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与元九书》是作者写给元稹的信。元稹，字微之，唐代著名诗人，因兄弟排行第九而称元九，为白居易的密友。此信主要谈文学理论，又为贬谪江州后所作，故文中“愤悱之气思有所泄”。
原文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累岁以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芣紘”，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夫！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
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樊、李在旁，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缀，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
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乐天再拜。
译文
某月某日，居易白，微之足下：
自从足下被贬到江陵府，直到现在，您赠予和酬答我的诗篇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这些诗来，您还不辞委屈，有时作序，有时写信，都冠在卷头。这都是用来阐述古今诗歌的意义，并且说明自己做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的。我既然接受了足下的诗，又理解了足下这番意图，也就常常想要回答来信，概略地谈谈诗歌的基本道理，并陈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图，总起来写成一封信，送到足下的面前。但是，几年以来，为事故拖累，很少空暇。偶然有了空闲，有时想做这件事，又想到我所说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见解，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铺开信纸又做罢了的。最终没能实现过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现在被贬调到浔阳任职，除去起居饮食之外，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就浏览足下到通州去时留下的二十六轴新旧文章，开卷阅读领会其中的含意，真好像和足下会面谈心一样。我长时蓄积于内心的想法，便想一吐为快，恍恍惚惚感觉足下还在面前，竟忘记了足下是在遥远的通州。从而，我的郁积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发泄，于是就回忆起从前的心愿，勉力地写了这封信。希望足下为我用心看一看，我是很以为荣幸的。
所谓文，起源是太久远了。三才各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为首；人间的文，以六经为首。就六经来说，《诗》又是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就是用诗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够感化人心的事物，没有比情先的，没有比言早的，没有比声近的，没有比义深的。所谓诗，就是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上自圣贤，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有别而气质相同，形体各异而感情一致。接受声音的刺激而不产生反响，接触到情感的影响而内心不感应，这样的事是没有的。
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就根据言语的状况，把它纳入六义，按照声音的形态，把它溶入五音，使之合于规范。五音有韵律，六义有类分。韵律协调言语就顺畅，言语顺畅声音就容易动人。类分明确情感就得以表现，情感得以表现就容易感人。这样一来，其中就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道理，贯穿着隐密细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能上下沟通，天地之气就能彼此相交，人们的忧乐相同，人们的心意也就达到和乐。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确的道理去办事，垂衣拱手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原因就在于掌握了诗的义和音，把这做为主要权衡，也辨明了诗的义和音，把这做为主要的法宝。
因此，听到“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就知道虞舜时代治道昌明。听到五子洛之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经荒废。用诗讽谕的人没有罪过，听到这种讽谕的人可以做为戒鉴。实行讽谕的和听到这种讽谕的各尽自己的心力。
到了东周衰落秦国兴起的时候，采诗之官就废除了。天子不以采诗观风的办法补救并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诗歌渲泄疏导自己的感情。于是颂扬成绩的风气兴起来，补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坏。这时候，六义就不完整了。
国风演变为楚辞，五言诗开始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们都切合自己的情志，发抒感慨而写成诗文。因此，“携手上河梁”之类的诗句，仅止于表达离别的伤感，“行吟泽畔”这样的吟咏最终也只归于怨愤的思绪。诗中所表达的尽是彷徨难舍，抑郁愁苦，没有写到别的内容。但是距离《诗经》还相去不远，六义的大概还保存着。因此，描写离别就以双凫一雁起兴，讽咏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恶鸟打比方。虽然六义不完备，还能得到国风传统的十分之二三。这时候，六义就开始产生欠缺了。
晋宋以来，得到国风传统的大概就罕见了。如谢康乐诗的深奥博大，但是多耽溺于山水。如陶渊明诗的超拔古朴，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园。江淹、鲍照之辈，又比这些还要偏狭。像梁鸿所写的《五噫歌》那样的例子，连百分之一二也没有。这时候，六义就逐渐微弱，走向衰落了。
到了梁、陈中间，大都不过是玩弄风雪、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这类事物，《三百篇》中难道就割弃了吗？这只是看运用如何罢了。比如“北风其凉”，就是借风以讽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雪怜悯征役的；“棠棣之华”，是有感于花而讽谕兄弟之道的；“采采芣了紘”，是赞美车前草而祝贺妇人有子的。这都是以风雪花草起兴，而表现的意义则在于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的。与此相反怎么可以呢？这样，“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这类篇章，辞藻确实华丽，我不知道它所讽谕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说这类诗仅仅是玩弄风雪花草罢了。这时候，六义就完全消失了。
唐朝兴盛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可以列举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还有诗中的豪杰，世称李白和杜甫。李白的作品，才华出群，不同凡响，是人们无法可比的。但是，探索其中的六义，在十首之中连一首也不具备，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传的有一千多首，至于贯通古今，格律运用纯熟，做到了尽美尽善，又超过了李白。但是举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这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不如杜甫的呢？
