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千年绝唱
湖北随州市原名随县，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相传是炎帝的故里。在随州城西两千米处，有个叫擂鼓墩的地方，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脉东端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土包，当地人称之为“团坡”。这两个团坡相距约百米，西面山脉蜿蜒，水流潺潺从东面淌过，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1977年9月，驻扎在这里的解放军某空军雷达修理所，因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平整土地。施工过程中，他们在东团坡红色砂岩的山冈上发现了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
负责这次施工的王家贵和营地的负责人郑国贤，都是业余文物爱好者。两人隐约觉得褐色的土有些不寻常。他们一次次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泥土下方人工铺砌的大石板是当年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并无稀奇。直到施工者用钢钎触及到异物，发出异样的声音，有关人员才意识到，东团坡下确有一个等待揭开的谜团。
很快，考古工作者从武汉赶到现场。随着探孔越打越多，墓坑的范围也越来越清楚，当人们终于找到木椁的边缘，所有人都惊呆了——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有220多平方米；木椁保存完好，规模有190多平方米。也就是说，按木椁面积计算，这座墓葬相当于14个出土过西汉男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相当于6个出土西汉女尸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相当于3个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这样大的木椁墓在全国尚属首例。
工作人员还发现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80厘米的盗洞，一时间所有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十墓九空”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吗？
1978年5月17日凌晨，大墓被揭开了。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椁板离开了墓穴。令人惊讶的是，椁板下存满了混浊的泥水。
据考古学家分析，这座墓穴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水平面之下，埋藏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千百年来水面保持在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由于墓室内积水的形成是在盗洞被挖之前，因此可以推断盗墓贼当年无法进入墓室盗走文物。
5月23日，抽水机抽去了墓中的水，一个罕见的“三室一厅”地下墓穴呈现在大家面前，15000多件珍贵文物让人眼花缭乱。从此，擂鼓墩的名字就同两千多年前一位神秘的国君结了缘，这片平凡土地上的每一粒石子，也漾起了悦耳的灵音……
古墓发掘之初，被命名为“擂鼓墩一号古墓”，人们并不知道墓主是什么人。这座古墓，不仅在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而且墓前无碑，墓内没有墓志铭、告地册（告地下官吏的文书）、买地卷或简牍铭刻墓主姓名及生卒年月等；甚至在当地百姓的口碑相传中，都没有踪迹。
从大墓豪华的规格可以判断，墓主为一国之君。1965年三门峡市发掘的虢国太子墓，木椁不到15平方米，只有此墓的十三分之一；1955年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木椁近60平方米；1957年河南信阳发掘的楚墓，木椁为67.5平方米。此墓的寝宫面积，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
根据墓葬的状况，当时下葬主棺时可能出了事故：在主棺下落的过程中，不知何故棺体突然失去平衡，致使棺上一个铜钮斜插进南椁板，于是主棺东边的铜足不能落地，西边的铜足将椁底板砸出几个小洞，整个主棺倾斜约30度。棺盖因此不能盖严，留下约8厘米的缝隙。就这样，墓主在他的寝宫里斜躺了两千多年。
