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这一时期，欧洲浪漫主义余波尚存，宪章派文学和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文学已崭露头角，但文学主流是批判现实主义。故本章讲述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因、特征及发展概况，并着重评析相关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欧洲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时期的产物，是“19世纪一个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高尔基）。其形成同样具有时代、现实、哲学、传统等诸因素。其思想、艺术特征表现为客观真实地描写现实，深入尖刻地批判社会丑恶，着重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命运，惯用典型化手段及白描、讽刺、心理描写等手法。其发展也因欧洲各国国情不同而各有特点。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在法国是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及介于批判现实主义和欧美现代主义之间的诗人波德莱尔，在英国是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在波兰、匈牙利、丹麦是诗人密茨凯维奇、裴多菲和童话作家安徒生。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其代表作更侧重揭露金钱的罪恶统治，展示尖锐的劳资矛盾，批判道德的堕落虚伪或讴歌民族解放斗争，争取妇女自由解放，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及表现其高尚品德。不过，因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们大都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为批判的思想武器，以致在深入揭发社会弊端和无情批判人性丑恶的同时，又往往宣扬阶级调和、人性向善、博爱忍让等主张。
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稍晚登上欧洲文坛的是英国宪章派诗歌和德国维尔特的诗作，因明快的节奏和高昂的格调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愿望，成为早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而19世纪50年代登上欧洲文坛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则在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或倡导以具体事物表现抽象内在的形式下，曲折地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厌恶。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美国废奴运动的产物，其艺术方法虽也跟欧洲相似，但其主体内容却是揭露蓄奴制的罪恶。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的作品，便在真实、广泛地展观美国社会生活时，集中揭露了蓄奴制及其残余的罪恶和正面倡导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发展的时间，比欧洲晚约二三十年。
这时期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文学都处于发展阶段，主要文学流派是浪漫主义。
学习本章内容，既要跟以前的浪漫主义文学，又要跟以后的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及无产阶级文学相联系，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
为使读者对本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章还特意增加了对跟本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关的美术、音乐、歌剧等作品的评价。
第一节 概述
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建立了金融资产阶级专政政体。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使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工业资产阶级和银行家手中。这两件事，标志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已开始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在英、法的带动下，德、俄、意等国乃至全欧的资本主义也发展迅猛，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也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巩固与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以细胞学、能量转化学和生物进化学为标志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产生了从宏观世界进入微观世界的历史性飞跃。以电力、化工、机械为重点的工业技术的长足进步，使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从农业经验组合到工业技术组合的历史性飞跃。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贫富悬殊、金钱至上、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等社会现象日益显露，大资产阶级跟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因此，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机械唯物论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十分盛行。而在阶级关系上，除封建残余还在挣扎、中小资产阶级开始反抗外，工人阶级也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在工人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也于1848年正式形成。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国际组织，也随之先后建立。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既反对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且深受机械唯物论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影响的中小资产阶级作家们，便不得不抛弃浪漫主义的主观想象和热情呐喊，转而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并用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和深刻批判，来寻求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治疗社会与人性中的种种弊病。于是，一种以真实描写现实生活和深入批判社会弊病为基本特征的文学，便在欧洲各国蓬勃兴起，并取代浪漫主义成为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的主流。这种文学因表现了鲜明的社会批判内容，后来便按高尔基的提法，称作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及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真实地摹写现实”和使文学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唯物主义的创作原则。其突出特点是：
第一，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现实，且不满足于表现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而是力求表现复杂矛盾的整个社会和时代。如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作《人间喜剧》，狄更斯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作《艰难时世》，萨克雷把自己的代表作称作《名利场》，司汤达为《红与黑》所加的副题也是“1830年纪事”。
第二，强调深刻地批判社会，且重在对社会制度的黑暗和统治者灵魂的丑恶进行无情的批判揭露。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着重描写了贵族阶级“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马克思在论及狄更斯等作家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进行了剖析。”
第三，不醉心伟大人物或非凡人物的业绩，而是着力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不把人物和环境当做主观感情的外化或“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第四，惯用典型化手段和白描、讽刺、对比手法，且在肖像刻画、讽刺艺术、人物语言、情节结构、景物描写等诸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过，由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们大都站在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且又大都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作为批判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们在深入揭露社会弊端和无情批判统治者灵魂丑恶的同时，又往往宣扬阶级调和、人性向善、博爱忍让等社会主张，同情小资产阶级主人公的个人奋斗，无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存在。即使在人物或环境的描写上，他们也常在描写典型环境时，只强调环境对人的直观影响，而看不到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在描写人物性格时，又常立足于“善”与“恶”的斗争或“人性”与“兽性”的对比，不挖掘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对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我们也应抱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现实积极意义，也要清醒认识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一、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首先出现在法国。司汤达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针对古典主义教条，强调文学艺术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表现时代的真实，走莎士比亚的道路，因而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如实展现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被看做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勾画了一幅19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梅里美（1802—1870）的短篇小说《嘉尔曼》（1845）塑造了蔑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道德，追求“绝对自由”的女性形象。大仲马（1802—1870）的通俗小说《基督山伯爵》（1844—1845）和乔治·桑（1804—1876）的“社会问题”小说《安吉堡的磨工》（1845）在非凡、离奇的浪漫主义情节中揭露复辟时期社会生活的黑暗，表现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否定。小仲马（1824—1895）的社会小说《茶花女》（1848）揭露上层社会的腐朽，同情下层人民的遭遇。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通过主人公爱玛的悲剧，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虚伪和浮华虚荣。这些作品，更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繁荣阶段。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在金融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与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故其显著特点是批判锋芒直指金钱统治。
