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兴四大家”中，学界对范成大的研究远不及陆游，也不及杨万里，到目前为止，研究文章不足40篇。20世纪前50年内，研究范成大的单篇论文只有胡怀琛载《学灯》1924年10月4日的《中国古代的折白话诗人（范石湖的白话诗）》一篇，文学史或诗史提到范成大时，也多只作寥寥的断语，绝少较为详细的评述。五六十年代，是范成大研究的初期阶段，其作品的辑集、系年、校注已经展开，钱锺书、周汝昌等对其创作风格的论述也极精辟。“文革”十年则又陷入完全的沉寂。“文革”后，陆续发表了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不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较前有所拓展。
一、生平及著述
关于范成大的生平，《宋史》本传及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见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二十二）均有记载，但于其早期事迹都极简略。孔凡礼的《范成大早期事迹考》一文，考辨集中在范成大早年生活的五个方面：赴南宫；入诗社；读书荐严寺；交旧（除诗社3人外，尚列王葆、唐子寿、唐烨等16人）；行踪（主要是赴太学试之行、赴金陵漕试之行、自银林至东灞登舟，通苏州3次出游）。同年，于北山发表《范成大交游考略》一文，详细考辨“《宋史》无传、《宋史翼》无补传者”，或“沈（钦韩）注所无，或需加补充（如王葆）、正讹（如王炎）者”凡20人。因作者“立意稍存‘表微’”，故所采之人不少为仕仅幕僚或州絬而实有文名但其集罕传之所谓“小人物”，其中有一些与上述孔凡礼文章所述“交旧”中的人物相交叉，而材料更加丰富，更多的则可互相补充。这些极基本的考证工作，对于更为具体和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及思想的原貌，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范成大的作品，清代亡佚极多，尤以文最甚。傅璇琮发表了《范成大佚文的辑集和系年》（署名徐甫）一文，参考《永乐大典》、范成大自己纂修的《吴郡志》、杨万里《诚斋集》等十余种古籍，对范成大的佚文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辑集和认真的考订。其“系年”的部分，列出篇目47篇，以下有“补目”4篇；在文章的“附记”里补列了几篇见于《全蜀艺文志》等书的关于范文佚文的篇目，扼要介绍了南宋黄震所撰《黄氏日抄》的内容。其后，傅璇琮在上文的基础上，撰成了《范成大佚文篇目》一文，列出了佚文篇目83篇，“有目无文”5篇。在《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1985年第三次印刷的《重印后记》中，傅璇琮又作了补充，辑佚的部分有程毅中提供的7篇佚文（仅列出书目），此外还有包括杨万里之子杨长孺为范词作的《石湖诗跋》在内的许多对范成大的评述文章的目录。极具参考价值。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孔凡礼完成了《范成大佚著辑存》一书，除范成大所撰之《桂海虞衡志》、《揽辔录》属于笔记不取外，“凡不见于《范石湖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排印本）、及《全宋词》（1965年中华书局排印本）之范成大作品，即以佚著论，收入本辑”。此外，栾贵明在《曾肇、曾几、范成大集拾遗——辑录自永乐大典》中，又辑范成大佚文16条。这些辑佚工作，对于更好地了解范成大和更全面地认识他的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价值。
二、诗歌创作
关于范成大的诗歌创作，前半个世纪的研究既极简略，所涉也多是他的山水田园诗，因此，对于其诗风格特色的认识和概括，也较为单纯和一致。李维《诗史》说：“其诗初效晚唐，后溯苏、黄遗法，惟不落窠臼，故清新妩媚，能自成一家。”所谓“初效晚唐，后溯苏、黄遗法”云云，盖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而“清新妩媚”则移用了杨万里“清新妩丽”的评语。柯敦伯《宋文学史》谓：“成大虽毕生宦达，而集中田园杂兴诸作，颇能追挹储、韦疏旷之风，状物写景，是所长也。”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亦谓：“范为咏写田园的大诗人。杨万里于诗无当意者，独推服成大之作，像……之类，都是未经人写过的景色。”
