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政治家曾说过：“一个领导人，应该有才智、直觉、性格以及对某种伟大事业的信仰。但是，具备这种品质的人虽多，但极少有人具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为了获取全胜甘冒一切风险，不怕失败。这不是要鲁莽行事。但首先要有胆量。”领导工作总是和一定的困难连在一起，必须敢作敢为才行。
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邓小平一直担任党、军的主要领导职务，在领导岗位上，他无私无畏，敢作敢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开拓，有胆有识，体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风采。
邓小平是一位少有的有眼识的人。
1929年邓小平化名邓斌，前往广西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他被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任命为省府秘书。邓小平当上省府秘书之后的一天，和俞作豫一起来到李明瑞的公馆。
李明瑞不在家，客人只好边饮茶，边等待。俞作豫压低嗓门，向邓小平讲述李明瑞的历史。邓小平双手搭在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有时放慢脚步，仔细倾听；有时点点头，若有所思；有时插进几句话，把一些事问个清楚。对于李明瑞，邓小平早就对他考察过。但有关李明瑞的经历，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不肯轻易放过。听到最后，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李司令知道你是地下党员吗？”邓小平转过脸，问道。
“他好像能猜出来。他曾试探过我，我不承认，他也不再追问了。”俞作豫笑着说。
“你阿哥呢？”
“我也没有告诉他。不过，他好像也怀疑了。他说，这里耳目众多，人言可畏。你是省主席的老弟，千万莫给我惹事啊！”
“这么说来真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啦！”邓小平的神情格外兴奋，果断地说：“作豫，我已向省主席公开身份了，李司令问你的时候，我想讲了也无妨！”
“这样会不会违反组织纪律啊？”俞作豫犹豫地问。
“先公开我们二人。他们若翻脸，砍我们两颗脑壳就是！”邓小平像是在说笑，态度却很严肃：“我想了好久，广西的国共合作有基础。俞、李想接近我们，我们也想和他们接近，双方就隔着这么一层纱纸，我们主动捅穿好了！”
“作豫，你信不信？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李明瑞将军不久很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邓小平敢于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谓是大智大勇之极。果然，亮出自己的身份后，李明瑞更加主动接近邓小平，最终在邓小平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这种大胆勇敢、敢试敢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锻炼而形成的。在邓小平的童年，他就有一种不怕鬼、不信邪的劲头。他与别的玩童在一起玩耍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别人不敢动的事，他偏要动，别人不敢试不敢摸的东西，他偏要去试去摸，别人不敢去玩的地方，他偏要去玩。在广安县的协兴乡，人们早就传颂着邓小平从小不怕鬼神，敢攀神道碑的故事。
在邓小平家附近，立着两块高大的石碑，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这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当地老百姓对朝廷赐造的这两个大石碑都很尊崇，把它看成是仙人下凡投胎到人间来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称之为神道碑。
由于是朝廷赐造的神道碑，百姓平民对它十分敬畏，一般人都不敢去碰它，摸它，免得惹来灾祸。但邓小平却不怕惹祸，他壮着胆子爬上了神道碑。
有一天，邓小平与几个小伙伴们玩耍到这里，他鼓动小伙伴们爬到石乌龟背上去玩一玩。大家都不肯去爬，并劝说邓小平也不要去爬，不然会得罪神爷，招来家灾的，爬上去还会肚子疼的。邓小平对小伙伴们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先试试。”大家说得越是神乎其神，邓小平就越是不信邪，偏要爬上去试一试，看这个石乌龟到底有多大的神威。他边说边走向神道碑，几步就爬到了石乌龟探出的脑袋上，骑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快来哟，真好玩，真好玩”。其他小伙伴们见邓小平这么胆大，都很惊讶，一致劝他快下来，并说：你惹了祸，我们都逃不脱。邓小平还是很不在乎大家的劝说，仍若无其事地玩着，并扭转身来向乌龟头上爬着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我要看它到底有多大本事。”小伙伴们只好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
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玩耍。其他小伙伴们见邓小平多次攀爬神道碑，也没有招来什么灾祸，肚子也没有疼，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了，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耍。
邓小平童年时代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信邪的大胆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和丰富的实践锻炼，特别是战争环境的锻炼，使他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性格。
邓小平第二次重新出来工作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挽救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扭转“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他敢于负责，提出了要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重大举措。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 页）他反复要求干部“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页）他说：“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页）
从1975年春开始，邓小平通过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着手进行领导班子和生产秩序的整顿工作。上任伊始，他立即召开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军队要整顿，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在其后的一年里，整顿的旋风，从工业刮到农业，从军队刮到地方，从科技刮到文化教育，各条战线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见过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邓小平所主张所进行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四人帮”没有垮台的情况下，要干这样的事，的确是别人不敢干的。不出所料，“四人帮”对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所作所为大肆诬蔑、诽谤，称他为“还乡团的头子”，“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洪文放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晴朗不久的天空又密布了乌云。
面对着“四人帮”对整顿工作的无理挑衅，邓小平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9月至10月间，他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讲道：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邓小平就是这样敢作敢当，敢于负责，终于抓出了整顿的显著成效。197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增长278万吨，达到239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1974年增长185亿斤。
敢作敢为，以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为“敢闯敢试”理论，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勇于开拓创新，勇于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
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的时代需要开拓创新精神。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精神状态是不可取的。那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无私无畏、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当然，革命精神要与科学态度相结合，解放思想要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要克服困难，真抓实干，促其实现。现在，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必须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敢闯敢试、敢作敢为。这既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战争年代群众衡量党员和干部，主要看他能否组织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现在群众看党员和干部，主要看他能否带领群众搞改革、奔小康。如果领导干部坐而论道，只说不干，政绩平平；年复一年，面貌依旧，群众无论如何也是不会信服的。一个领导干部要在本职岗位上留下自己的政绩，必须牢固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以非凡的领导能力，把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整合起来，成为一种凝聚力、吸引力。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投身改革，成为一种凝聚力、吸引力。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投身改革，全力推动改革，成为大胆的改革家和改革开放的统帅，才能赢得人民的真诚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