我经常对诗道的破坏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愤起来，有时正在吃饭就吃不下去了，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把诗道恢复起来。唉！事竟与愿违，又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但是还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陈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下边玩，有人指着“无”字、“之”字教给我。我虽然嘴上说不出来，但是心里已经默默地记住了。后来有人拿这两个字问我，即使试验十次百次，我都能准确地指出来。那么我是生来就与文字有缘了。到五六岁，就学习做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开始知道考中进士的荣耀，就刻苦读书。二十岁以来，白天学习做赋，夜里刻苦读书，间或也学习做诗，连睡眠和休息都顾不上了。甚至于嘴和舌头都吟成疮，手和肘都磨成茧。到壮年肌肉不丰满，人没老而过早地牙齿衰朽，头发苍白，眼睛也老花，眸子里面总是一晃一晃的，好像飞着苍蝇，挂着珠，动不动就以万计。这大概是刻苦学习、奋力做诗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家庭贫困又多事故，二十七岁才应进士试。考中以后，虽然专心于分科考试，还是没有停止做诗。到了做校书郎的时候，诗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时拿出来让如足下这样的朋友们看，大家一见都说写得工巧，其实我并没有达到诗作者的水平。自从到朝廷做官以来，年龄渐长，经历的事情也渐多，每逢与人谈话，多询问时政，每逢读书史，多探求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应该为时事而著作，诗歌应该为现实而创作。这时候，皇帝刚刚继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屡次下诏书，调查人民的疾苦，我正是在这时升做翰林学士，又做左拾遣的官，亲手领取写谏章的用纸，除写奏章直接向皇帝陈述意见之外，有可以救人民疾苦，弥补时政的缺失，而又难于直接说明的事项，就写成诗歌，慢慢地让皇帝知道。首先是用来开阔皇帝的见闻，对他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有所帮助。其次是报答皇帝的恩情奖励，尽到谏官的职责。最后是实现个人平生振兴诗道的心愿。没有想到，心愿没有实现而悔恨已经产生，诗歌没有闻于上，而诽谤却已经形成了。
我还要请您允许我把这件事彻底地说说。凡是听到我的《贺雨》诗，众人就一起喧嚷起来，已经认为不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诗，众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秦中吟》，有权势的显贵和近臣都相视变色。听到我的《乐游园》寄足下诗，执政者就扼腕痛恨。听到我的《宿紫阁村》诗，掌握军权的人就切齿痛恨。大都这样，不能全都举出了。与我没有交谊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恶意攻击，嘲笑诽谤。假使是与我有交谊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时政而被斥逐的教训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认为我是错的。那认为我没错的，整个世上也不过二三个人。有一个邓鲂，看见我的诗就高兴，不久他就死了。还有一个唐衢，读了我的诗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足下了，而足下十年来又困顿到这步田地。唉！难道六义四始的传统，上天就要破坏它而不能支持了吗？还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愿就是不让人民疾苦闻于皇帝呢？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有志于做诗的人不顺利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过，我只不过是关东一个普通人罢了。除去读书作文之外，其它事是糊糊涂涂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弈棋、博戏那样可以与众人交接联欢的事，我都一无通晓。就是说，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当初应进士试的时候，朝廷里面连一个疏远的亲戚也没有，达官之中连一个曾有过一面之识的朋友也没有。争取功名我不善于奔走趋附，科举考试我也没有可靠的凭借。但是，十年之间我却三次中第，名声为众人所知，足迹达到侍从之官。在朝廷之外与贤俊之士相交结，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开始我是由于文章知名的，最后又由于文章获罪，那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说：礼部、吏部举行选拔人才的考试，多用我应试的赋和判词做为标准。其余诗句，也经常在人们的口上流传。我感到很惭愧，也不相信这件事。到第二次来长安的时候，又听说有个军使高霞寓，要聘一个歌妓。歌妓大夸其口说：“我能唱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同别的歌妓一样呢？”因此，就抬高了身价。足下书信中还说过，到通州的时候，看见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题写我的诗的，那又是谁呢？以往我经过汉南的时候，恰好赶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为别的宾客做乐。那些歌妓看见我来了，就指着我互相使眼色说：“这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从长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学校、佛寺、旅舍、行舟之中，经常有题写我的诗的，平民、僧众、寡妇、未嫁的姑娘也总有歌唱我的诗的。这的确是微末的小技，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现在时俗所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扬雄，前辈如李白、杜甫，心里也是注重这一点的。
古人说：“名声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过多。”我是什么人，我获得现时的名声已经够多了。既要获得现实的名声，又要获取现实的富贵，假使我自己成为造物主，能够同时都给予吗？我现在的困穷，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诗人向来是多难的，像陈子昂、杜甫，都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拾遗，而一直困难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穷极潦落一生。近来，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后试用做个协律郎，张籍已经五十岁了，也没超过一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他们都是什么人物呵！况且我的才能又赶不上他们。现在我虽说被降职调到远方的州郡，做个佐贰之官，但是官阶还是五品，月俸四五万，寒天有衣穿，饥饿有饭吃，除去供给自身之外，还能养活家人，也算对得起白家的先辈了。微之微之呵，请不要为我忧虑吧！
