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诗风的代表，吴文英则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而颇多争议的词人，再就是文天祥以及宋末的遗民词人与诗人了。20世纪的南宋后期文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上述流派和作家展开的。
所谓“永嘉四灵”，指的是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和赵师秀（号灵秀），这四位作家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又都是永嘉人，诗风又极为相近，而且都是由于叶适的鼓吹而闻名于世，所以被视为同一流派。古人评四灵诗，除叶适奖掖有加外，后人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赞赏，如《四库提要》所说：“盖四灵之诗，虽镂心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20世纪的学者，有的同意此说，也有的认为应该提高对四灵的评价。总的来说，人们认识到，四灵诗虽有其局限性，但在当时也有自成一格的“变”的价值，在文学史上是功过参半的。
一、四灵与晚唐体和江湖派
李维《诗史》说：“永嘉四灵，诗效晚唐，在四大家后，独标一帜。赵汝回称其以元和作者自命，置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四灵皆叶适门人，适为诗，独近晚唐，且与江西立异，四灵为此，其渊源固如是也……四灵于江西势力之下，首倡复古，乃取法仅及晚唐，诚不免破碎尖酸之病，至其清捷，实能矫宋人长篇论理之陋习。江湖诗人，多效其体，自谓唐宗，其风靡可知也。”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说：“盖南宋中叶以还，除陆、范、杨等，多承江西派之末流，而失于拘束粗涩，于是四灵乃效晚唐，以清新便利，来矫正江西派之粗犷……四灵诗虽纯模仿唐音，不能别开生面，而诗中全不用典，能道人所知而不能道者，令人读后爽口沁心，较之末流之江西派，不啻一清凉剂也。”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中论四灵诗时，将其与晚唐诗人比较，说：“其原出于贾岛姚合，惟贾岛姚合之为瘦炼者，不能为韩愈之妥帖力排，避所短而不犯；四人之为瘦炼者，则有见江西之恣睢流猖狂，矫其枉而相救；一为元和之余波，一则江西之转手，瘦炼同，而所以为瘦炼者不同；不同其指而同其格，犹尚五言律体……盖四灵之诗，止于‘流连光景’而已，无胸襟，故无抱负；无寄托，故无比兴。”这些意见代表了三四十年代对“四灵”研究的一般看法。
50年代以后，论者多将“四灵”与江湖派并论，或认为四灵与江湖派为一事。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于徐玑的名下总论江湖诗派，说：“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古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赵仁皀在《宋诗纵横》一书中说：“四灵只能是江湖派中的一小派，而不是脱离于江湖诗人并与之并立的另一大派。江湖与四灵的关系，只能是包容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证据有三：一是周密《齐东野语》对江湖诗人的记载；二是某些江湖集的版本将四灵的诗收入了其中；三是赵希意等人早已论述过四灵与江湖诗人的关系，并认定他们是江湖诗人中的一支。他还认为，四灵的成就充其量不过像奖掖过他们的叶适所云的八个字：“敛情约性，因狭出奇。”陶第迁在《江湖诗集和江湖诗家考略》一文中指出：“种种事实表明，永嘉四灵即……亦是江湖诗人，如陈起曾刻过‘四灵’诗；《江湖集》和《中兴江湖集》分别收入了赵师秀和翁卷的作品，‘四灵’与江湖诗人有广泛的交往；‘四灵’与江湖派的诗歌风格亦基本相似，等等。”朱则杰《永嘉四灵与南宋诗坛》一文也认为，永嘉四灵的影响扩大，逐渐形成江湖诗派，一般江湖诗人多从永嘉四灵学写诗。“所幸的是江湖派的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并没有死在四灵所画的圈子里，他们学习的面要宽得多，同时又多少受了‘四大诗人’的影响。”
二、对四灵诗歌的评价