东椁室放置着主人的主棺，主棺分内外两层，全部彩绘。主棺的东边有8具陪葬棺，西边门洞旁有一具殉狗棺。陪葬棺内都是年轻的女性，年龄在20岁左右，身份或许是墓主生前的侍妾。殉狗棺内有一副狗骨，可能是墓主生前的爱犬。
此墓上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墓主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同时，墓主随葬了规模庞大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墓主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墓中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作持”或“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兵器上则有“曾侯乙之走戈”、“曾侯乙之用戈”的铭文。据统计，凡铭记“曾侯乙”三字的器物有200多件。尤其是墓中出土的编钟里，有一件镈钟被悬挂于编钟架的正中，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
毫无疑问，这位国君的大名叫“乙”，并拥有诸侯的地位，尊称“曾侯乙”。据遗骸检测，曾侯乙在世约42年或45年，大约在公元前435年下葬，身高仅1.62米，但根据头骨而复原的胸像，却有一股英武之气。
同是诸侯，头一年（前434年），北方晋敬公死；后一年（前432年），南方楚惠王死，其史实均见于《史记》。但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里，却找不到曾侯乙的任何资料，如果不是曾侯乙墓的出土，这位乱世诸侯怕是要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曾国国君的文物为何在历史上随国所在地出土？这是一直困扰历史学家与考古工作者的难题。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曾国就是《左传》里记载的随国，随国就是田野考古所发现的曾国。
楚国国君为何要赠送其附属国随国国君如此重器呢？自公元前706年开始，到公元前690年间，楚国多次伐随，此后50年，随国臣服于楚。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随的事件，是两国关系进入“血浓于水”之阶段的明证。《史记·楚世家》记载了这个故事：当时吴国大军攻进楚国郢都，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军随即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昭王。作为交换的条件，吴国答应把汉水以东的土地划归随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楚昭王藏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已经进抵公宫以南。但随君不顾吴国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因此赢得了时间，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打退了吴国军队。随国在吴国大军压境的情境下保护楚昭王的故事，是历史上一个不背盟誓的佳话。
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这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江汉诸姬尽灭于楚，唯曾独存，也可能就是因为曾、楚两国世代友好的原因。
随着曾侯乙墓被逐步打开，一座豪华的地下乐宫惊现于世。在庞大的中室乐宫，人们看到了众多摆放成排的乐器，曾侯乙编钟是其中的精品。
编钟是我国北方考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乐器，曾侯乙墓的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于编钟架上。
曾侯乙墓的编钟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重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重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说明这些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
此外，在曾侯乙编钟上，还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为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
