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断，时机不成熟，则不能断。时机成熟，则要当机立断，而来不得任何犹豫不决。时机一过，断也晚了，必受其累。这就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因此，领导决策必须要善于抓住时机讲究效率及时决策。邓小平办事非常果决，他进行领导决策时效率非常高。讲究效率是邓小平领导决策时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
在战争年代，邓小平的时间观是有名的。他的高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时间概念上的。建国以后，邓小平更加注重工作效率，他主持会议处理重大问题亦是如此。其中，他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开会议决效率特高，简短明确，决策果断准确。
开会，即举行会议，是商讨解决问题的一种工作方法，是现代民主决策的模式之一。但是，每一个领导者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却会形成不同的风格，有的喜欢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有的喜欢简单明快，速议速决；而有的领导者却喜欢在会议上搞马拉松，整天忙于开会，什么事都拿到会议上来解决，成了一种职业性的会议领导者。邓小平主持会议有两个要求：一是会议时间尽量简短，决不东扯西拉，二是决策和处理问题时非常果断，该拍板就拍板，决不延误时机。
邓小平主持会议短得出奇。开会时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抓住主题进行讨论，话讲完了，就散会。比如建国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议决平定西南的诸项重大事宜，整个会议只开了9分钟，就结束了。为什么这样短？因为会议之前领导者已作了充分准备，成竹在胸，这样，会议过程就显得极其紧凑。
但是开会短，邓小平并不是在会议上不问情况，瞎表态乱拍板，他的短会又是与正确的决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一种高效率。其中，邓小平作决策，处理问题，有一个程序，就是先听意见后作决断。每逢开会，他总是让各部门，各单位先发言，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管提出多少问题，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等大家发完了言，摆完了问题，邓小平才开始发言。他回答明确，击中要害，处理干脆，决策果断，当发回研究的发回研究，当拍板的立刻拍板决定。这样，能够使与会者任务明确，方法明确，问题的解决方向明确。
在领导过程中，邓小平讲究决策效率还体现在他不争论、重实效的主张。
在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一些人总喜欢争论一番，把事情弄得纷纷扬扬，结果空空而论，往往解决不了问题。例如不论是什么新的方针政策出台，思想理论界总要舞文弄墨，先争论一番，仿佛这样一争，天下就已大定，万事已经成功，反之似乎不妥。改革开放以后，新事物新举措新政策愈来愈多，社会发展的节奏不断加快，而一部分同志却还是袭老谱，承旧规，每当新政策新事物出现时，总要慷慨激昂地论战一番。这样一来，迫使另一方只得迎战，双方你争我论，最后元气大伤，不仅愈争愈不清，而且延缓了改革的进程，空空贻误了大好的时机。许多有志于厉行改革的人士，面对难见高下的论局，也只好心有余悸地停在一旁，不敢跨越雷池。见此情景，邓小平的办法是不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为什么要不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很显然，邓小平的“不争论”主张其实是一个重实效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抓紧时机加速发展的策略，是一个以实际效果来最终说明问题的效率观。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为此，他不仅自己讲究决策效率，而且要求其他人也要有效率观，从这一思想出发，邓小平反对空谈误国，使出“不争论”这一招，说到底是为了使改革开放事业摆脱无休无止争论的纠缠，好让改革者们甩开膀子大胆干。
毛泽东对邓小平“很有才干，会办事”的评价也是与他办事讲效率分不开的，因为讲究决策和办事效率，邓小平的领导作风常常表现出“大刀阔斧”“当机立断”的个人风格。作为一位现代领导者，一方面，必须学习邓小平讲究效率的快速决策作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工作中抓住机遇，促进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效、公正是新时期领导形象必备的内容。具有高效率的工作，是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提出的客观要求。群众渴望高效的政府，也更盼望我们的领导干部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只有努力培养和树立科学、精干、雷厉风行的新作风，这样才能跟上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适应新时期的领导工作。要实现高效率的决策，领导干部就要精通业务，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摒弃人浮于事，推诿扯皮，办事拖拉的不良作风。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邓小平认为，再好的方针、再好的主意，都要通过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干部去贯彻执行。因此，各路诸侯、各级领导班子，是上通下达、下请上奏的中转站，成为上下沟通的枢纽和关节。一旦枢纽中断或在这个关节上出了问题，就会造成“中间梗塞”。要使中央的号令畅通无阻，必须捉住这个枢纽，把握这个关节。为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抓头头，用干部。这是他的重要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