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表是如何诞生的
华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它高大挺拔，古朴精美，尤其是天安门前的那对高大的华表，是用汉白玉雕刻而成，则更为壮观，此外在明十三陵以及卢沟桥等处也可以看到它们，但华表是如何诞生的呢？
一般认为，华表是一种在古代建筑物中用于纪念、标识的立柱，相传在我国尧舜时代，人们就在交通要道树立木柱，作为行路时识别方向的标志，这就是华表的雏形。还有人认为，华表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的图腾标志，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华表上蹲着一头怪兽，非狮非狗，名为“望天吼”，民间传说这种怪兽喜好观望，让它望着宫外，是让它眺望远游的皇帝早日归来，整理朝纲。而远古的人们都将本族崇拜的图腾标志雕刻在华表上，顶礼膜拜。后来随着图腾崇拜时代的结束，华表柱顶的图腾也就逐渐演化为“望天吼”类的吉祥动物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华表在上古名为“谤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桩，为人们出谋划策提意见提供方便，后来演化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
还有意见认为，华表是由一种古代乐器演变而来的，这种乐器为木铎。先秦时，代天子征求百姓意见的官员，奔走于全国各地，敲击木铎引人注意，后来天子不再派人出去征询意见，而是将木铎放大，树立在王宫之前，提醒人们劝谏，然后逐渐演变成了华表。也有人将华表认定为古代观天测地的一种仪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观察天文的仪器像华表，人们立木为竿，以日影长度测定方位、节气，并以此来测恒星，以观测恒星年的周期。古代在建筑前，还以此法定位取正，一些大型建筑施工期长，立表必须长久保存，就改立木柱为石柱。施工完成后，石表就保存下来了，逐渐演化为一种标志性建筑，由实用性的仪器，变为装饰性的华表。
总之，关于华表的诞生说法不一，但无论如何华表都聚集了中华先辈们的智慧，等待科学去慢慢探索它。
无人破译的手稿
美国康乃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贝耐克珍本书与手稿图书馆内，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打听那卷“沃伊尼克手稿”。
手稿长8英寸半，宽5又3/4英寸，约200页，所用的是上等皮纸，上面写满奇字，由一种别人见所末见的字母组成。稿中的插图也同样古怪，看来描绘的是植物、女人和天文图。由于文字和图画都不易理解，此手稿号称世上最奥秘难解的手稿。1912年，纽约书商沃伊尼克宣称在意大利蒙德拉戈内学院的图书馆内发现这卷稿子，该学院位于弗拉斯卡蒂市，是耶稣会出钱创办的。沃伊尼克把手稿买下，携返纽约，着手追查其来历。稿内夹了一封信，是布拉格大学校长和杰出科学家马西于1666年写给著名学者柯切尔的。有了这封信，追查工作容易得多。
马西在信中表示，他从“一位密友”处得到手稿，后转送业师柯切尔，因深信除了柯切尔，没有人看得懂。信内又说，根据可靠消息，这卷手稿曾属1612年逝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鲁道夫花了6000枚金币买下手稿，金额在当时可算是大数目了。
马西信中最重要一点，是指出鲁道夫认为手稿作者是英国人培根。培根生于13世纪，在中世纪学术界享誉甚隆，人称“超凡博士”。他远见卓识，曾预言不少20世纪才出现的事物，如汽车、飞机等。他是数学和物理学专家，又是声望极高的哲学家和炼金术士。
“沃伊尼克手稿”会不会是培根最伟大的著作，谈及极其先进的科学理论，以致无法用普通文字写出来？沃伊尼克希望找到答案，于是将副本分送给感兴趣的学者研究，岂料学者大多对此一窍不通。他们起初以为手稿的密码相当简单，不难译解，研究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此后近60年，手稿的研究并无什么进展，到1970年，耶鲁大学的布伦博教授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才有点头绪。他看到手稿内一些符号，想起在另一份文件中偶然见过一种图解，图解中以符号代表数字。
布伦博教授仔细查看手稿内若干页边空白，找到一些胡乱写成的算式，看来作者采用的可能也是数字代号。他在一处页边上找到一个图表，表上有26个符号，数目刚好和英文字母的相等。表中那些符号及其排列次序，跟页边算式内的符号及次序几乎完全一样。
这是译解密码的线索吗？从1到9的每个数字，是否各代表26个字母中的3个？布伦博列出下表：
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USRSTUVWXYZ“沃伊尼克手稿”中的文字大多证实为一种简化的拉丁文。词尾常为us，在这套密码中，布伦博用9来表示us。
这个图表是否就是手稿内所用的密码呢？手稿某页的插图画了一棵像胡椒的植物。布伦博用数目字代插图下面所写的符号，得到757752.根据这些数字查对图表，正好拼出了胡椒的英文名字。用同样方法还译出了其他植物和星辰的名称。
“沃伊尼克手稿”的秘密仍未揭开。例如，原文的主要部分很多重复，而且看起来往往毫无意义。布伦博教授推测，那可能是一名炼金术士杂乱无章地写下的记录，尝试依照古法用神秘物质或炼金药点石成金。果真如此，那么炼金药的配方会不会就藏在这卷神秘难解的手稿里？要揭露“沃伊尼克手稿”的真相，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仙字”之谜
福建省南部山清水秀的华安县境内，九龙江的支流汰溪日夜奔腾。在溪口入江处附近高达30余米的悬崖峭壁上，约有20个字形奇异的石刻文字，它们散布在5个地方，依稀可辨。这是我国南方少见的古代象形石刻文字。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学士无从破读，视其为“仙字”。“仙字”的所在地也因此被称为“石铭碑”、“仙字潭”。现有资料显示，至迟在唐代，华安“仙字潭”的“仙字”就已为世人所见。唐、宋以后，许多文人骚客接踵而来，但面对“仙字”，他们依然无从认识，只能留下一些诸如“有文纵横如篆书”、“虫文写篆不可识”之类的感叹吟唱。
1915年，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只身来到华安“仙字潭”考察，从此打开了科学考察“仙字”之谜的大门。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为“仙字潭”的“仙字”逐一做了拓片照相记录，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材料。他们经过考察得知，这些所谓的“仙字”，其实都是凿刻在“仙字潭”摩崖石壁上的象形文字。字体大的长70余厘米、宽20余厘米，小的长10余厘米、宽仅几厘米。它们都保留着原始古朴的象形表意形态，个别的虽与甲骨金文或蝌蚪文有所类似，但又不尽相同。其形状有的像挥动双手的斗士，有的像鼓腹挺立的女性，有的像引颈待诛的俘虏……
流行千余年的“仙字”之说虽然就此被打破，但确定这些符号性质的问题却接踵而来。有的学者认为它应属于原始象形表意文字，有的认为应属于图像文字，有的则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吴籀”。关于“仙字”的凿刻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在春秋时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能早到商代，因为只要有金属器具，“仙字”的凿刻就不成问题。至于“仙字”的作者，有的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吴人，有的则认为是福建南部地区的古代土著居民即越人。
这些仙字“到底记叙了些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黄仲琴教授在考察后认为，”实非符篆之类至其有似古金文者，亦不得强为附会“但他没有解释”仙字“到底说了些什么。1959年，福建师范大学刘惠蒸副教授首次对”仙字潭石刻做了全面考证，认为它是记载春秋时期吴部落战胜夷、越、番三个敌对部落后的纪功石刻。
“仙字”的历史真相还未大白，对这一历史真相的认识，还有赖于对同一历史时期当地社会和民族文化史的进一步整体把握，而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无字碑”有什么含义
在陕西省乾县西北80千米处的梁山上，坐落着武则天的陵墓，它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墓道两旁耸立着一排排高大的石人石马，十分壮观。然而，在其高达6.3米的巨型墓碑上，却一个字也没有，这是武则天临死前在遗嘱里亲自交代的，后人称它为“无字碑”。
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什么死后只树碑而不立传？1000多年来，人们一直为之迷惑不解。
有人说，武则天在位21年间，做了不少好事，立下了丰功伟绩，例如重用人才，重视教育，奖励生产等。因此，她的功劳很大，一时很难用文字来表述她一生伟绩。
也有人说，武则天在位期间，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打击豪门贵族，却也在自己身边拉拢了一批新的官僚，形成了新的特权集团，他们排斥异已，滥用权力，培植党羽。于是，她在临死前，感到自己不得人心，怕后人唾骂，只好立无字碑了。
有的人以为，武则天当皇帝以后，特别是到了晚年，生活奢侈浪费，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大建寺院与享乐场所，使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政治也日益腐败，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所以死后无脸为自己撰文立传。
有的人则认为，武则天一生有功也有过，功劳很大，而罪恶也很多，一时很难做出恰当的评价，只好使碑文空着，让后人去下结论。
还有人认为，武则天作为女皇帝，死后不给自己留碑文，是一种谦虚的表现，有“自知之明”。
以上这些都是后人的种种猜测而已，无字碑的真正用意是什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或是可能还有另外的含义？这个谜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解开。
“天书”的猜想
史蒂文斯，1805年11月28日出生于美国的新泽西州。青少年时代即对文物考古抱有浓厚的兴趣，曾到中东一带考察，游历了埃及、阿拉伯、巴勒斯坦、希腊和土耳其，出版了两本游记。1839年，他偶然读到一篇谈到中美洲古建筑遗址的军事报道，激发起他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心去寻找这些湮没在丛林中的古迹。他约好他的朋友、制图员弗雷德利克·卡瑟伍德，两人一同制定计划，准备行装。就在将要动身前，恰逢美国驻中美洲代办突然去世，史蒂文斯与当时任美国总统的马丁·范·布伦拉好关系，谋到了这个闲职，以“美国使节”的头衔出发了。到达中美洲后，他们发现这里正处于腥风血雨的内战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惟一可做的工作便是寻找玛雅文明的废墟。
史蒂文斯和卡瑟伍德久闻位于洪都拉斯境内，紧邻危地马拉边境的科潘村有许多古迹，他们便把科潘作为调查的第一站，雇佣了印第安向导和民夫，向丛林中进发。一路上披荆斩棘，饥餐渴饮，穿越一道道林莽，涉过一片片沼泽，终于来到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著名的科潘古城，古城中保存的15座刻满象形文字图案和装饰花纹的石柱牌，以及一座金字塔形的巨大建筑遗址，令他们惊叹不已。他们万万没想到，中美洲居然生活过堪与任何古老民族相媲美的印第安人！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忘掉了旅途的辛劳和环境的险恶。他们对科播进行详细地调查、记录和绘图后，旋即进入危地马拉，后来又去了墨西哥的恰巴斯和尤卡坦，他们将沿途看到的许多玛雅文明废墟，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录和绘图。1842年，史蒂文斯在纽约出版了《中美洲、恰巴斯和尤卡坦旅途见闻》一书，不久，卡瑟伍德的画集也问世了，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反响，史蒂文斯的书一版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不衰。每个人都在谈论中美洲，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些废墟的主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与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是否是同一血缘？为什么会有特别发达的文明？刻画在石碑上的神秘符号有何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把这一伟大的文明定名为玛雅文化，可是，许多实质性的问题依然无法得到解决。学者们唇枪舌剑争论不休长达20年。1863年，一位名叫布拉塞·德·布尔布尔（1814～1874年）的法国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学会图书馆查阅政府档案时，发现一本纸质发黄的古代手稿，名叫《尤卡坦事物考证》，是西班牙派往中美洲尤卡坦地区的主教狄亚哥·迪兰达于1566年撰写的。这位主教在职期间，一方面于1562年7月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玛雅文字记录，全部当做魔鬼的著作焚毁；另一方面，他又出于对古代知识的热爱，跟一位废黜的玛雅王公柯柯姆交上了朋友，并将听到的有关玛雅诸神及战事的奇特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这本书里，还画下了玛雅人用以表示各个日期和月份的象形文字草图。
简单的几幅草图，却成为人们解开玛雅文明奥秘的钥匙。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获得了生命，玛雅文明开始焕发出生机，美国学者安娜·泰利·怀特在《湮没的世界》一书中评价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榨取的全部黄金都及不上那么大的价值。”
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人并没能够将玛雅文献全部焚毁，三本玛雅文献大概是被好奇的西班牙士兵带到了欧洲，从而被保存下来，它们是：现收藏于德国德累斯顿的最古老的一份被称为《德累斯顿手抄本》；收藏于法国巴黎的被称为《巴黎手抄本》；另有原属于一份的两个抄本分别藏于西班牙的两个地方，称为《马德里手抄本》和《格巴里耶手抄本》。研究者们立即将这些原稿与狄亚哥·迪兰达的象形文字作了比较，同时又与卡瑟伍德临摹的石柱碑上的象形文字进行了对照，神秘的玛雅文化终于可以窥见一斑了。
