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王到皇帝
从公元前221年到前210年秦始皇去世这段时期，秦始皇做了众多的改革和建设，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丞相李斯和大将蒙恬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帝国刚统一，秦始皇第一个有记录的行动就是要其大臣们想出一个有别于王的称号，它将更好地表示他作为唯一的统治君主的新地位，以与迄今为止称王的许多统治者相区别。根据由此产生的建议，他采用了“皇”，并把此字与他自己选择的“帝”字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复合词“皇帝”。同时，他取消了史书中以继承者赠与的谥号称已死的统治者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君主宣称，他本人作为始皇帝进行统治，其后裔则作为“皇帝二世”、“三世”继续统治，以至千秋万代。
在他的这道诏令中，秦始皇正道出了历史中无数受命运嘲弄的事实之一，因为他的王朝在二世就垮台了。但是他选择的称号却是巧妙的，不论是它的全称“皇帝”，或是通常简称的“帝”，两个称呼一直延用到今天。
“帝”字的选用更是巧妙，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可以追溯到历史黎明时期的神秘联想的字眼。在商代，它是一个主神（或诸神）的名称，也许等于商代统治王室的远祖（或诸远祖）。在秦代，甚至在西汉，国家官方的崇拜尊崇称之为“帝”的神。在周代中期，一系列被人们敬畏地视为早期中国文明缔造者的传说中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被称做帝。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周代诸王的命运每下愈况，王的称号已丧失其威信，这时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表示他们成立帝国的抱负，曾试图自己称帝。
这种尝试最早发生在公元前288年，当时秦王和齐王拟分别自称西帝和东帝。外来的政治压力迅速促使他们放弃这些称号。还有两次涉及秦王的尝试发生在公元前286年和公元前257年，但也都失败了。因此当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称自己为帝时，他正利用了当时已具有浓厚政治色彩，而又保持了与远古的神癨圣哲强烈联想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恰当地象征了一个人的政治成就，对他，并且可能对他的臣民来说，这种成就看来几乎是超人的。
第二节 秦始皇的标准化改革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把中央集权的行政新体制扩大到了天下。此事发生在李斯的上司王绾力促秦始皇把更遥远的原列国的领土交给秦皇室诸子之时。换句话说，就是恢复约800年前周灭商后的封建分封制。他争辩说，这样就更容易统治这些领土。
李斯对此大胆地反驳道，周制定的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一个政治灾难。周王室的亲戚一旦取得了他们的土地，立刻互相疏远和进行战争，而天子则无力阻止他们，所以结论是“置诸侯不便”。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观点，把全国分成36个郡，每个郡又分成数目不详的县。每个郡的行政由守（文官）、尉（武将）和监御史（他显然直接充当皇帝在郡一级的代表）三人共同负责。县由地方官员治理，他们或称令（大县），或称长（小县），按县的大小而定。所有这些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并接受固定的俸禄。他们的职位不是世袭的，随时可以罢免。
郡县制对于帝国并不是新东西，也不是起源于秦。但公元前221年的改革至关重要，它断然摒弃了必然引起间接统治的重立列国的思想，代之以普及郡县制的决定，从而为中央统一全帝国各地的集权管辖提供了各种手段。这个制度延续到了汉代，此后，这个制度成了后世王朝的典范（但又稍有修改），最后演变成现在仍在实行的省县制。
秦的郡的面积比现代的省要小得多，虽然对秦末倒底有多少郡以及它们是哪些郡的问题一直争论激烈。到公元前210年，原来的36个郡可能增加了4个或6个。这些数字可与公元2年汉代簿册中存在的83个郡相比（当时的汉帝国比秦帝国大得多，但同时还有20个王国与这些郡并存），也可与清末（19世纪）的18个标准行省相对照。但在另一方面，县的数目自始至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
一个粗略的估计说明，秦代约有1000个县（秦没有县的确切的统计数字），这可与公元2年汉代的约1314个县相对照。
推行郡县制，意味着必须对原来各国的统治者及其依附的贵族和官员作某种处置。这个问题通过把12万户豪强迁到咸阳落户而得到了解决，在咸阳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宫殿，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虽然《史记》没有明文记载，据推测这些人得到了充分的政府津贴以代替他们原来的收入。这个政策是与秦王朝相始终的。但当王朝崩溃时，在随之产生的内战期间，有些原来的统治王室就作为政治竞争者而重振旗鼓。
伴随着大规模人口迁移于京都的是大规模销毁兵器的行动。搜集到的全国兵器被送往咸阳，在那里铸成钟餎及12个巨大的金人，据说每个金人重近29吨（1000石），都置于宫中。据后世的著作，中国这些最早的雄伟的雕铸实物都是卫士像，也许衣夷狄服，它们一直存在到汉代后期，军阀董卓销毁了其中的10个；所剩的两个后来也被搬移，最后在公元4世纪被熔掉。
同时在全帝国夷平城墙及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险阻，以补销毁兵器和迁移贵族的不足。公元前215年立于碣石山的碑文，有以下几句关于秦始皇的文字：“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险阻。”