有鉴于以往对“四灵”的评价偏低，自80年代后，有学者主张对四灵的评价应该提高。于北山在《论“永嘉四灵”——〈南宋文学论稿〉（部分）》一文中指出：“四灵”的反江西、宗晚唐，无论其规模大小、影响久暂，应该属于文学变革的范围，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并认为“四灵”敢于公开反对当时的权威，其胆量和毅力值得肯定。他们的诗：“不耍花招，不设埋伏，不炫奇逞博，不斗靡夸多，只是老老实实的作诗，清新流丽，自有独到之处。他们反复苦吟，刻意求工，有其局限狭隘的一面，但在诗歌创作上，不也显示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吗？”作者还指出，四灵不是没有爱国思想和关心人民的进步诗篇，也不是不能古体，只是没有构成主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对四灵总的评价，说“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较为合适。陈增杰《永嘉四灵简论》认为，四灵产生影响的原因，一是江西诗派的影响，诸家均已谈到；二则是“不满于理学家的诗论”。他说：“在当日贵理学而贱诗的风气下，诗坛上有不少粗制滥造之作，所谓‘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压韵者’，这种贱诗的观点和衰败的诗风，是把吟诗当做一生事业的四灵不能同意并要加以反对的。”叶适支持四灵，尚有其哲学上的根源，“叶适的永嘉之学与程朱理学相对立，他对理学家的文学观点同样也持批判态度”。文章还指出，四灵对世事并没有完全忘怀，他们“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生活，熟悉民情风俗，因此能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的诗作”。在艺术上，他们专攻五律，其律体多咏景物，写潇洒野逸之趣，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韵调；七绝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新颖灵巧，圆美自然，比五律更显得气韵浑成，元人刘埙说是学王安石的，其实很有点诚斋风格，他们不擅长古体，气格较弱，然集中亦有佳构。
有的学者指出，四灵受着江西派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宋诗的特征。马兴荣在《四灵诗述评》一文中认为，从宋诗的发展来看，四灵诗是反江西诗派的，但是从四灵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他们的诗也或多或少的有江西诗派的影子。例如江西诗派作诗“虽只字半句不轻出”，而四灵主张以“单字只句计巧拙”，虽然两者的含义不相同，而重视诗的锻字炼句却是完全相同的。江西诗派有的诗因锻炼而入于险怪，而四灵的诗也有因锻炼太过而入于险怪的；江西派喜欢用拗体，四灵也偶有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手法四灵也用。作者指出，“他们对现实关心过，甚至有过不同程度的企望或不满，但是他们的生活受着熬煎而无法摆脱，他们的感情受到压抑而又无力反抗，他们把精力倾注于诗歌的创作，把诗歌创作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评价为“在十二三世纪之间这段漫长的时期中，由于许多人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由于诗坛上许多人反对江西诗派，因此他们的诗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诗风曾经风靡一时”。许总《宋诗史》论及四灵诗时说：“他们虽然努力跃过宋代，直接晚唐，但毕竟裹挟于宋诗的时代，难以彻底超脱。也就是说，四灵在‘诗律’方面固已逼近贾岛、姚合诗，然而在精神方面又不全然一致。如贾岛诗在寒冷枯寂的境界中充满着难以排解的愁苦悲哀，自云‘泪流寒枕上，绝迹旧山中’，可见其虽欲于佛门求淡泊而终未能消失悲哀情绪的冲突与凝结。四灵诗也多有寒冷枯寂之境，但却于‘秋怀何处不凄清’之中‘亦有新诗对雨成’，并进而‘自以闲为乐，何嫌贫尚存’，一定程度地表现出自苏轼以来的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与达观超脱的精神风貌的承续。这也就表明了尽管四灵学晚唐的诗律意境，却仍然扬弃唐诗的悲哀情调，一定程度地保存了宋诗的本质精神。”