然而，由于在1840～1880年的40年间一直没有什么有关玛雅文明的重大发现，所以能够使狄亚哥·迪兰达提供的“钥匙”发挥作用的文字、石柱碑、浮雕和雕像实在是太少了，而中美洲又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在那里从事丛林考古不仅需要热情，而且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愿意步史蒂文斯后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在研究者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莫德斯雷的英国人，在1881～1894年间，前后7次进入中美洲热带丛林，他不仅对当时已知的每一个废墟进行了摄影和绘画，而且还对许多碑铭甚至整个石碑作了精心的拓片，还带回来若干尊玛雅雕像的原物以及不少精美的石膏模型。莫德斯雷的工作为玛雅文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破译出将近三分之一的象形文字符号，但是，它对认识密林中的玛雅文明已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天书”般的玛雅文化将重现世人面前的。
神秘字符的起源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郡昆士兰的乔治·扬首先使人类开始循着神秘的加拿大雅茅斯石头的踪迹进行探索。这块180公斤重的巨石是1812年由一名雅茅斯医生理查德·弗雷彻在一处泻盐沼泽中发现的。他是一位军医，于1809年退休并来到雅茅斯居住下来，后来于1819年在那里去世。实际上他把这块石头置于靠近岸边的一块凸地上。当然，那块地位于柴格津沼泽地出口和雅茅斯港西边之间。石头上简短的铭刻有十四个字符，而这些字困扰了专家近200年。
现在，在科林斯街22号迷人的雅茅斯郡博物馆，这块石头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并且突出地展示给公众。博物馆的董事兼馆长，历史学家埃里克·丁·拉夫，对这块神秘古老的石头及其可能的来源有着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以下的事情。采访中他允许记者做记录，而且，这次采访对破解字符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在雅茅斯的历史上，雅茅斯神秘石头是一桩十分有趣的事。多数人认为它是北欧海盗留下的，那是一般的说法，但是也有许多其他说法。大致说来，它是由一位叫弗雷彻的医生于1812年，在雅茅斯港尽头发现的。有一些人，特别是弗雷彻医生的后代，总觉得是弗雷彻雕刻的，因为他显然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总觉得就是他刻的。其他许多人觉得是北欧海盗留下了这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已经几次被不同的人从古代北欧文字翻译过来。有一篇译文是小亨利·菲利浦斯在1875年左右翻译的，他觉得那些古代北欧文字要么写的是‘哈口对他的众人讲话’要么写的是‘哈口之子对他的众人讲话’。
后来在1884年，菲利浦斯根据前任省博物馆馆长哈利·皮尔斯的一份注释，出版了关于那段话的一篇论文，并认为这位叫哈口的人是1007年沃卡尔塞芬探险队的一名成员。
埃里克·拉夫还告诉记者，在1934年，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曾经翻译了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斯特兰伍德的这篇译文语言上特别有趣。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是华盛顿市本顿县的学校督察官，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挪威学者，他相信文字的确是北欧古代文字。他把它们译为：“雷夫艾利科设立此碑。”“此碑”的意思在句子中是人所理解的东西。这块古代北欧文字碑字符自身中不含有它。这种被理解的语法结构的意思，也能在请求帮助时被发现，如“请帮助我从这条沟里上来”，在这儿，“从这条沟里”的意思是明白的，因为，被呼唤的人能看见沟并且明白说这话的人的处境——两者都使得这被充分理解的句子显得多余了！实际存在的雅茅斯大石头，以十分相同的方式，使加上的“此碑”显得不必要了。正像孔子可能在他的警句中明显地写下的那样：“在坚石上深深刻字的人，会比用墨汁和毛笔在纸上写字的人，选择更少的文字。”
在1934年，当奥勒弗·斯特兰伍德从事他的工作时，乔治斯·圣·佩林正负责管理这块石头和当时保存它的雅茅斯图书馆。1934年，乔治斯在给奥勒弗的关于石头的描述中清楚地写道：“没有什么侵蚀迹象。除了几块孤立的地方以外，雕刻显出一种明显的V形部分……石头质地非常坚硬……雕刻是如此精工细琢，雕刻者一定使用了高度淬火的工具……”
斯特兰伍德做得非常有效的工作是，通过已确定的北欧古代的各种字母，细心搜寻从已鉴定的资料中找出已知的对应者，对应刻在雅茅斯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然后，他把被对应的北欧古代文字挑出来，又给出上面北欧古代文字的拉丁字母的对应物。斯特兰伍德做了几页绘有密密交叉的对照资料，来确立和证实石头上的所有十四个北欧古代字符，最后，得出了拉丁文译文：
LAEIFR ERIKU BISR
考虑到北欧古代文字和以稍微不同的角度雕刻的欧甘文字之间有较小的差异，法国中部的格罗浑字母和雅茅斯石头上的刻印文字之间，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为了公正地平衡各种北欧古代文字专家的意见，需要说的是，在1966年，即斯特兰伍德著作出版约30年后，奥斯陆诺斯克学院的利斯托博士，对那些刻印文字到底是不是北欧古代文字表示了怀疑。
朱利叶斯·弗拉施·哈蒙在他的题为《关于布来克斯顿和雅茅斯石头上的雕刻》的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学术意见，这篇论文刊登在1976年1月的《西弗吉尼亚历史》第36卷中。哈蒙认为那些碑文纯粹是数学，而且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统计数字，这支探险队曾按照瑞典国王艾利科十四世的命令而出发。
埃里克·拉夫然后继续解释其他几种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种早期巴斯克人的说法，讲石头铭刻意思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这可能来自公元前350年。迈锡尼人的说法，可能比那更早，它把石头解释成‘尊贵的神座：在大水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家的纯种狮子于落日时被派出去，以起保护和控制作用并挖出一个洞穴，它们已为此全部遇难’。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只从几个北欧古代文字中，你怎么能得出那种意思：正如大家所知，我不怎么相信这事。其他的说法还包括日本的说法，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说法以及树根的说法。所以，读者可自由选择。我喜欢我的访问者进来问，‘这是真的吗？’而我说，‘是的，它是一块真的石头。’我们确实有点儿关于这块石头的问题。30年代历史学会的一位主席认为，碑文正在出现褪迹，所以，他重新凿刻了这块石头，因此，我们失去了我们能从原件中获得的任何东西，尽管我们确实有原物品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石头原本属于雅茅斯公共图书馆，自从在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开馆以来，它就被他们借走了。”
“我自己喜欢的说法是巴斯克人的猜想，因为，我得到了一本巴斯克语——法语字典，而且在一本关于北欧古代文字的巴斯克语书籍中，查到北欧古代文字，因此，我明白他们能如何使那些同与巴斯克词语对等。这对我很有意义：你当然能看见‘巴斯克语’；能看见‘人们’；能看见‘土地’。大约在1895年，在雅茅斯又有一块石头被发现。那上面有着像我们已发现的北欧古文字石头那样的北欧古文字，而且，当时在它们下面还多出三个字母——那上面文字译成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并在此居住。’关于那块石头有一些猜测，因为它恰恰在一家于1895年刚开业的旅馆里被发现，而那块石头从此丢失”。
“我们的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那时人们甚至都未想到北欧海盗。它可能是北欧海盗的。我当然不怀疑北欧海盗曾到过这里。我确信，他们可能来过这儿。他们当然在纽芬兰。”
这种观点得到伯吉塔·沃里斯的有力支持。1995伟，她正与一个德国电影组一起工作，并且曾经带他们看过在纽芬兰的兰斯奥克斯草原的北欧海盗的场所，她认为这个场所无可否认是真实的，然后，她曾带他们到新斯科舍省去拍照雅茅斯石头。
埃里克继续解释这块石头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渡过大西洋的。
“这块石头有一次被拿到英国验证或者翻译。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拿走，当准备归还时，战争爆发了，因此人们决定不去冒遭遇潜艇的风险把它带过大西洋。显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在伦敦码头的包装箱里”。
“人们从石头的背面取下一些碎片，来鉴定石头是从哪儿来的。认为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很好，可是，它就是当地的石头。”
劳拉·布莱德利是雅茅斯郡博物馆里非常肯于帮忙而又知识渊博的档案专家，他接受了一次录音采访：我见到几位研究者专程来这里看这块石头。早期的研究者和注释者实际看不到那石头，所以，他们是与照片和标本打交道，因此他们不能断定石头上哪些是自然标记，哪些是人为的。一种反馈回来的说法是，石头上的标记是自然形成的。它很难鉴定，因为原来完整的碑文被重复雕刻搞乱了，很难以相同的方式查看石头的标记。然而，在过去六年里，两位地质学家查看了这块石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这些记号是自然形成的。而我们当地的专家，这个领域中真正的北美专家，在加拿大公园里工作的伯吉塔·沃里斯说，这标记的确不是北欧古代文字，但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有持相反见解的很有资格的专家。
“我还不能下定论。我知道这块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发现它的人是一名军医。实际是他制作这些标记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好像很渺茫。然而，我找地质学家交谈时，他们觉得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与这位挪威专家谈论时，此人说那决非北欧古代文字，我真感到我想发表一种有根据的意见，可不幸的是，在这点上，我不能那样做。这是雅茅斯最大的神秘的事情之一。我一生看了所有这些专家的文件，真的不知道那些标记如何跑到那石头上来的，这对我来说很是个谜。”
简而言之，最后证明有争议的古代雅茅斯石头可能有关的北欧海盗实际历史是什么？红发埃里克，或者称为埃里克·托瓦尔松，成功于公元10世纪末期，是格陵兰岛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居住地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雷夫·埃里克松，是首位完全可信的发现北美的欧洲人，981年春天，红发埃里克和大约30名他的家属、朋友、邻居及一批牲畜西行。他们的瓦叠式外壳的北欧海盗船不足30米长，而且，做这种海上航行的条件一定很不利。由于受到一座漂流冰山的阻碍，他们未能在东海岸登陆，而是绕过南端，然后沿西海岸（现在的朱列内哈伯）向北航行。在找到了他们喜欢的陆地以后，把它命名为格陵兰，后来由于他们对这块陆地的大肆夸赞，以至于他们同时代的热心人组成一支探险队，共有25艘船装载着潜在的殖民者以及牲畜。实际上，只有14艘，共包括300到400名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后人所知道的“东部殖民地”。
在999年，埃里克的次子雷夫，称雷夫·埃里克松或幸运的雷夫，从格陵兰经过赫布里地群岛航行到挪威，他们没有走更通常的冰岛航线。次年，在他回来的途中，他没有在中间任何陆地停留。希望到达格陵兰南端。由于天气恶劣，他没能到达那里，却看到了北美大陆：大概是拉布拉多，也许是纽芬兰，甚至也许是远在南面的新斯科舍。当他意识到不论这是哪里，都不是他父亲在格陵兰的家时，他转而沿海岸北上，在秋天之前安全地到了家。这个具有诱人的问题一直未被解答：雷夫·埃里克松是否在雅茅斯附近登陆，并且当他在那儿时，刻印了那有争议的石头？
不解的字谜
桂林阳朔碧莲峰上雕刻着一个直径将三米的“弩”字，此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游人到此，都要停下来观赏研究，然而100余年来，谁也肯定不了这是个什么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弩”字的作者是山阴的王元仁。王氏擅长草书，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在广西阳朔当县令。就在他任职的那一年，挥笔写下了这个巨幅字，由能工巧匠凿雕在鉴山主峰——阳朔县城的碧莲峰壁石上。遗憾的是，王元仁没有留下任何注释，这样一来，百年墨迹只好留给后人去评说。
这个字如此奇妙，竟引得无数游客骚人抬头仰望，仔细琢磨。
韩愈曾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诗句来概括漓江的秀丽景色，因此有人将这个字认作“带”，其意是对“江作青罗带”风光的赞美。但那些善于思考的先辈文人墨客，从此字中又琢磨出“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八个字的意思。的确，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八个字果然笔笔有着落，字字有根据。
又有个文学家不满足前人的说法，买了拓片带回家中仔细琢磨，细心推敲，认为应是“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举世才”十四个字的意思，是用来激励来人和后者的对联。
可是又有一位诗人，比那文学家更善于联想，他竟从中揣摩出一首四言诗：
一带山河，举世无双。
少年努力，万古留芳。
上述几种解释，也只是人们的猜测。百余年来，成千上万的古今中外游客，对这个字浮想联翩，各抒己见，虽然说不出所以然，但都认为此字一定别有一翻用心，并且寄予深刻的含义。这究竟是个什么字，它是什么意思？这个百年之谜，不知何时才能解开。
古印度文明揭秘
很多人都在想像中把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混同起来，其实它们几乎是两码事。古印度因其神秘，使得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百年之误