在法国的影响下，德国和英国也很快掀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是民主诗人海涅尖刻批判德国封建现状的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较早，故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在展现尖锐的劳资矛盾和描写孤儿命运、妇女解放及道德准则等突出的社会问题。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和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1848），率先在世界文学中表现了劳资矛盾和工人斗争。萨克雷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和爱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争名逐利和病态复仇。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则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在争取自由解放时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操。不过，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这些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改良主义或阶级调和思想，社会批判性不及法国尖刻、激烈。
在英、法等国的影响下，尚处于推翻封建统治、摆脱异族奴役或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时期的波兰、匈牙利和丹麦，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的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4）表现了反封建专制、反异族奴役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主题。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1823—1849）在19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一系列诗歌，如《祖国颂》、《民族之歌》、《自由颂》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和异族奴役的残暴，号召人民为自由、独立而英勇战斗。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1805—1875）在一系列童话故事中，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丑小鸭》、《海的女儿》，表现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其高尚品格的热情歌颂，而对统治者的愚蠢狂妄，则给予有力的讽刺和鞭挞。限于时代条件，这些国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没能像英、法那样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
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带动下，此时期欧洲的音乐、绘画也出现了新的创作高潮，涌现了以英国画家透纳（1775—1851）和法国画家米勒（1814—1875）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画派，以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1813—1901）和捷克音乐家斯美塔那（1824—1884）为代表的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乐派。透纳的名画《贩奴船》（1840）通过汹涌的大海、远去的贩奴船和在波涛汹涌中翻滚的带有脚链的奴隶的累累尸体，触目惊心地展现了贩奴活动的巨大罪恶。米勒的名画《拾麦穗者》（1857）不仅把富饶美丽的农村景色拿来跟农民的辛勤劳动形成对比，而且把在监工眺望下沉默含怒的三个拾麦穗妇女置于画面中心，把繁忙的夏收场面置于阴霾的画面远处，使人感到在这三个突出在阴霾天空下的拾麦穗者后面，有巨大的压抑和仇恨，甚至有人民暴动的预兆。威尔第根据席勒作品创作的歌剧《阴谋与爱情》（1849），以充满激情的咏叹调和合唱，进一步深化了原作反封建暴政的主题。其另一部根据小仲马作品创作的歌剧《茶花女》（1853），也同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致。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1866），则通过清新的乐曲和跳动的旋律，展现了捷克人民风趣乐观的精神面貌，突出了农民对唯利是图者的愚弄。
应特别提到的是：随着工人运动——英国宪章派运动和法、德工人起义的兴起，这时期还出现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英国宪章派诗歌和法、德革命诗歌。它们以明快的节奏和高昂的格调表现工人阶级的愿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显示出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战斗风格。宪章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杰拉尔德·梅西（1828—1907）在《红色共和党人抒情诗》（1850）中，不但概括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觉醒过程，而且抒发了工人阶级斗争到底的革命决心。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诗人的德国革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在《饥饿之歌》（1843—1846）中，不但描写了工人的饥饿和抗议，而且向统治者发出了“星期天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的警告。其讽刺小说《德国商业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的生平事迹》（1849），对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和容克地主的骄横暴虐也进行了激烈抨击和深刻讽刺。
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外，这时期，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斯威登堡（1688—1772）的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一些既厌恶资本主义丑恶，又找不到社会出路的知识分子，还创导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法国诗人泰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2）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声称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其代表诗作《珐琅与宝石》（1852）反复赞叹自然美、人体美和艺术美，但对社会人生、道德思想等也间接有所指责和思考。被称作“现代诗歌之父”的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基于“应和”—“感应”理论，倡导以具体事物表现抽象内在的象征手法。其代表作诗集《恶之花》通过展现自己内心的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的激烈搏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也作了深刻批判。他俩分别成了唯美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二、19世纪中期美洲文学
在美国，以废除蓄奴制为中心内容的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关键事件，战争前后围绕蓄奴制产生的种种话题也是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不但要求文学作品如实揭露蓄奴制罪恶，而且也要求真正彻底清除蓄奴制残余，以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着重主观抒情和热情呐喊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美国也同样失去了存在价值，代之而起的同样是以客观描写和深入解剖为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时代的艺术反映，比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差不多晚出现20年；其主体内容也不像欧洲批判现实主义那样着力揭示金钱罪恶和道德沦丧，而是着力揭露蓄奴制罪恶和社会黑暗。代表作品是被林肯总统誉为“是他们的小说引发了这场南北战争”的揭露蓄奴制罪恶的哈利叶特·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和理查·希尔德烈斯（1807—1865）的长篇小说《白奴》（1852）。此外，还有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马克·吐温的把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喻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与华纳合写）及其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跟废除蓄奴制密切相关，这时期美国的黑人文学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布朗（1816—1884）、德兰尼（1812—1885）、道格拉斯（1817—1895）等著名黑人作家。布朗的长篇小说《克洛泰尔》（1853）对罪恶的奴隶制提出强烈抗议，且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南特·吐纳领导的奴隶起义。德兰尼的长篇小说《勃莱克》（1857—1861）描写一个名叫勃莱克的印度富商的儿子，在被当做奴隶出卖后，不久便在美国和古巴领导奴隶起义跟奴隶主进行斗争。道格拉斯的第一部自传（1845）则不仅揭露了奴隶主的贪婪、监工的残忍、奴隶的苦难，同时也展现了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状况。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表明美国黑人文学已经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867年加拿大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土，法国移民聚居的魁北克省参加联邦政府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加拿大法语地区第一位民族诗人奥克塔夫·克雷齐玛（1827—1879），其名著《加拿大老兵之歌》（1855），充满热爱民族、家乡的强烈感情。以英语写作的查尔斯·桑斯特（1822—1893）的诗歌《圣劳伦斯河与萨格奈河》（1856）也对加拿大的自然风光热烈赞颂。它们都体现了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推动了民族文学的发展。
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从而使具浪漫主义因素的民族文学也获得较大发展。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描写在革命运动中一对青年爱情悲剧的小说《玛利亚》（1867），因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和浓郁的拉丁美洲情调，被誉为“美洲之诗”。巴西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的长诗《廷比拉人》（1857），因动人心魄地描写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使作者获得“民族诗人”的荣誉。墨西哥作家谢拉·门德斯（1848—1912）的《浪漫小说集》（1868—1871）抒发对祖国绮丽风光的热爱；阿根廷诗人伊阿里奥·阿斯卡苏比的史诗《桑托斯·维加》（1860）展现阿根廷乡村风土人情。这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节 司汤达及其《红与黑》
一、生平与创作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律师世家，母亲早逝，由信仰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成人。他自幼兴趣广泛，酷爱数学和文学，对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及莎士比亚的诗歌爱不释手。
