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流注和绵延到当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者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入的心灵不断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
人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
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断层，还是无法切割的连结？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承继”，还是精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些似乎带着玄思和哲理意味的问题，从我掀开第一部《红高梁》始，到读完《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这由五个中篇近三十万言构成的洋洋大观的“系列”，便始终在头脑中盘桓。这样一些带有历史哲学意味的问题，是只能由如此大胆奇突、狂放恣肆的创新之作才能激发和升腾而起的。
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面目的迥异，它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遐想的历史真实。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倒也未必奇特，其中不乏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恋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狂嘶；即使贯穿全篇的传奇色彩浓厚的农民自发武装的斗争形式和内容，也算不上多么新鲜，但是，它的奇异魅惑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独特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钝化，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历史的“浑一”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象惯常喜欢使用的“形容”，说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云云，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历史之中了。这样奇特的艺术效果，仅仅用莫言奇诡的“艺术感觉”无力说明，仅仅指出它扩大了视野、揉台了意象、魔幻、荒诞之类手法也不够用，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变化，在于文学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变革。目前这部系列小说明显存在粗疏和局部的芜杂，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看，莫言毕竟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的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尝试性的一页一把历史主体化、心灵化的一页。
除了涂绘貌似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历史灵魂的特征之外，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是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又一整体特征。应该说，这组小说概括生活的途径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通过东方一片狭小的乡土--“高密东北乡”，所谓“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通过一个集结着情欲、冒险、复仇。反抗的传奇味十足的“土匪”家族的浮沉；通过一个风云突变，血与火燃烧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斗争生活，来表现民族的魂魄和历史的精神。然而，就在这种传统的框架里，到处都有作者叛逆笔墨的突围，到处都能看到莫言的审美方式与我们久经熏陶而习惯了的审美方式的抵牾：例如，我们是个讲究“容隐”和“尊卑”的古国，莫言却不顾“容隐”之德，放开笔墨写爷爷与奶奶的“野合”，又不顾忌尊卑观念，用男人看女人的眼光来看奶奶；我们的历史教义和多年来的惯例所描述的农民武装的发展图式是：在党的教育下由自在走向自觉，但余占鳌这个匪气十足，放纵不羁的游击司令却偏偏不肯就范于这种图式，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们惯于从政治角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圈定农民的性格面貌，但莫言却把他们从“拔高”的位置“降级”到本色状态，写出他们的无组织、无思想准备，混乱、冲动而又盲目，写出自发的民族意识和复仇情绪，写出“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的奇妙扭合，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舞突；再如，我们的审美传统讲求中和与适度，切忌血淋淋的场面和惨绝人寰的兽行入诗入文，以免玷污文学殿堂，但莫言却毫不留情地撕开“恶”的帷幕，看吧，惨不忍睹的活剥人皮，禽兽般的蹂躏妇女，狗嘴的咂巴声和尸体的撕裂声，全都墨痕斑斑，怵目惊心，正是传统外壳壁裹藏的反叛精神，使它成为一部“奇书”。
它的第三个整体特点是，历史的灵魂是以众多人物的灵魂的历史为基础的。莫言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互为表里，前者是氤氲，后者是热核，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实，前者重象征，后者重传神。假如看不到余占鳌（爷爷），戴凤莲（奶奶）、罗汉、恋儿、豆官、黑眼、花脖子、倩儿、耿十八刀、成麻子等一大群鲜明的性格、所谓“历史的灵魂”将流于空幻；同样，假若看不到作品的象征意蕴、作者借人物写意和从人物而展示的“升华”，那所谓“灵魂的历史”又会变成被抽去神韵和血肉的一串并不高明的“故事”。所以，我们理解和评论红高粱系列小说，只能从“虚”与“实”相凝结的“整体性”入手，这样，它的象征境界、内在精神、强者内涵，农民灵魂、创新价值。神秘美感以及诸多缺陷，也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说明。那么，就让我们面对这部奇书，来一次灵魂的探险吧！
要进入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世界，首先会遇到那恍成血海的红高粱，会看到作者在各种情境下以各种色彩描绘着红高粱的形象。倘若你以为它只是漂亮的头饰，可有可无的装点，无关宏旨的闲笔浪墨，绕开它只去注意“故事”的话，那么这个艺术世界就对你失去了意义；倘若作者抽去了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艺术世界就会坍塌。在我看来，“红高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象征，它是我们理解和把握整部作品基本精神的门户、路标和钥匙；它又是作者全部创作冲动的契机和兴奋点所在。
它果真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吗？最初我们很容易把它看作一种常见的托物拟人的比喻和陪衬式的见证，如小说所写，“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昧一直随着他”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它远不是一般的托物拟人，也非寄寓抽象意义的物件。且看：“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它们。父亲恍然大悟，明白了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根扎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里，红高粱成了有生命的活物，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予和渗沥在作品中，把一切人物、事件、环境粘合贯通为一体。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全部理解这“活物”的象征意蕴究竟是什么。到了作者写戴凤莲之死时的诗意郁勃、想象飞腾的笔墨，我们顿然感受到“红高粱”象征的深厚底蕴。作者写道：“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