公元前44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告别了文化之都雅典和好友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图里奥伊。他一踏上这块美丽安静的土地，就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过四处飘泊的生活，我要把自己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研究写出来，以“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沐浴在地中海海风和亚平宁半岛灿烂阳光下，希罗多德文思奔涌。自30岁起，他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及希腊、意大利、埃及、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每到一地，他都潜心钻研当地的历史、传说，认真观察古迹文物。现在，是到了该把它们都记下来的时候了。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
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
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组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像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
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一样……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非常丰富。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希罗多德自己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他记下的是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因此有些荒谬内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这里的人民栽种棉花（长在野生树上的毛），人们穿着棉织品：他还告诉我们，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调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后，征服了这块土地，将这里分割为一个行省和另一个行省的一个部分，并要求这里的居民缴纳黄金。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记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准确时间，但却提示后人，早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富饶之国。
10世纪时，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到达南亚次大陆，他发现，眼前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的繁荣程度。这一切大大激发起他探索这一文明源头的欲望，可是在经过一番寻访贤者、探查古迹之后，他悲观地写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视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他的看法成为后来许多接触古印度文明的学者的共识，文明之源的探索便这样长期停留在希罗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离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已过去了2000多年，一轮新的尝试开始了。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倡导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进行翻译和研究，“吠陀学”由此诞生。琼斯对包括古梵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有很深的造诣，在对《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献和西方古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之后，琼斯宣布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有着“姑表之亲”的渊源关系，这激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热情。
1806年，33岁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贵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不过此时詹姆斯·穆勒并没有因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开始了一项艰苦的工作——撰写《不列颠印度史》。11年之后，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3卷本著作出版了。在这部巨著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期，这种观点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学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来论。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就明白地写道：“史前印度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考古发现……南印度并不存在铜器时代，这一事实证明，当雅利安人携带铜器进入印度时，本地居民还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
由穆勒明确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于吠陀时代的观点是当时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希罗多德称印度河流域以东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罗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兴起，并兴旺于恒河流域。因此，尽管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古印度文明外来说，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发端观点。一百多年间，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权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陆文明之始，这一名称上的矛盾是否暗喻着一种错误？当20世纪20年代人们把目光从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时候，世界才明白：所谓的权威观点原来却是一个百年之误！
发现“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游有五条大河，它们像五个指头并列于旁遮普平原上，这里土壤松软，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发，气候干热，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当五条河流终于合而为一之后，便奔腾而下，直贯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复一年定期泛滥，把过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带来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西南不到200公里处，有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只要从松软的浮土上挖下去一点，就能找到一块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用来建筑房屋真是再会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这种免费建筑材料的行列。
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有人察觉这里是一个过去居民区的遗址，那些“石块”是用火烧制成的泥砖。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理·马森在沿印度河探险时来到这里，当他看到那些残墙断壁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运送英国国王赠送给锡克族首领的5匹马途经哈拉巴，对印度古代文化兴趣浓厚的他特意停下来进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马森一样的结论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存于泥土之下的东西。考古学在英国被十分看重，当大英帝国最终将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使这个海外省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之后，他们还在印度设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作为考古局长来到印度。坎宁安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特别是在废墟中找到了石制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鉴》刊登了他撰写的题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论述了对这一遗址考察的结果。坎宁安称哈拉巴是拉维河岸地区众多遗迹中最大的一处，并首次绘出在这里发现的印章图。他指出这不是印度现代文字，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外国传入印度的”，伟大发现的机遇便这样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也被后人讥为“有眼无珠”的考古局长。
1856年，英国当局修建一条与印度河走向相同、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当铁路伸延到印度河中游地区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技师们的面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掘地数尺，仍是松软的土壤，到哪里去找石头来铺设路基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聪明的”英国人解决了。他们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数不尽的方形“石块”。历史又一次重演，不过此次这些“石块”并没被用来建房，而是被捣成道砟铺在路上，成为从拉合尔到卡拉奇这条大铁路中的一段辅轨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来了一位新总监约翰·马歇尔。这位出生于1876年的英国人从著名的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先后参加了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见天日，一段段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再现光彩的时候，马歇尔总监体会到巨大的喜悦，同时又产生新的冲动：什么时候能再有一个新发现，给世界一个新的轰动？所以，他一踏上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跃跃欲试。可是。从何处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罗文化遗址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的同时，一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报告说被捣碎铺铁路的并不是石块，而是古代人用来建城的砖块。
敏感的马歇尔凭直觉预感到这些道砟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区主任班达卡尔对“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进行全面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报告中，班达卡尔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历史不过200年左右，谈不上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眼看这件事就要最后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弗利特又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里，并从此没有移开。弗利特对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过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图形，而是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朴的刻画符号。在经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比较之后，弗利特提出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从末发现过的古代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学界被震动了，经过考虑和筹划，马歇尔的印度助手拉·巴纳吉于1920年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进驻摩亨佐——达罗，1922年，马歇尔也到达哈拉巴，亲自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
系统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马歇尔就欣喜地发现他脚下是一个足以让他扬名百世的宝地。1924年9月，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他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久远的未知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文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