司汤达生活在法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大动荡时代。他年轻时曾参加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感受到了意大利人民摆脱奥地利殖民统治和欢迎法国革命军队的热烈气氛；1812年还曾随军远征俄国，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和法军的惨败。王权复辟时代他被迫侨居意大利，开始用笔名发表《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文艺性著作。因跟拜伦一道热情支持意大利爱国民族解放运动，1821年他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他仍旧持激烈反波旁王朝的政治立场，文学上积极提倡重在对社会进行批判的现实主义道路，发表了讽刺工商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1827）、歌颂意大利烧炭党人为祖国自由而誓死战斗的著名短篇小说《法利娜·法尼尼》（1827），接着又发表了被称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宣言书的著名论文《拉辛与莎士比亚》和被誉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作的长篇小说《红与黑》。
1830年七月革命后，司汤达郁郁不得志，在教会管辖下的一个意大利海滨小城当领事，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作品主要有揭露资产阶级政治丑态和七月王朝政府对人民敲诈勒索的长篇小说《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娄凡》，1834年开始创作，未完成）、抨击专制统治的残暴和揭露“神圣同盟”统治下宫廷的阴谋与斗争的长篇小说《帕尔玛修道院》（1839）以及《一个旅行者的回忆》（1838）和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1839）等。
1842年3月22日，司汤达因中风死于巴黎。他的作品虽然受到了歌德、巴尔扎克等名家的赞扬，高尔基更把他称作“天才艺术家”和“形式的巨匠”，但他生前却不被人重视，大部分作品都靠后人收集出版。直到19世纪后期，西方才形成“司汤达研究热”和“《红与黑》研究热”。
二、《红与黑》
司汤达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红与黑》素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何谓红与黑？对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一说红代表热情，黑代表阴谋；一说红代表革命，黑代表反动。其实，从小说所要表达的社会内容——描写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政府带给法国的风气和小说主人公先想从军，后投靠教会和权贵的生活历程看，红象征军队（当时法国军服是红色），黑象征教会（教士的教袍是黑色），红与黑即象征主人公的生活道路：拿破仑时期可以从军仕进，复辟时期只能投靠教会发展。
小说的主体情节是描写主人公索黑尔·于连在复辟王朝最后几年里的个人奋斗经历。于连是小城维立叶尔一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自幼体质单薄，但聪明漂亮、博闻强记。他在充满狡诈、贪婪和“财利氛围”的环境中生活，又在崇拜拿破仑业绩和向往启蒙思想的精神条件下成长。因此，他灵魂深处不但充满着对拿破仑的崇拜和对卢梭的向往，同时也充满着“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的决心。但在复辟时代，他看到拿破仑道路和卢梭理想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而教会的神父却拥有无上权势，主教甚至可拿到三倍于拿破仑手下大将的收入。于是，他决计放弃穿红色将军服的幻想，转而去争当穿黑色道袍的主教。他收藏起心爱的有关拿破仑和卢梭的书籍，把虚伪奉为自己的奋斗导师，日夜攻读他十分讨厌的拉丁文，把一部他认为毫无价值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决心投靠教会以闯出一条飞黄腾达的路来。为摆脱野蛮贪婪的家庭，他先应聘到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跟市长夫人的私情暴露后，又揣着西朗神父的介绍信进入人间地狱般的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并很快用假虔诚和超凡记忆力博得院长彼拉神父的信赖，当上了神学课辅导教师。但正当他幻想“在未来的神父中，我将是一个主教”时，彼拉因教会内派系斗争被迫辞职，他又只好经彼拉介绍到首都巴黎给顽固的保皇党首脑德·拉·木尔侯爵当秘书。在这里，他一方面用假装的恭顺，废寝忘食地为木尔侯爵工作，包括不顾生命危险到英国去传送反革命秘密会议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利用侯爵女儿玛特儿的浪漫幻想和虚荣心，用假装冷漠和给别的女人写假情书的方法去“征服”和巩固玛特儿的“爱情”。然而，当他从侯爵那儿取得贵族头衔、骑兵中尉委任状和大量钱财、领地，正盘算着成为侯爵女婿和“三十岁当上司令”时，维立叶尔的贵族和教会却诱使德·瑞那夫人给侯爵写了关于他品行的“揭发信”，侯爵于是收回全部许诺。于连绝望之下，匆匆跑回维立叶尔城向正在祈祷的德·瑞那夫人开了两枪，而自己则被投入监狱，引颈就戮。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索黑尔·于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于连是丹东，于连是革命”；有人说于连的斗争是一个“平民对富有者、特权者的阶级斗争”；还有人说，于连“集中概括了当时小资产青年的命运”。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对人物性格的人为拔高。因为从上述情节中可以看到，于连从锯木厂到市长家，从市长家到神学院，再从神学院到木尔侯爵府，走的是一条从想穿红色将军服，到争穿黑色主教袍，再到争当王朝大贵人女婿的道路。他追求的主要是个人的名誉、地位和金钱，采用的也主要是假虔诚、假恭顺和假态度。这并非革命者的所作所为，也并无革命者的气质和抱负，连满脑子充满浪漫幻想的玛特儿也看出他“不是狼，而只是狼的影子”。开始时，我们看到于连对特权阶级确有来自平民阶级的敌对情绪：公开顶撞市长、骂资产阶级新贵瓦列诺是“社会蠢贼”、骂他们的钱财是“污秽的财富”。为了维护平民的尊严，避免“有人耻笑做家庭教师的低贱”，他不但不肯接受市长夫人的馈赠，反而蓄意跟她谈情说爱。后来，在法庭上我们看到他也曾有这样的慷慨陈词：“先生们，我没有荣耀，不属于你们那个阶级……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许多人也愿意借惩罚我来惩罚那些出身微贱，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说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在牢房里，我们还曾听到他有这样的呼喊：“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这一切能构成“一个平民对富有者、特权者的阶级斗争”吗？显然也不能。因为他开始时对特权阶级的敌对情绪，与其说是阶级斗争，不如说是平民对特权阶级的自发的反感或抗议，且这点反感或抗议，还在市长家里时就很快消退了。他开始赞扬市长“心地善良”，敬慕市长夫人“灵魂崇高”，为不得不跟市长夫人分离而在内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至于他的法庭陈词和监牢呼喊，从于连所处情况看，更多的也只是他临死前对那个他挤不进去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森严壁垒的洞见和对特权阶级的社会本质的领悟，跟阶级斗争仍难同日而语。在于连所生活的那个阶级斗争激烈、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时代，他不愿老死乡下当木匠，又不能挺身参加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是以出人头地为目的，以伪装手段向上爬，结果功亏一篑，被特权社会一脚踢出来上了断头台。这也不能说是“集中概括了当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而只是当时那些具有个人野心的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艺术写照。
总之，于连虽因出身平民和崇拜拿破仑与卢梭而具有一定的反叛、抗议情绪，但敲诈贪婪、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阴森恐怖、尔虞我诈的贝尚松神学院，特别是“阴谋与伪善中心”的巴黎对他的熏陶影响，却使他更多地具有追求名利的野心和不择手段向上爬的行径。准确地说，他只是复辟时代兼有反抗与妥协投降性格，但主体特征却是为追逐名利而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典型。他的悲剧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或时代的悲剧。这个悲剧表明复辟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何等卑鄙、凶残，他们所树立的阶级壁垒又是何等分明、森严。他们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为镇压革命却一致同意引进外国军队。他们可以“赏识”平民才干，也需要利用平民才干，但却决不容许平民跨进他们的阶级营垒。而于连的结局则清楚地表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在当时是根本行不通的。
于连形象如此。那么，《红与黑》又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对人物形象的拔高，势必要导致对小说主题思想的拔高。有人认为《红与黑》的“中心主题是阶级斗争”，有人认为“全书的基本冲突是复辟与反复辟”。这些看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小说通过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广泛展现了七月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政治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丑恶嘴脸。它不但描写了贵族阶级的骄奢专横、教会僧侣的虚伪奸诈和大资产阶级的卑鄙庸俗，同时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势力不可遏止的增长和大革命即将来临时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它不但描写了贵族、僧侣和大资产阶级间既勾结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同时也着力描写了他们对革命的惶惑恐惧和垂死挣扎。但这一切，在小说中都只是作为于连个人奋斗的社会背景而被展现出来的。它既没有正面描写社会各阶级间的武力或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也没有直接描写复辟势力与反复辟势力间的生死搏斗，甚至作为社会阶级斗争或反复辟斗争的主力军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小说不是很少涉及，便是根本没写到。小说描写的中心，始终是于连的个人奋斗，小说展现的情节主要是于连跟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恋爱”追逐。小说所展示的冲突，也主要是于连跟市长、神学院和木尔侯爵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把小说的基本主题说成是阶级斗争或复辟与反复辟冲突，显然是对小说基本主题的夸大，或把时代的政治问题当成了小说的中心内容。准确地说，《红与黑》的基本主题，应该是通过于连的个人奋斗，广泛展现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充满复杂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深刻揭露贵族、僧侣和大资产阶级的种种丑恶面貌。
《红与黑》的突出艺术特色，是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形象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小说展示了唯利是图的维立叶尔、阴森恐怖的贝尚松神学院和“阴谋与伪善中心”的巴黎这三个典型环境，让于连先后在这三个典型环境中受熏陶感染，从而逐步形成了于连这种为争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典型性格。小说写于连当家庭教师时的警戒心理，写他站在高山上看雄鹰飞翔时的向往心理，写他把玛特儿当“恶魔来征服”时的骄傲心理，以及第一次当众偷握德·瑞那夫人的手和持枪半夜到玛特儿卧室跟她幽会时的紧张心理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典范。
第三节 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
一、生平与创作
