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间，当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眼界、价值观念以空前的速度动荡着、更新着、发展着的时候，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各自在创作上和文学观念上的曲折变化。只不过有人变化幅度大，有人相对地稳固些罢了。就以“梨花屯乡场上的居民”何士光--一位堪称态度谨严的作家来说，他所描写的那一角生活也许是较为闭塞和缓慢的，他的叙述风格也许仍然是那么徐纡而含蓄，散发着书卷气味，但是，假如把他从《乡场上》到《种包谷的老人》再到《青砖的楼房》的创作连系起来看，把他带有自我认识和表述文学观念性质的有关的三篇“创作谈”加以分析比较，其变化、得失是耐人寻味的。
《乡场上》发表之初，何士光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在“创作谈”《同乡亲父老们共呼吸》一文中，简略地表示了生活如何启示了他。可是两年后，就在这篇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评论界推它为短篇小说中精炼的例证，冯么爸几乎成为文学中较早体现了农民的“觉醒”和“尊严”的一个“共名”人物的时候，何士光却忽然地有些“悔其少作”了。这不是一般的自谦式的“悔”，而是提出了一些较为周密的观点。
他在《努力象生活一样深厚》的“创作谈”中说，他的创作《乡场上》，不过是“急切地要为农村生活的深刻变革作一次说明”，“差不多只是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才“围绕和突出主题”，“设计情节，把人物置于某种冲突之中”的。又说这篇小说“它太象推理了，形象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归结为论据”，“是一种现成的、程式化的和标准化的工序”。于是，他也就轻易地接受了某个读者的结论，自认为《乡场上》没有能够留下更多的令人不能忘怀的画面。这样的自我批评可谓严苛和无情了。
那么他向往并追求的理想写法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不打算再致力于冲突和情节的设计，一心想使作品就象生活本身”的要求。在他看来，“生活的全部内涵，更多地则是渗透在这种表面看来无声无息的时日之中的”，它“不会是一些诡势诡声的东西，它就是白天和夜晚，庄稼和土地，人们的劳作和栖息，还有他们的心胸和神情”。为此，他表示要“把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对这一切作直接的描绘”。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可能“象生活一样深厚，象真实的生活一样地展开”。《种包谷的老人》正是这种创作主张的产物，作者对它显然比较满意，因为在这篇作品里“人们不过在种包谷，并没有发生格外的情况”，因为“写出了那些风和阳光，包谷的叶片和汗水浸湿的胸膛”，而绝没有“人为的戏剧化的气氛和转机”。作者的褒贬之间，显然还有这样的意思，即认为《乡场上》只注重了认识作用而忽视了审美价值《种包谷的老人》才是“通过审美来实现和完成”了认识作用的。
到了今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他的认识其实是暗暗地又起了新的变化。在《关于<青砖的楼房>的写作》一文里，虽然他仍想强调要“萦绕着一种审美的气氛”，强调写出生活的“真实存在状态”，但他好象没有停留在这种认识上，他的创作冲动的来源是清晰的，那就是通过一所县城中学里的微小波澜，力图反映“时代精神在人物身上的折光”，写出生活的“沉闷”中的“紧张”，写出整党前夕“春潮带雨晚来急”似的世态人情。显然，他的审美观中渗入了更多时代的因素，对“美”的时代性的认识有所增强。这可说是他在表示了要把“注意力转移”之后的又一新的转变。
从一个小说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来看，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三部小说很能看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变化过程，它们构成了一个“马鞍形”。三篇“创作谈”中的观点，都可以在三篇作品里找到影响了作者的痕迹。
不可否认，何士光在“创作谈”里表露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他竭力要躲避的那种把生活过滤、净化、蒸馏成为干巴巴的思想“经络”和赤裸裸的“主题”的现象，正是当代文学中多年存在的痼疾，他企望写出带着露水和阳光的、毛茸茸的生活真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他强调“直接描绘”出生活的“真实存在状卷”的同时，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问题是围绕着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生活内涵，怎样看待思想倾向与生活真实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达到“象生活一样深厚”的艺术境界展开的。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说《乡场上》是“从观念出发”的“一次说明”。作者所指的“观念”，大约就是许多评论所谈到的“庄稼人的脊梁渐渐挺直起来”的意思吧？可是，试问，梨花屯的逼真的氛围，冯么爸的无可奈何的苦衷和从压抑到爆发的精神矛盾，特别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生命，岂是一个“观念”可以凭空“设计”出来的吗？这一切难道不是何士光十多年乡场生活感受的浓缩和勃发吗？作者自己也说过：“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是迫不及待地要把心里的喜悦写出来……我深信这种喜悦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我和我们乡场上的父老乡亲们共有的，是今天的现实生活给大家带来的。”用不着多说，这种“追不及待的喜悦”不可能是“一个观念”。它与“急切地说明”虽然都是“急”，但来源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冯么爸作为一个“类的标本”--典型人物，留绐我们的印象至今也是深刻难忘的。这个“最没价值”的庄稼汉仿佛正好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他与环境的“戏剧性”冲突，形成了一股艺术的凝聚力。当然，“说明式”的瑕疵也是有的，那是在小说临结束时，冯么爸说得太多也太露了一点。
