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科技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新一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一切，既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领导者如果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就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最主要的就是领导者现有的基础品质，包括政治品质、理论品质、道德品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领导活动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其具有社会属性。这是因为，领导行为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领导行为的发生，客观上总是与“权力为谁所有，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连在一起的。这就要求领导者做到政治上合格，首先解决“为谁掌权，掌权干什么”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一位领导者的为官之本。政治品质既是领导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也是决定领导者行为动力和行为方向的内在因素。因此，它在领导者诸种基本品质中居于核心地位。
领导者的政治素质集中体现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形势，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真伪的政治鉴别力；面对涂上各种颜色、戴上各种面具的不正当利益诱惑，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以坚强的自我约束力，自觉遵纪守法。其中，最关键的是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基。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正确运用党和人民所给予的权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决定着人生的根本态度，集中反映了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个人在奋斗和跋涉中永不消沉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人的青春就将枯萎衰败；没有理想和信念，人的生命就会暗淡无光；没有理想和信念，人生就如失去罗盘的小舟，在生活的大海里随波逐流，磋跎一生。
作为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邓小平非常重视理想和信念的作用。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73页）
共产主义理想伴随着邓小平的一生。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且积其70多年的历程和岁月，历尽艰难而始终对共产主义坚信不渝。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革命的号角传到了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广安中学堂学生积极响应，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发出了宣传“公启”，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5月底以后学校一直处于罢课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无法进行，加上接近暑假，于是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家中。这次离开广安中学堂就永远结束了他在故乡学习的历史。
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人民涂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军阀？年少的小平无力回答，但他对军阀、卖国贼十分痛恨。同时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于是在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15岁的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9年9月邓小平到重庆考上了留法预备学校，次年去法国留学。
1922 年 6 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在少共成立后不久，少共成员王若飞、肖朴生、尹宽等都来到了邓小平所在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王若飞也被分到胶鞋车间，他与邓小平一同工作了两个多月。做工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赵世炎、王若飞等较年长的少共成员给邓小平以极大的影响和帮助。就在这一年的夏季，邓小平参加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少共最早的也是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早在1921年春，在旅法华人中，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最初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刘清扬、周恩来和陈公培，负责人是张申府。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共旅法小组成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
《赤光》创办不久，邓小平就来到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内周恩来的狭小房间，成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在《赤光》编辑部，他得到周恩来等较年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由于工作实践使邓小平增长了长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1924 年下半年，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即将回国工作。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把自己伟大的一生紧紧地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此后在旅欧共产主义者中，许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有许多人为共产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中途离开了革命队伍，甚至有的人背叛了革命。但邓小平一直坚持了下来，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为这个理想奋斗。无论是“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军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的日子里；无论是太行山上煎熬搏战，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两落两起”，他始终充满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充满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并为共产主义不懈地奋斗着。
邓小平早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即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确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目标。
邓小平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39页）
1927 年的春天，邓小平根据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从苏联莫斯科秘密回国，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新斗争行列，此时的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景象已经过去，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蓄意破坏，已经处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荡。根据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冯玉祥的西北军情况，中共组织决定分配邓小平到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中工作。
邓小平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河南、陕西的国民军也开始了反共的“清党”活动。在此形势下，邓小平与刘伯坚、李林等商量，认为最好去武汉找中央，这样，于当年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很快到达武汉。
邓小平到武汉后，并没有被大革命的血腥吓倒。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党中央，并被分配担任中央秘书工作。此时周恩来也到了武汉，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事部长。邓小平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项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文件。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继续恶化。7 月 15 日，一贯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实行大屠杀，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党的组织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党的活动也由公开转入地下。但是邓小平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为适应秘书工作的需要，邓小平将用了 20多年的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前往了上海，不久受命来到广西百色，发动起义。
以后，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尽管道路坎坷，艰苦非常，为了心中的理想，邓小平吃苦耐劳，在困难前面不低头，在艰难之中愈挫愈奋，乐观向上，表现出了一种生命不息，为理想奋斗不止的信念和决心。
长征千回百转，艰苦备尝，是中国人民军队奋斗史上三大最为艰苦的史实之一（其他两大史实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每一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有说不完的关于长征的故事。但在问到邓小平在长征时候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他只有三个字：“跟党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高级干部调往延安学习，邓小平独撑太行山抗战局面，在艰难困苦中，领导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奋斗不息。他的女儿问他：“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淡淡一笑，回答说：“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496页）这些是怎样的艰难困苦呵，可是到了他的嘴里，只有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纵有再多的乐观精神，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也是如此，多少年后，他仍然深情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
理想伴随着邓小平的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因此有人说：邓小平是属于未来的，他的心中充满理想。即使在90高龄时，他的眼睛仍然盯着未来。
1986 年 9 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面对邓小平，以西方记者特有的直率提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100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邓小平也以他特有的风格回答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为此，直到晚年，他还孜孜不倦地为理想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为理想而奋斗是邓小平的政治品质。强调理想，重视理想教育，是他领导方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这个优势要发扬光大，就应当让现在的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他坚定地指出：“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为此邓小平非常赞赏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的做法，他多次强调要用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把人民团结起来。
邓小平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后来他又强调说：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190页）。
强调有理想，既是邓小平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他自己成长的经历中得出的体会。理想在前，理想鼓舞着人们前进。作为一位新时代的领导者，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止，才能不负于伟大的时代和人民，才能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