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作品中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大师”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生活在法国最激烈动荡的历史年代，直接感受到了1799年到1814年拿破仑专政的时代波涛，亲身经历了1815年到1830年的王政复辟和1830年到1848年的七月王朝统治，还耳闻目睹了1832年、1834年和1848年的历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因此，他不仅能形象具体地理解封建阶级的挣扎与毁灭，认清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卑鄙与丑恶，同时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斗争。此外，他那曲折沉浮的经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对他深入认识和表现生活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图尔市的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农民。父亲原也是农民，因识字且能写会算，又善于钻营投机，后来当上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粮处官员和图尔市副市长，还跟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结了婚，成了富裕的资产者。1814年巴尔扎克跟父亲来到巴黎，被安排进法科学校学法律。但从小酷爱文学的巴尔扎克却总去巴黎大学旁听文学讲座，毕业后更违背父母要他当律师的意愿，选择了艰难困苦的文学创作的道路。1819年8月，他在几乎跟父母闹翻、只有极少生活资助费的情况下，毅然搬进贫民区的公寓阁楼，开始了他一面拼命读书、一面拼命写作的创作生涯。他开始写悲剧，接着又写志怪、浪漫小说。这一切遭失败后，他又涉足商业，借钱搞出版印刷和筹资去非洲开采已废弃的银矿，处处受人欺诈、愚弄，以致债台高筑，终生困窘。直到1829年，他在大量阅读历史文献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反映共和军镇压保皇党叛乱的长篇小说《朱安党》后，才走上了辉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1829年到1848年，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接连不断地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大量论文、随笔、书信。他经常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还经常到被描写事物的发生地去进行调查访问，对自己的书稿也总是精益求精地不断修改，以致有时付出的排版赔偿费比拿到的稿费还要多。他还在自己简陋住所的墙壁上挂了一尊拿破仑小像，下面用硬纸片写着自己用文学征服世界的豪壮座右铭：“彼以剑锋所未竟之事业，我将以笔锋竟之。”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损害了他的健康，1850年8月，年仅51岁的巴尔扎克便因心脏病去世。在巴黎几乎倾城出动的巴尔扎克送葬集会上，著名作家雨果高度赞扬巴尔扎克的伟大成就，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熠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作为一个出身中产阶级，生活在复杂矛盾的时代，又长期在社会上挣扎沉浮的作家，巴尔扎克的政治观必然是复杂矛盾的。他是启蒙学派的信徒，钻研过费尔巴哈的著作，接受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共和主义也颇为信奉。但同时，他又对“贵族美德”和宗教感情十分推崇，对星相占卜、扶乩求神饶有兴趣，甚至宣布“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人间喜剧〉前言》）。他痛恨金融资产阶级专政，揭露贵族阶级的腐朽无能，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但对重在中央集权和发展实业的君主立宪政体又长期向往，对贵族阶级的历史衰亡又始终同情，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则一直缺乏足够认识。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文艺观是十分深刻精湛的。他不但强调文学描写的真实性，而且主张以“再现自然”代替19世纪前统治欧洲文坛的“模仿自然”。他不但主张文学的典型性，而且要求文学展现偶然与必然或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他不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且把分析社会和评判历史当作作家的神圣职责。总之，他的理论主张，不但深刻系统地表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倡导的艺术原则，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同代人。
巴尔扎克把自己的作品总名为《人间喜剧》，立意是要完成一部描写19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把《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其中的“风俗研究”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部分，原计划写140多部小说，描写四五千个人物。最后完成的长、中、短篇小说也多达96部，人物超过2 000个。在这里，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作品中心图画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和贵族阶级的衰落，兴起的主要手段是诈骗逼攻、巧取豪夺，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懒惰、无能和贫困，基本动力是金钱的作用。在长篇小说《古物陈列室》（1838）中，我们看到，一个有着1 300多年历史的贵族世家德斯格里昂侯爵，因完全不谙世故，在资产阶级逼攻下，成为一个徒具陈列价值的古物。在长篇小说《农民》（1844）中，我们看到，在巴黎有显贵亲戚、省里有高官密友的装甲骑兵司令蒙戈奈伯爵，在资产者里谷、高贝丹、苏德利用仇恨、恐怖和阴谋构成的“犀利三角形”包围中，完全成了无能为力的“海狸”，只好无条件放弃艾各庄逃回巴黎。在长篇小说《高老头》（1834）、中篇小说《弃妇》（1832）中，我们还看到，蒲高涅王室的最后一个女儿鲍赛昂子爵夫人，只因缺乏资产阶级小姐的万贯家财，便一再被情夫抛弃，最后只得跳河自尽。在中篇小说《高利贷者》（1830）中，我们看到刻意盘剥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自称是“人类命运的主宰”。在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一个靠投机暴富的资产者葛朗台老头的一言一行，“都成了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在中篇小说《纽沁根银行》（1837）中，坑蒙诈骗的银行家纽沁根实际上主宰着社会的经济命脉。在长篇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中，巧取豪夺、乘人之危的金融寡头格来兄弟，俨然是国家的无冕帝王。在这个群魔乱舞、虎狼登堂的社会里，我们眼前所出现的，都是金钱至上和金钱统治的罪恶。在这里，不但名誉靠金钱、婚姻靠金钱、地位靠金钱，就连自由职业和精神产品也统统都成了金钱买卖的商品。长篇小说《幻灭》（1837—1843）的主人公吕西安刚进新闻界时，“到一处诧异一处”。他看到“样样要抽税，样样要卖钱，样样能制造”。报界更简直是“黑暗的地狱”和“贩卖思想的妓院”。为了钱，律师、庭长耍尽卑鄙手段（《邦斯舅舅》，1847），邻里、同乡竞相告密谋杀（《高老头》）；妻子否认、诬陷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丈夫活活折磨死自己的妻子（《欧也妮·葛朗台》）；父亲断送女儿终身（《欧也妮·葛朗台》）；女儿把父亲活活逼死（《高老头》），等等。这正像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所说的那样，“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多么坏，你总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此外，《人间喜剧》还用不少篇幅描写了中小资产阶级的遭遇（如《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的赛查·皮罗多）、下层神职人员的处境（如《都尔的本堂神甫》中的脱罗培）、知识青年的个人奋斗（如《幻灭》中的吕西安）及人民大众的高尚品格（如《无神论者做弥撒》中的挑水夫布尔查、《卡迪夫王妃的秘密》中的共和党人克雷斯蒂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艺术上，《人间喜剧》也充分展现了巴尔扎克所倡导或独具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及人物串篇再现、纵横对比和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
二、《高老头》
长篇小说《高老头》，无论在展现《人间喜剧》的中心图画，还是表现作者的艺术特征方面，都堪称巴尔扎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小说以巴黎塞纳河两岸下层阶级居住的拉丁区和上层阶级居住的圣日耳曼区为活动舞台，以面粉商高里奥被女儿逼死和大学生拉思蒂涅被社会腐化为主要情节，着力描写了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阶级日甚一日的冲击，集中揭露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金钱对人的罪恶腐蚀作用。
小说的中心人物拉思蒂涅，原是在闭塞而淳朴的外省庄园中长大的破落贵族青年。他来巴黎上学时，原想“清清白白地用功”，靠辛勤劳动出人头地。但到巴黎后不久，他的“内地人的观念”便动摇了。因为他在拉丁区伏盖公寓里看到和听到的尽是赤裸裸的贪婪利己、巧取豪夺：房东伏盖太太完全视房客钱包的鼓胀程度决定自己的好恶态度，老姑娘米诺旭为3 000法郎赏金甘当警察密探，泰伊番小姐因不讨父亲欢心便被逐出家门，伏脱冷为得到20万法郎酬金便打算去杀死银行家泰伊番的独子。而伏脱冷给他上的“人生课”竟是“人生跟厨房一样腥臭，你要爬上去就别怕弄脏手”；“扒窃一件小东西，你会被人牵到广场上示众，偷上100万，社会反会说你大贤大德”；“你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疫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毫无用处”。因拉思蒂涅的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故拉思蒂涅也经常出入上层阶级居住的圣日耳曼区。他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也同样是贪婪利己、巧取豪夺，只是表现形式较文雅而实际内容更卑劣：银行家纽沁根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雷斯多纵使妻子大找情夫、恣意享乐，为的是抓住把柄，便于鲸吞妻子财产。阿瞿达侯爵为了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便不顾一切，毅然抛弃鲍赛昂子爵夫人。高里奥的两个女儿——纽沁根夫人但斐纳和雷斯多夫人阿那斯泰齐——为过奢侈生活，更轮流把父亲榨干、逼死。还有，鲍赛昂子爵夫人给拉思蒂涅上的“人生课”，更是“社会不过是骗子和傻子的集团。你越是没心肝，便越是爬得快”。这样，拉思蒂涅在巴黎所完成的学业，便不是大学里的法律课程，而是贪婪利己、巧取豪夺的巴黎社会的“人生课”。于是，他逼家里挤出最后一点财产，把自己装扮起来，进出上流社会，追逐纽沁根夫人，并在集资埋葬了高老头的同时，“埋葬了年轻人的最后一滴眼泪”，“欲火炎炎地”跳进巴黎社会，开始了他那不择手段大肆掠夺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罪恶生涯。
不过作为巴尔扎克惯有的串篇人物，拉思蒂涅在本篇中尚属形成期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那不择手段大肆掠夺的掠夺者面目，要到往后的生活历程中才得以充分展现。在《纽沁根银行》中，我们看到他帮纽沁根搞假倒闭，一下子便赚了30万法郎。在《幻灭》中他已成了大发横财的经纪人。在《贝姨》中，他更成了财政部次长。
跟拉思蒂涅同为资产阶级掠夺者的人物，在小说中，除纽沁根外，还有着墨不多的罪犯伏脱冷。他跟拉思蒂涅虽同为巴尔扎克笔下的串篇人物，但跟拉思蒂涅不同，他更凶悍、粗壮，对社会更了如指掌，其掠夺手段也更凶狠残忍，属赤裸裸的资产阶级血腥掠夺者的典型。本篇中他尚属在逃的罪犯，但到《幻灭》中他便成了坐地分赃的埃雷拉神父，而在《交际花盛衰记》中，他更成了巴黎警察厅的保安警察队队长。巴尔扎克认为伏脱冷这种恶魔似的血腥掠夺者，复辟时期尚处萌芽状态，要到七月王朝时期才完全成熟。
与资产阶级掠夺者休戚相关，小说还着意描写了高里奥老头的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那斯泰齐这两个资产阶级荡妇的形象。她俩出嫁时，靠饥荒暴富的高里奥各给了她们80万法郎的陪嫁。但斐纳当了纽沁根夫人，阿那斯泰齐当了雷斯多夫人。起初她们对父亲还颇为奉承，但随着高里奥结业退休后钱财的日益减少，她们对父亲的态度也日益变化，先是态度冷淡，接着是拒绝父亲上门。可当她俩浪荡挥霍钱不够用时，又不断到破败的伏盖公寓来榨取父亲的钱财。姐妹俩竞相下手，你争我夺，连父亲的结婚纪念物和终身养老金也不放过。父亲被逼得中了风，她们一点也不管。父亲临终前呼天抢地地渴望见见女儿，她俩不但都推辞不去，反用从父亲那儿榨来的最后一笔钱盛装艳服地“踩着父亲的尸体”去参加舞会。高里奥死后，她俩不仅都不负责殡葬，甚至送葬行列里出现的也只是两辆她们家“有爵徽的空车”。这一切，组成小说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两个女儿活活逼死父亲。这个情节最鲜明集中地表现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豺狼本质。