从那时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被称为考古学大师的惠勒在1944～1948年担任印度考古局总监时，将细致严谨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发掘和研究，使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除了英国人之外，美国、法国等国的考古学家也积极参加了考古发掘和研究。
印度河流域文明首先发现于哈拉巴，所以又称哈拉巴文明，研究表明，它是约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支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比吠陀文明早了约1000年。从分布的范围看，属于这一文明成熟时期的遗址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萨雷·科拉和坚戈，南至濒临阿拉伯海的坎贝尔海湾附近的坎吉塔尔，东达今日印度共和国首都新德里附近的阿拉姆吉普尔，西抵今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地区的苏特卡根·杜尔，其覆盖地域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文明遗址达250多处，远远超过与这一文明同时存在的西亚地区的另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地域。
马歇尔看到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很快就成为辉煌的文明之星，照亮了对这一文明的探索之路！
文明之门
1954年11月，坎贝尔海湾附近的新一轮考古发现又一次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度河流域。印度学者子S·R·拉奥宣布，他所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距坎贝尔湾19公里的波戛瓦和萨巴马提河之间发现了一个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代港口城市——罗塔尔。“罗塔尔”是当地的古吉拉提语，意为“死亡之家”，与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之意相同。
对罗塔尔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60年，共发掘出各种物品1.7万多件。拉奥和他的同伴发现，罗塔尔和其他遗址一样，也存在着至少5个文化层，而且时间的下限可能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如果这个观点得到确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时间就将延长约700年。
在罗塔尔，我们看到了与文明古都同样的情景，城市规划严谨，在四条主要街道和其他街巷边排列着各式建筑物，排水系统四通八达，不过罗塔尔最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港口。在城南有巨大的船坞和港口平台、已发掘出来的船坞用砖块砌成，高约5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人们还发掘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这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开挖的通往坎贝尔湾的运河。在河道的边上，排列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码头，可以停靠长18～20米，宽4～6米的大船，每当涨潮时，人工河道中可并排行驶两艘大船。来自西亚、北非以及更遥远地方的商船将各种宝石、工艺品、食油、矿产筹运到这里再输往各地，次大陆出产的纺织品、象牙制品、木材等也从这里经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罗塔尔就像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道海上大门，它使全世界了解这里，也使古老的南亚次大陆对外开放。
尽管发现了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罗塔尔等古印度的城市，历史学家们仍不敢确认，古印度的真正面目已完全揭示出来……
毁灭文明的神秘之手
在四大文明中，古印度不是最古老的，但它的神秘程度可以堪称世界之最。它的突然消失，使得人们至今不能完全了解这个谜一般的国度！
寻找古文明的主人
当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发现的消息传遍世界时，各地的学者就开始探索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谁创造了这一高度发达的文明？
在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中，人们发现了来自两河流域的物品。而在这之前，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西亚也发现了不是当地出产的印章和陶器、石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出土文物把南亚和西亚两个相隔千里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麦克唐奈尔认为，从时间上看，苏美尔文明比印度河流域文明要早1000年，而且苏美尔文明曾经有过向其他地区扩张的历史，因此他断言，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创始人是苏美尔人。有些语言学家也通过对文字符号的研究，认定两地的文字属同一个语系，从而更加强了苏美尔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权威性。
甚至还有人把这一文明的传播始末也勾勒出来：在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处于两河流域南端的苏美尔人已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那些富有的人们用粘土做成刻有自己家庭地位和身份标记的印章，盖在属于自己私有的粮、油、酒等的贮存容器上，奴隶出现并大量增加，城邦国家产生了。出于对财富和人口土地的需要，苏美尔人开始向东方扩张，其中有一部分人从海路或陆路来到印度河流域，把这块肥沃的土地变为殖民地，而当地人则成为他们的奴隶。苏美尔人也把自己的文明传播到这里，以后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特色，成为与两河流域文明有联系又有差别的文明。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才提出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美国探险家赫尔调侃地说，为什么要说文明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河的，难道就不存在完全相反的可能吗？即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之母，苏美尔文明是印度人创造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两河流域更多的地方出土了印度河流域印章和其他物品，而且对楔形文字的释读也使人们明白在这两个地区长期存在着商业往来。在两地都发现了有明显差异的来自对方的物品，这只能说明它们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明体系。
几乎就在上述观点提出的同时，有几位英国考古学家提出是雅利安人创造了这一文明的看法。塞·兰顿和G·罕特认为，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文字和后来的吠陀梵文文字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从而创造吠陀文明的雅利安人也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
但是当学者试图用释读梵文的方法来释读印章文字时，却彻底失败了。通过碳14等科学手段对出土器物的测定年代也表明早在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之前近千年，印度河流域文明就已衰落了，雅利安人不可能是这一文明的创造者。另外，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与印度河流域居民也存在着很多差异。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马在其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吠陀文献中多次提到马。可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上几乎看不到马的踪迹。雅利安人不吃鱼，而印度河流域居民则很喜欢吃鱼，捕鱼钓鱼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印度河流域居民修筑大浴池淋浴，进行宗教活动，这与雅利安人的风俗习惯毫无共同之处。
与上面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其创造者当然就应该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但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是印度的土著居民？
一些英国的和印度的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就是印度河流域最早的原始居民，他们皮肤颜色较深，鼻子扁平，说着达罗毗荼方言。严格地说，他们的最早家园也不是印度河流域，但他们很早就定居在这里，创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铜器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文字的释读，也提供了众多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最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时，更新的观点又出现了。
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先后发掘出十多具古人遗骸，科学家在对这些骨骸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并不属于单一的种族，而是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因而有人提出，创造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种族，除了达罗毗荼人之外，原始澳大利亚人、蒙古人等也参与了这一文明的创造。随着对这一时期文字的释读，学者们所提出的文明创造者的名单进一步扩大，又加上了布拉灰人、帕尼人、阿修罗人、乌拉提亚人、瓦黑卡人、那迦人等等。
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后两种观点，但即便在后边的观点中也依然存在着许多未知因素。看来关于谁创造了这一文明的问题还会长期探索和争论下去，谜底真正能够解开吗？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谜。
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时间，翻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述：“英国考古学家M·威勒爵士提出的公元前2500年到1700年的观点被一般人所接受。”另一位学者D·阿格拉沃尔把考古和碳14测定时间相结合，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
但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摩亨佐——达罗城位于印度河岸边，由于泥沙沉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印度河的河床已抬高了许多，当考古人员挖掘到低于河水平面深度的时候，渗过泥沙层的河水不断涌出，他们明知下面还有文化遗迹，但也只能望水兴叹了，因而他们所说的这一文明开始时间，也只是根据已发掘的内容定出的。
此外，考古学家们在调查和发掘中不断还有新发现。从1974～1980年的6年间，巴基斯坦和法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印度河西岸的距摩亨佐——达罗仅190多公里的麦赫尔迦尔地区，发掘出一系列农业文化遗址。这里的人们使用铜制工具，手工业十分发达。它的工场每年都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小珠子和成百上千的粘土容器，除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还输往整个印度河流域。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来自伊朗的绿松石和阿拉伯海湾的贝壳。最让学者感兴趣的是，这些村庄和小镇己用砖修建起规整的、永久性的房子，而这正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乃至今日这一地区民居的建筑方式。另外，棉花的种植已经开始。与摩亨佐-达罗隔河相望的科特·迪吉，它的居民为防止洪水侵袭，在村边用石块筑起护墙，然后沿墙建起砖房。在对这些遗址进行分析后，人们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600年。
那么，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没有承袭关系？学者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有，那么前者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农业，而后者是比较典型的城市文明，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没有，两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又有很多相通之处。严谨的学者有时也不得不讲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他们把前面提到的发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发现统称为早期哈拉巴文化。至于它们应不应该归于一个体系，让读者自己去考虑吧——或者，说句恭敬的话——让历史去回答吧。
