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跟邓小平学领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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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奖罚分明

奖励和处罚是一种对动机行为的肯定或否定,它表明了什么样的动机和行为、什么样的精神和风格会得到赞扬;也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言行才是组织所需要或摒弃的,组织和领导者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还指导人们怎么样去创造价值,如何取得成功。

在领导活动中,赏罚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法。运用奖罚达到实现领导工作的目的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很善于运用奖励措施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体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兰县武篆区,红七军有一个临时野战医院。

这是一所临时组建的医院,各方面条件都很简陋。医院的病房大多是临时借用的农民草房,只有少数几间瓦房。医疗器械几乎没有,药品奇缺,医务人员也不多。由于敌人的封锁和交通不便,红七军指战员的生活极为艰苦,伤病员也不例外。

一天,邓小平在医院领导的陪同下来看望伤病员。一进门就亲切地向大家问好,细心察看每个伤员的伤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邓小平摸摸床铺,又看看病房的药品、用具,鼓励说:“同志们!现在医疗条件差,生活又艰苦,可我们是革命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流血,在医院里不怕困难。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看过伤病员后,邓小平又来到医务室和医院领导、医护人员交谈,详细询问这里的医疗条件和如何用土医土法治病。听了医护人员的介绍,邓小平说:“你们为伤病员治疗立了大功啦!”邓小平还嘱托大家要再接再厉,千方百计医治好伤病员,要认真研究各种治疗办法,把医疗水平进一步提高,还要设法进一步改善医疗条件。

两天以后,医院管理人员发给每个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一元钱。原来,因为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能够克服困难,任劳任怨,这是邓小平、张云逸决定奖给大家的。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运用奖励手段,既是对下级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表明自己倡导、鼓励行为的途径。正确的、恰当的奖励是调动积极性,实现工作目标的有力手段。

奖勤罚懒,是邓小平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

难忘的1942年。天灾人祸同时袭来,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广大军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生产自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在敌后根据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进行生产的。在战争环境中,在部队许多同志中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在太行山区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畜家禽,太行山区充满了一派生机。不少单位和个人,参加集体生产之余,在驻地的房前屋后种点“自留地”,养了鸡、羊,猪等。收获的产品,除上缴一部分外,余下的用来改善本单位的伙食。但是,这些本是正当的做法,却招来了一部分有极左思想的同志的攻击。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上了“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大帽子。一时,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那些错误的批评,有的同志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

邓小平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在历次生产会议上,都强调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他们在1942年年底由黄镇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中,就已明确规定了“生产节约总数为旅以上每人120元,团以下每人70元(县独立营、区干队与连队同)。”同时也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他说:我们自己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军队提出生产问题也很久了,1940 年就成立生产部,说明了我们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更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 元到 300 元”。在太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一元五角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把勤的和懒的分别编组:成绩最好的编为“飞机组”,其次为“汽车组”等,成绩好的就升组,反之则降组;那些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被编为“前进组”,以“刺激”他们上进。此外,还制定了“变工办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产制度。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由李达带领,政治部机关由黄镇副政委带领,在生产会议后连夜开会落实。会后,苦干20天即完成了开荒任务。太岳军区在陈赓司令员带领下,开荒达6362亩。在太行山的朝鲜义勇军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也参加了劳动竞赛,并创造了开荒纪录。由于一二九师制定了正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师首长身体力行,1943 年的生产成绩,太行军区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1500万元以上,比1942年提高了6倍以上。

由于实行奖勤罚懒,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411名,储蓄总额达到167.348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3450元,平均每人8000多元。储蓄在千元以上的有247名。

太岳军区部队的生活标准,由开展大生产前的每人每天吃不到二钱油、三钱盐,大部分时间吃野菜,提高到每人每月十两多(十六两制)肉、每天二钱六分油、三钱七分盐、十二两蔬菜。最好的单位,每月每人可达一斤肉,每天四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

太行军区部队,生产搞得较好的部队,生活水平达到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三钱油、半斤菜,每周吃两次豆腐、两次面食、一次羊肉。

1944年上半年,太行军区评选出劳动英雄220名。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太行区在山西黎城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和太行区负责同志一起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一头牛的奖励。由于郝二蛮的牛小了些,又另奖她3000元现金。

奖励是与处罚联系在一起的,有奖有罚才能达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的目的。在领导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也很注意对违法违纪现象进行处罚。

在1949年接管南京城市工作中,邓小平对某些战士破坏文物和古迹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南京是一座历史名城和古都,有许多名胜古迹。值得庆幸的是,南京这些名胜古迹,虽历经战火的洗礼,竟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但也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毁坏文物的事件。

解放军攻占南京后,在“总统府”内,有的战士看见内墙上悬挂着一幅 3米高、2米宽,由金银丝线绣成的金光闪闪的蒋介石绣像的头、眼、胸等部位各捅了一刀。

邓小平很快从有关方面了解了这一情况,他对此非常生气,说:“怎么能干这种蠢事?怎么能用感情代替纪律和政策?立即通令全军,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和古迹,一定要把保护好南京的名胜古迹当作重要的接管工作教育来抓。”

邓小平还特意把犯了错误的战士找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蒋介石是蒋介石,蒋介石像是蒋介石像。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而蒋介石像是艺术珍品,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怎么能够捅坏呢?”

邓小平望着站在身旁的战士,循循善诱地说:“你毁了它有什么意义?毁灭了绣像就打倒蒋介石啦?”一席话说得犯了错误的战士羞愧地低下了头。邓小平接着又以温和的语气说道:“蒋介石绣像是一件艺术珍品,是历史留下来的纪念品,也是我们胜利的纪念品,怎么能破坏自己胜利的纪念品呢?”

不久,邓小平和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要求广大将士以此事为鉴,在今后的工作和战斗中要注意保护当地的文物和名胜古迹。

正确评价一个人的工作成果,也是领导和管理工作中激发下属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作评价是一种精神上的报酬,主要指通过各种形式的表扬,给予一定荣誉,或对工作结果不理想者提出批评。

对个人来说,领导对下属的工作评价具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通过评价,可以看出领导对自己这个阶段所做工作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正确恰当的评价可以使下属进行工作的原动力——需要得到满足(比如,精神上的表扬可以满足一个人的荣誉感需要)。同时,人们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这项工作与获得评价的经验,以决定下个阶段在工作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表现。也就是说,对工作结果的评价会影响人们在下一循环的行为。因此,学习邓小平的奖罚管理方法要从持续、有效地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激发干部群众工作热情,从角度出发正确使用“奖”和“惩”两种工具,做到赏罚分明,赏要合理,罚要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