我几个月来，在搜检书函过程中，得到新旧诗，按种类的不同，分了卷别。自做左拾遗以来，凡是所遇所感，与美刺兴比有关的诗，还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即事立题而写的诗，题做《新乐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讽谕诗。又有时公事完毕回家独处，有时辞官闲居，满足生活，保养元气，随意地吟咏性情的诗一百首，叫做闲适诗。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动，激起内在的思想感情，随着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现出来的诗一百首，叫做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的长句，五言、七言的绝句，长自一百韵短至二韵的四百多首，叫做杂律诗。一共十五卷，大约八百首。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一定完全送给您。
微之，古人说：“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所坚守的是圣贤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作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时机不来，就是深山的豹，远空的鸿，安安静静，引身而退。仕进退隐，往何处而不怡然自乐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于天下，我的行为是在只顾自我修养。我所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圣贤的大道，以言词表达出来的就是诗歌。所谓讽谕诗，表达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谓闲适诗，表达的就是只顾自我修养的思想。因此，读了我的诗，就知道我所坚持的圣贤之道了。其余的杂律诗，有的是为一时一物所引起来的，有的是为一笑一吟所激发出来的，都是随意成章，并不是我平生所重视的，只是在亲戚朋友聚合离散之间，用它排除离别之苦，增加聚会的欢乐的。现在选编之间，未能删去。将来有人替我编辑这些诗文，把它们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闻的，轻视眼见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远追古代的旧闻做证明，就像近年韦苏州的歌行，除去才气超拔，词藻华丽之外，很接近于以兴的手法表达讽谕的意义。他的五言诗又高超雅正，安详恬静，是自成一家的体制。现在的作者谁能赶得上呢？但是韦苏州在世的时候，人们并不大重视，一定等到诗人死后，人们才珍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喜爱的，通通不过杂律诗和《长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时俗所重视的，正是我所轻视的。至于那些讽谕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诗思虑恬静，文词迂缓。由于质直并迂缓，人们不喜爱也是应该的了。
现在爱我的诗，与我同时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后，怎么能知道再没有像足下这样的人出现，而了解并喜爱我的诗呢？因此，八九年来，我与足下做官顺利，就以诗互相鉴戒，遭到斥逐就以诗互相慰勉，各自独居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诗互相娱乐。与我相交的和谴责我的，大都由于诗呵！比如今年春游长安城南的时候，我与足下在马上互相作乐，就分别吟咏新颖美丽的的短律，不掺杂别的体裁，从皇子陂归昭国里，互相轮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诗的声音一直不断。即使樊宗宪、李景信在旁边，也没办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诗魔。为什么呢？心灵劳苦，声气耗费，日以继夜，而不知辛苦，这不是魔又是什么？与志趣相同的人结伴，面对美景，有时是花开时节宴饮以后，有时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畅快，吟咏诗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将到，即使驾着鸾鹤，去游蓬莱、瀛洲这样的仙山，那种快乐也不会比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么？微之微之，这就是我与足下以形体为外物，摆脱与俗人交往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
正在这个时候，足下的兴致还有余，还要与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诗全部索取来，选择其中最好的，譬如张十八的古乐府，李二十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的律诗，窦七、元八的绝句，广泛地搜集，精心地选取，把它们编辑起来，称为《元白往还诗集》。请位君子得知考虑编选他们的诗这件事，没有不雀跃高兴的，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唉！计划没有实现，足下就被降职调离，没几个月我也接着被贬官了。心情没有兴致，什么时候能完成，又要为这件事叹息了。
我曾经跟足下说：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为自己的好，不忍心删削，有时缺点就在繁多上，其间好坏自己又辨别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评价而不加宽容，进行讨论删削，这样以后繁简恰当不恰当才能处理合适。况且我与足下，写文章特别怕繁多，自己尚且认为是毛病，何况他人呢？现在我们暂且分别编辑诗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见的时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编辑过的东西，以完成过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见，死期一到，该怎么办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吗？
浔阳腊月，江风吹来，感到凄苦寒冷。岁末很少欢趣，长夜无眠。拿来笔铺下纸，寂静地坐在灯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语无伦次，请不要厌烦我的繁杂，暂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话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吗？乐天再拜。
赏读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的一篇重要诗歌论著，其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主要有三：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提倡“美刺兴比”、“著诚去伪”和“意激而言质”。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歌定义。同时，《与元九书》也是一篇发愤之作。作者是在贬谪江州之后，“愤悱之气思有所泄，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
全信由远而近，先写远古，次写近世，再写当代，然后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遭遇来写。历史与现状结合，论说与实际结合，所以，写得深入浅出，有骨有肉。其中“痛诗道之崩坏”是文章写作的出发点，也是文章揭露时弊的重要内容，作者对文学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是由此而带出。作者推崇《诗经》，继承了《诗经》缘志写情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把诗歌创作的得失与时代政治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辟见解。这种进步的诗歌理论是他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写作方面，本文逻辑结构相当严密，内容层层递进，互为依托。语言上，骈散结合，既通俗又精炼，既质朴又典雅，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