又显得凄美感伤，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第五节 席勒及其《阴谋与爱情》
一、生平与创作
约翰·克里斯朵夫·弗利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剧作家，“狂飙突进运动”和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席勒出生于医生家庭，本人也曾做过军医。他在学生时代就大量研读卢梭、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这对其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晚年住在魏玛，与歌德有十年之久的亲密交往。席勒为德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席勒创作的剧本主要有《强盗》（1780）、《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奥尔良的姑娘》（1801）、《威廉·退尔》（1803），美学著作则为《美育书简》（1795）。
《强盗》是席勒18岁时开始创作的一出剧作。剧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贵族出身的青年，他在家庭的逼迫下，离家出走，遁入森林，成为绿林强盗的首领，做了家庭的叛逆者。他以强盗首领的身份同社会现实抗争，吹起暴动的号角，反对暴虐和丑恶，要求自由、理性和爱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品德。他最后虽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但仍不失为“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青年”。剧作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反抗暴政的激情。
1787年，席勒中止戏剧创作，进入耶拿大学潜心进行学术研究，相继撰写了《美育书简》（1795）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两部美学论著。在前一部著作里，他主张通过文艺的“美育”恢复人性的善良和谐，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他说：“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之外，没有别的途径。”为此，他把美育提高到超越一切的程度，认为通过美能使人性达到真与善的境界。在后一部著作里，他对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模式和方法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追求自然，前者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成为感伤的诗人”，素朴的诗人反映现实，感伤的诗人表现理想。
1794年以后，席勒重返剧坛，配合歌德，将德国文学推向了繁荣辉煌的古典文学时期。同歌德结交的十年，是席勒文学创作最丰富最成熟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数量众多的谣曲和诗歌，当然，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仍然是戏剧作品。《华伦斯坦》、《玛丽亚·斯图亚特》（1801）、《奥尔良的姑娘》、《迈西纳的新娘》（1803）和《威廉·退尔》等重要剧作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华伦斯坦》是一部以德国30年战争为背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素材的场面宏伟的历史剧。剧作分为三部：《华伦斯坦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第一部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一幅30年德国战争中的群众场面。第二部中，以华伦斯坦和瑞典人为一方与以奥克塔弗·皮柯乐米尼和皇帝为一方，为争取军队的拥护和将领的忠诚进行了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斗争。在第三部里，当事态迫使华伦斯坦必须采取行动时，奥克塔弗·皮柯乐米尼已把大多数将领争取了过去。华伦斯坦众叛亲离，最后被其亲信杀死。
华伦斯坦是一个性格复杂的悲剧形象，是那个战乱频仍时代的产物。他有政治远见，但更有政治野心；他相信武力，更笃信星象；他有魄力，但又游移不定；他拥戴皇帝，但更想取而代之；他想使民族得到统一，但却缺乏固定的祖国观念。通过这一悲剧性的人物，席勒深刻地反映了德意志人民统一国家的愿望，以及实现这一愿望的巨大障碍。该剧人物性格刻画真切，并有莎士比亚式的群众活动场面。
《奥尔良的姑娘》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剧作写约翰娜受神启示，献身法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然而，神圣的使命和女人的本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为上帝的事业而战，她必须保持身的纯洁与心的崇高，必须弃绝个人的一切欲望和需求；作为一个女人，她竟爱上了敌人。于是，她身上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随着神秘性的破灭而消失了。
《威廉·退尔》是席勒最后一部戏剧作品，它展现了瑞士人民协力抵抗外侮，奋起反抗奥地利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退尔是传说中的神箭手，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人物。他见义勇为，但亦主张少惹是非；他不满奥地利总督的残暴不仁，但亦竭力屈辱忍让，甚至被迫去射放置在自己孩子头上的苹果；他虽然不拒绝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但却独往独来，自行其是，更关心自己的妻儿家小；他渴望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却不愿直接加入起义者的行列。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走上了反抗道路，杀死了总督。他的行动成了信号，瑞士起义者赶走了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自由。席勒通过这部剧作反映了他所说的“自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席勒的戏剧大多结构严谨，矛盾冲突的展开既激烈又富节奏感，语言饱含激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也存在着议论过多，把人物当做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瑕疵。