作为一个靠囤积居奇、发困难财而暴发的人，高里奥本也是资产阶级掠夺者，但小说却只着力描写他对女儿的极端痴爱，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
跟飞黄腾达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成鲜明的对比，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小说刻意描写的在金钱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典型。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圣日耳曼区最有诗意的人物”，巴黎社交界的首领，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她曾骄傲地宣称，资产阶级妇女为了能踏进她的客厅，“就是舔干路上的尘土也愿意”。可是，爵徽抵不过金钱，排场掩不住困窘。她的情夫阿瞿达侯爵，因看中资产阶级暴发户洛希斐特小姐20万法郎的陪嫁，便不顾一切地抛弃了她，使她不得不流着眼泪告别巴黎到乡下隐居。作为串篇人物，巴尔扎克在另一篇小说《弃妇》中，接着写她在乡下跟慕名前来的卡斯顿男爵相爱。可是，卡斯顿男爵又仅因看中了资产阶级小姐罗地埃尔的四万法郎陪嫁，再次抛弃了她，使她只好跳河自杀。鲍赛昂子爵夫人形象，最典型地表现了贵族阶级的历史衰亡——“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
小说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断：“……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详尽逼真地一一描写城市风貌、房屋摆设、言行举止、心理状态，连穿衣柜上玻璃的厚度都要写明，其细节的真实程度简直跟照相相似。主人公拉思蒂涅在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区往来活动，很快从一个淳朴正直的青年堕落成资产阶级掠夺者，这也正是最准确意义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上下两熔炉，合铸一性格的体现。此外，串篇人物的广泛运用、肖像描写的精彩传神，以及性格化的人物对话等，都鲜明体现了巴尔扎克惯用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特征。
第四节 福楼拜及其《包法利夫人》
一、生平与创作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比司汤达、巴尔扎克稍晚的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卢昂市的一个外科医生家庭，19岁去巴黎学法律，后转学医。1845年父亲病逝后，回到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居住，靠丰厚遗产专业从事写作，终生未娶。福楼拜的早期创作富浪漫色彩，《狂人回忆》（1838）、《十一月》（1842）、《圣安东的诱惑》（1849）等都把虚构的幻想当成“诗一般的现实”，且充满悲观神秘因素。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使福楼拜从幻想中警醒过来，从此走上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创作了被誉为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现实主义画卷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6）、描写迦太基统帅汉密迦的女儿萨朗波跟起义军首领马托恋爱悲剧的历史小说《萨朗波》（1862）和揭露污秽淫靡的资本主义社会风气及其如何使青年主人公毛诺终生卑微庸碌无力自拔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1869）。这三部小说，集中体现了福楼拜所奉行的绝对冷静客观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创作原则，震动了法国和整个欧洲文坛。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福楼拜因既不满资产阶级的倒行逆施，又反对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起义，思想处于惶惑矛盾状态，故作品社会意义也大为削弱。重要者只有收在短篇集《三故事》（1877）中的描写农村姑娘全福只知侍候主人的极其空虚无聊一生的《一颗纯洁的心》。
二、《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以七月王朝统治时期为时代背景，展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浪漫幻想的平民女子的悲剧一生。富裕农民卢欧的独养女儿爱玛从小丧母，又长期生活在以培养妇女进入上流社会为主旨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学会了很多虚荣谈吐，偷读了很多描写爱情的浪漫主义著作，因而整天沉溺在脱离实际的浪漫幻想中：或一心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生活，或不断追寻浪漫主义的非凡境遇。可是，她父亲却把她嫁给了一个像“人行道一样平板”的乡村医生包法利。极端的失望，使她极端地渴望“巴黎式的爱情”。在参加侯爵家舞会后不久，她便把风流场中的老手、地主罗道夫当做中世纪的骑士，很快被他诱骗成奸，当了他的情妇，为他借钱置服饰，对他日益迷恋。可是，当她提出要跟他一起私奔时，罗道夫却不辞而别，抛弃了她。这次打击并未使爱玛觉醒，相反，只使她对现有家庭生活更加厌倦，更加渴望新的浪漫生活。于是不久，当她在剧场里跟三年前认识的法律事务所见习生赖昂重逢时，她便顾不上选择地投进了这个比罗道夫更卑劣的年轻人的怀抱，不断跟他淫乐幽会，肆意放荡挥霍，以致家产耗尽，债台高筑。最后，在债主催逼勒索，而自己又求告无门，且遍遭法官猥狎、邻居奚落和情人背弃的情况下，她把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钱币送给瞎子乞丐，然后服毒自杀。
爱玛的悲剧，是对腐蚀人心的浪漫幻想的鞭挞，更是对19世纪中叶法国资本主义的浮华虚荣和冷酷虚伪的控诉。因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崇尚虚荣和注重浮华，造成了爱玛的追求浪漫幻想的性格；也是资本主义的冷酷虚伪——一次次被玩弄遗弃、一次次被勒索奚落，造成了爱玛的悲剧。此外，她所处的那个沉闷、庸俗、猥琐的环境，她周围的那些目光狭隘、自私自利、庸俗不堪、狡猾毒辣、愚蠢至极的人物——如包法利医生、罗道夫及赖昂、药剂师郝麦、高利贷者勒乐之流，也是使爱玛不可能找到别的出路和不得不沉溺其中的根本原因。作者把爱玛写成一个虽富浪漫幻想，但心地单纯善良；不满平庸生活，但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的思想品格不但不恶劣，反远远超出她所在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们之上。她完全是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福楼拜是在经过青年时期的浪漫生活之后来写此书的，因此，他说：“现在我有权利用我烧伤了的手，写下那些爱情之类的花言巧语了。”这表明本书不但基于某些真人真事，且熔铸了作者本人的某些痛苦的爱情经历。
小说最鲜明地表现了福楼拜所奉行的绝对冷静客观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创作原则。福楼拜对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要进行实地调查和精确表现。他认为任何人物和事件，都有不同于别的同类人物和事件的内外特点，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来，使读者不至于对同类人物和同类事件产生雷同感或误认。在艺术表现上，他也特别注意用字准确、精练，要求“我们无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说明它，只能用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能用一个动词；要区别它形态，只能用一个形容词”。写作《包法利夫人》时，福楼拜也跟写《萨朗波》等别的作品一样先到实地进行考察，多方收集核对材料，再经过反复酝酿、仔细推敲，然后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进行写作。因此，在《包法利夫人》中，我们看到，小说不仅把从巴黎到外省的各色各式人物的身量脸谱、举止言谈、生活习惯，全都做了一一精确的刻画；就是人物幽会的时间地点、死前的痛苦呻吟、死后的可怕面貌，也都要一一做仔细交代。以致小说出版后，小说的作者、编者和承印人，都被法院以“有伤风化”和“不道德”的罪名立案审讯。统治层更主张对之进行“严惩”。
第五节 波德莱尔及其《恶之花》
一、生平和创作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生于巴黎，父亲是个具有启蒙思想，并爱好文学艺术的高级家庭教师，母亲也受过良好教育，且笃信基督教。他在充满启蒙理性、基督精神和希腊古典文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从小便立志要做诗人。
他6岁时父亲不幸逝世，母亲改嫁给一个毫无艺术修养，只热衷名利，且行事苛刻古板的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和法国驻西班牙大使）。继父始终非难他的诗人气质，一心要他攻读法律，追求利禄，且一贯对他施行专制、高压手段，这便使波德莱尔开始对人生产生抵触。
中学时期，他目睹七月王朝对工人起义的残酷镇压，工人生活的极其悲惨以及巴黎街区的阴霾破败，使他的思想情绪变得更加沉重和忧郁。他学业优秀，才华出众，但举止古怪，常用尖刻激烈的言谈举止对学校当局表示不满，终被学校以不守纪律为由开除。
这以后，他在一所法律学校注册入学，但大部分时间却在阅读古罗马、英国及法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为显示对家庭束缚的不满和对社会虚伪道德的蔑视，他还浪迹在一群放荡不羁的文学青年之间，出入酒吧、咖啡馆，过着追欢买笑、纵情声色的浪荡生活。为此，他父母决定让他去印度加尔各答旅游，试图以此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原计划旅游一年半，可他只过了9个月便返回巴黎。印度之行，使他感受到了炽热明亮的热带风光，勾起了他对古希腊荷马时代的遐想。但回来后，家庭关系的迅速恶化，特别是七月王朝后期疯狂的拜金狂热，统治阶层的更加堕落腐化，下层群众的种种悲惨处境，使他深感启蒙理性已经崩溃，希腊文化已经泯灭，连基督教也成了资产阶级伪善的护身符和欺骗平民的麻醉剂。这一切，引起了波德莱尔极大的失望、忧郁和愤懑，几至自杀。作为一个深受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神秘主义影响的富家子弟，他虽诅咒丑恶，却又深陷假、丑、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虽向往光明，却又看不到正确的出路。于是他只好走上离经叛道，反道德、反传统的道路：带着父亲遗留的10万金法郎遗产，离开家庭，过起了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用与众不同、惊世骇俗的装束和言谈举止来表示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唾弃。遗产很快花尽后，他又只好过清贫、困苦、躲债、不被人理解，甚至遭攻击、唾骂的创作生活。
波德莱尔是在法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下登上文坛的。他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戈蒂耶为导师，醉心浪漫主义著作；同时又十分推崇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赞赏他们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但进入19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浪漫主义已成为明日黄花，现实主义的走向也开始朝照相式的记录现实倾斜。波德莱尔一方面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满是缅怀，一方面又锐志要推陈出新。即在保留浪漫主义的忧郁、怀旧、远行及向往、追寻、反抗等基本主题，实践现实主义的描绘、暴露、细节真实及典型化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情感转为精神，把描写转为寓示，把外在转为内在，并采用以具体物象表现抽象内在的象征手法。他按自己的体验和感受，一篇又一篇地写出了许多离经叛道、不同凡响的诗章。其内容多是沉溺在大都市腐朽、污秽生活中的诗人的忧郁、痛苦、挣扎、向往和无力自拔。其艺术手法是基于“应和”——“通感”理论的象征。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1857年出版的诗集《恶之花》。这种诗篇，后来被人称之为象征主义，而波德莱尔则被奉为象征主义的先驱。