据检测，曾侯乙编钟音质良好，发音相当准确。而且整体不啻是东周时期造型艺术的巨构，气势壮丽恢弘，其秩序感与局部繁丽的装饰相契，犹如一部动人心魄的交响乐章。
曾侯乙墓挖掘过程中，在中室西壁编钟架的对面，即靠近中室的东壁，放置青铜鼓座并树建鼓一件。建鼓原来插于鼓座之上，鼓面有70多厘米，整个鼓的直径有100多厘米。但是因为鼓面是牛皮，因此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已经不复存在，但鼓腔却保存完好。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青铜冶炼巅峰之作，大体为半圆形，通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座圆面由八对大龙和数百条小龙纠结穿插而成，龙身互相缠绕，镂空并镶嵌绿松石。这些龙昂首摆尾，气氛热烈，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极其复杂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乍看这件器物，犹如一团腾腾的火焰。这件建鼓底座的制作工艺，至今无法复原。不仅如此，出土30多年来，人们连底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盘绕都无法计算清楚。
这件建鼓底座的铸造工艺非常高明，它采用传统的范铸法制作。并非一次性浇铸完成，而是分段铸造，然后焊接起来。这件鼓座上粗壮龙身绕来绕去，不像其它纹饰细小，分制之后焊接也有难度，最后成形非常不易。
很多冶金专家在对它细致研究过后，都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铸造艺术的巅峰之作。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许多国宝都有惟妙惟肖的复制品，但这件建鼓底座由于工艺复杂，铸造工艺无法复原，至今没有替代品。
第二节 “曾侯乙”身份之谜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荀子·礼论》记载：“诸侯之丧，动通国属大夫。”按照古制，诸侯国的国君死后，参与助葬的应有其盟国及通好之国。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於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但从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来看，助葬的只有楚国君臣以及楚国的封君，如坪夜君等，并无他国的君主及使节。如果曾侯即随侯，随国的盟国当时不至全亡，如《左传·哀公元年》经文载：“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时去曾侯乙之葬不过六十余年，陈、许都是其盟国，但遣策中无其助葬的记载，即其国灭，其后当存，不至毫无表示。另从遣策迳称楚王、楚太子、楚令尹为“王”、“太子”、“令尹”来看，全然是一国君臣间的口吻，毫无邦外语气。倘曾即随，亦不至于此。例如蔡国，其国君对楚王自称“小子”，但也不迳称楚王为“王”。《蔡侯钟》铭文曰：“蔡侯申曰：余惟小子，余非敢宁志，有虞不易，左右楚王。”即可为证。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乐器，共8种124件，管乐、弦乐、敲击乐器俱全。在其内棺上绘有干戚旄狄之舞，漆盒上绘有撞钟击磬之图。其舞其乐正是宗庙之乐。这说明死者生前的职掌必与宗庙乐舞有关。特别是在铭为“曾侯乙作持”的四十五件甬钟上，不仅有标音铭文、乐律铭文，而且有详细记载该钟所属律名、阶名以及变化音名的铭文。这就同时标明了曾侯乙的专业。审定音律在古代是一门专业极强的职能，以致汉初之世，即是专职的乐官。因此，根据“曾侯乙作持”的编钟上的音律铭文，有理由认定曾侯乙的职任是乐正、乐尹、乐师一类的乐官。
曾侯乙墓的规模之大不仅令人吃惊，他与楚惠王的亲密关系也令人吃惊。曾侯乙死后，楚惠王不仅捐赠了车辂，而且还“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阳”。这个事实证明：楚惠王与曾侯乙除了君臣关系，还有亲戚关系。
按照古代的礼制，一般的知交是“赗而不奠”，只有“兄弟有服亲者”才能“且赗且奠”。这里所谓有服亲的兄弟，通俗地说就是非同胞兄弟。因此，这种在葬礼中既赗且奠的兄弟主要是堂兄弟、表兄弟等。在曾侯乙的葬礼中，既赗且奠只有楚惠王熊章，这就揭示出了楚惠王与曾侯乙的异姓姻兄弟的关系。
据上所述，曾侯乙乃楚国封君，楚惠王的姻兄弟，且职为乐官。
第三节 曾侯乙墓中的国家军备