文字的统一虽不像政治措施那样引人注目，但就其本身来说也同样重要。这一措施也记载于公元前221年，并直接归功于李斯：“同文书……周徧天下。”据说，他是一部已佚失的教科书的作者，此书据说体现了这项改革的成果。但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李斯那样的高官根本不可能有时间亲自去进行改革的细枝末节。很可能他想出了这种主意，然后让一批学者去执行。
这项改革包括哪些内容？周代初期称为大篆的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已经随着年代而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周后期几个世纪地方文学的发展，可能还有地区性的变化。换句话说，同一个字因不同时期，也许因不同区域而写法不同。李斯统一文字之举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简化和改进复杂的、因年代而写法各异的大篆体，使之成为小篆体；二是把各地区的异体字统一为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以秦通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单一的体系（虽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三是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可以设想，这个变化和随之在汉代进行的进一步的文字简化可能部分地由于以下的事实而促成：书写的新工具和新材料的采用，以及随着政府公务日益繁重而对文献的迅速增长的需要。
从技术上讲，秦始皇的改革显然不仅涉及单纯地简化几个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改变其他字的基本结构和废除另一批字的问题。总的说来，由单纯象形部分（即简单的象形字）组成的字似乎以最小的变化传至后世；由多笔划组成的字显然更可能大有改变，甚至被完全不同的多笔划组成的字代替。这种巨烈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原来在字中用于表音的字形部分，到了秦代已不能充分体现当时语言中发生的语音变化。此外，多达四分之一的先秦的字出于种种原因（诸如这时的地名或人名、过时的器皿名称等）而被秦的改革者完全废除，在后世绝迹了。
这项秦代的改革，是汉代逐步发展的进一步简化字体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果是楷体字从此一直成为通用文字，直到近几十年才让位于现在使用的简体字。如果没有秦代的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秦始皇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与经济措施。
公元前221年，其主要特征可能是始于商鞅的秦法典在全帝国的统一实施。按照传统的说法，据说商鞅之法体现了两个主要原则：其一，对坏事实行连坐，特别在亲属中和在商鞅给百姓划分成五户和十户的单位中；其二，严刑峻法，严得足以使人民不敢去做坏事。这些原则被《汉书·刑法志》中的言论所证实。“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
凿颠和抽肋的所指不能肯定，因为在史料和出土的法律材料中，都没有见到实际事例，虽然抽肋指的是另一种肉刑。在各种大辟（死刑）中，最普通的是斩首（或者曝尸，或者不曝尸于众）。对少数极严重的滔天罪行实施的刑罚除了镬烹外，还包括诸如腰斩、车裂、凌迟处死（五刑）。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骇人听闻的刑罚决不是秦独有的。例如，车裂于公元前694年在齐国就有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齐国还有镬烹的记载。甚至在汉代，在公元前167年正式取消致残的刑罚后，镬烹和腰斩之刑仍像实行阉割以赎死罪那样继续偶尔实行。
人们对帝国时期发展经济的措施所知甚少。秦始皇和李斯两人口头上都支持重农抑商的法家政策。但是除了出土的法律材料中的暗示外，史料很少提供具体的例子。据未见于《史记》本文、而见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一个注释者的一句暧昧不明的话：公元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也”，这就是说百姓为了纳税，应该向当局报告其土地的价值。这句话如果准确并且解释无误，意味着到这个时候，土地私有制在全帝国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帝国时期，史籍几次报道了大批移民开发新边区之事，这些活动被解释为政府注意扩大农业资源的迹象。公元前214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一。
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221年，秦在全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比如，升的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344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221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策。
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很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外。
另一项改革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336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秦的改革：“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