在政治氛围窒息、诗坛充斥“不可阻挡的黑夜”的时代，《恶之花》的这种别开生面、离经叛道的题材、形象、思想、手法和书名，必然会受到卫道士们攻击、谩骂，甚至被法院以“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的罪名提起控诉。但有识之士却透过迷雾，看到了本质。有的说他是强有力的艺术家，有的称他是现代诗歌之父，更有人一语中的地指出“他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无独有偶，就在《恶之花》引起很大反响前后，波德莱尔终于在美国作家爱伦·坡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长期拜读、翻译爱伦·坡的作品，在爱伦·坡哀婉凄凉的诗歌、阴郁离奇的情节、骇世惊俗的风格中，他找到了长期郁结在胸中的忧郁、愤懑、孤独和憧憬。爱伦·坡加深了波德莱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恨，也增长了波德莱尔已有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倾向。
基于上述情绪，1848年2月法国爆发共和党人起义时，波德莱尔曾拿起枪参加起义斗争。但缺乏明确政治信念的波德莱尔并非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是为了“反抗社会”或“枪毙欧皮克将军”。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波德莱尔便一扫这种短暂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而一头扎进了彻底脱离政治的窠臼。
到19世纪60年代，波德莱尔的忧郁、穷困、债务更重，疾病也日益缠身，但他仍挣扎着写作了散文诗集《人造天堂》（1860）、《巴黎的忧郁》（1869）及评论集《美学管窥》（1868）和《浪漫主义艺术》（1869）等著作，后三部死后发表。
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在瘫痪了近一年后终于去世。享年仅46岁。
二、《恶之花》
诗集《恶之花》是波德莱尔思想灵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艺术的奠基石。
诗集1857年出版时，只收诗100首。1861年再版时，增为129首，以后各版又有所增补。前有序诗——《致读者》，后分六部分，依次为《忧郁与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死亡》。诗集题名《恶之花》本身便具别开生面的“神秘性和爆炸性”，可理解为精神或物质上的丑恶，经艺术家的点化，便成为具有美感的花朵——诗的“最高贵的目的”是“发掘恶中之美”；也可以理解为是生活在丑恶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诗人的追寻与向往；还可以理解为是“生活在恶之中，爱的却是善”的诗人内心表白。
《致读者》为读者打开了阅读诗集的门扉。它描绘了一幅幅黯淡邪恶的人生图景：到处都是“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到处都有“豺狼、蝎子、毒蛇”在“咆哮、爬行”。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充满“谬误、罪孽、吝啬、愚昧”却自欺自慰，不能自拔；“每天都向地狱迈进一步”，还麻木不仁，“毫无反感”。这使诗人产生了痛不欲生的“厌倦”。不过，人的灵智未灭，种种污秽、罪恶还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悲惨的命运”，人们还没完全受“恶魔牵引”，人们还在挣扎、期望。
第一部《忧郁与理想》占诗集篇幅的三分之二，集中表现了诗集的基本内容——深刻地揭示希望与失望、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表现诗人身处邪恶、满怀忧郁仍在苦苦探寻和向往光芒。开篇《祝福》便敞开了地狱的大门：诗人一出生，便被人咒为“毒蛇”，受到世人的嫉恨和虐待。第二篇《信天翁》又说诗人像从天空跌落地上的信天翁，备受人们的讥笑和鄙视。但诗人却举起虔诚的手臂，仰望“天上壮丽的宝座”，渴望“远远地飞离疾病的腐恶”去“啜饮纯洁神圣的酒浆”和“弥漫尘宇的光明”（第三篇《高翔选举》）。于是诗人进入了“象征的森林”，在万物的“应合”中想使忧郁的心灵得到片刻缓解。然而“高翔”难以持久，疾病、贫困、虚度年华、艺术沉沦等又不断涌上心头。于是诗人追求美，希图在美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诗人发现美不过是一尊冰冷的“石头”或一头徒具美丽躯体的“双头妖怪”，其“吻是春药”，其“魅力是恐怖”，它并不能丝毫“减少世界的丑恶”。于是诗人又把希望转向了爱情和“异域”，希图在肉体之爱、精神之爱和异域中获得解脱。可是，他在女伶让娜·杜瓦尔疯狂的肉体之爱中感到的只是“污秽的伟大”和“崇高的卑鄙”，看到的只是“腐烂恶臭的皮囊”。在萨巴蒂埃夫人的超脱的精神之爱中，感到的也只是缺乏物质基础的“高处不胜寒”。而充满“芳香、色彩和音响”的海岛和大陆，又显得是那么遥远和空泛。爱情、异域追求失败后，忧郁又重袭上心头。诗人感到“大地变成了一间潮湿的牢房”，白天比黑夜还要黑暗。他又像一个坠落尘世的天使，在满是爬虫的黑暗中挣扎、摸索，企图找到光明的出路。
如果说第一部主要是展示诗人内在的精神世界，那么第二部《巴黎风貌》便主要展示外在的物质世界——大都市巴黎的丑恶风貌。在这里他不像许多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那样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达官贵人，而是别开生面和满怀同情地把矛头指向在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剥削下的底层人物。诗人像清晨的太阳般“降临到城内”，期盼着“微贱人物的命运变得高贵”。但他看到的却是外表美丽与生活苦难形成鲜明对照的女乞丐；是被生活压弯了腰，“对人世充满敌意”的老人；是“在无尽的黑暗中流徙”的盲人；是流尽血汗供养富人，自己却变成了骷髅的农夫；是“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的种种凄惨景像。而到了黄昏，随着“那些被剧痛吞噬的精神舒畅，那些学者钻研竟日低头沉思，那些工人累弯了腰重拥枕席，那些阴险的魔鬼也在四周醒来”。娼妓、荡妇、骗子、小偷、赌徒又统统“在污泥浊水的城市中蠕动”。诗人即使在充满“大理石”的光明世界中入睡，醒来看到的仍是“天空正在倾泻黑暗，世界陷入麻木悲哀”，仍到处是乞丐、老人、盲人、娼妓、小偷、“揉着惺忪睡眼”的疲惫工人和“收容所深处”待毙的病人。
当诗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物质世界都深深使他忧郁、失望后，作为一个既不想摧毁这个世界，又不甘沉溺于这个世界的诗人，便只能试图用自我麻醉、放浪形骸、诅咒上帝和追求死亡等方式来寻求解脱或与之对抗了，于是，诗集接着呈现出《酒》、《恶之花》、《反抗》、《死亡》后四部。
在第三部《酒》中，诗人把酒看成是一朵“飞向上帝”的“稀世之花”或“一支充满光明和友爱的歌”，认为他可以使穷人敢于藐视第二帝国的高压，给孤独者以“希望、青春和生命”，给情侣们以“梦想天堂”。但现实很快便证实这不过是一种“醉意的幻想”或“人造的天堂”。
用自我麻醉得不到解脱，用放浪形骸又如何呢？在第四部《恶之花》中，诗人又深入到盛开着“恶之花”——充满人类罪恶并使自己沉沦的地方去探索。但在这里，他看到的也只是魔鬼化作美女在引诱人们远离上帝，走向罪恶；是充满着“有罪的爱情、奇特的狂欢、恶毒的亲吻”的身首异处的女尸；是触目惊心、令人厌恶的变态性爱；是血流如注却找不到伤口的“针毡”般的爱情；是放荡与死亡同步前进的可悲体验；是向往“鲜花”、“香桃”，看到的却是“贫瘠”、“荒沙”和“猛兽在疯狂地撕咬一具腐烂的悬尸”的旅游；是像“杀人怪物”般张开“残忍的口向这天空到处撒布我的脑、血、肉”的艺术园地。总之，诗人在这里的主要感受是“每次放荡之后，总是更感觉得自己孤独，被遗弃”。
美、爱、艺术、麻醉、放浪形骸都不能摆脱深深的忧郁，于是诗人开始反抗。反抗什么呢？不是反抗造成他的深深忧郁的社会，而是反抗那个只给人以空洞希望的上帝。在第五部《反抗》中，他指责上帝是暴君，许下的诺言一宗也没实现。他“向上帝吐出它的诅咒”，主张“把上帝扔到地上来”。同时，他还反常地把魔鬼撒旦颂赞为“最博学最俊美的天使”，“虽败志不移”的“流亡之君”，盼望能跟他在一起重返天庭。
很显然，诗人的反抗是那么脆弱无力，其盼望也十分渺茫空洞，因此，他最后只得走向死亡。在第六部《死亡》中，他感到他一生苦苦探求终归失败，看到“刽子手仍在作乐，殉道者仍在呜咽”，“欢宴仍以血来充当香料”，“百姓仍喜欢使人愚昧的鞭子”，因而认为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得到解脱和安慰。因为穷人们只有在死亡中才能终结一生的苦难，艺术家只有在死亡时头脑里才能“绽开出鲜花”。不过，在人生的旅途上，诗人还没有彻底绝望，在诗集的最后一首诗《远行》的末句中，他还发出了“到未知世界之底去发现新奇”的微弱的呼喊，尽管这“新奇”和“未知世界”是什么诗人说不明白，但毕竟还是留下了一丝希望。
概而言之，《恶之花》是一部激烈震荡的心灵搏斗史，是一幅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的反复鏖战图。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邪恶、狼豺虎豹出没的场所。诗人既不能改变它，又不甘适应它，而是在深深忧郁中呼唤着理想，身处地狱，心向天堂。
诗集在艺术上也是精深而别开生面的。波德莱尔融合古代和近代有关心理和生理现象的诸多“应和—感应”理论。在被称为“象征的宪章”的《应和》一诗中，提出“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大自然”一直在发出“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们时刻在“穿越象征的森林”。并据此把古已有之的用具体事物来表现某种抽象事物的象征（如火炬象征光明），发展为用暗示、联想、比喻表现作者暗藏在内部的思想灵魂的象征手法。
这种手法在诗集中随处可见。先以最典型的《忧郁之四》一诗为例：“低垂沉重的天空像锅盖”；“大地变成了一座潮湿的牢房，希望像一只蝙蝠在把头向腐烂的天花板乱撞”；“雨水拖着长而又长的水珠”，“宛如一座大监狱的护条”。还有“一大群卑污的蜘蛛，在我们的脑壳深处张开蛛网”。“大钟”发出“狂暴”、“可怕的吼叫”，像“无家可归的游荡鬼怪”在“呻吟哀号”。没有鼓乐的“一长列柩车”，“从我的心灵缓缓通过”。“希望”因“战败而哭泣”。“烦恼把黑旗插在我低垂的脑壳上”。像锅盖般低垂黑暗的天空，像潮湿牢房的大地，密集得像监狱护条的雨水，像游荡鬼怪在哀号的大钟，以及飞不出的蝙蝠，脑壳深处的蛛网，哭泣着的希望，插在脑上的黑旗等，都是可感知的阴沉、黑暗、窒息、沉闷、悲伤、困顿、封闭、伤心、残忍的具体事物——象征性的物象，通过联想及有关比喻，读者便十分形象、鲜明地感受到了作者那贯穿全诗集的抽象的心理状态——深深的忧郁。
再以脍炙人口的《头发》一诗为例：这首诗，先是写带“发髻”和“慵懒香气”的情人的“浓密的头发直滚到脖子上”。接着便以此为基点，描写诗人，乘着爱人“粗大发辫的浪峰”，“滚”过“海套着海的黑色大洋”，去到“颤动着炎热晴空”的“懒洋洋的亚洲”和“火辣辣的非洲”。那里，有弥漫着情人“芳香的森林”，有散发着“椰子油、柏油和麝香混合香气”的情人的“蓝色发丝”，有像“蓝宝石、珍珠”般珍贵的“又密又稠的头发”，有充满“抚爱”的“在黄金和闪光绸中行进”的船只，还有“痛饮着芳香、色彩和音响”的“风帆、桨手、桅墙和彩旗”。全诗以情人的头发为中心，又以情人头发的蜷曲、滚动、浓密和带慵懒香气为触媒，展现出一幅幅无处不跟情人头发有关的南国风貌。这一切，无疑也都是大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象征性物象，通过有关暗示和联想，读者也十分鲜明、形象地感受到了深藏在作者头脑中的抽象的心理状态——对情人的无尽思念和回忆。为此，作者在诗末，还画龙点睛地希望情人的头发能永远成为他梦境般美好回忆的触媒——“你可是令我神游的一块绿洲、令我大口吮吸回忆之酒的瓶？”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波德莱尔对象征手法的精湛运用，同时还看到了他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谨严有序、首尾衔接的诗章结构和锤字炼句、字字珠玑的语言功力——“你给了我泥土，我炼出了黄金”（诗集结束语）。
总之，诗集《恶之花》是一部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之先，开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之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用精湛的象征手法，在深刻地表现波德莱尔的思想灵魂的同时，也曲折而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它开创了象征主义文学流派，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奠定了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石。《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波德莱尔是现代文明的诗人，实在言之不过。
第六节 狄更斯及其《艰难时世》
一、生平与创作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其深刻、细腻的笔法和幽默、讽刺的风格，开创了英国文学的一代新风。
狄更斯出身贫苦。父亲是海军部门的小职员，因欠债被关进监狱。全家人为免付房租，也跟父亲一起进监狱同住。狄更斯刚满12岁便被迫辍学谋生。他在鞋油公司当过学徒，干过粘贴刷洗杂工，还曾被雇主放在橱窗里表演包装。15岁他进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接触到各类诉讼和各种人物。19岁进报界任一家报馆的驻议会记录员兼采访记者，跑遍了大街小巷，熟悉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期间，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大英博物馆勤奋读书，并开始搜集素材，进行文学创作。21岁时开始发表描写伦敦城乡风情的特写。25岁时出版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从此摆脱贫困处境，专业从事文学创作。1842年他满怀理想与期望访问美国，但美国的弱肉强食现实却使他大为失望。1844年后，他长期侨居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在文学创作之余，间或主办报纸和组织业余剧团。1870年在写作最后一部小说《爱德温·德鲁特》时，因劳累过度患脑出血去世。