单独对四灵的诗歌艺术发表见解的文章也不少。张瑞君《四灵诗歌艺术检讨》指出，从感情的角度看，四灵追求冲淡和平、静穆孤高的美学境界，认为只有表现山人名士的出世情怀才是诗之极致，认为只有诗中不露强烈的感情锋芒才为高雅，害怕在诗中露出俗气，“其实四灵骨子里是极庸俗的，只不过他们爬不上高位罢了”。文章还指出，在诗歌的艺术境界方面，四灵力求以幽僻险怪之笔，着力追求野逸清寒的审美意象，创造静穆幽深、离世超尘的境界，着力追求“野”的审美境界，作诗是“野兴”，另如野梅、野水、野禽、野草、野蔓、野馔、野客、野僧、野寺、野露、野径、野屋、野鹤、野桥、野雾、野霭、野步等，一切都是野的，非人间尘雾所染的，为突出名士自拔于世，冰清玉洁。“寒也是他们着意追求的美学境界。他们着意吟咏衰残之美，诸如孤、苦、贫、愁、瘦、疲、病、衰、老等。”文章认为，《四库提要》对“四灵”的评价是公允的。曹治邦《“永嘉四灵”山水田园诗艺术风格论》指出：一是，四灵更多地选择了自然美作为表现的对象，山水田园诗是他们创作中的精华。在他们的诗歌中，清新明丽之什，数量虽不算多，但艺术成就较高，这些诗着笔于目之所及的江南湖光山色，又从多变的视觉角度，选择那些色彩最鲜明的优美景物，加以色彩的调配，并从声、光、意、态等方面把握物象，从而构成清新明丽的审美意境。二是，在他们的诗中萧散简远之什数量最多，不乏名篇，审美对象多以自然的衰秋、残冬为主，也多着笔于江南山水，但给山水尽管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寒意和幽意，由于诗人多追求一种野性逸趣，诗中多流露出自适、闲放、超旷之情，从而构成萧散简远的审美意境。三是，以质朴平淡见长的诗在他们的诗中所占数量最少，但很有个性。“诗人的审美观照多集中于江南水乡，田园和渔村的自然风光，诗人对所观察、了解和体会到的农民和渔民生活作了多方面的描绘”，与山水诗相较，更富生活情趣。作者认为，在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理学家标榜“以圣人理义为诗”的时代，在充满萎靡与衰气的南宋诗坛上，四灵诗派异军突起，走出书斋，面向自然，寄情山水田园，唱出了一曲清新自然使人精神快慰的山水田园诗的美妙清香，自此以后，宋诗又一变，使宋中有唐，并下开江湖诗派。
“四灵”多为布衣，生平事迹难以详考，惟赵师秀入官府做过事，故有些事迹可寻。葛兆光《赵师秀小考》对赵师秀的生平事迹做了大致的勾勒：师秀似生于乾道年间（1165—1173），略小于徐玑，绍熙四年（1193）秋，赴金陵入郑侨幕为从事，庆元初上任元县主簿，庆元四年去职返永嘉之后，大约曾在家乡闲居了一段时间，过着清贫但安闲的生活，约嘉定初，入筠州幕任判官，嘉定四年罢筠州之职，重返永嘉，此后十年在各处任职，嘉定十三年卒。此后丁夏在《赵师秀生年小考》一文中对葛文进行了补充，指出，苏竳《泠然斋诗集》卷三《寄赵紫芝》有云“同年又半百”，同卷《简赵紫芝》云“同病又同庚”，而苏竳之生年可以考定为孝宗乾道六年（1170），可知赵师秀亦生于是年。华岩《赵师秀卒年小议》对葛文的考证提出质疑，认为葛文对赵师秀卒年的推算有误，引刘克庄之诗亦不足为据，赵师秀之卒年应为嘉定十二年（1219）年底。此外，陈增杰的《对〈赵师秀小考〉的几点补正》也纠正了葛文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关于四灵诗的版本问题。作者指出，四灵诗有两个版本系统，选集本始见于明潘是仁刻《宋元四十三家集》，计诗462首，大约保存了叶适编的《四灵诗选》旧貌，全集本现只有徐照、徐玑诗。综合两种版本，现存徐照《芳兰轩集》三卷，计诗259首；翁卷《苇碧轩集》一卷，计诗138首；徐玑《二薇亭集》二卷，计诗164首；赵师秀《清苑斋集》一卷，计诗141首。四灵存诗共计702首。此外尚有若干佚句。
四灵都是叶适的门人，但叶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似乎没有四灵高。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没有选叶适的诗，只在徐玑的名下评价说：“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诗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许总在《宋诗史》中比较重视叶适，认为自杨万里始，诗坛就已形成江西体与晚唐体并存的局面，大多数诗人也兼具这两种特征。到了叶适，则又有进一步变化，他全然从杨万里的晚唐一面承袭发展而出，同时几乎消尽了江西一面的影子，一味地斥宋宗唐，甚至鄙视欧、梅以来独具面目的宋诗而钟情于庆历嘉之前的晚唐体。他的诗有理趣，主观感受与自然景物紧密联系着，显得精密而细致。故“从宋诗史的发展阶段看，叶适诗已具有了既从属于杨万里诗风影响又与四灵诗沟融的两面性，成为南宋中期与南宋后期两个阶段的诗风嬗递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叶适的文学批评，王祥在《叶适的诗论》中认为，叶适主张“关教化”，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他政治思想上的功利主张，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对传统“诗教”的承袭，但这一方面并不是叶适诗论的基本倾向和主要特点，其主要特点是“立意新”、“得古人之意”，语言上求工，求言止而意无情，同时又讲究韵趣的自然高远，追求一种幽远淡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