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未至而预图，则处处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领导者必须思考战略问题，全局问题。成功的决策，总是和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连在一起的。
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政治家。
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领导作风。邓小平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或军队工作进行决策过程中，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不仅自觉地坚持局部服从整体，战役服从战略，在中央统一战略部署下，坚定而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善于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体现驾驭全局的能力。
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高度表现和展示。邓小平一直是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的负责人和方面军的领导人。他所领导和指挥下的战略区本身也是一个全局，但相对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所以，他总是深刻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面图谋挑动内战，破坏重庆谈判，密令阎锡山以13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内战阴谋，赢得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邓小平与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果断地发起“上党战役”。邓小平在对部队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08页）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称：“在你们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建国以后，邓小平无论是主政西南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始终站在维护全党大局上，从来不搞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讲到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 2 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7～278页）
1975 年，邓小平首先以整顿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在他的领导下，2月1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同时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的两步设想。
在铁路战线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拉开了整顿的帷幕。9月下旬至10 月上旬，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来。
邓小平的这一套“全面整顿”，其实质就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既要求全党讲大局，而他自己也总是身体力行进行统揽全局的决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蓝图进行总体设计，对改革的蓝图进行整体规划。邓小平站在人所难及的世界格局的高度，洞悉时代潮流，缜密思考，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既立足现实，又着眼于长远，设想未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设计了近、中、长期的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提出分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后，又根据这一目标系统的要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腾飞、先致富，以沿海（沿边）带内地、东部带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全国发展战略部署。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事业构成一个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历史链条。把发展目标与发展部署统一起来，把长远发展目标与中、近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把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统一起来。
在改革方面，邓小平也总是以战略眼光，整体规划改革的蓝图，逐次推进改革的深入。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归须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方层次的合力作用。为此，他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军队的改革任务。在决策过程中，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事倍功半。正是在邓小平这种整体设计，逐次推进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才形成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由体制到配套措施等由浅入深的大好局面。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具有统筹全局、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整个社会也由一个封闭的状态向开放的格局转型。但是，随着整个中国改革节奏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内部各种问题尤其是道德、信仰、价值观念、腐败和犯罪问题的严重增多，这些问题的发展不仅动摇着社会的基础，给社会带来了动荡和混乱，而且造成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威胁，破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消极因素有可能改变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并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道德文明规范的情势下，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坚持两手抓”战略思想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加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坚决惩治腐败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改革开放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成功。
早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抓好“两个文明”的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邓小平为了防止少数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经不住西方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突出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道德文明建设问题，他说：“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983年，邓小平看到全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发展生产力方面，担心整个社会主义出现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倾向，于是又再次提醒全党要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他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还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对于“两个文明”建设的搞法，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不可在抓好一手的同时，忽视或偏废另一手。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着重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搞上去，而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精神文明的进步。他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决策要总揽全局，要有远见。邓小平以上的重大决策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这一决策特点。
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学习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总体构想，不顾此失彼，人为失衡；做工作要有序进行，不能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打乱仗；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现实与长远的关系，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