狄更斯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多篇中短篇小说及许多杂文、时评和戏剧。按思想内容，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833—1841），英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受积极向上的时代风潮的影响，狄更斯这时期的作品，虽对社会持批判揭露态度，但仍保有相当的乐观信念。例如：《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通过主人公及其朋友去外地旅行的见闻揭露社会的种种不公，但力度只限于温和的幽默，且主人公及其朋友也都是些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乐善好施的慈善家。长篇小说《雾都孤儿》（1838）通过孤儿奥列佛在济贫院和伦敦盗窃集团中的非人生活揭露了济贫法的荒谬和贫民生活的苦难，但又把孤儿主人公的获救希望寄托在好心资产者勃朗罗的无私帮助和突然获得大笔遗产上。长篇小说《尼古拉·尼古贝》（1838—1839）一方面通过教员尼古拉的所见所闻揭露英国教育制度的黑暗——对儿童虐待摧残，另一方面又描写银行家齐里布尔兄弟“善良而富于同情心”，不断用自己的钱财帮助穷人。长篇小说《老古玩店》（1841）一方面通过屈兰特老头被高利贷者逼得家破人亡的惨剧，展示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崩溃的命运，另一方面又着力写害人者都没有好下场（律师布拉斯坐牢、高利贷者奎尔普自杀），而好心人最后全都过着幸福生活（屈兰特的帮工吉特娶了女仆巴巴拉、正直的狄克娶了布拉斯家小女奴，且都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
第二阶段（1842—1848），英国议会改革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暴露，宪章运动也遭统治者残酷镇压。这时，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已经深化，乐观信念已不复存在。这时期作品的批判矛头已从个别人指向整个社会，艺术风格也从温和的幽默转向严厉的嘲讽，好心的资产者也全变成了冷酷自私的资本家。但由于狄更斯持有以“仁爱”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这时期作品又强调“情感教育”，认为“仁爱”与“谅解”才是改造社会和人心的通用法宝。在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1843—1844）中，他通过老资产者安东尼跟儿子鸠纳斯的为财产而展开的生死斗争，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绝人性的金钱罪恶，但又让第三代资产者年轻的马丁·朱什尔维特在经历贫困后改变了残忍自私的性格。在中篇小说集《圣诞故事集》（1843—1848）中，他揭露了资产者史克罗奇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批判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种种自由竞争、功利主义学说，但又幻想资产者能皈依基督精神，变冷酷为仁爱。在长篇小说《董贝父子》（1848）中，他更精心塑造了董贝这个冷酷、傲慢、扼杀人性和唯利是图的英国商业资本家典型，并通过董贝的言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的种种固有矛盾。但当董贝公司破产后，小说又描写董贝在被弃女儿芙洛伦斯的温情感化下，重新获得善良人性，过上了幸福充实的晚年生活。
第三阶段（1849—1865），宪章运动已经衰落，欧洲的革命运动也相继失败。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使英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各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甚嚣尘上。但表面繁荣挡不了固有的经济危机，辩解学说也遮不住日趋腐败的社会风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和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时期狄更斯尽管仍高举“仁爱”、“谅解”的旗帜，但他的创作却达到前所未有的批判揭露的广度与深度。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孤儿主人公的结局尽管仍是苦尽甘来，但通过主人公在继父家、寄宿学校、工厂和律师事务所的种种遭遇，小说展示了一幅广阔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画面，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司法界的黑暗和欺诈。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1853）中，作者不但用焚烧的大火象征资本主义的崩溃，还通过庄迪斯遗产案的描写，把揭露矛头指向敲诈勒索的英国司法制度和腐败行贿的英国议会。在长篇小说《小杜丽》（1857）中，小杜丽一家尽管仍靠巨额遗产获救，但文中通过对马西夏负债人监狱的描写，十分生动地揭示了英国监狱的摧残身心，统治者的冷酷利己、贪婪成性，甚至把英国官僚政治缩影为像蚂蟥般吮吸人民血汗的“繁文缛节”。在长篇小说代表作《艰难时世》（1854）和《双城记》（1859）中，作者更进而从劳资矛盾和历史殷鉴的角度去批判揭露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19世纪50年代伦敦建筑工人的两次大罢工及爱尔兰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使狄更斯深感英国社会的表面繁荣包藏着险象四伏的危机，甚至跟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是这样相像”。为了避免“可怕的大火”重演，狄更斯特写了《双城记》这本“殷鉴”性的小说。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巴黎、伦敦两城市为舞台，以法国医生梅尼特和平民革命者得伐石太太的遭遇为主线，深刻表现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残暴和人民革命的动因与伟力。厄弗里蒙地侯爵坚持“镇压是唯一不朽的哲学”。为求一时游兴，他可以乘马车朝人群横冲直撞；为逞一时淫乐，他折磨死美丽农妇的丈夫、杀死其弟弟，还把敢于仗义执言的梅尼特医生关进巴士底监狱18年。而不堪贵族压榨的人民，先是默默为贵族准备“囚车”和“绞刑架”，接着便燃起惊天动地的革命烈火，攻破巴士底监狱，杀死封建贵族，推翻专制统治。但在正确描写这一切的同时，狄更斯又把革命运动形容成毁灭性的暴乱，把革命领袖（被害农夫的妹妹）写成失去理性的复仇狂人，并用梅尼特“对杀人者和被杀者同样实施手术”和卡尔登因热爱路茜便甘愿代替路茜的无辜丈夫查理斯·代尔那上断头台的情节，来宣扬“爱比恨有力得多”的仁爱思想。到19世纪60年代，狄更斯越来越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积弊重重，难用“仁爱”、“谅解”来调和，但也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出路。因此，在这时期所写的长篇小说《伟大的期望》（1861）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中，一方面通过主人公匹普从淳朴青年变成冷酷势利者和哈尔蒙因遗产险遭暗害的情节，深刻揭露金钱的罪恶作用，一方面又不得不让主人公或改邪归正，或化险为夷，并最终都意外地获得圆满结局。
总之，狄更斯的作品，始终贯穿着深切同情人民疾苦和无情揭露社会罪恶的主线。但作为一个反对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狄更斯在作品中又一直主张和平改良，幻想用好心、温情、仁爱、谅解来改造人心和改良社会。
二、《艰难时世》
1832年的议会改革，确立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使英国很快成为世界上“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随着劳资矛盾的日益加剧，19世纪30年代中到40年代末，英国先后掀起了三次宪章运动高潮。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便是对这场运动的直接反映。
小说有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是工厂主庞得贝跟工人的矛盾斗争，一是退休五金批发商兼国会议员葛雷梗的“事实哲学”实践。
一开始，小说就展示出一幅以焦煤镇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到处是红砖搭砌的简陋住房，泥泞狭窄的街道以及被滚滚浓烟熏黑了的天空、房屋和人的面孔。工人们在浓烟和类似“发狂的大象”的机器旁做牛做马，精疲力竭，仍难维持温饱。而资本家却锦衣玉食，坐在敞亮明净的办公室里颐指气使。
在这种环境中，小说描绘了被实业界称作“硬头皮”、“铁拳头”的工厂主庞得贝的典型形象。他在焦煤镇开纺织厂，把工人当做干活的“人手”或“会说话的工具”，只顾拼命压榨他们的血汗而不顾其死活。当工人们不堪压榨，组织工会起来斗争时，他便一方面编造什么煤烟最有利于肺部健康、他是孤儿出身以及只要勤劳刻苦人人都能发财致富的谎言来愚弄和欺骗工人；另一方面又使用收买工贼、安排内奸乃至开除工作等卑鄙手段对工人进行离间和施以高压。为使自己的孤儿身世的谎言不败露，他竟丧心病狂地不准自己的生身母亲在焦煤镇露面。总之，庞得贝专横而又狡诈，虚伪而又冷酷，正是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典型写照。不过，出于反对以暴抗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狄更斯虽同情工人的遭遇，也理解工人斗争的原因——争取起码的生存权，但却不能理解工人斗争的历史意义，反对有组织的宪章运动，主张用“仁爱”、“谅解”来感化资产阶级和调和阶级矛盾。因此，小说在描写工人们忍无可忍组织起来开展正义斗争的同时，又把从伦敦来的工会活动家斯拉克布瑞其形容成夸夸其谈、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把工人斗争写成是盲目骚动。同时还刻意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但却以德报怨的老工人斯蒂芬的形象，写他身心都遭到极大损害却既不参加工会斗争，也不愿当资本家的内奸，而是规劝庞得贝收敛淫威，以免激出更大事变。当他被庞得贝诬做盗贼、开除工作，失足掉进矿井中摔死时，小说还用极其高昂的热情，赞颂他“通过谦虚、悲哀和饶恕”，“找到了穷人们的上帝”和“救世主的安息所”。
小说的另一主人公退休五金商兼国会议员葛雷梗，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的实践家。他认为世间万物的唯一中心是根据“现有数字和精确统计”得出的体现“现金买卖关系”的“事实”，其他一切都是“无谓的空想”。为此，他经常在自己口袋里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以便随时准确计算出“人性任何部分”的分量及它在现金交易中的作用。对其家庭成员，他也同样只准他们承认和接受跟现金买卖有关的既定“事实”，不准他们有任何人性的追求。结果，他的家庭完全淹没在金钱买卖的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妻子如同行尸走肉，女儿露易莎被迫嫁给比自己大30岁的庞得贝，生活苦闷，神经错乱，儿子汤姆缺乏任何道德观念，酗酒放荡，胡作非为，走上了盗窃银行的犯罪道路。就连他精心培养的高材生毕周，也只是个极端冷酷自私的恶棍和工贼。总之，小说以大量事实表现了作为曼彻斯特学派功利主义理论集中体现的“葛雷梗哲学”的荒谬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恶果。至于小说末尾写葛雷梗在充满“人性光辉”的马戏团小丑的女儿西丝的感化下悔悟，则同样是作家惯有的用“信心、希望和仁爱”来改造人心的表现。这种表现，显然违反了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
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贡献，是描绘了焦煤镇这个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和塑造了庞得贝这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在描绘焦煤镇这个典型环境时，小说着重描绘滚滚浓烟、狭窄街道、昏暗路灯、乌黑面孔、疲惫神态等典型的真实细节。在塑造庞得贝这个典型人物时，小说还交替运用了无情揭露与幽默嘲讽的艺术手法。此外，漫画式的人物肖像描写和象征性的事物本质描绘，在英国文坛上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如小说描写葛雷梗的额头、腿、肩膀都“四四方方的”，像统计数字一样准确。毕周的脸色则苍白得完全没有色素，“可能连流出来的血也是白的”。又如小说用“长蛇”来象征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紧紧缠绕，用“生番”来象征资本主义的吃人本性等，都十分生动逼真。