至此我们看得明白，“红高粱”不是“比”--浅显的比喻；不是“附”--狭窄抽象意义的寄寓，而是民族生机的征兆，宇宙大灵的幻化，它不断出现在作品中，是作者试图寓无形于有形、寓无限于有限、寓丰广于具象、寓永恒于刹那的追求。一方面，它是人与自然契合冥化的象征：红高粱是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现，天人合一，相生相长，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从而引向人与自然、生命与地域的重叠、合影、浑一的魂归自然和宇宙之故乡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是较为显露的一面，它又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象征：象征坚韧，象征不屈，象征苦难，象征复仇，象征英雄主义，象征纯朴而狂放的道德，一句话，象征伟大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精神。这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在作者对杂种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清楚：“杂种高粱好象永远都不会成熟，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风度和灵魂”。这不由使人想起茅盾著名的《白杨札赞》，想起他笔下“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的“树中的伟丈夫”--“白杨”，“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宛然象征了今天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可见，具有深邃眼光的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发现历史的灵性上是能够隔代呼应的。但是，《白杨礼赞》的象征毕竟属于后一方面较为显露的象征，缺少生命与自然契合的更隐蔽的象征意义。由这里也可以见出我们文学中象征境界的发展。
“红高粱”精神是一种广阔而深潜的民族精神。如果说，感悟到它需要灵性，那么要具象地表现出这种悲壮而又高洁、强悍而又不屈的精神，就需要调动作家从童年即体验着的全部生活蕴蓄，它的难度在小说中要比在散文中更大。我们阅读红高粱系列小说，最需要感受体会的正是这种精神的洋溢和流贯，而不是仇杀和血战的热闹故事，因为这种精神才是小说中的诗。且看奶奶中弹牺牲后的一个镜头：
父亲瘦弱的身体在河堤上跑着，父亲高大雄伟漂亮，父亲高叫着“娘--娘--娘”这一声声“娘”里渗透了人间的血泪，骨肉的深情，崇高的原由……
这就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和凝结！再如，“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嶙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所有的人在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这也是红高梁精神的喷薄！又如，“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同样是红高粱精神的喷薄！它如，二奶奶恋儿眼看威逼她的鬼子要把刀尖刺向女儿，突然脱光衣服，表现出“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还是红高粱精神的严酷的扬厉！……总之，这种丰厚、博大、深不可测的精神弥漫和充盈在整部作品之中，给作品带来血色艳丽、生机饱满的外表。红高粱系列小说不象那种以鲜明的社会政治主体和丰满细密的生活块垒构成的求实之作，它的主题朦胧、隐蔽而深邃，属于所谓“象征主题”，它是以灼热的精神和流动的气韵贯串着的抒情型作品。在特定的意义上，也无妨把它作为象征意义作品来读。
既然“红高粱”的整体象征也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活力的象征，那就需要进一步思索，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究竟怎样把握民族的“灵魂和风度”，它的内在精神是什么？作者推崇和张扬的人生境界和美学境界又是什么？我以为，这是能否透过莫言小说惝恍迷离、波诡云谲的表象提摄其真髓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感时反思之作，它的命意是对现实而发的，作品寄托了作者深刻的忧愤和焦灼的思考。《奇死》的尾声这样写道：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可怜的、孱弱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在百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榛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作者还在多处尖刻地嘲讽和批判“机智的上流社会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安装在玲珑精致的象兔头颅上”的眼睛，“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和“不属于我的声音”，作者甚至这样激动地说：“他们……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之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可以说，整部作品就是作者追寻“纯种红高粱”的精神跋涉的记录--一部异常深刻的精神启示录。
该怎样理解所谓“种的退化”和“纯种红高粱”呢？难道作者无视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难道作者看不到今天民族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在宣扬历史悲观意义或者抱残守缺于抗战年月的精神水准？如果这样推论，就未免失之于对人类精神复杂性的肤浅理解了。我理解，作者所说的“在进步的同时”的“种的退化”，并不是否认半个世纪来社会的突飞猛进，并不是要把人们的意识水平拖回到抗战时期，更没有用昨天来否定今天的“复古”情绪，而是作者在看到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现象后，肯定着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生命，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和延续。这是一种超越狭隘时空的哲理性命意。在作者看来，只有在灾难中，在巨大的变革中，在自然和社会的阻力与反抗阻力的搏斗中，生命的活力才能释放，民族性格的力与美才能得以展现。安宁，逸乐，机巧，狡狯是作者所厌憎的；刚强，勇猛、冒险、战斗是作者所推崇的。我们知道，莫言的其它许多小说都曾广泛探索农民的命运和灵魂，他曾痛切批判虚伪的“革命”对农民精神的麻醉和戕害，在《枯河》等篇里他写出了农民的席木和昏沉的骇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莫言作为一个在骨子里浸透农民的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从来就不想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幕的精神风度。《透明的红萝卜》里具有超人意志力的黑孩，就是莫言对农民韧性的浓缩和结晶化，就是一种“纯种红高粱”精神的外化。在这部系列小说里，作者更是充分展现“红高粱”精神，他在高粱殷充实的灵魂里，发掘到了对于今天的男女亟需吸纳的精神元阳，因而突现着炎黄子孙无比坚韧、气吞山河的生命潜能，作为对和平富足环境某种崇高逸乐的空气里的精神萎顿、绮靡、怠惰、柔弱化现象的批判。作者关于“种”的强化的焦灼感就是由此升起的（拙作《游魂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