兵器是战争中攻、战、退、守的必备工具。西周时期曾国的青铜兵器并不多见，春秋时期日见其多，至战国早期蔚为大观，其中尤以曾侯乙墓所出兵器类全量多，举凡戈、矛、戟、殳、晋投、弓、箭、甲、盾，应有尽有，其量以数千计。通过对曾侯乙墓兵器的研究，不难窥见曾国军事装备的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质地以青铜为主，保存完好，形制美观，铸造精良，堪称地下武库。整座墓共出土各类兵器4777件。其中弓55张、矢4507枚（其中590支装于箭杆上）、戟30件、戈66件、殳7件、晋枚14件、矛49件、盾49件，其它未详。因当时以车战为主，故短兵器如刀、剑、匕首等在墓中很少见，而长兵器如戈、矛、戟、殳和射远兵器则出土甚多。
戈、矛、戟、殳等大量长兵器的出土，是曾侯乙墓出土兵器的重要特色。戈、矛、戟、殳均有长杆，称作秘。戈秘最长者不过1.4米，大多柄短，而戟、矛则柄长。戈与戟二者相互配合，可收“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功效。从曾侯乙墓同时出土有带矛刺戟和无刺戟的情形来看，除矛与戈的组合外，还有多戈组合的无刺戟。戟秘是由多层薄竹片加木板其间，然后用丝线缠绕而成，有韧性、弹性和硬度，便于车战中猛力钩杀，是杀伤力最强的兵器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完整的戈秘有52件，另有9件略残，还有5件破损严重。戈秘为扁圆形木杆，背侧厚、内侧薄，外用藤皮（或革带）缠绕，再髹以黑漆。戈秘的上部呈鸟首形，下面见一窄长方形穿孔，其下有一窄长方形浅槽，青铜戈捆缚在秘杆上，非常牢固。
出土矛秘53件。这些矛秘大致上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矛秘的样式为矛杆又长又粗，外部不用积竹片，以木为主作杆，共有3件；一种是秘上有矛头，共出土了50件，其中较完整的有10件。
除戈、矛、戟以外，还有殳和晋枚。这类兵器传承久远。殳长接近3米。按文献记载，殳之长杆以积竹加工而成，与曾侯乙墓出土的殳杆为木秘略异。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和竹简记载来看，晋投主要是用作车旗的旗杆。
远距离作战有利于减轻自己伤亡，从而制敌取胜，箭与弓的结合正是发挥了射远兵器的优势。在世界兵器史上，由短兵相接走向远兵制敌是一个大的趋势，弓矢是古代制敌取胜的良兵。曾侯乙墓出土4507件箭镞，镞杆在曾侯乙墓北室、东室成捆出土。曾侯乙墓的55件弓分别出于东室和北室，其中前者出土25件，后者出土30件，皆木（含竹）质。
防御兵器是护身卫体的军事器具。曾侯乙墓出土的盾有49件，均出自北室和东室。盾面为皮质，背面安装木柄便于手持。所见盾的正面以黑漆为地，其上彩绘精致花纹。
除盾以外，还有大量人甲、马甲在北室出土，一部分人甲装于竹笥，一部分人甲和马甲叠放在北室，高约1米左右，可见其数量之多。其中大部分甲片与竹笥、箭镞、车軎诸类兵器和车马器混杂在一起，似是一座大型兵械器具库。经清理，较完整的人甲有13件，不太完整的马甲2件，其余残损严重，按墓中出土的甲胄复原，丝带编联关系清晰，甲片上尚存髹漆，漆色乌黑发亮。漆片之下的皮胎大多腐朽，仅剩下漆壳者为多，这些皮胎经专家鉴定系未加工成革的生皮胎。这种皮质尤为坚韧而不易刺破，有独特的防御功效。据竹简记载，曾国武士装备有楚甲、吴甲（分为画甲、素甲两种）、服甲等，是否有犀、兕等甲，尚待进一步研究。
马甲中的胸颈甲、身甲制作尤为精致，以便马在车战中快速奔驰与辗转自如，充分体现出曾国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有关甲胄的记载都与车有联系，也说明了这一点。关于编联甲胄的藤带，竹简有“吴组之藤”、“紫组之藤”、“黄纺之藤”、“紫市之藤”之类记载，其中还有不同质地、颜色的丝带。
曾侯乙墓出土车马器设计巧妙，其中各国诸侯尤其是楚国君臣所馈赠的车马器甚多。战车华盖、车辐、辕等均为精雕细作的精品。墓中出土车马器包括车舆、伞、华盖、车軎、马镳形器和马饰等共计1127件，其中东室1050件，北室77件。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漆木车舆器制作精工，造型别致，伞顶施以彩绘花纹，其余都用黑漆精髹。出土车軎中，一件铭刻有“君鞋（广）軎”字样，显然是兵车配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曾侯乙墓出土两件带矛车軎，分别长约41和37厘米，这种青铜车軎此前国内外仅发现5件，很可能是典籍和竹简所记的衙车的重要配件。带矛车軎的出土，说明曾国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杀伤武器。
曾侯乙所处的战国早期还是以车战为主的时代，这从曾侯乙墓中出土不少车马器具和竹简所记车名中有大量的兵车可以得到印证。约40种车名中，至少有19种为兵车。同时，曾侯乙墓出土的车马器与各类兵器如戈、矛、戟、殳、弓箭等均与古代车战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带矛车軎、马甲等防御兵器，也反映出车战时代以车兵兵种为主的特点。因此，曾国最主要的兵种应是车兵。车战中还有步兵，配合车兵作战，一般称之为附属步兵。此外，当时建制步兵已开始出现。曾侯乙墓出土有许多短秘戈，以及一件酋矛（短杆粗矛）等，当为步兵所使用。由此可见，步兵也是曾国的兵种之一，主要是配合车兵作战。