和其它文明一样，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一个向四周扩展的过程，从总的趋势看是从西向东发展，但也有向南发展的迹象，正是后一种迹象对学者们所认为的文明下限时间观点提出了挑战。古代港口罗塔尔是位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地域最南瑞的遗址之一，发现得较晚，在时间上，也是延续最晚的一个文明遗址。当学者们对从这里出土的物品进行分析后，认为它的存在时间可能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比权威的观点晚了700年！
时间上存在着的前移数千年，后延数百年的情况使这一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中的定位难以确定。它们只能说，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但它存在的确切时间却依然隐藏在朦胧纱雾之中。
一只看不见的手
不少人在谈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总是津津乐道于它所独具的和平、民主的气氛。你看，偌大一座拥有数万居民的城市中，居然找不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宫殿建筑，也没有令人们顶礼膜拜的寺庙大殿。在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物品中，竟没有一件被认定是代表权威标志的东西。表现人、兽、万物的雕塑、图案等令人叹为观止，可是那处于人上人的王在哪里，似乎至今仍未被发现。在这里很少见到武器一类的东西，矛尖和箭镞只占青铜器的一小部分，而在其他文明遗址中，武器往往成为青铜器或铁器的代表器物。就是在公共墓地中，我们也似乎感受到一种平等，被葬者的姿势基本一致，随葬品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几乎就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遗址，巨大的王陵、令人目眩的随葬品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此，一些人便把这里描述为一个不存在专制制度的，充满和平的理想之境。他们认为，人们的差别仅仅在财富拥有的数量方面，富者高楼大宅，贫者矮房陋室。但人们是平等的，特别是那些富有的市民，对城市事务抱有极高的热情。他们出资兴建房屋和公共设施，参与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管理。宗教成为维系市民团结甚至整个城市机器运转的重要手段，人们尊奉共同的神灵，循行相同的祭祖仪式。总之，维护这个文明的基本力量不是权威和武力。甚至有人称这里就是真正的“乌托邦”。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整齐，一切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连文字、度量衡也全地域统一，这种“壮观的”统一文化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控制着一切。
从经济角度看，印度河流域的生产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齐头并进。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货币。我们至今仍无法确定地说，这种商品交换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经贸活动。一位研究两河流域经济史的学者波拉尼认为，两河流域的贸易由政府垄断并由其决定价格，也许这也正是对印度河流域贸易的最好解释，如果真是这样，印度河流域就不再有一种所谓的平民管理城市的民主制度，而是存在着一个操纵着经济活动的强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一块比今日巴基斯坦疆域还大的土地统一到，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这个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想。也许，当人们有朝一日能把印章文字全部破译，或者又有新的发现时，就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更清楚的答案了。
未知的突然失落之谜
真奇怪，那广阔而存在了数千年，发展水平极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几乎是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在后世的文字典籍中，几乎见不到一点对这一文明的记载：在以后的印度文明发展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一点这一文明的影响，它失落得无影无踪！它沉睡在泥沙之下，不为世人所知。几千年过后，当它重见天日之初，人们也只把它当做一个与以后的文明锁链毫不相关的环节。它失落了，只留下许多假设。
大凡时间久远的历史文化，总会给后人留下一些未知数。然而像印度河流域文明这样的情况，大概并不多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它都给我们出了难题，而人们也喜欢在解决这些难题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事实上，今天的很多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究竟哪一个更正确，他们不仅为印度河流域向人们所展示出来的文明成果而入迷，也为这个伟大文明遗留下来的谜而着迷，更为人们在解决这些谜时所做出的努力和创造而赞叹。这也许就是古印度文明的最迷人之处吧。
人类文明史源于何时
或许有些读者会持反对意见，但面对这些有力的证据，我们有理由推测早在数亿年前智能生物就已经生活在地球这个星球上了。
也许在地球形成后的这几十亿年间，人类很早就开始了进化并经过很长时间形成了文明，之后由于某种致命性的大灾难而导致了文明的终结。许多年后，文明再度出现，灾难可能再次降临而使文明又一次覆灭，如此反复过很多次。事实上，在一些世界最为古老的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这种阶段性出现、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大灾难的记载。
《瓦达斯》是一本古印度人所写的著作，主要记述了一些最为古老的事情。从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人类存在的历史其实比我们所知道的久远得多。它把历史的循环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单位，最小单位是黑暗时代，一个黑暗时代代表着43.2万年。黄金时代、微明时代、薄暗时代和黑暗时代合为一个大时代，一个大时代为432万年。1000个大时代构成“一劫”（古印度传说世界经历若干万年就毁灭一次，然后重新再生，这一周期称为一劫），也就是“上帝的一天”。一劫恰好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确认的地球的年龄。
每一个古老的传说都是真理与谎言的混合体，那么这个古老的记载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呢？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人类诞生的问题，现在主要表现为“物种进化”理论与“上帝造人”之间的争论。我们上述所列的各个发现与推测给这两种理论都没带来多大帮助。然而，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发现却确确实实地指出了我们现有的科学理论在有关人类进化问题上的确出现了偏差，至少一个拒绝接受新证据来维持其存在的理论绝是不值得维护的理论。
那么，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到底是从何时开始呢？
克里特文明被谁摧毁了
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悲剧故事：很久以前，克里特米诺斯王的一个儿子在雅典被杀害了。暴怒的米诺斯便借此对雅典大兴问罪之师，最后强迫雅典国王埃古斯签订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条约：每隔9年雅典必须向克里特进贡7对童男童女。这些人被送到克里特后，即被当作食物让一个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陶洛斯逐个吃掉。传说，米诺陶洛斯为王后帕西法厄与一头公牛所生。国王为了遮丑，便请大建筑师达代罗斯在克诺索斯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双斧宫殿，然后把那牛首人身的怪物藏在深宫中。雅典惧怕米诺斯的强大，万般无奈，只好按屈辱的条约按时纳贡。因此，每年进贡期限，凡有童男童女的父母们都害怕悲惨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子女头上。到第三次进贡的时候，埃古斯的儿子，英雄忒修斯为了安民除妖，毅然公开宣布，愿意作为7对童男童女中的一员到克里特去。
忒修斯一行出发时，老国王给他们一面白帆，并约定，如果忒修斯平安回来，就悬起白帆。否则，仍像以往那样，挂上黑帆，可使人们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失败了。
忒修斯和童男童女们乘船来到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召见了他们。当这位年少英俊的雅典王子出现在克诺索斯王宫的时候，米诺斯美丽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公主立刻爱上了他。忒修斯也对公主一见钟情。阿里阿德涅偷偷地交给忒修斯一个线球和一柄魔剑，并透露了进入深宫的方法。忒修斯按照公主的指点，把线球的一端挂在迷宫的入口处，然后放着线通过曲折的路径来到米诺陶洛斯的藏身之地，用魔剑将这怪物杀死。之后带着阿里阿德涅和被当作贡品的孩子们一起逃离克里特岛。在归程中，他们忘了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当埃古斯站在海岸上远远地望见张着黑帆的船只徐徐驶来时，以为儿子已死，顿时痛不欲生，随即跳海身亡。后人为了纪念他，便把这海叫做爱琴海。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悲剧故事中所提到的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国，在希腊的历史上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它的传说却被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地中海以东，希腊半岛以南，有一个多山的海岛——克里特岛，自古以来，它就是希腊的领土，是希腊最大的、也是离本土最远的一个海岛。
克里特岛被海水所环抱，风光绮丽，气候宜人。除此之外，它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在希腊古老而光辉的历史上，克里特的地位被忽略，历史学家们对该岛遥远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但奇怪的是，克里特在希腊神话中却是一个赫赫有名、非同凡响的地方，它同许多传说中的大英雄人物有关。多年后人们吃惊地发现，克里特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正是以这些离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为线索，才从地下发掘出来的。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包括荷马史诗）举世闻名。深深地吸引了不少西方考古学家。他们认为，这些优美的故事很可能是古人根据一定的历史事件，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
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22～1890），依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有关特洛亚战争的描写，在小亚细亚希沙尔里克丘陵（今土耳其西部、爱琴海沿岸一带）发掘出特洛亚古城的遗址。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曾远征特洛亚城，与特洛亚人进行过10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了这次战争最后一年里51天中发生的事情。
那么，传说的克里特王国、米诺斯王和他的神秘的迷宫，是否真的曾在历史上存在过呢？谢里曼很想亲自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但他未能如愿以偿。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等来到克里特岛上进行考古发掘，决心把这个神秘王国的存在与否弄个水落石出。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在岛上发掘出好几座古城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文物，证明克里特王国确有其事。
在古都——克诺索斯的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王宫的废墟。它占地约2万平方米，依坡而建，共有3层，还有地下室。宫中大小房屋共几百间，均由迂回曲折的廊道连接。王宫结构之复杂，实为罕见。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米诺斯双斧迷宫，因为在废墟中发现了双斧标志。
在王宫的墙壁上，种种题材的壁画绘出国王和贵族妇女及仆役的形像。这些壁画虽历经数千载之久，但色泽仍然鲜丽如初。
考古学家们深入王宫一个仓库，发现了许多一人高的大陶缸，里面装着粮食，橄榄油和酒。在另一些仓库里放着战车和兵器。一间外面包着铅皮的小室贮藏着国王的巨大财富，其中包括无数的宝石、黄金饰物和印章。
不过，在出土的文物中，最有历史价值的莫过于那数万张刻有文字的泥版了。在这些泥版上，古克里特诗人线形文字记述了国王的档案和重要事件。一块文字泥版上赫然写着：“雅典贡来妇女7人，童子及幼女各1名”。这不禁使人想起关于米诺斯王强迫雅典进贡童男童女的故事。
1980年春，英国考古学家在雅典公布说，他们不久前的发掘证明古克里特岛人在米诺斯时代有食人肉的习惯，在克诺索斯宫殿周围市镇中一所铜器时代的房屋里（传说这是半人半牛怪物的藏身之处），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些人的尸骨，尸骨上留下的刀痕同动物被宰杀后留下的刀痕一模一样。据辨认，这200多根支离破碎的人骨是8至11个年龄不到10岁至15岁的儿童的骨头。
英国考古学家认为，克里特人食人肉可能不是由于饥荒，而是出于某种宗教仪式。
由此看来，雅典向克里特进贡童男童女的恐怖传说，并非虚构的故事。我们不妨可以做个推测，即克里特统治阶层的成员，有吃人肉的习惯，也许米诺斯的某个儿子就是一个嗜食人肉的家伙。可能正因为如此，米诺陶洛斯才在神话故事中，被人描绘成为牛首人身的怪物，它表现出人们对这个吃人魔王的憎恶。
经过多年不断的发掘，曾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神话中的米诺斯王国，终于露出些许端倪。