二、《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1782）是席勒的代表作。它取材于现实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市民悲剧。剧中通过一对男女青年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德国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批判了政治的黑暗以及统治阶级价值观、道德观的腐败，表达了市民阶级对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渴望以及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愤怒抗争。该剧的剧情是：宰相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穷乐师的女儿露易丝，她也接受了他的爱情。但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宰相强迫斐迪南和公爵的情妇结婚，因为公爵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不得不放弃她。斐迪南断然拒绝，宰相为此对音乐师和他的女儿横加辱骂，斐迪南则针锋相对，声言要揭露父亲的罪行。宰相派人把露易丝的父亲抓起来，以此为要挟，逼露易丝向宫廷侍卫长写情书，并要她发誓保密。假情书被故意落到斐迪南手里。他怒火中烧，质问露易丝，但露易丝只能遵守誓言，无法把实情告诉对方。出于绝望，斐迪南与露易丝双双服毒身亡。
《阴谋与爱情》这个题目准确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一方是纯真的爱情，另一方是卑劣的政治阴谋。在暴政之下，爱情自然成了阴谋的牺牲品，一场人间悲剧不可避免。在一般的爱情故事中引入尖锐的社会冲突，这就大大增强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剧中的男主人公斐迪南是一个有着狂飙突进精神的年轻人。他不顾世俗的偏见，顽强地维护人的固有权利；他蔑视门第的差别，不相信贵族徽章比爱情更有价值；他与父亲的斗争标志着旧有封建关系的解体；他要冲破阶级的限制，同维护这种限制的整个统治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他不惧暴力，但又不能识破阴谋伎俩，终于陷入黑暗势力布下的罗网，成为罪恶阴谋的牺牲品。
女主人公露易丝是个美丽善良的平民姑娘，她单纯正直，对爱情有着美好的理想，对封建等级观念有着强烈不满。作家借她之口喊出了反对门第差别，要求人人平等的时代强音。但是，市民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使她没有勇气进行更坚决的抗争，女性的纤柔心灵，又难以承负重大变故的打击。她的悲惨命运，无疑会激起人们对那个罪恶时代的愤恨。
在《阴谋与爱情》中，席勒让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势力发生了尖锐激烈的直接冲突，这种冲突具有政治斗争和阶级较量的鲜明色彩，其“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在艺术表现方面，《阴谋与爱情》的剧情按照现在进行时态的序列推进铺排，不但连贯整一，起承转合分明，且将纠葛、悬念置于中心地位，极好地凸显了作品的反封建主题。
剧作中那高度个性化的席勒式的话语充分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格：斐迪南情感奔放而显得慷慨激昂，露易丝浪漫伤感而又不失冷峻犀利。
需要指出的是，在席勒的许多作品中存在着“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现象，这种“席勒式”的特点在《阴谋与爱情》中也有表现。例如，剧作的男女主人公斐迪南和露易丝均是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却在作品中随处发表深具哲理性的议论，远远超出了其本人应该有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剧中角色是在代替席勒发言，他们的话语表述的实际上是剧作家的理念和声音。
第六节 歌德及其《浮士德》
一、生平与创作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是德国“狂飙突进”文学运动和“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创作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歌德出生于法兰克福市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母亲是市长的女儿。歌德从小生活安逸，教育良好。在大学里，他读过伏尔泰、卢梭和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接受了卢梭“返回自然”思想的影响，阅读了荷马、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毕业之前，他已写过不少抒情诗，诗中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歌颂美好的自然景物，讴歌爱情和健康的人生，发出对封建暴政的抗议之声，如《欢会与离别》（1771）、《五月之歌》（1771）等。这些诗作民歌风格明显，艺术手法新颖，是德国近代抒情诗的真正发端。