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偏重事迹和史实考证的年谱外，今人还撰著了不少辛弃疾的传论，如邓广铭的《辛弃疾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唐圭璋的《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杜呈祥的《辛弃疾评传》，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王延悌的《辛弃疾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碧波的《辛弃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常国武的《辛弃疾》，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维崇的《辛弃疾评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杨牧之的《辛弃疾》，中华书局1984年版；钟铭钧的《辛弃疾词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邓乔彬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喻朝刚的《辛弃疾及其作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版。这些著作，偏重于对传主人生经历与思想、人格的全面介绍。关于辛弃疾的思想，研究者的观点相对比较一致，一方面爱国主义思想是他的核心；另一方面，辛弃疾世界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逐步被人们认识和揭示出来。
一、爱国主义精神
事实上，不论辛弃疾传记、文学史、词史或单篇论文，只要对辛弃疾思想作较全面的评述，其爱国主义的一面都多被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30年代，白桦在《黄钟》1933年第1卷23期的《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刘寿松在《国闻周报》1939年第11卷第43期的《辛稼轩的爱国词》；林德占在《协大艺文》1935年第1期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等文章，就已经对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了知人论世的深入分析。
自50年代起，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和评价。邓广铭的《爱国词人辛弃疾》，认为辛弃疾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是英雄词人。龙榆生在《试谈辛弃疾词》中说：“辛弃疾是一个有肝胆、有魄力、有谋略、有远见卓识而一意以恢复中原为自任的杰出人才……他那火一般的爱国精神，贯穿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也贯穿在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程千帆《辛词初论》更认为：从辛弃疾的作品中，特别是从其词中，我们首先学到的是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就不仅是我们宝贵的艺术遗产，而且主要的还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吴则虞《辛弃疾论略》认为：“他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战士。由于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南宋统治者一贯采用妥协投降政策，使他的抱负和才能始终得不到伸展。但是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有了许多机会接近人民群众。”
“文革”后，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更加细致，如隗芾在《简论稼轩词的积极意义》一文中，认为稼轩爱国词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以词寄心，尽抒爱国壮志；忠言直谏，痛斥投降政策；满腔怨愤，终结心中块磊；酬赠和答，激发爱国情操；明月清风，赞美和平生活；跃马横枪，英雄自我形象；承前启后，爱国豪放诗翁等七个方面，分析是全面的。严迪昌《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指出，辛弃疾一生是为祖宗为社稷为民生而梦寐以求驱除外侮、恢复统一的一生，其词鲜明地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可以代表一般的看法。刘乃昌对辛弃疾及辛词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一文指出：首先，辛弃疾是深受古代如屈原、李白、杜甫等爱国作家的影响的；其次，辛弃疾的爱国思想是昂扬的，他充盈着一种战斗的进取精神；再是，辛弃疾的爱国思想是坚实的，是建立在卓有见地、切实可行的北伐方略的基础之上的；四是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与他关切民生的进步主张是联系着的。文章同时指出，辛弃疾的爱国思想既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就不能不打上时代的阶级的印记，因此，他的爱国思想也是有局限性的。他并非“代替劳动人民说话”，并非是农民的“代言人”，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贬低辛弃疾及其爱国思想。辛词爱国思想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王永建《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认为，必须辩证地评价辛弃疾的爱国诗篇，他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真儒身上，是《稼轩词》爱国主义的局限性；而他的爱国主义既为立足于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也就不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等量齐观。
二、世界观与人格
世界观与人格涉及辛弃疾对人民的态度问题，研究者的看法分歧很大。这主要是因为辛弃疾任江西提刑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安抚史时，曾经主持和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茶商暴动。邓广铭《略论辛稼轩及其词》认为，辛弃疾是一位“有良心，有才干的地方官”，能够对人民的疾苦有一些了解。程千帆《辛词初论》也认为，辛弃疾虽然镇压过农民和农民暴动，他自己对这种暴动的正义性还是缺乏本质的认识的，但是辛弃疾已经体察到这些事变产生的原因，他虽然执行了朝廷交给他的镇压人民的任务，但他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因此，辛弃疾应当与统治阶级一般的将军区别开来。同时，他也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冯沅君以及刘乃昌等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
辛弃疾曾就湖南郴州陈山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镇压一事，写过一首题为《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的《满江红》贺词。夏承焘《辛弃疾论纲》认为：辛弃疾对“官逼民反”的社会现象是有认识的，只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一旦面临事实，便意识模糊了。虽有批评，还是较为温和的。但不同意见是存在的。郭预衡在《对辛弃疾评价中的一个问题谈起》中指出，辛弃疾作为一个爱国词人和爱国志士虽然是伟大的，但作为一个封建地方官，却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的官员”。对辛弃疾的那首《满江红》贺词，王永建在《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一文中，也不同意夏承焘的分析，认为辛弃疾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首词正是他地主阶级本性流露的佐证。关于这个问题，辛弃疾之镇压人民反抗，固然不能为贤者讳，但他为官一任，利民一方，却也不能因此而抹杀。
刘乃昌《辛弃疾的世界观》一文指出，辛弃疾同法家思想没有多少瓜葛，而同儒家思想倒有较多的联系，同时，辛弃疾不同于韩愈那样排斥佛老、独尊儒术，而是兼容佛学和老、庄。因此，辛弃疾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题而熔铸各家的。这是当时许多儒者文人思想面貌的共同点。另外，辛弃疾的思想又有自己的特点，即由于他思想上具有某些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的因素，因而对所承受的一般统治思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批判和违离，构成他世界观的又一个方面。熊开发的《从辛弃疾的儒、佛、道倾向看他的人格特色》，也从同样的角度对辛弃疾的思想和人格特色作出分析。张玉奇的《稼轩人格论》，从“以民族之爱为起点”、“以旷世之才为核心”、“以愤世之恨为归属”等几个方面对辛弃疾的人格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指出：辛弃疾胸怀爱国之心，匡复之志，经纶之才，回天之力，而不能居其位、有其职、尽其才、收其功，老死于泉林之下，其一生的悲剧根源在于南宋朝廷。
此外，熊笃的《谈辛弃疾的政治思想》一文，认为辛弃疾的政治思想包括这几方面：“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思想；严惩贪污、抑制豪强的法制思想；屯田积粮、节用宽民的理财思想；广开言路、重贤任能的开明主张。指出：辛弃疾的政治思想吸取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的积极思想，而以儒、法两家为主，王道霸道杂用之。辛弃疾的政治思想又有其现实根据，是从解决民族矛盾这一总的形势和任务出发的，既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南宋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故其进步性是不应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