现在人们才知道，克里特王国曾存在于大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相当于我国的夏朝）。在最后的一二百年中，该王国的文化曾盛极一时，这正是米诺斯王朝时期，当时米诺斯称雄爱琴海，威震雅典。克里特岛雄踞欧、亚、非3洲之中心，是联系亚非两洲先进国家的纽带。米诺斯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造船业，并且建立了强大的舰队。这已为发掘出来的港口和造船厂的废墟所证实。据认为，米诺斯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海军的人。他的所向无敌的舰队，曾使他的国家能够同当时的发达国家——埃及、叙利亚、巴比伦、小亚细亚及腓尼基等保持经常的贸易来往，并成为他建立海上霸权进行扩张和殖民的威慑力量。爱琴海诸岛纷纷向米诺斯称臣，迈锡尼一度沦为他的殖民地，雅典也得向他纳贡。据考证，克里特与埃及、巴比伦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文明古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是重要的古文明的中心。
令人不解的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克里特岛上的所有城市在同一时间内被毁坏，而且从地球上消失了。
历史学家对它的毁灭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说可能是大地震的发生。有人认为是希腊半岛的入侵者消灭了这个国家。也有人认为是岛上居民发动了人民起义。总之，它是在一场意料不到的劫难到来后被毁灭了，它的历史由于推动了文字的记载，只能被揉进神话之中了。
引人入胜的太极八卦图
提起太极八卦图，许多人都感到很神秘，至于其中的奥妙，则很少有人能说出几分道理来。太极图就是一个圆，里面画着阴阳鱼；八卦图是一个正八边形，每条边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符号。多少年来人们被两个传统意识倾向所困惑，妨碍了对它的探讨和认识。一是神秘化，认为研究太极八卦图的道路深不可测，非一般人所能够问津；二是认为太极八卦图是卜卦算命的迷信东西，必须严加禁止。
相传太极八卦图，是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五经》的《周易》中，有详细说明。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太极八卦的基本理论，它原属于哲学范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是，后来的一些学者，牵强附会，用其宣扬万物天定的宿命论观点，使太极八卦图掺杂进了唯心主义的内容，涂抹上了迷信的色彩，并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御民工具和星相家的理论根据，致使太极八卦图面目皆非，失去了本来的科学意义，尽管年代久远，太极八卦图对今天的人来说，仍是一个引人人胜的谜：伏羲氏究竟是受了什么启发创造出来的？太极八卦图有哪些作用？它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好多问题，至今只有传说和不确切的猜想，而无确凿的答案。但是，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科学的一朵奇葩，它不但在古代为人民作过贡献，就是在现代也树立过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国学者刘子华依据八卦图，证明出“木王星”的存在就是一例。
1930年1月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了太阳系的第九颗行星——冥王星后，有人提出，太阳系有没有第十颗行星呢？由于当时冥王星刚发现不久，观测数据还不精确，预测第十颗行星的努力连遭失败。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年仅27岁的中国人刘子华，下决心要独辟蹊径，不依靠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去预测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刘子华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依据太阳系的各星体与八卦的卦位存在着的对应的关系。他根据这个关系，利用天文参数进行计算，证明出每一对应卦位所属星体的平均轨道速度和密度均分别为一个密值，经过反复运算，刘子华终于第一个算出了第十颗行星的平均轨道运行速度为每秒2千米，密度为每立方厘米0.424克，离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千米，按照希腊神话命名原则，在冥王星后面的星应叫做“木王星”。刘子华把自己的预测，写成题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当时该论文在天文学界获得一致的赞赏。
1938年，刘子华被正式授予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科学家运用太极八卦图，作出的震动世界的伟大贡献之一。
盘古神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盘古神话流传已久，但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最早记载有关盘古神话的是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经》。书中叙述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在很遥远的过去，天和地还像一个鸡蛋那样互相融合在一起时，盘古就已在天地之中生存，时间长达1.8万年。终于有一天，他决心要把天和地分开。他站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身体一天就长高9次，每天增加的身高是一丈。这样，天也就随着盘古每天升高一丈，地也随着加厚一丈。经历了1.8万年的时间，天已经极高，地也极厚了。而这时的盘古耗尽了精力，已经奄奄一息。于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化作天地间的万物：他呼吸气流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他的四肢和五体变为大地上的四极和五岳；他的血液变为大地上的江河；他的筋脉变成了河川道路；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上的星辰；他的肌肉变为田土；他的皮毛变成了草木；他的牙齿和骨头变成了金属和石块；他的骨髓也变成了珠玉；天上的雨水就是他的汗水；就连黎民百姓和各种动物也是由他体内的各种寄生虫变化来的。
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造物主神话。盘古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造物主。
有关盘古神话的来历却成了史学界争论的谜。
由于这个神话的文字记载最早只出现在公元3世纪，所以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盘古神话的形成时间应该在公元3世纪以后。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类发展过程就显得很反常。
于是很多学者认定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有着丰富材料的中国神话传说中是有造物神的。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在盘古神话的具体来历上观点也不一致。
也有一些学者进行各种考证后，以比较充分的论据证明：盘古神话和少数民族的造物神传说根本不一样。所以，排除了盘古神话来自少数民族的可能性。
也有人指出：盘古神话本身形成较晚，可它是对上古神话的继承和发展，汉族上古神话中的造物主就是史典中记载的“烛龙”。烛龙就是后来的盘古的原型。
这些观点，各有其理，但又有各自的缺陷，因此，盘古神话的来历没有定论，成了一个谜。
沙漠壁画的作者是外星人吗
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沙漠的岩壁中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1933年，法国骑兵队来到撒哈拉沙漠，偶然在沙漠中部塔西利台、恩阿哲尔高原上发现了长达数公里的壁画群，全刻在受水侵蚀而形成的岸石上，形形色色、栩栩如生表现出了远古人们生活的情景。此后，欧美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纷纷前来，1956年，亨利·罗特率领法国探险队在撒哈拉沙漠发现了1万件壁画。第二年，将总面积约11600平方英尺的壁画复制品及照片带回巴黎，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奇闻。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第一大沙漠，气候炎热干燥。在这极端干旱缺水、土地龟裂、植物稀少的旷地，竟然有这么多绮丽多姿的大型壁画，从这些远古文明的结晶上来看，这就说明这儿曾经有过繁荣昌盛的远古文明。
从发掘出来的大量古文物看，距今约1万年至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茂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块壮丽的沃土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这种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和陶器的制造，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壁画中还有撒哈拉文字和提斐那古文字，说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壁画的表现形式或手法相当复杂，内容丰富多彩。从笔画来看，较粗犷朴实，所用颜料是不同的岩石和泥土，如红色的氧化铁、白色的高岭土、赭色、绿色或蓝色的页岩等。这是把地上的红岩石研成粉末，加水作颜料绘制而成的，由于颜料水分充分地渗入岩壁内，与岩壁的长久接触而引起了化学性变化，溶为一体，因而画面的鲜明度能保持很长时间，但是令人称奇的是，经过风吹日晒而颜色至今仍鲜艳夺目。
在壁画中有很多人是雄壮的武士，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武神态。他们有的手持长矛、圆盾，乘坐在战车上迅猛飞驰，表现出征场面；有的手持弓箭，表现狩猎场面；还有重叠的女像，嘻笑欢闹的场面。在壁画人像中，有些身缠腰布，头戴小帽；有些人不带武器，像是敲击乐器的样子；有些似献物状，像是欢迎“天神”降临的样子，有些人好像都翩翩起舞。从画面上看，舞蹈、狩猎、祭祀和宗教信仰是当时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
壁画群中动物形象颇多，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动物受惊后四蹄腾空、势若飞行、到处狂奔的紧张场面，形象栩栩如生，创作技艺非常卓越，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杰出的壁画艺术作品相媲美。从这些动物图像可以相当可靠地推想出古代撒哈拉地区的自然面貌。如一些壁画上有人划着独木舟捕猎河马，这说明撒哈拉曾有过水流不息的江河。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上的动物在出现时间上有先有后，从最古老的水牛到驼鸟、大象、羚羊、长颈鹿等草原动物，说明撒哈拉地区气候越来越干旱。
那么，在今天极端干燥的撒哈拉沙漠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古代艺术品呢？作为今天的我们，要想解开这个谜就必须了解非洲远古气候的变化。
据考古学家认为，撒哈拉沙漠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之前，曾是草青水绿的大草原，但是，究竟是什么人在这儿留下了技艺高超、气势雄伟的壁画群呢？刻制巨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万坟岛之谜
1971年才获得独立的巴林，是波斯湾上的一个岛国，靠近沙特阿拉伯海岸，面积仅669平方千米，人口约40万，由33个小岛组成。
主岛巴林岛面积562平方千米，岛上坟墓超过了17万座，被称为“万冢之岛”。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史前时期的冢林，盘踞在巴林岛北部，位于首都麦纳麦以西，绵延数十里，占地30多平方千米。一个个人工土丘，排列整齐，蔚为壮观。从飞机上俯瞰，像万千起伏的浪头。1879年，英国人初次挖掘，才知道这些土丘都是坟墓。
有意思的是，这些坟墓一层叠一层，最高达10米，有几层楼高。从已挖掘的70多座坟墓来看，古墓的历史上限在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器时代。由此推断，几千年来，前人之墓被泥沙埋没，后人复葬其上，从而形成这种令人称奇的景观。而在坟层之下和坟林附近，还发现了古人聚居的村落和城镇的遗址。
古代巴林人没有留下史书，巴林的远古历史仍是一个谜。但从这些古墓可以看出，古代巴林是个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有着灿烂的文明。
巴林古墓有两类：多数是单墓，比较简陋，可能是葬平民的；双墓并葬的不多，大概葬的是上层人物。双墓的坟头高出地面4.6米，直径20米，陪葬品甚为丰富，除了羊、羚羊、狗等动物的骨殖，大量的条纹陶罐、红釉花瓶、金属矛头、匕首外，还有黄金制的辟邪佩物、刻有精细花纹的青铜器、银器、鸵鸟蛋壳制的饰物，以及象牙制的小盒子等。
而地下埋着的两座城市遗址同4000多年前的巴比伦城一样古老。表层出土的晚期文物，有印度的陶器，地中海沿岸的天青石制品，东非的象牙制品，中国的灯碗、马灯、手推小磨、古钱等，说明当时这里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
从阿拉伯各国的古籍中也可以看出，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里已形成原始的狄尔蒙国。岛上丰沛的泉水、葱茂的绿洲和盛产珍珠蚌的浅海滩，吸引了大陆居民来岛上定居，这里一度非常繁荣。但公元前2795年至公元前2739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企图打通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商路，数次摧毁了秋尔蒙的都城，致使这里的文明被毁灭，过了很久才重新建立城市。公元前1518年——前1024年，这里又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公元前1000年前后，东地中海的排尼基人征服了巴林，把它建为波斯湾的转口贸易中心，给巴林带来了第二度繁荣。