1771年，歌德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当律师，同时坚持写作，陆续完成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诗剧片断《普罗米修斯》（1773）、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表现“狂飙突进”精神的早期作品以及诗剧《浮士德》的部分初稿。这些作品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上的地位。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是一部最能体现“狂飙突进”精神的历史悲剧作品。葛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个没落骑士，参加了反抗皇帝和领主的农民起义并被推举为领袖。但他幻想以骑士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终于背离了农民起义队伍，遭到了失败。歌德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该剧。
在歌德笔下，葛兹是个争自由、反封建的英雄，他同情农民的悲惨遭遇，相信善良和正义，希望皇帝能统一德国建立中央集权政体。当农民起来暴动时，他成为他们的领袖，但由于他不能同意农民的革命方式，终于背弃了起义的农民，最后被敌人抓住，壮烈死去。歌德以古喻今，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理想，表达了渴望民族统一，要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在戏剧形式上，剧作打破古典主义“三一律”教条的束缚，再现了莎士比亚式的宏大场面，为此后德国现实主义历史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歌德对“狂飙突进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其于1774年完成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根据作者自身经历写成的带有一定自传性质的作品，一向被视作歌德青年时期的代表作。
小说的主人公维特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平民青年，他厌恶周围的环境，渴望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不久，他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绿蒂，二人一见倾心。后来，维特得知绿蒂已与别人订婚，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告别了绿蒂。失恋的维特跻身政界，想有一番作为，然而上司昏庸无能，同事追名逐利，一派腐败气象的严酷现实使他心灰意冷。时隔一年，怀才不遇的维特又回到绿蒂身边。这时绿蒂已经嫁人，她出于传统观念的积习，不敢正视自己对维特的热爱。维特再度饱尝失恋的痛苦，遂用饮弹自尽的方式宣告同社会的决裂，控诉了丑恶现实对他的压抑和窒息。维特是在封建秩序和封建观念的重压打击下，始终未能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而悲愤悲观，终于自杀的。尽管这种反抗是消极的，但其中也包含有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顽强坚持信念的因素，也传递了要求变革现实的心声。维特的悲剧既控诉了封建末世的腐败风习，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暴露了德国青年一代在抗争乏力时的悲观颓丧情绪。
小说面世后，不仅受到“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热烈欢迎，一些在腐败社会里感情受压抑、才能遭扼杀，尤其是在爱情方面失意的年轻读者表现得更是狂热，甚至有人效法维特的方式自杀。小说还被欧洲各国竞相翻译，在全欧范围内掀起了一阵“维特热”。
在欧洲小说史上，从理查生的家庭小说到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再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8世纪具有强烈感伤色彩的小说，终于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敲响了晨钟。
1775年，歌德接受魏玛公爵奥古斯都的邀请，出任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和内阁大臣。他曾满怀热情，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一切努力收效甚微。于是他又埋头研究自然科学，但仍不能摆脱精神上的苦闷。在魏玛从政10年（1775—1786）期间，歌德写下了一些富于魅力的抒情性谣曲，大多被谱曲配乐在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唱。
从1786年到1788年，歌德在意大利逗留了两年，他遍访古代文化遗迹，为古代艺术所陶醉，希冀在古代文化中寻求出路，这时期他形成了追求宁静、和谐的“古典”思想。剧本《埃格蒙特》（1775—1787）、《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1787）和《托夸多·塔索》（1790）表现了他的思想变化。《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在形式上最完整，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对横暴势力的宽容和道德感化。此剧标志着歌德的创作从“狂飙突进运动”向“古典文学”时期的过渡。
《埃格蒙特》是一部以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作品，描写了尼德兰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和埃格蒙特亲王被处决的历史事件。剧作中的埃格蒙特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形象，不像葛兹那样充满了反叛的精神，但却令人感到可亲。他激起人们对暴政的憎恶，对民族压迫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他呼唤着反抗和斗争。