车兵是车战中的主力兵种，故曾墓所出兵器戈、矛、戟三种主要兵器，均为先进而锋利的长杆武器。根据推算，一辆兵车宽约3.15米，去其半约为1.6米，加车距1米，故车兵所用兵器至少要长达2.6米才适用。根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曾（随）国至少有二军以上的军队。古代一军的人数，一般不少于万人。《周礼·夏官·司马》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史谓“汉东之国随为大”，也可印证曾国绝非只拥有一军的小国。
曾国大部为丘陵地带，从中原抵南阳，经襄樊、枣阳至随州为带状走廊，地势较为平坦，适合车战，当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即使有水军，其规模也不会大，也不一定有单独的建制。
王侯墓葬的车马坑，也是诸侯王国军事实力的反映。车马随葬最早见于商代，春秋战国时期随葬车马尤为盛行。从车马随葬状况，可大致看出一国的车马编制与规模。曾侯乙墓的车马坑尚未发现，仅根据墓旁零星出土车马器，尚难窥其全貌。
曾侯乙墓竹简有“黄屦所驭右殿”以太官之驷马为驾的记载，也有官员、封君赠车的记载。如新官栾所驭坪夜君之畋车、邾君之畋车、宫厩尹驭安车、黄建驭墨乘、哀立驭左尹之佾车、鲁阳公之佾车，以及集君、阳城君之车。这些封君、尹、公都赠送曾侯乙车马以作为礼品，说明曾侯乙本人乃至曾国对车马的厚爱。
曾侯乙墓竹简记录车名约40种，马名33种，其中有路车、大路、戎路、朱路、鞘路、王僮车、进车、畋车、安车、墨乘、政车、鱼轩、圆轩、左轩、佾车、乘车、椎车、轻车、置李车、大殿、左殿、右殿、右彤殿、端毂、俾倪车、卑车等，可谓应有尽有。这是记录先秦时期车马名称最为翔实的出土文献。尤其车名的记载，对曾（随）国兵制和兵器、车马兵甲装备的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
从曾侯乙墓出土兵器、车马器具和简文的有关记载，可以看出曾（随）国强大的军备实力。
第四节 曾侯乙墓中的体育文化
举重是人类体育项目中一种力量型的运动形式。战国秦汉以降的许多文物资料都生动地再现了包括举鼎、举钟、举人、举牛、举石、举木等在内的举重竞技，其中尤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铜人最引人注目。
曾侯乙编钟由铜人立柱和木质横梁等构件组成，为曲尺形立架，共分三层：上层由四根铜柱分别支撑，置于中层横梁之上；中层有三个铜人和一个铜圆柱分别置于下层横梁之上，位置与下层立柱及铜圆柱相对应，其上亦顶托着呈曲尺相交的长、短两根木质横梁，横梁两端亦各套青铜套；下层由三个带座佩剑铜人顶托着曲尺相交的长、短木质横梁两根，长梁中部另加一铜圆柱支撑，铜人柱下各有带四个铜环的铜圆垫圈一个。钟架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其上，十分稳固，经X光探测得知，所有铜人均中空。
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钟与整幅钟架结构巧妙，计算精确，铜人托举编钟与横梁，顶天立地，稳如磐石，分明是力大无穷的武士。铜人力举重达2500千克的大型编钟及钟架，面部神情坚毅，腰际佩剑，双臂上举，整个造型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夏商周三代，以武立国，尚武之风盛行朝野，不用说武将，就连国王也恃武仗力，且尤重臂力，夏桀、武乙、纣王等暴君臂力过人。中国古代，选用军事首领，首重武功，尤重臂力，如此人才率领军队，方能以武威服众。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群雄逐鹿，尚武崇力之风愈演愈烈，有识之士莫不将武力与智力并重。春秋晚期的教育家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左传·襄公十年》载，晋、曹、鲁等诸侯联军攻偪阳，偪阳守军开城门却暗置悬门，诱攻城者部分入城后放下悬门，企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力挺双臂举起上千斤重的悬门，救出了众武士，足见其臂力过人。孔子不仅智慧超群，臂力也足以服众。因此，孔子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的思想，可视为先秦武术文化的常态与精髓。
曾侯乙编钟以铸造精良、生动逼真的青铜武士，托举巨型编钟和横梁，体现了墓主人曾侯乙的追求：曾侯乙编钟中、下两层六个铜人头戴圆帽，身着彩绘长袍，腰际系带佩剑，两手平托上举，嘴唇紧闭，两眼平视前方，气定神闲，好一副顶天立地、气宇轩昂的英雄气概。
曾侯乙把这种武术文化艺术化，正如用编钟演奏音乐一样，用艺术的形式，巧妙地将曾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尚武思想传达出来，6个青铜武士安放分踞编钟东、西、北三个方位，象征着严密镇守各个不同的方向，从而充分运用人体美、音乐美、艺术美等多功能的表现形式，凸现出这个时期的举重体育文化。
