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国五千年历史源源流长，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数不胜数，而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理想事业是既会办事，又能传教，君师合一，德业俱全。
儒家倡导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毛泽东理想中的历史风流人物，不是那样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帝王，大多数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为万世开太平”是传教人的理想，但传教之人成就功业者又极少，也就是说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毛泽东最理想的事业，是二者兼而有之，即办事兼传教。
少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诗表达了自己事业的价值取向。王船山的诗句是：“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杨昌济的诗句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毛泽东的心中，帝王的本领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万代，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毛泽东后来说“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与他的这种理想也有关。
毛泽东推崇建树大业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曹操，范仲淹，曾国藩等。他推崇秦始皇，主要着眼于其对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中的伟大贡献；推崇曹操，主要在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和文学修养诸方面；而推崇曾国藩，主要是因为曾氏以一介书生，危难之际举兵桑梓，率三湘子弟转战半个中国，卒成“同治中兴”之名将，平生著述甚丰，继承程朱道学，既会办事，又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境界。所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比较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得出的结论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
宋代人将北宋大臣韩琦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而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由于受过儒家教义的熏陶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影响，青年毛泽东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像曾国藩这样人物的“立志、修身、事功”的理学精神。但与当时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更多的是对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取政治上的批判态度，但对他的学识和才干仍是肯定的。这更反映了毛泽东的事业价值取向。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不仅是毛泽东修养心性的目标，而且也支配了毛泽东的一生。
早年，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习，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后来，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上山结交“绿林好汉”，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样，他就成了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建树大功业的豪杰。
而在他的心底，做教师是一大夙愿，直到晚年，他还设想着有一天去做大学教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泽东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毛泽东对其中三个不感兴趣，唯独“伟大的导师”除外，因为，“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他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