《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的题材取自古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之女伊菲格涅亚的故事，歌德对原故事结尾部分做了重要改动。在歌德笔下，善耍计谋的伊菲格涅亚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当国王因向她求婚遭到拒绝而意欲杀死她的弟弟时，她不祈求神的恩宠，也不诉诸武力和使用计谋，而是用自己高贵的人性和纯真的感情来启发国王身上善的因素，在她的感召下国王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部戏剧与歌德的另一重要剧作《托夸多·塔索》都表明歌德的思想重心此时已由蔑视神权、反抗暴政的社会批判转向对抽象人性和人类前景的探索。
从1794年到1805年，歌德同席勒密切来往，切磋技艺，共同促成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短暂繁荣。这十年期间，他们除共同写出了大量诗歌作品外，各人也单独完成了一些重要创作。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浮士德》第一部（1808）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赫尔曼与窦绿苔》是一篇牧歌式的叙事诗，叙述一个富家出身的青年，同一位因法国革命动乱而逃亡的少女相爱的故事。诗中表现出惧怕革命和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倾向，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歌德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
歌德的晚年，是他思想和创作上的总结时期，他以坚强毅力完成了一系列重要作品：诗集《西东合集》（1819），自传《诗与真》（1811—1831），小说《亲和力》（1809）、《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1）等。《西东合集》是歌德晚期抒情诗的代表作。诗人运用东方素材，抒发了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多方面体验和探索，体现了完美的诗艺。上下两部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展现了主人公人性自我完善、道德自我完成的过程。
歌德的这些晚期作品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革，有用文艺、道德教育取代政治革命的倾向，可视做歌德世界观、人生观的总结。
二、《浮士德》
诗体悲剧《浮士德》（1773—1831）是歌德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他人生追求和艺术探索的艺术概括和形象总结。
早在16世纪，德国民间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关于这一传奇人物，英国作家马洛还写过题名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剧本。歌德很喜爱浮士德这个人物，从青年时代开始构思和写作《浮士德》，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最后完成，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作者本人生活、思想及艺术理想的发展都反映在这部作品之中。
《浮士德》共分两部，一万余诗行，第一部不分幕，共25场，第二部分为五幕。全剧情节并不连贯，由魔鬼分别与天帝、浮士德定约打赌和主人公经历的五个生活阶段组成。第一部写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写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剧作以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凸现了他探索真理的一生。
剧情从“天上序幕”开始，同时提供了作品的基本故事线索：天帝和魔鬼靡菲斯特争论人的善恶。魔鬼认为人是情欲的奴隶，只能困惑终生，永远痛苦；但天帝坚信，人无论陷入怎样的迷误，犯有怎样的过失，最终还是能走上正路。于是双方就下界正处于彷徨和绝望中的浮士德打赌。魔鬼要把他引入邪路，而上帝相信“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中不迷途”。
浮士德是个年近半百的饱学之士，但此刻却感到知识的无用，书斋生活的可厌，他要摆脱这一切，甚至想自杀以求解脱，其时复活节的钟声唤起了他对生的依恋。魔鬼乘机而入，与浮士德订立契约：他为浮士德服务，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浮士德一旦感到满足，生命便告结束，灵魂为魔鬼所有。就这样，浮士德走出了与世隔绝的书斋，结束了他探索人生的第一个阶段：知识的悲剧。
浮士德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心中充满对情欲的渴求。他遇到了少女甘泪卿，两人相爱。由于魔鬼的捉弄，甘泪卿在无意中毒死了自己的母亲，浮士德又在决斗中杀死了她的哥哥。甘泪卿陷入一种精神错乱状态，她溺死婴儿，被关进死牢。浮士德坚持要把甘泪卿从监狱救出来，但甘泪卿忏悔罪行，拒绝与浮士德一道逃走，她最后得到了上天的赦免，而浮士德虽然在这爱的悲剧中享受了官能的快乐和爱情的幸福，可最终既给甘泪卿带来了悲惨结局，又为自己添加了良心上的痛苦。
第二部一开始，魔鬼把浮士德引进皇帝的宫廷，皇帝正为财政窘迫所苦，浮士德为他发行纸币，解了燃眉之急；又应皇帝之请借靡菲斯特的帮助，从古希腊招来美女海伦，当浮士德看到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亲近海伦时，禁不住妒火中烧，将自己手中的魔法钥匙向他击去，结果引起了爆炸，浮士德昏倒在地，从而结束了其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悲剧。
靡菲斯特将浮士德背回书斋。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在魔鬼帮助下造成了人造人“何蒙古鲁士”，浮士德和靡菲斯特在“人造人”引领下上溯到古希腊寻找海伦。经历了古典的瓦普几司之夜，浮士德终于找到海伦并与之结合，生下了儿子欧福良。欧福良因无止境的追求从高空坠地死亡，海伦也随即远遁，浮士德对古典美的追求也只是一场虚空。