第五节 曾侯乙时代的精神文化
曾侯乙墓葬形制和墓葬制度极具代表性，这种择高地而葬，讲究高地、高台、山峦、朝向和地质优劣，应是商周至战国各个时期所承传的风俗。用大型木椁构建成宏伟的墓室，分成东室、中室、西室和北室，圹深而无墓道，明显带有姬周文化的风格。
从椁室的平面结构看，曾侯乙墓以中室与东室为主体，尤其西室与北室长宽不相等，北室长度明显短于中室和东室。这就说明曾侯乙墓在开挖墓圹动工之前就要设计并能够体现曾侯乙和曾（随）国宫室的设计理念。曾侯乙墓墓穴既高且深而不设墓道，是曾人葬制上尊礼崇周的证据。曾侯乙在构建墓圹时，按周礼行事，但在其墓内大规模修筑椁室和越级随葬象征天子等级的“九鼎八簋”，则能窥测曾侯乙又有僭越周礼的印迹。曾侯乙墓主棺室不居中，重要原因是中室陈放着钟磬和丝竹管弦乐器，曾侯乙主棺材屈居东室。这种屈居而重礼重乐的安排布局，在古代君侯陵墓中是极为少见的。东室放置主棺，中室为中心陈放青铜礼器和八种125件金石和丝竹乐器，是曾侯乙墓椁室建筑最突出的特点。曾侯乙墓设计、建造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的。西室与北室之长、宽尺寸均小于中室和东室，整座墓葬的形制，则体现出礼乐制度的深刻影响。从乐悬制度看曾侯乙墓椁室的礼制规范，曲尺形椁室与曾侯乙编钟横梁呈曲尺形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东室为主体形成曲尺形，同曲尺形编钟横梁相对应，与礼乐制度中的乐悬之制关系甚密。东、中二室就是曾侯乙崇周尚乐的历史见证。乐悬之制和曲悬之礼，尽在曾侯乙墓东、中两个椁室“曲尺形”显现出其礼乐制度的韵味。
曾侯乙墓墓主和殉葬者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其与长江中游楚人、长江中下游的越人、中原地区周人后裔葬式相同无异，但明显区别于秦人和其他地区屈肢葬式。曾侯乙主棺分内棺、外棺，外棺为铜木结构，内、外棺均施以髹漆和彩绘，花纹细致精美。从曾侯乙巨型大棺可窥视曾侯乙时代科技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礼乐制度和丧葬制度所达到的高度。内棺是曾侯乙在阴间享用的柩床，其上花纹图案所展现的内容和形式彰显出崇龙、尚凤、土伯神像、持戈尚武的理念，是曾侯乙时代比豪竞华的社会现象的写真。陪棺形制更能看出曾侯乙棺具凸现出当时上流社会的等级制度。
曾侯乙墓共殉葬21个女性，年龄在13至26岁之间，这些人殉，应该是一批懂音乐、善歌舞的乐女。曾侯乙墓有牲殉，即用狗殉葬。从陪葬棺用材为榆木，可见殉葬者等级低下，与狗棺用材同类。此表明曾国厚葬中遗存了旧有的人殉礼制。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2号墓都出土有九鼎八簋，这是确定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如果说鼎是先秦礼制中礼器重器的话，那么，曾侯乙墓出土的礼器以鼎为多。曾侯乙墓出土升鼎为D2式以显特色，这批礼器对了解曾侯乙墓与周代的礼制及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景况提供了实证。九鼎与八簋配套使用，表明战国早期曾侯乙僭越礼制，使用了王者享用的重器。
曾侯乙墓出土兵器4700多件，长兵器中戈、矛、箭、戟和车兵中的人甲与马甲，带有漆木、竹质地钓兵器数量多，保存完好。像三戈戟等超长兵器及竖耔超长的建鼓等可能用于仪式仪仗，显示出在一定程度上曾侯乙生前的军事仪礼等。
曾侯乙墓东室出土5件金器皿，其中有金盏、金杯、金镇、金带钩等，装饰表面的金箔则更多，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物表面镶嵌金箔起到了彰显豪华富贵的作用。反映出战国早期一国君主的等级地位。
周代的“乐悬”就是指钟、磬之类大型编钟悬乐器的配置，这是礼乐制度中体现等级的重要内容。曾侯乙墓乐器有钟、磬、鼓、琴、瑟、笙、箫、篪，计八种125件，其中编钟共65件，分为钮钟、甬钟、搏钟3类；甬、钮两组钟对研究音律与编钟演奏性能有重要作用，以其规模、数量和质量显示出曾侯乙墓的乐悬等级制度。
曾侯乙墓所出弦乐诸器的研究，便于管窥春秋、战国之交的曾国音乐制度，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局面。其所形成的音乐变革中的“俗乐”或新乐，则正如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一样，对后世发展是有着重要影响。音乐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支柱，是依附于礼而被周王朝列为礼乐制度的治国之本。乐器与乐律是曾侯乙时代的乐魂，是礼制变革时期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