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创造着一切，时间改变着一切，无论多么坚固的东西，浸进时间的魔河，总要发生微妙的变化。时间给每个新生的创造物都打上戳记，说：这就是你的价值；然而，时间立刻就自我反悔了，他又竭力把他亲手打上的戳记擦去，把由他赋予的价值逐渐剥夺以尽，再造新的生命，周而复始，代代无穷。也许，古董是个例外吧，但古董之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值，并不是它对时间的胜利，恰恰表达了人们对时间魔力的崇拜。
那么，文学在时间中的命运又将如何？
就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事业之所以悲壮，就在于他永远企图与时间抗衡、搏斗，企图让时间的戳记永远鲜亮如初，让他的作品在时间的颠簸中永不沉没。只有极少的人够着了那根永恒的缆索，绝大多数的作者和文学现象，都逐渐被时间消解了。正因为如此，勃兰兑斯在淡到法国浪漫派时曾写过“被忽视和被遗忘的人们”的专章，无比感慨地写道：“文学事业的情况是：几百个参加竞争的人们，只有两三名达到了目的，其余的人都精疲力尽地沿途倒下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册419页）。事实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作为单个人的作家的情况如此，作为某个特定时期的创作模式、价值取向的情况又何尝不如此？仅就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从四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末四十余年间，创作潮流和审美风尚的变迁何等急遽，某些时期的文学形态已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了。那么，失去的是否就永远失去了呢？它们还有没有延续生命，起死回生，重返青春的可能呢？它们还有没有“再度发言”的机会呢？别林斯基说过这样至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话：“这些现象不会在死神遇见它们的地方停滞不前，却会在社会意识中继续发展。每个时代都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每个时代对它们的理解是如何正确，但总是让它以后的时代说出新的和更正确的见解，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一切见解说完。”（见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262页）这里他所说的“现象”不是泛指历史生活现象，而是在谈论创作现象，或者说，创作中的精神现象和题材现象。当然，他所说的“现象”是有特定含义和特定条件的，不是所有过时的文学现象都具有这种再生潜力的，这一区别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之是，某些文学现象、文学形态确实存在着“复活”的可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新起青年作家苗长水的创作。我以为，他的创作是当前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居然在对于当代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力的题材，人物和情节模式中，在一片旧的土壤上，营造出葱绿的、生机盎然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已非常熟悉且已失却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蕴。这些作品的外观是那样地旧，但它们包含的情感又是那样地新鲜和温热。这些描写四十多年前旧事的作品，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似曾相识的，但在作家的笔下，不是使我们与之疏远了，而是亲近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回肠荡气，这难道还不奇妙吗？我们在这里谈论苗长水，其意义应不限于评价一个具体作者的得失，而是由此思考当代文学的生命存在形式中非常奇特的一种，并且还涉及到传统的创作、时空的处理，对民族灵魂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值得作一番探讨的。
苗长水都写了一些什么呢？倘若从时代背景，人物类型，情节模式着眼，可以说，他简直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氛围中了。有时我们会疑惑，这是否是一种陈旧的文学形态呢？他的作品使我们想起了一大批熟悉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回忆起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风范。我们看，在他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非凡的大姨》《灼烈的光焰》等中篇小说里，时空是集中的：写沂蒙山区，写汶河两岸，写“反扫荡”，写盂良岗战役前后，写土改，写抗美援朝；人物也是熟悉的：支前的民伕，掩护伤病员的老乡，妇救会长，农会干部，还乡团头目，识字班姑娘，八路军官兵，染房世家的儿女等等；更重要的是，故事框架和情节结构竞与五十年代的很多作品颇为相似：抢救，掩护，支前，架“人桥”，斗还乡团，，没有一个故事情节超出了我们的阅读积累。这样的人物、场景、故事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对它们发生兴趣呢？不要说类似题材的作品曾大量存在过，后来其模式逐渐凝固化，固置化了，已大倒读者的胃口，即就是从时空的隔膜来说、也很难调动今天读者的兴味了。然而，苗长水的尝试却是成功的，已经证明受到了欢迎，这就令人感到惊异。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我们说过，并不是所有过去了的文学题材都有审美的潜力可挖。那些短暂的，表面的，服从于一时一地政策需要的，一闪即逝且与当代精神无关连的东西，尽管曾发生过很好的宣传效力，在今天却只能成为寂寞的死海。但是，倘若有这样的作品，虽然它与过去的文学形态在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类型上极为相似，只要它能够寻求到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连结”，能为当今的审美心理所接纳，又为当前的生活发展所需要，那它就能冲破旧壳，重获生机。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过时的题材形态中是否包含永远生存着和发展着的某种成份，是否能被新的思想和新的审美意识照亮。“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这是海涅的话，马克思曾表示赞同。（见《马克思与世界文学》）