公元前6世纪初，新巴比伦王国称霸中东，商路转移到红海那边，巴林逐渐衰落，腓尼基人离开了波斯湾。直到公元1世纪之后，巴林岛才又出现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建都于麦纳麦，后来成了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心。
公元309——379年，波斯王国不断进攻巴林，最后围岛一年方得登陆破城，几乎将阿拉伯人斩尽杀绝。城市被夷平，水井堵死，船只烧毁，树木砍尽，巴林成了“鬼岛”。直到公元622年，阿拉伯人收复了巴林，麦纳麦才重新振兴。公元894年，岛民起义，宣布脱离阿拉伯哈里发国独立，巴林进人历史上最强大和繁荣的时期。
公元1057——1058年，哈里发讨伐巴林，屠杀“邪教徒”，所有城镇均被摧毁，果园和棕桐林也被放火烧光，致使麦纳麦等城市又一次被毁灭。以后，巴林作为一个小酋长国，开始臣服于阿曼苏丹国，后来沦为葡萄牙、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71年才获独立。
数度荣衰，使巴林远古的许多谜都埋在了一层叠一层的坟冢之下。
紫金庵额鼻人塑像是玛雅文化的产物吗
紫金庵座落于太湖之滨的苏州东山风景区。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古刹虽然规模不大，却以塑技高超的神佛罗汉像而闻名古今中外。明朝大灯和尚诗云：“金庵罗汉形貌雄，慈威嘻笑惊神工。当年制塑出奇巧，支那国中鲜雷同。”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所立紫金庵《净因堂碑记》载：罗汉像怪伟陆离，塑出名手，精神超忽，呼之欲活，苏杭山中诸大刹之佛像，均未有如金庵者。
庵里的佛像造型精致，栩栩如生。然而，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十几尊罗汉像中竟有额鼻人塑像！
所谓额鼻人，顾名思义，就是人的鼻梁从两眼之间向上延伸穿过额头达到脑顶，在额头上形成一道凸起，所以叫额鼻人。这种人在现实世界中当然是没有的，但在拉丁美洲历史上的玛雅文化中却出现过。在当地考古发现的妇女和武士的塑像明显地具有额鼻人的特征，在玛雅古墓石椁中殉葬的玉石头像也具有这种大而长的鼻梁。在紫金庵的塑像当中，至少有两尊明显地显现出额鼻人的曲型特征：一尊是持轴山中注荼丰托迦第十六尊者，另一尊是广胁山中因揭陀第十三尊者。那么在与拉丁美洲相距数万里之遥的中国苏州怎么会出现额鼻人的塑像呢？
考古学者认为，紫金庵塑像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拟人性。国内一般的佛像大多数是双耳垂肩、两眼微闭、面带微笑的同一面孔。而紫金庵塑像却不同，除了有人的动作外，它还具有不同人种的特征：东胜身洲第三尊者是一个大眼、宽鼻、蓝胡子的黑人；半渡波山那伽犀那第十二尊者是一个戴耳环的红种人；而钵刺拿洲第八尊者则是典型的阿拉伯人面孔。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些佛像或许是以当时实在的真人为模特塑造的，也可能和当时的某种文化交往相联系。
据记载，紫金庵的罗汉像是南京民间雕塑名手雷潮夫妇的作品，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那么雷潮夫妇是以什么人为模特，凭着什么人的形象构思创作出额鼻人塑像的呢？大概有这样三种可能性：
其一，它可能是唐宋时期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众所周知，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国际交往的鼎盛时期，当时世界许多国家的商贾、文人、旅行者通过丝绸之路，云南和西藏的古驿道，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把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带进了中国。雷潮显然会受这些文化的启发，表现在紫金庵的塑像中，产生了黑人、红种人、阿拉伯人等模样的塑像。这些文化交往中，有可能把玛雅文化带进中国，从而使雷潮能够有塑造额鼻人的形象依据。
其二，它可能是中国古文化的遗留物。也许在古人类时代，华夏大地上的众多原始部落中有一个部落以额鼻人为自己的图腾。后来，为了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个部落的一部分人飘洋过海，在美洲形成玛雅人和玛雅文化。留在华夏大地上的这部分人，或因为种种原因而衰亡，但其残存的文化遗产中，可能会有一点给雷潮以创作灵感。以后，额鼻人文化完全消失了，甚至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的额鼻人塑像也因战乱、灾害而毁灭了，只剩下紫金庵这个小角落里还遗留了一点。
上述假设有没有现实的根据呢？专家认为是有的。因为中华历史上连绵战乱，文化清剿，确实毁灭、破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和历史文化。而玛雅古建筑中有的类似亚洲的古建筑，如所谓的玛雅“金字塔”，与其说像埃及金字塔，不如说是更像中国天坛那样的祭坛，并且具有相同的使用功能。所有这些都隐示着玛雅文化以及印第安文化和亚洲华夏文化的联系。
其三，有可能紫金庵额鼻人塑像是外星人形象的再现。现在有人认为，玛雅文明是天外来客创造的。其依据是，在玛雅文化的考古挖掘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独特的额鼻人塑像，还在玛雅古城巴林卡遗迹中发现一具石棺，棺盖上的浮雕图案上有一个额鼻人坐在一个炮弹样的装置里，手中紧握着类似操纵杆状的机械，据分析这是个火箭图。当然，这不可能是玛雅人在乘火箭，而可能是玛雅人将看到的火星人驾驶火箭的形象雕在棺盖上，那么，紫金庵额鼻人塑像有没有可能也是外星人的形象呢？从我国史料对“不明飞行物”的记载来看，在雷潮塑额鼻人塑像在时曾有飞碟出现，且地点也如此接近，这使人不能不想到它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可以这样设想：1000多年以前，一个外星人分队在太阳系进行长期考察工作，玛雅人首先发现了这些额鼻外星人，将他们崇拜为神，雕刻下来作为图腾或纪念物。以后外星人又到了中国苏（州）扬（州）一带活动，被当时人们所目睹，广为言传，多年后，流传至雷潮耳中，并以此形象作了紫金庵塑像。
总而言之，现实情况和种种文献资料显示，紫金庵额鼻人塑像不可能是雷潮凭空想像的产物，而是中国，甚至世界的某种文化的产物。但现在要想验证这种说法，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我们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布满疑谜的《易经》
近年来，我国掀起了研究《易经》的热潮。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热衷于《易经》研究的人一直很多很多。只是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重视，拥有这么多研究者。《易经》吸引了如此多的研究者，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和我国大多数古代文献一样，《易经》上也遍布疑团。而且，《易经》所集疑谜之多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居首位。
《易经》的第一个谜就是它的属性。有人凭直觉说它是古代的卜筮书，也就是一本算命的参考书。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历史书。还有人研究了《易经》内在的深刻含义后，得出它是一本哲学书。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人们对《易经》深入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
我们今天所说的《易经》，指的就是《周易》。它通篇都是在讲解八卦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64卦，描述各卦的卦象和相对应爻辞。八卦相传为伏羲所创造，后来周文王又演绎八卦成64卦。
正是由于《周易》这种十分明显的占卜特点，所以人们很自然地把它看作卜筮占卦的参考书，连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透过《周易》说卦论爻的外表，可以看到全书表现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
如果对《周易》的《易传》部分进行考究，人们不难发现，解释卦象的爻辞和其他注释，都是有关古代战争、祭祀、婚姻、农事等内容的记事。一些学者也就根据这一特点认定《周易》是一本历史书。
这些看法是不是已经触及了《周易》的本来面目，现在还难作定论。
《周易》除了属性难定之外，它成文的时间和作者是谁也都让人难以确定。古代曾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而伏羲、神农、夏禹都曾荣幸地被认作是作八卦的人。卦爻辞和《易传》也曾分别被归属为周公和孔子。这到底与史实差多少呢？至少无人能准确地判断。
现在，学者们把《周易》成书的时间缩小到西周时期，可这是一个长达300多年的时间段，而《周易》中《易传》的成文时间段被延至汉初，又增加了500～600年。实质上还是没有确认。
《易经》虽然布满疑云，但对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可思议和博大精深。但愿《易经》疑谜能早日解开。
传世古籍的难解之谜
《山海经》是一本著名的传世古籍，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
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也这样认为。但是，现在从更多的资料得出这种看法不大正确。书中分明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
对此，隋朝时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由后人掺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因此可以推为此书作者可能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就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入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不能上正式场合。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本书把《山海经》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的开头。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又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最古老小说。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
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思想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古代封建迷信的书。
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不仅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让人难以知晓。
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来写成书的。
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海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
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经常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好像是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确实存在着令人解不开的谜，它的性质、作者、创作年代以及创作意图都需要人们继续探索。
圣诞节的来历
全世界基督教徒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如今已是许多国家和民族不可缺少的节日，而它的来历却至今难作定论。
据《圣经》记载，在巴勒斯坦小城拿撒勒住着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少女，玛丽亚因受圣灵感应而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位降生于耶路撒冷附近一座马棚里的小生命，即是基督教徒的救世主——耶稣。事隔300多年，罗马教会规定：耶稣降生的这一天——12月25日为圣诞节。
需要指出的是，《圣经》里并未提到耶稣降生的具体日期，而罗马教会确定的圣诞日，又是在300年之后。因此，圣诞节的来历，就让人难以确定了。
耶稣是否真有其人本来一直有争议，因此这位因圣灵感应而降生于世的万物之主，他来到人间的时候就更难以确定了。
公元354年，一本拉丁文史料记载：“主于元年12月25日，月望，耶稣降生。”
而罗马教会将耶稣降生那天定为公元元年，这已是300多年以后的事。在此这前，有关耶稣降生的日期并无文字记载。
可见，12月25日这个圣诞日，其可信度使人产生了怀疑。
现今大多数学者认为，圣诞节很可能来自罗马帝国时期的传统节日——太阳神节。罗马人认为，从冬至开始，每天夜短昼长，太阳给人带来的温暖日益增多，使人享受阳光的恩赐，因此，太阳神节也就自然产生了。而且，与基督教颇为相似的密司拉教主神太阳神的诞辰日恰好是12月25日。
这是否是一种巧合呢？现在还无法确定。
真有武松其人吗
提起武松，恐怕连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
一部《水浒传》，使“英雄盖世武二郎”成为国人心目中一位呼之欲出的血性男儿。正因为塑造出武松这样的英雄形象，《水浒传》才更受人欢迎，让人百读不厌。
小说里的武松可谓栩栩如生，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武松这个人呢？
有人说，武松只是作家笔下塑造出的人物，在历史上并无其人。
自宋代以来，官书很多，却看不到有关武松的记载。即使在较有权威的《宋史》里，也只是记载了宋江和另一位像是史进的人物，对武松只字未提。这难道是史学家的疏忽吗？
恐怕不是。就凭景阳岗上打死老虎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就足以在青史上留名了。尽管如此，有相当多的人还是认为武松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南宋末年的平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其中对武松的身世有详细的介绍。此后有许多文人、画匠，对武松这个人物大书特书，竟也演绎出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
据说后人在杭州铁岭关附近，发现了武松的墓碑，其中记有武松在当地征战的事迹。但这也只是文字记录，并无实物作证。
武松究竟是历史真实人物，还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这还需进一步探讨。
真有济公其人吗