50年代以后，范成大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诗的研究，也涉及其文和词。就诗的一方面讲，于其田园诗，除写景新巧，“清新妩丽”外，更关注其“知稼穑之艰”、反映民生疾苦的特点；而田园诗之外，他的爱国诗等也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提到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组诗时说：“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传诵最广、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中国传统的田园诗……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后来居上。”评价是相当高的。关于范成大的创作手法和风格特色，钱锺书说：“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帖。”同时他说范成大“也受了中晚唐诗人的影响”，像杨万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还要还魂作怪……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
在《范石湖集》的“引言”中，周汝昌按其生平经历，将范成大的创作分为五个阶段，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石湖诗。又在《范成大诗选》的“前言”中，按题材分类，将石湖诗分为爱国诗、爱民诗、田园诗及“写行旅、山川、风物”诗四类，认为范成大的爱国诗，“有思想，有识见，有议论，有批评，有愤慨，有呼吁，鉴往追来，惩前毖后，感情深婉，回味无穷，不论从内容讲或从艺术讲，都可以称为杰作”。又说：“范成大的诗歌艺术，头一个印象就是风格清新，富于变化……大率应以清新婉丽、温润精雅为主要特色。”范成大“于前辈诗人，几乎无所不学，大抵于六朝鲍谢、唐代李杜、刘白、张王、中晚温李、皮陆、北宋欧梅、苏黄，皆下过深功；此外，韩愈、杜牧、王安石、陈与义等大家，也都对他有一定的影响。粗略说来，歌行古风，摄神太白；山川行旅，取径老杜；七律，渐有樊川英爽俊逸之风；五律，时有武功细腻旖旎之格；乐府，力追王仲初逋峭之姿；绝句，颇擅刘梦得竹枝之调。因此，在宋诗中，最能脱略江西，饶有唐韵，卓然成为南宋一大家”。又说：“他（指范成大）几乎向所有历代著名诗人学习。可是他接受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诗人的影响实在比表面上的苏、黄影响要大得多。”认为王建的诗，“写法逋峭、紧凑、跳动、险急”，而“范成大的新乐府诗和一些性质相近的诗，则完全具备了王建乐府的特点。写得十分富有波折和情致”。对于范成大诗的不足与其局限性，周汝昌也指出：“石湖作品，在思想上受释道两家的影响较多，常有消极情绪出现，更坏的是有时写些偈子式的诗，排比禅语，了无意致；他的农村诗，一般说是应当肯定的，但他的阶级感情和趣味，也使他时有美化农村之处。在艺术上，也有粗率、浮滑、浅露、诡怪的缺陷，又有时嗜奇骋博，好用僻典。这些都是不足取法的。”
80年代后，石湖诗的研究依然是范成大研究的重点。张子敬《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的思想特色与艺术特色》一文，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探讨石湖诗的特色与成就，大体承袭了五六十年代钱锺书、周汝昌的看法，认为石湖诗产生的渊源，除对陶渊明及唐代“新乐府”的继承外，范成大本身的思想经历也是个重要原因。胡明的《范成大诗歌主题新议》，对范成大的田园诗、行旅纪游诗进行分析，指出其田园诗有描写民生疾苦的，也有“称美归隐”的。通过后者可“窥探到他‘田园’背后归隐的机杼和释道的业缘；其行旅纪游诗则有爱国、描摹山水等方面”。最后他说：“范成大诗歌的思想和他的风格一样也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的，决不是三言两语或一片标签贴上便可了事的，因为标本太丰富了。”
程杰的《论范成大以笔记为诗——兼及宋诗的一个艺术倾向》认为，范成大的诗歌与他的方志、笔记著作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范成大曾写下多部方志和笔记，这就有可能把笔记写作的趣味和作风带到诗歌创作之中，使他的诗歌显出一种独特的风貌。文章称：“比读他的诗集与这三部笔记（指《揽辔录》、《骖弯录》、《吴船录》），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日记所记载的经历，在诗中也叙写得特别细致详尽……范成大的创作有着诗、志并举，同步丰收的特点。这说明他的诗与志有着共同的或基本相同的创作兴趣。”文章对范成大游记诗作了细致分析和比照，指出它们有着鲜明的日记体游记的意味；而这种“日记式的系列组合牵带到了各单篇作品的内容，每每使其中一些表现出明显的叙述语调和实录态度。”另外，范诗中另一个能体现志述态度的内容是对地方风土和村社风俗的叙录。“范成大的田园诗就类似于这种风俗图录。我们与其称之为田园诗，莫如说它是风土语。它与范成大早年的纪游诗一样，都是一种志述兴趣的产物。”