就苗长水小说所写的时空、人物、故事来看，五十年代曾被大量作家反复写过，在《黎明的河边》《南征北战》《红嫂》《戎冠秀》《百合花》《苦菜花》《白雪的赞歌》（长诗）《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春妮的故事）等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与之相近的、熟悉的面影。上述作品的历史价值当然不容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它们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光采章节。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的隔阂。比如，“为政治服务”的总要求就渗透在其中每部作品的形象结构中，人物这种或那样行动无不受这个总磁力的吸摄。尽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不象有人批评得那样一无是处，它自有其在特定时期的进步意义，但毕竟，比起人的精神的广阔性来，这些作品大致停留在一个政治化的层面上，有的甚至停在政策化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确有过时的一面。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个追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时代，假若仍沿袭这样的写法，停留在当时的政治的命题上，就有刻舟求剑之虞，就很难打动人心了，但是，我们要说，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又是蕴藏着丰厚审美潜力的，与当代人存在着隐秘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如果说过去曾挖掘了这一面，那么现在还有另一面可挖；如果过去挖掘了表层矿床，那么现在还可挖掘更深的矿层。诚然，时代特征和社会条件已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急切的阶级的政治性意义淡化了（如夺取政权），但寻求民族精神强韧、温厚、博大潜力的意向却开始上升；残酷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从民族历史中汲引伟大奉献精神的需要却加强了。对于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铸造，必然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生活的主潮。既然在那个严酷的岁月由于阻抗力的强大，民族生命力高扬到一个惊人的度量，那么现代人怎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渴望回溯历史的河道，扪摸历史的心灵呢？一切取决于作者能否打通两个时代的精神连结和完成审视历史的焦点转移。
事实上，这里横亘着一个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传统和创造性转化传统的问题，也即剔除什么，回避什么和挖掘什么，弘扬什么的问题。五十年代的文学，具体到上面例举的那几部作品，实际上体现着一种传统--尽管是距离我们很近的传统。它是相对定型化了的。这种传统的精神我们是熟悉的。它密切地为现实的政治、政策和阶级利益服务，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品格。回荡在这些作品里的旋律是：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抒发军民鱼水之情，阶级的现实利益高于一切，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政权问题行动着，当个人情感（如爱情）与革命纪律发生冲突时，总是服从革命的纪律，等等。回顾这样的文学传统和革命传统，我们至今感到它的宝贵，同时又因它在时间的流逝中的微妙变易而陷入沉思。应该说，恪守这样的传统未必不能产生动人的作品，例如电影《归心似箭》就属于这种恪守型的作品。但是，从整体上说，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恪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从让人物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从直接的现实性品格转化为间接的普遍性品格；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一句话，能否从狭窄转化为广阔，从特定意义转化为普遍意蕴。并不是说，传统的精神已经过时了，而是说，不停顿在某个浅层的政治主题上，能将其转化为一股文化的、精神的氤氲，呈现在人物的周围；也不是说，可以抛开历史的具体性随心所欲，而是说，要回避和排除短期的、暂时性的因素，完成一种超越和转换--转化为民族性格和心理深度。为了适应现代人对于精神的发展和丰富的渴求，这样的转化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泛论传统的转化比较容易，真正在创作实践中推进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就非常困难。积久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度形成了一种惰力，不在几个方面冲决它，创新断难成功。我之所以看重苗长水的创作，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和惊讶，并非他的作品已多么圆熟，而是因为他独力在旧基地上开辟新路，摸索到了一些强化小说的当代性的富于启示力的东西，不管他是否已达到理性的自觉。还是让我们继续进入他的作品的形象内部，看他怎样扬厉主体的铸造能力，怎样对传统题材进行改造的吧。
即使仅以苗长水几部小说的标题而论，已不难领悟到新的审美追求的消息。《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好象至今没有人留意过。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返回“神话”，回归“原型”的努力。所谓“原型”，是指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就如日月经天，四季循环一般。古希腊罗马神话由于隐括了人类基本的情感模式，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母题，现代作家往往借此创造出他们的“现代神话”式的作品。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部描写战争年月里一个默默奉献的农民的作品，尽管他有如殉道者般静默而深沉，我们却很难说他源自什么具体的原型和母题；但是，说他象征民族的魂魄，象征某种集体无意识，却都不算过份。他（李山）是我们很熟悉的，仿佛已生存了几千年；他又是我们很陌生的，他的心胸在小说里得到一次新的展示。作者写道：每当李山的情感完全与他所爱的对象密契无间时，他总会顿然回复到一种融身天地的本真状态，“他突然感到他敏感于季节的变化，体会到时光转换的微妙”，这可真有点神性和禅意了。事实上，作者是把他钟爱的主人公对象化为日月之经天，四季之循环那样的永恒的。另一部小说题名《犁越芳冢》也值得玩味。乍看会以为“犁越”是个地名，其实是写：来来往往的犁铧越过女主人公素盈的坟墓，暗喻时光之流驶；但多年来乡民们遇到她的坟总是把犁抬起，于是，又象征着历史之犁时间之犁不可能把素盈这个中华优秀女性的人性之光掩蔽，她超越历史而永存。这两个题名，也是两个象征，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向，那就是重犁历史的土壤，翻掘出新的意义，着眼于那些反复出现的、具有恒定性的精神现象和人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