济公活佛是颇受人们喜爱的“疯”僧。他济困解危于嬉笑怒骂之中；抱打不平于佯狂玩掌之时。这个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疯僧的济公活佛，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这位“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的活佛，究竟是一位活生生的人，还是一个疯兮兮的神？这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
始于清代编纂的《辞源》载有：“济颠，公元1129～1202年，宋末僧人。天台人，名道济，俗姓李。佯狂不饰细行，饮酒食肉，游行于市中间，人以为其颠，故作济癫。始出家灵隐寺，为寺僧所厌，遂居净慈寺，嘉泰二年端坐而逝。”
这大型辞书把济公的身世以及形态，叙述得清清楚楚。看过之后，历史上真有济公其人已成定论。
但有的学者考证后认为，所谓济公活佛，是“六朝释宝志而讹传”。
关于这位久负盛名的释宝志大师，在《南史》中对其作过详细记载：他有时锦衣驾裟，装文弄雅；有时又披头散发，胡言乱语。
据此，现在学者黄天骥先生作过这样的阐述：“传说中的济公形象，虽以释宝志为原型，但又比原型生物动得多、丰富得多；历史上一些古怪和或颠疯头陀的行为，也被人们捏合在济公的形象里。”
黄先生讲得比较直率，那专管人间不平的济公，其实是众多疯僧颠徒的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济公活佛是经过提炼、加工后的虚拟人物。
历史上究竟是否有济公，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天取经第一人是谁
一提起西天取经，人们不禁会想到唐僧，认为唐僧便是西取经第一人。然而，根据对史料的考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据史料记载，唐代和尚玄奘，出身在一个官吏家庭。唐玄奘从小喜爱佛学，凭着他的刻苦钻研以及聪明过人的智慧，初涉佛界就脱颖而出，成为公认的“释门千里之驹”。对佛学造诣颇深的玄奘，深深地感到国内佛教经典有许多不足之处，立志去西天求取真经，以完善中国的佛教经典。于是，公元629年玄奘毅然决定踏上西行之路。经过两年千辛万苦的艰难历程，终于抵达佛教发源地印度。16年后，玄奘满载而归，完成了西游取经大业。
唐玄奘归国之后，又把西游取经的过程一一写下来，完成《大唐西域记》的文稿。这部书的问世，被世人视为中外文化史上的一部惊世之作，对全世界影响很大。
由于唐玄奘西天取经在人们心中影响很大，因而人们把他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西天取经第一人。
而许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东晋时代的法显和尚，应是我国僧人西行取经的先驱者。
法显和尚是山西武阳（现山西襄垣）人，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从京城长安出发翻山越岭一路西行，历经14年，途经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其间，法显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律，撰写了许多篇旅行传记。其中《历游天竺记传》一书，对中国与东南亚的陆海交通，做了极为详实的记述。是一部研究南亚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不仅如此，在史学界有人还提出，最早西行取经的先行者是三国时期的佛家弟子朱士行。
朱士行西行是在公元282年，比法显要早100多年，比玄奘要早上380多年。遗憾的是朱士行未能亲自将搜集到的经典送回国内，而是由他的弟子弗和完成了他的意愿。他自己却死在异乡。
据此，人们对西天取经第一人为唐僧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西天取经第一人究竟为谁？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究。
历史上真有唐伯虎点秋香之事吗
香港影片《三笑》放映后，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伯虎这个人物也就为人们所熟知了。
唐伯虎是明朝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画家，在后人眼里也是一位寻花问柳的风流才子。
唐伯虎多才多艺，诗、书、画俱佳。在他的作品中，不乏艳词之作。尤其是他的绘画作品，大多都是风尘中的仕女。唐伯虎笔下的女子，栩栩如生，顾盼多情。艳丽中似显淫荡，妖媚中些许柔情。
由此可见，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称的唐伯虎，被后人视为放荡不羁的风流之徒，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并没有唐伯虎三笑点秋香这样的风流故事。
历史上的唐伯虎，幼年时期聪明好学，16岁时就考取秀才。他的诗画在当时堪称一绝。后来有一官家的千金女子慕唐伯虎的才学，就嫁唐伯虎为妻。未曾想到唐伯虎受冤案牵连，被押入狱。虽然很快获释，但仕途、功名一败涂地。唐伯虎的妻子见日后难享荣华富贵，竟不辞而去。
唐伯虎遭此厄运，终日以酒消愁，对仕途自甘暴弃。他以“桃花庵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嘲、自慰。
姑苏名妓沈九娘，见唐伯虎情场失意，顿生怜爱之心。沈九娘百般劝慰唐伯虎，尽全力支持唐伯虎赋诗作画。俩人互诉心曲，共生爱意，不久结为夫妻。
有善良的沈九娘作贤内助，唐伯虎又重新焕发起创作的激情。
一幅幅以沈九娘为模特儿的仕女画，在唐伯虎笔下油然而生。那画中的美女，又是那般妩媚、那般柔情、那般风姿绰约。
正史记载中的唐伯虎与才女秋香，既无花前月下，也无感情纠葛，至于三笑点秋香之事恐怕是他人所为了。唐伯虎三笑点秋香是否果真有其事？人们一直对此迷惑不解。
是否有梁祝其人其事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是，历史上是否真有梁祝其人其事呢？如果有，那他们又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人？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是小说杜撰的人物吗？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个众说纷纭、饶有兴趣的谜。
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的人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一样，是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后来又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都很感人，但毕竟是传说，因此，事实上不存在梁祝其人其事，进而言之：梁祝死后难道真的能化蝶？孟姜女怎么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个是天女、一个是白蛇所化，这很明显是传说。
然而认为历史上果真有梁祝其人其事的也不少。江苏某报刊登了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是明朝书生，两人本来毫无关系。只是祝英台生前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在挖掘墓穴时发现了梁山伯墓，就把他们葬在一起，才演出“梁祝”故事来的。这则“轶闻”曾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可惜语焉不详，没说明来源，因此无法进一步探索此说的真假。
其实，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历史上有些认真的学者也进行研究探索，但即使有梁祝其人其事，目前还有东晋、明代两说。持祝英台为明代人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焦循曾亲眼看见山东嘉祥县明人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再加上明人有传奇《同窗记》（演梁祝故事，现存《访友》），演的正是明代的事。然而这种说法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记，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剧目。从元代再往前探索，北宋苏东坡的词集《东坡乐府》有词牌《祝英台近》，以后辛弃疾、吴文英均有词作，据此又可以推断，早在北宋时就已有祝英台故事流传。
梁祝究竟是晋代人，还是明代人，由于都有史书记载作依据，因而谁都难以断定。
经石峪大字是谁所为
在泰山经石峪中的一块大石坪上，刻着《金刚经》经文，被人们称为经石峪大字。
经石峪石刻的书法艺术之精，在我国书法界上是罕见的。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谁创作了经石峪大字。虽然郭沫若先生诗中已提到是“北齐人所书”，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沿用古人之说。至今为止，经石峪大字的作者是谁，仍然是个谜。
清代学者考证后，指出经石峪大字石刻是北齐时的作品。但不同的学者对作者的认定全然不同。
根据清代学者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所写的可断定，经石峪石刻与徂徕山石刻手法相同，所以，把经石峪石刻的主人定为徂徕山石刻落款的梁父县令王子椿。在此之后，《泰安县志》以及许多泰山述记都赞成这种说法。不过，仔细考证后会发现，徂徕山石刻的款志是“经主梁 父县令王子椿”，那么这只能说王子椿是经主，并不能由此认定他就是经石峪石刻的作者。所以聂剑光等人的说法很勉强，让人难以置信。
而清代学者魏源在《岱山经石峪歌》一书中也认为经石峪的作者是徂徕水，但理由不充足，说服力不够强。不过此后有许多人又附和魏源的说法，特别是名满天下的现代学者郭沫若也沿用这一说法。
除了认为北齐人创作了经石峪大字石刻的观点外，还有其他见解。
宋人陈国瑞的“非所能历千百年而不灭”一句，是感慨而发，还是有所考证，现在无法知道。
明朝学者王世贞则把经石峪石刻的作者定到了北齐之后的唐代。这种说法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经石峪的作者无论是北齐人，还是唐代人，迄今为止都没有足够证据来证实，要揭开这个谜还需后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花山崖壁画是谁所画
在广西的明江到定阳县城北约25千米处，东岸悬崖峭壁之上有一幅原始壁画，这就是著名的“花山崖壁画”。
壁画画面十分壮观，高接近40米，全长170米，图像为赭色，虽然经历了千百年风雨的侵蚀，却依然毫不褪色。壁画的线条雄浑有力，画中的形象古朴生动。整个画面中，共有1300多个人物，大的高有3米，小的高只有30厘米，画面之中有尊巨人，头戴虎冠，挎刀骑兽，手握箭镞，气度不凡；还有一些大汉，勇武粗壮，正面马步而立，两手屈肘平举，看上去力气很大。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还夹有大小不一的圆形物体，以及似马、似犬、似狼、似虎的动物形象。
如此巨作却无人知晓它的作者是谁，它出现在什么年代，作画人是怎样在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完成这些艺术创作的。
从壁画所在岩崖上的岩石被风化、剥蚀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壁画很古老。可是这些壁画的线条清晰，色彩依旧，又该怎么解释呢？
不少人认为：花山崖壁画非人力所为，是大自然显现出来的。
一些研究者根据画面的古朴、单纯断定，它是少数民族的原始艺术品。有的学者根据广西历史记载中铜鼓和环首刀流行时代的说法，认为壁画形成于西汉。也有的学者根据壁画中惟一出现的文字“魁”是楷书体，考证它是唐代以后的作品。还有学者依据明江两岸的所有壁画都制作有江河沿流和深潭水旁的高山上这一特点，再加上壮族的经济生活和习俗，认为壁画是壮族人民祷告水神镇压水鬼的作品。此外，还有人认为这些壁画的作者是唐代开成、咸通年间以般木瓠（盘狐神犬名）为崇拜对象的原始居民——处于野蛮状态高级阶段（部落联盟时期）的苗瑶民族。后来他们因为战争带来灾难而远迁离开故土，于是壁画失去了主人。
种种说法都有所依据，可又都是推断而已，缺乏必要的科学依据。
最近，有关方面已经组织力量对花山崖壁画展开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又综合大量考证之后断定，花山崖壁画的绘制是在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这段时间里，最初由瓯骆部族或部族联盟中居住在左江流域的氏族所作，所来由乌浒人继承。画面的整体内容是这些部族在祭祀祖先时对祖先功绩的追述。
我们相信，花山崖壁画之谜被彻底解开已为期不远了，但这还需科学家们不断地努力和探索。
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1879年的一天，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9岁的玛丽亚·德·索图勒无意中进入一个洞穴深处。突然，她尖声喊叫起来：“公牛！公牛！爸爸，快来呀！”正在洞口附近干活的父亲马塞利诺丢下铁锨，快步跑人洞穴。只见女儿站在那里，激动地用手指着洞穴顶部。他举起手提灯，灯光下，他看到了在长约60英尺，宽约30英尺的洞穴顶上，用褐、红、黄、黑颜色画的史前野牛的图画。马塞利诺是位考古学爱好者，他初步断定，这是远古时代的艺术品。
穴顶上共画着17头野头，虽姿态不一，但都栩栩如生，有刨地的，躺卧的，吼叫的，还有中了长矛而奄奄一息的，在它们周围，还画着许多野猪、马、羚羊和狼。
当他进一步深入洞穴，又发现了大量其他动物的壁画，其中许多动物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绝迹了。
最初，马塞利诺的发现并不被考古学家们承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样精雕细刻的作品，竟会出自原始人之手。
1902年，考古学家阿贝·亨利·布罗伊尔也来到了那个洞穴，从地下挖掘出不少动物骨头，上面的雕刻画几乎和穴顶上的完全一样。
1940年18岁的马赛尔·雷维达特带着3个朋友，来到了附近的另一个洞口。他们进入洞内，往下挖了18英尺，终于找到了洞穴底层。在这里有着更为瑰丽的壁画，上面整排整排地画着的马、牛、鹿和其他动物。洞穴中有个内室，画满了公牛，全是用深黑和暗红色绘制的佳作，形象是那么逼真。
这些重大的发现，终于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重视。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初步结论——这是史前艺术品，其中大部分为公元前1500年——前10000年的作品。
然而，随着这些灿烂的史前艺术的发现，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又感到困惑了：近代的许多名画，由于各种原因都遭到了损毁，为什么这些经历了上万年岁月侵蚀的古代艺术品能这样完好地保存下来？再有，史前人类作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第二卷 《秘境追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