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同志在《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中说：“报告文学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而要高瞻远瞩，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前面，向事物的纵深开拓，去掌握、去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这里所谓的“向事物的纵深开拓”，是道出了提高报告文学水平，追求作品的深度和容量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在小说界有不少作家提倡主题的多义性，或者叫做多主题的小说。他们有憾于过去时常把丰腴饱满的生活纳入到一个突出的主题的规范之中，而丧失了天然之态，便希图改弦更张，寻求扩充容量，更加“生活化”的途径。这种艺术追求是应该重视的。事实上，报告文学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先天条件，它与实际生活的血缘关系更加切近。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虽然同属一个“源泉”，报告文学比小说“汲取”的过程要来得更加直接、更加“自然形态”化，也就有可能“汲取”到更多虽然粗糙，却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报告文学也正靠这一特长产生魅力，吸引读者的。可惜的是，不少报告文学“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象砍断了树木的须根一样，割断了“自然形态”生活本身的盘根错节的内部联系，既不能“高瞻远瞩”，又未能“向纵深开拓”，便使作品停留在事件和人物的表象和表面价值上了。相反，如果善于对“自然形态”的生活进行纵深开掘的话，作品又会象一株枝叶扶疏的常青之树。“生活化”并不是生活的表相化，艺术概括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我们所说的“生活化”，是掌握了生活的内在联系又还生活以丰腴的本来面目的过程。
《中国姑娘》在向纵深的开拓上，是相当出色的。关于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事迹，如果孤立地看待它，看不到它与整个社会潮流，社会生活实际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其量只能写成一篇生动的体育报道。作者看到了一张“网”--由人物和事件织就的、并与整体生活交绸在一起的“网”。于是，作者虽然为作品立了“主脑”，要写出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精神；为作品立了主线，写出中国女排奋进的过程，但这没有妨碍他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扩展和开掘，寻求着排球与时代，胜负与民心，拚搏与四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里不只是球艺与意志的竞赛，不只是为振兴中华而拚搏的精神，而是包括着大量“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包含着关于祖国、人民、事业、道德、友谊、爱情、毅力、品格、理想、民族自信心等多方面的内容。与其说作者在写打球，不如说在写人生。这些丰富内容都不是作者平添上去的油彩，而是“自然形态的生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被作者开掘到了而已。阙永伍的坎坷遭际，似乎是一代名将的悲哀。她把青春和爱情一起牺牲了，这牺牲难道没有代价？曲培兰救起五百个球后，艰难地爬了起来，围观者无不落泪。这是伤心的泪，还是感奋的泪？曹慧英险些被在农村的父母“裹足”，外国人曾到我国运动员驻地来看“东亚病夫”的“三寸金莲”，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姑娘全力拚搏只落得挥动黄手绢的时候，唱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时候，难道仅仅是输了球的屈辱之感吗？这里难道没有伟大的崇高的感情在奔涌吗？“她们一代一代追求的，是祖国母亲的伟大前程啊！”由于这篇作品，运动和比赛的过程退居其次，作者全力挖掘精神财富，向纵深开拓，遂使体育的“橱窗”里，盛满了深厚活跃、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有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这种思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摘取到的某个流行概念，而是作者在生活矿藏中不懈地挖掘出来的真知灼见，是饱含生活汁液的新鲜哲理和思想。向纵深开拓，是包含着开掘这种思想的。有了它，才可能烛照素材，使之刮垢磨光，现出本色的光泽，这就需要作者具有一种“矿工精神”才行。《中国姑娘》得力于此，《癌症≠死亡》、《播鲁迅精神之火》、《继母》等，同样得力于此。《播鲁迅精神之火》也写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写了一种拚搏，也写了攀登。“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句诗用束形容一群为新版《鲁迅全集》呕心沥血的编辑，也许最恰当不过。冯雪峰伏案而逝，包子衍深夜叩门，朱正风尘仆仆来京……；有的人为查一个人名篇名，“踏破铁鞋”；有的人母丧不奔，坚守岗位；有的人病骨支离，笔不停挥，这不正是“为人作嫁”的“无名英雄”的行为吗？其实，他们的精神境界要高得多。他们不是在为繁荣文学艺术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为了鲁老夫子”，为了把鲁迅精神的火炬接过来传递下去，为了把民族文化的瑰宝奉献给人民这个更高的意义上顽强工作着。由于挖到了这个“本质的东西”，才使这篇记述编辑生活的作品获得了富有时代感的思想力量。
四、形式：在嬗变中不断丰富