浮士德探索人生真谛的最后阶段是事业悲剧。他从神话世界回归现实生活，面对咆哮的大海，内心燃起对事业的渴望。时值国内发生战乱，浮士德借助靡菲斯特，帮助皇帝平定叛乱，得到了一片海滨封地。浮士德招募劳力填海造地，改造自然，造福人类。这时“忧患”施法术使浮士德变盲。双目失明的浮士德听到铁锹的撞击声，以为这是他的人民在向海洋进行斗争，他陶醉在这壮丽的景象之中，得出了人生的最高真谛：为千百万人开拓疆土，使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安居，每天为自由的生活开拓，然后才能自由地享受生活。这时，他喊出了：“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浮士德得到了最高的满足，他的生命结束了。依照契约浮士德的灵魂应为魔鬼所有，但这时天门大开，天使把浮士德的灵魂迎入了天国。
这是一部思想内容极其丰富的作品。其中有对德国丑恶现实的描绘，有对教会伪善的讽刺，还有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揭露，也有对反动思潮的讥刺抨击，但其主要的思想价值，是通过浮士德自强不息、不断求索的一生，肯定了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念，抒发了建立幸福自由的人间乐园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对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的欧洲精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深刻的审视和严厉的批判，表现了一个文化巨人非凡的睿智和洞察力。
剧作的主人公浮士德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勇于追求真理、敢于自我否定、毕生努力不懈的品格表现了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正面的精神素质，从而全方位、多层次地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
浮士德是个积极进取的开拓者和探索者，“自强不息”是他性格的核心。浮士德不满中世纪的陈腐说教，急于探究人生真谛；他没有沉醉于迷离的情欲，而要走向整个社会，去施展政治抱负；他不屑与封建统治者苟合，也不满足于在艺术中超脱，而最终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他的一生是探索、追求、开拓的一生，正如浮士德自己所说：“事业最要紧，名誉是空言”，“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浮士德还是一个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他行为的动力，贯穿于他探索的各个阶段。在书斋里，他渴求人生真义；其恋爱生活是人性的升华；基于人道主义的准则，他厌恶官宦生涯；艺术尝试，实际上是对上古人道的追怀；最后的自由城邦，则是人道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以普遍的人道主义去反对宗教神权、封建暴政和一切压迫，这正是各个时代资产阶级思想的精华。
统览全剧，浮士德探索的五个阶段，实质上蕴涵着作者深刻的文化批判：“知识悲剧”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轻视现实人生倾向的否定，也是对个性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这一永恒矛盾的揭示；“爱情悲剧”揭示了现世人生的幸福观与中世纪禁欲主义桎梏的根本对立；“政治悲剧”是对个人从政经历的自嘲，也是对知识分子企图依附王权来实现政治理想的幼稚性的讥讽；“美的悲剧”既肯定了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永恒的魅力，又表明了它绝不是改造世道人心的万应灵药；“事业悲剧”既提出了用改造自然来取代社会政治革命，从而建立人间乐园的设想，但又对这一理想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另外，浮士德最终进入天堂的结局，既是对浮士德式探索精神的肯定，也表明了基督教传统文化强大的思想统治力。
靡菲斯特是一个来自北欧传说和基督教传统（即《圣经》中的撒旦）的形象，他是作为浮士德的对立面出现的，是作品中的反面形象。他引诱浮士德误入歧途，但同时也为浮士德的精神超越提供了可能和契机。在他身上还体现出高度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
《浮士德》不但是一部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歌德以丰富的想象力，跨越时空的限制，从人间到天上，从现实到远古，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展示了如席勒所期待的“一种特殊的美感”。
《浮士德》是对人类的一首颂歌，它充分肯定了人生的积极意义，赞扬了人的进取和追求精神，对人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量做了高度的评价。它的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以及独特的艺术特色，使它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
思考题
1.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是什么？
2.启蒙文学的思想特征是什么？
3.启蒙文学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4.怎样看待和评价《鲁滨逊漂流记》所宣扬的个人奋斗、开拓进取精神？
5.如何理解和看待伏尔泰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移植与改写？
6.试分析《新爱洛绮丝》的思想内容。
7.怎样认识《阴谋与爱情》中政治阴谋对爱情自由的扼杀？
8.何谓“狂飙突进运动”？
9.《浮士德》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10.浮士德在探索真理时经历了哪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