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期间，我对中外哲学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根据我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中国哲学史为专攻重点。这时，我也到历史系选修课程，还自学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从北大毕业，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我选择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哲学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把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成为我学术活动的基本内容。我之所以选择佛教而又矢志不移，主要考虑了以下几点：
一、从佛教的内容来看，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涉及人生、宇宙诸多方面的根本问题，内容丰富驳杂，其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
二、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来看，佛教传入我国后，在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对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习俗等都发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研究佛教，对于研究中国文化各种形态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不研究佛教，就难以全面地研究中国文化史。
三、从佛教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来看，如果从哲学层面去研究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又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背景出发去探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就既能拓宽佛教的研究领域，揭示佛教哲学思维的丰富内容，把握中国佛教思想的根本特征，提高佛教研究的学术水平，又可利用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
四、从中国佛教研究的现状来看，因为当时佛教研究被视为畏途，佛教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所以投身其间，脚踏实地，埋头研究，也许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为此，我于1962年到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中国佛学院进修了八个月。我虚心地向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位法师，以及周叔迦副院长、虞愚教授等学习佛教的历史、理论、典籍。周叔迦副院长还亲自为我拟定阅读书目，嘱我定期向他报告阅读的心得。在佛学院进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收获不少，主要是初步地掌握了佛教的历史和理论的基本知识，对僧徒的生活实践也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感受。
我以为在学术研究方面，为自己规定严格的要求和较高的目标，是推动自己深入研究的内在动力。我比较注意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和佛教思想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去揭示佛教思想家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评价他们在佛教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同时又通过佛教思想家的典型思想，凸显当时的佛教思潮和整个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我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尽可能地“竭泽而渔”，即搜集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传记等原始资料，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阅读史料时特别注意文中的哲学思想观点及其组织结构，力求较准确地体会作者的原意和精神，随时勾勒出文中的观点、见解，并记下读后的感想、疑问、评论，以便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独自看法。在此基础上，再参考阅读他人的研究成果，细心比较，取其长，补己短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撰写论文。我的第一篇佛教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新建设》（1964（3））上。随后我又研究了道安的弟子慧远，撰写了《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和《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分别在《哲学研究》和《新建设》上发表。其中《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被译成英文，载于美国的《中国的哲学研究》。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来考虑到慧远是一位着力于融合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人物，在中国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又将慧远的论文加以扩充，撰成《慧远及其佛学思想》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关于慧远，我着重考察了他由唯心主义的本无哲学向神秘的超验主义的转化，他对因果报应说的阐述和与此相关的形尽神不灭的唯心主义理论，以及他为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矛盾所做的努力，并标出儒佛合明论，进行深入分析。我还应傅伟勋、韦政通二位友人之约，撰成《法藏》一书，1991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法藏极富理论思辨，构造了一整套宇宙万物大调和的哲学体系。我着意从宇宙生成论、现象论和本体论几个方面加以阐述，揭示法藏宇宙万物圆融无碍思想的特征，指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创新气质和丰富内容。此书在台湾学术界受到好评（参见《哲学与文化》，1993（12））。
我之所以注意总结佛教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是因为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看，佛教思想也是人类认识史的宝贵财富，其中一些体现人类智慧的范畴和命题，也应当努力发掘，对于它所包含的理论思维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所以我在研究佛教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时，都把总结理论思维教训作为一个重点。
我体会，要读懂佛典，一是先要懂得佛教术语的含义，了解佛教的理路、体系和历史。二是要真正读懂佛典，它没有捷径、窍门可寻，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多读，反复地读，要设身处地地思考：佛教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论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等等，如此认真思索，深入体会，以达到真正理解为止。三是认真做一点佛典的整理工作，也许是有助于提高阅读效果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逼迫自己全神贯注地去弄懂原意，并通过动手整理，而收到非眼看口读所能收到的效果。我对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华严金师子章》进行了校释，撰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除了标点、校勘、注释以外，我还撰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评述》，系统地介绍《华严金师子章》的成书过程，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深入地解剖该书的思辨逻辑和理论实质，从现象和本体的关系、现象和现象的关系以及现象和主体的关系三个层次，分析该书的中心观念“无尽缘起”说的复杂内涵，指出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本书出版后，已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亲自撰写书评《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载《读书》，1984（9）），肯定了该书的整理方法和校释成果，认为这是校释比较成功例子，“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不单纯在于校释引用之广泛”。
1986年我的《佛教哲学》一书问世，后经扩充于1991年出版了增订本。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它列入“人文丛书”再版。如何用现代哲学论题和术语介绍佛学的基本理论，提供一本学习佛教思想的入门书，是我长期积蓄心头的愿望。我认为，佛教哲学主要是由人生观、宇宙观、伦理学和认识论等方面构成，这几个方面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为解脱论提供依据，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而人生观和伦理学又是融为一体的。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佛教宇宙观比起佛教人生观更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因而也较多地包涵和积淀了人类认识史上一些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为此，我在书中突出的是佛教宇宙观的论述，并在增订本中增添了佛教认识论的内容。我在撰写过程中，注意：1.从实际出发，力求适应现代人的需要。从佛教文献中筛选出现代一般读者应当了解的哲学思想诸层面，力求用现代汉语表述佛教哲学思想。2.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着重依据其发展轨迹，筛选其积淀着理论思维成果的主要概念、范畴、命题和论纲，依其固有的逻辑，阐释佛教哲学的思想内涵。3.实事求是的评述方法，极力排除主观好恶，淡化情感色彩，努力多做客观平实的叙述，并且着重挖掘其特殊的价值和贡献，认真揭示其失误与流弊，力求做到辩证分析，合情合理。
当我撰写《佛教哲学》的时候，就感到书的内容偏于哲理性，比较适合于学术界的需要，而对广大的读者群来说，更需要的则是对佛教做全方位立体化介绍的概论性的著作。这又使我萌发出从宗教文化实体的角度来论述佛教的构想。这样，我开始撰写《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此书于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用层次和结构的观念来理解、把握佛教。在书的“前言”中，表达了我对佛教的基本看法：“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就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尔后，我又把信仰观念分解为神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神学指侧重于追求解脱目标（如成佛、菩萨、罗汉等）和宗教修持方法的信仰学说，哲学则侧重指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理论性学说。
对于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探索，我主要是运用文化比较学的观点，着力揭示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各重要形态的联系，强调了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认为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中国佛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是主要的，为进步势力利用是次要的。佛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迎合、附会、调和、融会儒家伦理的基本特点，其伦理道德中的某些方面也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佛教在文学、艺术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消极作用，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贡献更是巨大的。以上的论断，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约自1987年以来，我开始集中研究中国佛教思想。这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画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释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以凸显其独具的异彩。撰写专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姊妹篇，即在思路和体裁方面与它近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是我长期以来的又一个心愿。经过十年来的时断时续的研究、撰写，目前已完成50多万字。我想，对中国佛教文化核心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文化，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总结中国哲学，进而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涵。我在佛学研究方面虽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还很不够。今后，我仍将继续努力，以我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可爱的人民。
[原载台北《人生》，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