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这是领导工作中应该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道理，这是做好领导工作应遵循的一个原则。
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只在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上考虑问题，与上级讲条件、讨价还价，或因局部工作影响全局工作，这是不对的。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是遵循大局原则的典范，不仅从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积极配合全局工作，而且当自己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敢于舍弃自己的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
为顾全大局，勇于承担重任，不惜任何牺牲，是邓小平革命经历和领导工作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品质。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为战略进攻全局勇于作出局部的牺牲。经过一年自卫战争，人民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我军的战略反攻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的形势下进行的战略反攻。最初只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首先打出去，承担战略反攻任务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按最初设想，刘邓准备在进行鲁西南战役后，经豫皖苏边区，稳扎稳打，逐步向南挺进。7月下旬，鲁西南激战正酣，毛泽东指示刘邓跃进大别山，时间定在8月中旬。他要求刘邓抓紧休整，尔后出击。这时，刘邓在鲁西南正面临着重重困难：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蜂拥而至；天公不作美，暴雨如注，行动困难；黄河水涨，浊流汹涌，波涛连天，蒋介石准备故技重演，阴谋挖掘黄河大堤，水淹刘邓部队和解放区。刘邓大军处于前有重兵，后有黄河，难以动弹的“死地”。一贯镇定自如的刘伯承紧闭的牙关里吐出了四个字：“忧心如焚。”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也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60页）
8月7日，刘邓大军为了中央的安全，为了战略全局，向南跃进，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畅谈二野战史时谈到这里也动感情了：“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340、341页）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全局精神和自觉的战略意识。所以毛泽东赞扬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邓小平的历程》下，第81页）可谓中肯之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他顾全大局的领导品质主要体现在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整体决策上。
北京西郊。大厦林立，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在宏伟的军事博物馆对面，有一座外表如今并不算气派但却令世人瞩目的宾馆，这就是著名的“京西宾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层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作出。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正是在这里以他那浓厚而清脆的乡音，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将领们，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6 月 10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
一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仍相当激烈、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情况下，主动裁军一百万，这需要多么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啊！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百万裁军决策也是从这一大局出发的。另外，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的表现，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头削减军事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世界和平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领导工作就要考虑全局，它要求领导者从宏观上把握，把所有工作视为一盘棋，看做一个整体。如果从局部或某部门、单位利益出发，强调局部利益必然会导致领导工作的失败。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的领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