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人，就是指党的干部，首先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解和态度如何，他们的素质如何，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对人才的锻炼培养。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学堂，可以学到书本上许多学不到的东西。他说：“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为了培养和锻炼干部，在工作中，邓小平有意识地给下属压担子，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同时，他还做到压上担，扶一把。
1940 年初春，129 师在涉县清漳河畔的下温村决定创办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作为当事人，胥光义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在受领这项任务时，邓小平对蔡树藩和胥光义说：“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压点担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目前，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虽然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总结了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队伍，但结合政治整军和整编的中心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干部的教育。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邓小平停了停，接着说：“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的想法。”
蔡树藩说道：“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的具体工作由干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治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治干部参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筹组训练机构，制订训练计划，安排教员，编写教材，争取近日内开学。”
邓小平喝了一口水，又点燃一支烟，说：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作。指导员和连长是连队基层干部中的骨干，指导员要同连队军事行政干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连队建设。总之，要把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这时，邓小平转过脸对胥光义说：政工训练队的事就定下来了。光义同志，你是干部教育科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要搬到训练队，住在那里。有什么会可以回来开，但办好训练队是你工作的中心啦。
当时，胥光义内心感到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但是觉得刘邓交给自己的担子太重，怕干不好，就答道：“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小平笑着鼓励说：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能办好。到时候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说呢？
有了邓小平政委的鼓励和支持，蔡树藩笑了笑，对胥光义说：“怎么样，光义同志？”
胥光义表态说：“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办好训练队。”
邓小平站起身来说道：那就好！最后我再说一点，你们办训练队，不光是要大家来学习，还要发动大家有所创造，要结合当前抗日和对顽（敌）斗争的实际，总结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政治工作若干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写出适应新形势的几个政治工作条例。我们搞政治工作也得有个章法，没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机关要认真抓好编写条例的工作。写出来后，可以先试行，征求部队的意见，然后报上级批准后再颁发。
离开前，邓小平又不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方法上的指导，说：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事物。你们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办好。
结果，蔡树藩和胥光义按照邓小平的方法去做，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支持鼓励下，政工训练队办得有声有色，约8个月的时间，培训了近百名优秀基层政工干部，较好地完成了培训任务。
岗位锻炼，逐级或越级提拔干部，也是邓小平领导用人的方略。他一方面强调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使其在各级岗位上得到锻炼，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太慢，可以越级提拔。他说过，过去我们讲台阶，搞按部就班，现在恐怕要修正一下，要破点格。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拔上来，不能搞论资排辈，必须打破常规。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要“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为了选拔优秀年轻领导干部越级进入领导班子，1981年7月2日，在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说：“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同志，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页）
这位比较年轻的部长就是后来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
谈到这件事，李鹏后来说：“我是1981年担任电力部的部长，当时可以说在中国的政坛上还是引起了一番轰动，因为算是最年轻的吧。当时我们原来的老部长刘澜波同志推荐我，当时我才51岁，算是相对年轻了。小平同志在一次宣布这件事情的会议上，他曾经表扬了刘澜波同志是开明人士，党内的开明人士。因为当时在我们党内风气还是论资排辈的，比我资格老的还有很多。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同志当时在电力部还有好几位，如果是论资排辈，排不上我。所以小平同志在干部大会上，我记不得了，好像是‘七一’的大会上，还是在这前后，他公开表扬了刘澜波同志为开明人士，是我们党内的开明人士。”（《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252页）
任人唯贤、唯才、唯德是邓小平的领导人才观，既重视岗位锻炼，又勇于破格选才用人，是邓小平领导用人的方略。这一人才思想对于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选人用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实行干部的新老交替，就好比“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是一个延续的，永不会完结的运动过程。
因此，重视岗位锻炼干部，同时破格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是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根本措施，必须抓紧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