生气四溢，活力充沛的大变革的时代，使报告文学陷入了内容与形式的尖锐抗突之中。一般说来，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则相对比较稳定，不象内容的因素那样活跃多变。然而，在新的形势面前，报告文学这个原来就很年轻的，对新闻的依赖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受到内容的压力，失去了原来的平衡，不得不向其它艺术形式寻求支援，借用武器。于是，近几年来，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政治评论、哲学等等，都向着报告文学这片领域渗透，使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嬗变，出现大幅度革新。
首先，单纯的记实手法被打破了。读过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的读者记得，这两部引人入胜的力作，都是象当时绝大多数报告文学一样，以记事为主，其中社会调查和游记的成分很大。作者记录了足迹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多用史笔手法。作者往往以逼真地摹写真情实况为度，很少大段直抒胸臆，臧否人物，虽然也不时发一点感慨和微露讥谈。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处境及写作者的风格不可分的。应该说，这种写法在相当时期是颇具代替性的。现在的报告文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变化之一，是当前的报告文学出现了政论性、哲理性、抒情性的鲜明的特色。例如，在有些作家从五十年代的作品到今天的作品中，都可看到他把政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恰当地溶入报告文学，不但能淋漓尽致地描绘事件过程，而且以政论的语调夹叙夹评，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引伸，挖掘，加强了作品的政论性。徐迟的报告文学熔政论、事件的诗情于一炉。《癌症≠死亡》、《继母》、《共产党人》等作品，又显示出哲理性和抒情性的倾向。《继母》把家庭伦理关系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不时有精辟的哲理概括来深化主题，抉发平凡的生活中潜藏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素，既不失去真实性，又使作品有一种幅射的力度。《共产党人》中属于事实的部分很少，大量的篇幅用来议论和抒情，仿佛作者围绕着一个闪光的器物，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表评论。作品里流动着的人物的思绪、回忆、愤慨和欢乐，都是依靠作者的评价来流传的。从八辆汽车事件开始，联想到“三反”运动，接着压力加大，又想到退休由退休又想到死，由死又想到生。应该说，这种写法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反客为主”，作者代替人物，丧失真实性的“危险”。以上我们所说的政论性、哲理性、抒情性的艺术倾向，不是作者们的主观产物，而是我们这个激情奔涌的时代赋予报告文学的新特色。
变化之二，是由记事的相对集中向记人的相对集中的转化。这既是形式化了的内容问题，也是内容化了的形式问题。尽管我们一向主张，记事为主与记人为主，两者不可偏废，但仍不能不看到，写人物为主的作品的增多，是个时代性的现象，是社会生活驱使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报告文学其实也可以完全不着眼于写人的，《路的呼喊》就是一个例子。象《中国姑娘》、《播鲁迅精神之火》，又是记事与写人综合交叉的，值得提倡。
具体到写人上，手法多样，不拘一格。有些作者更多借用小说手法，通过几个有力的情节，较细致的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着意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如《希望在人间》的写黄宗汉；《桔》写曾勉；《爱的暖流》写杨朝艳等。有的更多采用叙事散文手法，撷取片断、瞬间，突现人物心灵，并借此大力抒情。比如《继母》，《还是那双眼睛》等。有的则借用电影蒙太奇，“意识流”小说的若干手法，侧重“自由联系”“跳跃组接”，如《共产党人》。还有的把“日记体”引入报告文学，或通过人物自述身世的手法，这样便于人物与读者直接进行感情交流。如《足球教练的婚姻》，《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等。
变化之三，是艺术结构的多样化和叙述角度的多样化。长时期里，报告文学一般采用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和人物的方法，比较呆板。现在，作者们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地“剪碎生活”，重新铸造，又不失其本来面貌。插叙、倒叙、横切、纵剖，使结构变得多采多姿。在叙述角度上，或以意贯之，或以事贯之，或自述，或“札记”，或以比喻起兴，或以推理演进，不一面足。关于报告文学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革新，是需要专文深入研究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就近一、二年的情况看，在文学界它走在了最前列！这个估价也许不为有些人所承认。可是，只要看一看它直接从生活中汲取了那么活跃充实的生命力，再看一看在小说界相当一批作品所患的“生活贫血症”，答案就很清楚。也有同志指出，近一、二年的报告文学，也还存在着某种回避尖锐矛盾的情形，这是应该注意克服的。“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向真实性的道路也何止千条万条。让我们的报告文学，从真实出发，以更强大的艺术表现力，以更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描绘出变革时代的宏伟图画来。
一九八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