从这一点言，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不同于陶、孟的“田园牧歌”，也不同于王建、聂夷中等人的农村生活讽喻诗。文章还指出，范成大的这种“以笔记为诗”的创作特色，是在南宋诗坛通行写景诗、田园风俗志述诗和闲居杂感诗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王锡九的《论范成大七言古诗的艺术渊源》，专就石湖七言古诗之艺术渊源进行探讨，指出范成大七古早年学习李贺、王建、白居易、“江西诗派”诗法，晚年归隐石湖后效法白氏“长庆体”，更成了他七古创作的一个突出现象。同时，李白、苏轼也是范成大学习、效法的重要诗人，并从民歌中汲取营养。经过转益多师，融会各家之长，终能“约以婉峭，自成一家”。所谓婉，指其七古婉转流畅，清新秀丽而言；所谓峭，则指其峭健疏宕，雄健爽朗而言。这两者的结合，使范成大的七古婉而不坠于柔弱，峭而不过于奇崛，甚得冲融中和之美。
三、石湖词及游记散文
范成大的词，较之他的诗，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石湖词散失太多，其辑佚工作开展得又较晚；另一方面，将石湖词归入辛派或姜派，皆属不伦。范成大在南宋词坛并不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故鲜有专文论及。薛砺若《宋词通论》评其词风云：“石湖为南宋大诗人之一。其诗极清疏有致，词亦如之……（举《鹧鸪天》、《醉落魄》为例）一种清逸淡远之趣，令人胸襟为之顿爽。”把握和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但书中将范成大列入“颓废的诗人”，遂使后来研究者认为薛砺若对范词评价不高。这是个误会，其实同列入此类的如向子、陈与义、杨无咎、朱熹等，或为名臣、或为隐士、或为一代大儒，因此，他的所谓“颓废”，大体是指多山林之意、出尘之想，而风格又趋于清畅淡远的一类，且是与岳飞、胡铨、陈亮等“愤世的诗人”相较而言的，并无贬义。
胡云翼的《宋词选》对石湖词评价不高，说：“他的词，所涉及的面没有诗歌那么广阔，主要写自己闲适的生活，缺少社会意义。文字精美，音节谐婉，可是温软无力，和婉约派一脉相通。”周汝昌在《范石湖集·前言》中对石湖词评价较高，他在分析了历来于石湖词贬抑过多的缘由之后说：“即以现存寥寥数十阕而言，已觉风姿时变，不主一格而又颇有独到”。认为其中有“豪宕激楚，完全是东坡、于湖路数的”；有“极与放翁神契的”，有“绝似北宋柳永羁旅之作”的；而其最重要的作品如《浣溪沙》、《蝶恋花》，则“除苏、辛偶有类似之外，在南北两宋集中实不多见”。又说：“石湖词是有生活、有内容、有艺术、而又风格多变的，其长处尤在不循南宋词家雕琢藻绘的途径，故其成就并不在同时诸家之下。”
黄德金的《论石湖词》，论述了范成大的爱国词、爱民词，及淡泊功名、放归山林、输与渔樵之作，指出石湖词的基本风格为“清旷”。并从时代文化背景、作者个人思想、性情几方面解释了范词词风形成的原因。认为：“石湖的清旷没有东坡词的粗豪，却有明润的气格，易言之，是怨而不怒，放而不嚣，自然却含蓄，不粗率，空疏而飘逸，力求雅正。”其清旷的一面是继承了苏轼、毛滂等的词风，其雅正则对姜夔雅词有一定的影响。
范成大的散文在当时颇负盛名，杨万里《石湖集序》、周必大《范公成大神道碑》都有极高的评价，惜乎散佚太多，故研究方面也有所欠缺。华岩的《范成大游记散文》认为：“可以说，不仅在南宋文坛上，就是在整个宋代散文史中，范成大的文章都占有重要地位。”言及范成大的山水游记时，他说：“范成大的山水游记，写得凝练，精致，善于写景，用白描手法和极为简洁的语言传达某种化境。”又说范成大的散文于苏轼文有继承关系，认为：“如果说《三高祠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轼《赤壁赋》的影响（如记中叹时、杂楚辞），那么范成大的两篇《泛石湖记》则故意效仿前后《赤壁赋》。”
90年代以来，有些研究者把范成大的诗和文——主要是纪行诗、文——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日本学者大西阳子的《范成大记行诗与记行文的关系》，将范成大记行诗与记行文作一比较，发现随着范成大记行文从公事记录向私人散文的转化，先前的有意识创作的、具有统一诗体和一贯性的记行组诗，其“作为组诗的完整程度减弱了，但是一首一首的诗却从诗题、诗体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作为独立的作品世界的表现幅度扩大了，采取自由的形态成为可能了”。而记行这一主题也便获得了多侧面、立体的表现场所。文章认为记行文与记行诗二者关系的比较，“可以说明他（指范成大）在诗与散文这一表现形态中的主观意识的不同”。
综上所述，范成大研究在“文革”后的20年中，进步尤其明显，但也有不足之处。就石湖诗的研究言，大体上仍然沿袭着五六十年代钱锺书、周汝昌的研究框架，未能有大的突破；其文、词研究相对更嫌滞后，这也就限制了对范成大的创作做整体的研究和观照。即与历来和范成大齐名的杨万里的研究比较，范成大研究的理论深度也有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