这样肯定《乡场上》，丝毫也没有对“戏剧化的气氛和转机”推崇备至的意思，也不认为只有大量借助“偶然”才是最佳的艺术概括手段。一切应由生活形态的内涵来确定。何士光后来神往和追求的尽量避免“情节”和“冲突”，写出生活的饱满和车腴的“真实状态”的境界，倘若能够同时达到对生活的深刻反映，又有什么不好呢？可是，平心而论，《种包谷的老人》并没有“象生活一样深厚”。在提供鲜活的生括画面和从一个孤寂老人的角度折射农村变化上，它确有一些特色，也是一篇比较好的作品。然而，它在艺术方法上的偏颇是有代表性的。大量篇幅被用来缓慢地、琐细地描绘刘三老汉缓慢的“吃饭”、“浇水”的动作，象一组组电影慢镜头似的。其中有多少深意吗？没有。对“默不作语的青山”，“绰约的伫立”的杉树林之类的“直接描绘”，的确带来了浓郁的“色蕴”，但也仅限于渲染了落溪坪的寂静和遥远。那么，生话的底蕴和内在的含藏呢，实在是太有限了。
也许作者要说，这就是在写“生活本身”。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活本身”呢？从某种意义来说，生活就是矛盾，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才是它赖以旋转的“轴心”；它不可能没有“冲突”，也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无声无息的时日之中”。现在人们盛赞着张承志的写“河”，邓刚的写“海”是多么绝妙，我看还应加上何士光的写偏远乡镇的沉闷闭塞，这也是一绝。但是，试问，写好河、写好海、写好乡场的气氛就够了吗？就是艺术的意境吗？如果说离了文学--人学，脱离了社会生活内部滚沸和冲撞着的矛盾，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种包谷的老人》作为生活中确乎存在过的某个老人，它是真实的，但作为时代情绪的体现者，其典型化程度又是不高的。并不是只要把生活里随便一千什么人逼真地刻绘出来就能“象生活一样深厚”的。这篇小说的弱点在于它的作者某种程度上轻视了艺术概括，轻视了对生活进行思想的、社会的、道德的审美评价。含蓄不等于“零度风格”；细节描绘的出色也还不能代替典型化；审美评价也不意味着排斥思想倾向--没有充沛思想的“美”是空洞乏力的；色彩和情调也不是如“后期印象派”画家所谓的“只忠于自己的视觉”就够了。所以，我对两篇小说的看法正好与作者不同：《乡场上》的现实主义比较“充分”，《种包谷的老人》则并不充分。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何士光前一阶段创作思想中的优长和弱点。对于这位时时沉思和谛视着人生的风格独特的作家来说，怎样在注意对生活“原色”展开卓越描绘的同时，加强深入到生活睦理的穿凿力，怎样在沉浸于审美价值的追求的同时，加浓“美”的时代色素，也许是他通向“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桥梁。最近，我欣喜地读完了他的中篇新作《青砖的楼房》（《人民文学》第四期），感到这是他一方面发扬了固有的创作优势，一面克制了某种创作思想上的偏执，在自己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突进。
《青砖的楼房》也可以归入描写“改革的迫切性”和“整顿党风的必要性”这类当前数量很多的小说之列的。可是，它完全没有此类题材作品常见的非艺术化构思和观念化说教的弊病。它也写生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的剧烈，但写法却是“何士光式”的。没有大起大落，大波大澜，没有突发事件和惊人巧合，但是在这所小县城的中学里，在那貌似“死水微澜”般的生活波纹里，新的曙光和旧的沉渣，是以“无声”的形态对抗着。作品对历史形成的社会病态，对麻木、昏沉的市侩习气作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和冷竣的嘲讽。如果说，《种包谷的老人》和《青砖的楼房》共同具有“淡化情节”的特点的话，那么前者是连同生活的冲突一起淡化了，消融了，而后者则达到了情节的淡与意蕴的浓的辩证统一。
有人说这部作品象柔石的《二月》，又有人说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的，在构思和格局上是有那么一点相象，容易唤起我们对属于文学史上的艺术形象的亲切回忆。但是，聂玉玲、颜克民不再是陶岚、萧涧秋，也与赵惠文和林震迥然不同了。这不光是时代背景的转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心理素质中溶入了新的内容并诞生了新的“钙质”，聂玉玲尤其体现了这一变化。她的抗争是微小的，也是危险的，可她却那么坦然，那么自信，她好象不知道，她捅了一个多大的“马蜂窝”。报复施加于她，她依然“微笑着”，显得从容和坚韧。这是刚刚逝去的艰难岁月升华了她对内在和外在的认识，她说；“铁线草和残梗是挡不住铁犁的”。比较复杂的是颧克民这个人物，他更具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特点，正直、淡泊，“穷”则独善其身，清醒得有点过份反而行动不起来。但正义感和责任感已快要冲破他心造的堤防，“行动”已是箭在弦上了。小说在对各个人物心理真实的刻划上，达到了比较深的层次，确在表面的沉闷下蕴蓄着紧张的态势。
我同意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说是“时代精神的折光”。尽管地点是遥远的一隅，时间是整党和机构改革的前夕，人心思变的动势已很浓烈，时代的感召力已很强烈。如果认为作品没有反映出重大社会矛盾，是没有多少理由的。我们太习惯于把事件的矛盾，思想的矛盾作为艺术作品的矛盾存在形态了。其实，社会矛盾常常是表现为人物内心的情感矛盾的。这部小说有助于纠正我们的某些机械的认识。但我们并不满足。读某些段落会感到沉闷，作者过份看重自己的“含蓄”，以至缺少了必不可少的爆发和闪光。颜、聂之闻的爱情之火眼看要爆出火花，作者却掐灭了它。生活固有的亮色，也往往被作者压暗了一些。
在我们回顾和评述了何士光近年创作的起伏变化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家迂回曲折的前进。只要以反映时代情绪和精神为指归，“火箭风格”和“牛车风格”（恕我用了这么一个粗鄙的形容）都是允许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东西杂糅在一起的时代，因为我们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学是多种多样风格的文学。
一九八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