第七节 马克·吐温及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一、生平与创作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幽默讽刺大师。他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马克·吐温是他为纪念水手生活而取的笔名。意为“水深两（约3.6米），航船可以通过”。他生于密苏里州佛罗里达镇的一个贫穷地方法官家庭，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汉尼巴尔镇及叔叔的农场中度过童年。12岁父亲逝世后，即出外独立谋生，当过印刷所学徒、送报人、排字工、水手、领航员，还当过兵、淘过金，后来又先后在美国西部和东部的一些报馆当记者和编辑。
马克·吐温于1864年开始文学创作。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及其他》（1865）充分表现了欢快、幽默、夸张的美国西部民间文学特点，成为美国幽默文学的代表作。第二部作品旅途通讯集《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用揶揄和反讽手法，嘲笑美国资产阶级和上层宗教人物的愚昧保守、虚伪自私，更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他自己也因此被盛誉为“第一流的美国作家”和“文学上的林肯”。
不过，跟马克·吐温从新闻记者成长为文学家的生活历程相应，他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个从轻松的诙谐、幽默到辛辣的讽刺、揭露的发展过程。
1870年以前，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和旅游通讯。除上述两本集子外，还有《田纳西的新闻界》（1869）、《我怎样编辑农业报》（1870）等。这些作品尽管植根于现实生活，且对生活中的可恨、可恶、可笑现象进行了嘲笑，但主体内容仍带有较多浪漫因素，基本风格还只是轻松的诙谐和幽默。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马克·吐温的生活趋向稳定（跟大煤炭企业主的女儿奥莉薇亚结了婚，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镇买了别墅定居下来），他开始静下心来对自己亲历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认真分析。他曾目睹广大黑奴如何像牲口般被鞭打、出卖和残杀，千万个矿工如何在荒山野岭中苦熬苦斗，密西西比河两岸的破产农民如何走投无路、衣食无着。同时，也耳闻目睹了那些大农场主、大企业家、大投机商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等，如何用横行霸道、巧取豪夺、投机陷害、徇私舞弊等手段，欺压人民、盗窃国库、大发横财。这一切，逐渐在作家头脑中凝结成一幅幅生动的艺术形象，并促使他不辞辛苦地要把它们一一描写出来。因此，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吐温的作品大都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批判内容，其基本风格也从轻松的诙谐、幽默发展为辛辣的讽刺揭露。例如：短篇小说《竞选州长》（1870）借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无端攻击诬蔑正直的独立党候选人的讽刺情节，深刻揭露了美国自由选举的虚伪本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3，与华纳合著），把19世纪五六十年代表面繁荣的所谓美国“黄金时代”，讽刺为徒有其表的“镀金时代”，并通过小公务员霍金斯一家的生活，广泛展现了当时美国政界、财界、商界、法律界、新闻界为追逐金钱而表现出来的种种投机狂热、贪赃枉法和卑鄙伎俩。《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这一对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中优秀作品的姐妹篇长篇小说，通过小主人公汤姆和哈克贝利不满小市民生活和追求自由的冒险经历，对陈腐、死板的小市民生活和蓄奴制罪恶进行了深刻揭露。长篇小说《王子与贫儿》（1881）则通过一个贫苦儿童汤姆跟一个富贵王子爱德华交换社会地位的童话故事，在展现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艰难困苦、统治阶级生活极端奢侈豪华的同时，进一步表现了人人生来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环境地位决定人物性格的唯物主义观念。
19世纪90年代后，马克·吐温一方面在小说中继续深化其辛辣讽刺风格和民主唯物思想，写出了颇负盛名的讽刺金钱万能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1893）和为了追逐金钱伪君子们个个丑态毕露的《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900），出版了批判“白人优胜论”和论证白人黑人并非天生有异的长篇小说《傻瓜威尔逊》（1893）。一方面又在旅途随笔《赤道环行记》（1897），杂文《托钵僧和傲慢无礼的陌生人》（1902），政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1901）、《使用私刑的合众国》、《为范斯顿将军辩护》（1902）及若干讽刺小品中，愤怒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对各国人民所犯下的掠夺、欺骗和屠杀罪行。但因找不到制止社会罪恶的有效途径，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再加上爱妻和爱女不幸逝世，马克·吐温晚年逐渐被悲观绝望思想所笼罩，于1910年4月21日在孤独痛苦中与世长辞。
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度过。奔腾浩瀚的大河、烟雾迷蒙的航道、如诗如画的两岸景色，一直使他想念神往。大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特别是黑人奴隶的苦难遭遇，更使他始终密切关注。因此，他除了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密西西比河上》（1876）和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记述自己在这条河上的童年活动及水手生活外，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便立意要创作一部以密西西比河两岸的社会现实和黑奴的生活命运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为此，1882年他还专程从新奥尔良溯流而上，重新考察了密西西比河的两岸风光。然后，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来搜集整理材料。再后，才全力从事小说的创作。1884年命名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长篇小说刚一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并很快被舆论界一致公认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
小说描写白人少年哈克贝利·费恩（以下简称哈克）与中年黑奴吉姆结伴乘木筏在密西西比河上逃亡漂流，以寻找理想中的自由国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前，但实际内部却延伸到了战后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哈克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由寡妇道格拉斯和她姐姐华森小姐收养。她们对他严加管教，一心要把他培养成循规蹈矩的模范儿童和将来的体面上等人。可是哈克却厌恶死板虚伪的城市文明，感到自己“一天到晚在活受罪”，因而不断违规，不断逃学，还经常跟好友汤姆一道去河边或森林玩耍。不久，哈克的酒鬼父亲突然回来了，把哈克关进河边木屋中肆意毒打、折磨。哈克难以忍受，便驾着一只小船逃跑了。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他碰到了怕被主人华森小姐卖到南方而逃出来的中年黑奴吉姆，于是两人便结伴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逃亡，打算到传说中的不买卖黑奴的自由国土去。
沿途，他们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也碰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曾被急流冲开，又曾被轮船撞翻失散。他们曾亲历了格兰纪福家族和哈伯逊家族的残酷械斗，还曾被两个自称“公爵”、“国王”的骗子诱骗、挟持。最后，再次被骗子卖掉的吉姆，在哈克和汤姆的帮助下获救。同时华森小姐也在遗嘱中，让吉姆获得了自由。
通过哈克和吉姆的逃亡和追求，小说在详尽描写密西西比河的浩瀚风光及两岸风土人情的背景上，严厉谴责了种族歧视和蓄奴制残余的罪恶，深刻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中的种种残忍嗜斗、贫穷落后和粗俗无聊的事实。
小说主人公哈克和吉姆，是两个有着共同理想——追求自由生活，却又具有不同身份、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哈克是白人流浪儿，天真淘气、机智善良。老吉姆是逃亡农奴，忠厚耿直、诚恳慈爱。哈克出走是因为他不愿过虚伪死板的上流社会生活和不堪酒鬼父亲的毒打折磨。吉姆的逃亡是因为他不愿被卖到“地狱般”的南方，并渴望能挣钱赎出心爱的妻儿，跟他们一道过自由的生活。小说着重描写了哈克在吉姆高尚品格感染下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他俩第一次失散又重逢时，哈克还想编故事戏弄吉姆，但见他失散时那么真诚地着急，重逢时又那么由衷地高兴，便感到自己很对不起他。在漂流过程中，吉姆处处像慈父般对他关怀照顾，事事都坚持正直无私立场，使哈克逐渐对他越来越信赖、尊重，并很快把他当作“世界上最要好的朋友”。当汤姆受伤，吉姆愿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去拯救他时，哈克更感到吉姆简直是世界上品格最高尚的人。这样，当哈克帮助吉姆逃亡的行动，跟他固有的白人传统观念——帮助黑人逃跑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产生尖锐矛盾时，他便甘冒“下地狱”的风险，毅然撕掉了写给华森小姐的告发信，死心帮助吉姆逃亡。
在蓄奴制尚是美国社会制度的基础、背叛蓄奴制便是犯了背叛上帝的最大罪行的时代，小说大力颂扬奴隶的美德，着力描写白人帮助黑奴逃亡，这固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就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19世纪后期，哈克的行为也同样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时蓄奴制并未完全废除，“白人优胜论”仍在流行，三K党之类的种族残杀组织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描写哈克对吉姆人格的颂扬，和对其追求自由解放的支持，便鲜明地表现了马克·吐温对蓄奴制残余的否定和对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坚持。
总之，哈克是散发出人性光辉的白人儿童形象，吉姆是具有高尚品格的理想黑人典型。他俩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揭露了蓄奴制及其残余的罪恶，正面倡导了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
小说集中体现了马克·吐温的卓越的艺术才能。作品既用现实主义手法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密西西比河的迷人风光和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又富有浪漫主义激情地抒写了主人公向往自由解放的热切心情，还在描写家族械斗、骗子嘴脸和市民心态时表现了漫画式的夸张和尖刻的讽刺嘲弄。此外，小说情调风趣，寓庄于谐。口语化的“美国英语”既生动自然，又准确流畅。
思考题
1.试述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2.试述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
3.试述欧洲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异同。
4.比较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我国明清小说。
5.分析索黑尔·于连形象。
6.试述《红与黑》的思想、艺术特征。
7.试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中心内容。
8.分析拉思蒂涅形象。
9.《包法利夫人》在哪些方面体现了福楼拜的艺术创作原则？
10.试述《艰难时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11.试述《恶之花》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2.试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