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拷问”出了什么呢？--这就是《绿化树》全篇结构转动的枢机。章永磷从对“狼孩心理”的否定发现了自己的“堕落”，从诅咒堕落到寻求“比活着更高的东西”；从“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到意识到自己是“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获得初步的“自觉性”。只有当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们作为一股生活的汹涌激流，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股思想和智慧的激流，交织着、相互印证地冲激着章永磷的灵魂的时候，他才真正爬过了生与死的门槛，以仿效筋肉劳动者的自尊，以内省的智慧，以对自己软弱的“依赖感”的厌恶，迈开了，“超越自己”的艰难的第一步，有所“顿悟”。精神的碎片重新凝聚，他开始了紧张的思考。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汇合着个人的家世体验阅读《资本论》，还是随着海喜喜的马车去领受旷野的风的吹拂，他对“必然和自由”的争取和认识都是极有限度的。从外界环境说，要想从被凌虐、被歧视中完全解脱是不可能的；但就内心世界来说，则有相对的自由天地，达到某种对“必然”的认识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我不认为作品描写章永磷的阅读《资本论》是矫饰的和牵强的。即使从知识分子须臾也离不开书本的“惯性”及当时允许阅读书籍的可能和范围来言，也是真实的。章永磷在弄通了一些原理之后，“象吃了兴奋剂一样”的愉悦心情，在读到描述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关系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叔祖们的可笑形状时的忍俊不禁，特别是他由于读《资本论》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因而在其他“右派”不指名的批评他时，他倒产生了“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嘲笑、蔑视，只不过针对我的躯体，与‘我’无关”的超然之感……这些都真实而风趣地描绘出内在的智慧的威力。当然，我们的文学传统还不习惯这种读书心得式的穿插，一般把它看作是小说中的赘疣。其实，在一些篇制宏大的作品里，放入这些片断是不奇怪的。
是的，章永磷只能在苦难中追求灵魂的变化。上升、超越、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充满反复和迂回的过程。《绿化树》是系列中篇的九部之一，因而章永磷的“超越自己”也顶多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已。马缨花在目睹章永磷忍受住了海喜喜挑战似的“劳动”，并以维护尊严的，一反温文尔雅的姿态与之恶斗的场面后，戏谑地说：“你倒象是咱们的人！”这个评价出自马缨花之口，自然比当时的“政治审定”宝贵得多，可以证明这位“右派”的实际性质和价值。可是，马缨花毕竟看得太简单了吧。带有嘲讽意味的是，当海喜喜怀着情场败北的失落感，来与章永磷悲壮地辞别时，章永磷忽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和他，谁高尚？”这是一个极其尖锐和严肃的问题！这并不是评判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孰高孰低的幼稚问题，也不是受血统论的支配对劳动者的盲目称赞，而是关于灵魂的高尚和卑下的道德哲学问题。果然不久，章永磷继刚刚建立的“自觉性”之后，便产生了由衷的新的忏悔：“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绿化树》写到这里打了一个逗点，作为章永磷的思想历程的“中继站”而停下了。可以想象，今后等待着章永磷的思想风暴和灵魂洗礼还要远为酷烈和浩大。
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写过一个许灵均；在《土牢情话》里，他写过一个石在；在《绿化树》里又写了章永磷。从这个形象系列里可以窥见张贤亮对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一贯性，也可看到这些人物精神上的相近相邻之处。但是，《绿化树》的思想艺术成就也可从这样的比较中认识。许灵均似乎更接近于章永磷，但许的思维处于一种定向结构，更多地用了“人民--土地--根”的单向线索；许灵均缺乏纵横变织的网络状意识层次，他的“出国”还是“回乡”，他的与李秀芝的感情纠葛，都缺少必要的充分的冲突，多少被简化了。而章永磷则大为不同，他更倾向于内省式的哲理思考，他的精神活动层次更丰富，他与马缨花的内在分化趋势同许灵均与李秀芝的融合无间加以比较，就不能不承认，章永磷的形象的涵盖力要更为深厚。
有的同志指出，张贤亮“有一种对苦难的病态崇拜”，而“那种通过受苦而净化灵魂的观念实质上的一种宗教心理”。这的确是抓住了张贤亮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缺乏分析和鉴别。我也觉得，强调苦难中的超拔，刻意发掘“伤痕上的美，痛苦中的欢乐”（张贤亮语），倒也确是张贤亮重要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着力之处。我想，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苦难，而在于划清“苦难的历程”与虔诚的宗教心理的界限。所谓宗教心理，是指人们不敢正视或不能理喻自己的痛苦的根源，因而认定痛苦的产生乃是自己犯了罪，只有忍耐、赎还，才可脱离苦海。这自然是病态的。但是，假若正视忧患，同忧患斗争，成就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则是一种反宗教心理的积极姿态。我不否认章永磷最初具有病态的宗教心理；但我认为张贤亮对章永磷的这种宗教心理除了不无悲悯，更重要的还是否定和批判。
苦难，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多少年来，不公正的歧视，人为的“苦难”和压抑还少么？不是应不应该描写“苦难”，而是苦难已经接连不断地发生过。虽然不能推论为：“越是遭受不公正的歧视排斥反倒越激发革命意志”，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假若没有受到如许的苦难，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愈益成熟和清醒了，所以，描写“苦难的历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苦难”也要分析：打成右派是“难”，不被信任是“难”，精神压抑是“难”，“左”的毒害是“难”，思想禁锢是“难”；九九八十一难，都是“苦难”，都是客观事实。所以，章永磷的道路是特殊的，也是典型的。他的道路之不同于林道静，《绿化树》之不同于《青春之歌》，乃是因为章永磷与林道静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而绝不是如某些论者苛责的：说它“很难象《青春之歌》那样能够概括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般的规律性的历史”。可忧的正是这种拿着“一般的规律性”尺子的评论。须识，典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一种。即使是林道静，也不过是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那么章永磷呢？作为六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难道没有存在的权利吗？
“人民意识”与野性的赞歌
直到现在，为了在思想倾向的最根本之点上划清评价《绿化树》的界限，我们还没有顾得上正面地、仔细地端详马缨花呢（虽然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过她）。然而，我们怎能稍稍遗忘这位飞扬流动，奔放不羁，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主角呢？离开了她，一部《绿化树》将会黯然失色。如果说，章永磷是九部系列中篇的贯穿着的中心人物的话，那么局限在“这一部”《绿化树》来看，马缨花则是它的主人公。她不仅体现着该部作品的思想底色和根基，而且以她为中心，由章永磷和海喜喜共同构成鼎足而三、缺一不可的人物关系。难怪作品要以她来命名了。
在“这一部”里，章永磷象一个在荒原上冻僵了的迷路人，是马缨花把他搀扶起来，温热了他的躯体，恢复和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和继续生活的勇气。章永磷，这当时最卑贱的灵魂，在接过了当时最昂贵的白面馍馍的时候，不由流下了两行清泪。从此，“宝石般的指纹溶进了他的血液”，他在这位富于伟大同情的野性女子面前，怀善无限感激之情，低下了他沉重的头颅。
仅仅是感激而已！章永磷曾经苦恼而困惑地自问：“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弄清这种“关系”同样是理解《绿化树》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文章都把章永磷和马缨花的关系称为“爱情”，对此，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我认为这至少是对“爱情”的一种滥用。当我看到章永磷说“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的时候，当我听到章永磷的“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内心自问的时候，当章永磷突然产生要把马缨花让给海喜喜的念头的时候，我几乎不忍卒读了。马缨花啊，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你的心会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