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215厘米变窄到战国时期的165厘米或以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150厘米（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143.5厘米。
第三节 秦始皇的建筑与移民
秦始皇还命人修建了大量的道路和宫殿。
在秦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着秦的统一天下，大规模的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足。这一切导致了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合79米，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42米。前一个数字显然太宽，可能是文字有误。
从公元前212年起，蒙恬将军奉命建造一条南北向的直道。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向北进入鄂尔多斯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西约160千米的五原），总长约800千米。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5米宽，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24米。
粗略估计，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千米。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150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5984千米，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从公元3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在公元前221年，12万户豪强被迁往咸阳，在渭水北岸秦都上下游的许多公里的范围内，建造了细致地仿照他们原来住所的建筑物。
因为不满意于咸阳的祖先的宫殿，秦始皇在公元前212年开始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内营建造新的宫殿。由于离对岸的咸阳不远，它取了阿房宫（附近的宫）这一流传甚广的名称。这个宫殿不可能具有所说的巨大规模（约7.56万平方米）。
秦始皇的陵墓早在公元前246年就计划建造，但它最早被提到是公元前212年正在营造的情况。建造陵墓和宫殿共同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此数为蒙恬同时进行军事征讨、造路和筑城墙活动所使用的30万人的两倍以上。可能70万之数是精确的，但也可能因为这些是皇帝的工程而加以夸大，使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秦始皇还多次进行了移民。第一起移民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19年，当时秦始皇在帝国作广泛的巡游，在山东南面的琅琊待了3个月。当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他在结束逗留时，下令运送3万户到那里定居。他们都是平民，不是囚徒，所以得到免除一般劳役12年的奖励。
以后几次大的移民活动是与公元前214年的北征和南征一起进行的。在北方，数目不详的囚犯被遣送去占领新征服的领土，同时这些地区被划定为34个县。同年在南方，由所谓的逃亡者（逋亡）、奴仆（赘婿）和店主（贾）组成的一支成分复杂的杂牌军被派往新郡桂林、象和南海三地去作战（可能就在那里定居）。
公元前213年，被放逐者再次被送往北方去筑造长城和送往南越（广东和越南北部的一小部分）。这段记载之所以特别使人感兴趣，是因为这时被放逐的人不是囚犯或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而是官场的成员。法家相信严刑峻法，他们还准备对社会一切成员行使法律而不管其地位如何，在这方面他们又是平等主义者。
公元前212年，“益发谪徙边”，同年，在更靠近京都之地出现两次大的移民运动：3万户被送往秦始皇未来的陵墓郦山，另外5万户被送往秦廷的夏都和位于蒙恬直道南端的云阳。这些户与公元前219年的30万户一样，不是罪犯，他们因这次迁移而免除劳役10年，以之作为奖励。
最后，在公元前211年，3万户被迁往鄂尔多斯地区。对他们的奖励是，每户按原来商鞅所定的爵位升一级。这是有史籍记载的最后一次移民。
第四节 秦始皇的巡游
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定期视察其疆域的习惯在晚周时代论述礼的书籍中得到了充分的确认。在周初，周王偶尔在诸侯国间巡行，这种活动部分地是出于礼仪原因，部分地是出于军事原因。但是，在仆仆风尘于帝国的次数和勤奋方面，中国的君主谁也比不上秦始皇。
在10年中，秦始皇到最重要的地区巡游不下五次，最后一次持续了约10个月，他就是在这次巡行途中死去的。除了始皇帝对他的新版图具有盎然的兴趣和自豪感外，这些巡游表现了他作为生在西面内陆的人对中国东部沿海的明显的喜爱。除了第一次，所有的巡游不但驾临沿海，而且在沿岸或附近广泛地旅行，在有些沿海胜地逗留了相当长的时期，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急切希望在海上或附近找到长生不老的灵药。
除了第一次巡游之外，其他几次巡行的惹人注目的方面是在重要的地点立石碑，碑上刻有纪念性的长文，以赞颂秦始皇的成就。秦始皇在5次远巡中就立了这样的6块碑，除一块外，碑都立在山上。它们的文字结构除略有变异外，每行12个字，每节6行，共有72个字，每节押一个韵。
据传说，碑文是李斯（几次巡游他都伴随秦始皇）所作，字也是他写的。遗憾的是，现在只有一块残碑存在，上面有84个严重磨损的字；其他被认为是残存的碑文均为后世之作。但是，除一块外，所有的碑文都记于《史记》中。它们在思想方面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官方思想和价值观。
公元前220年，始皇帝的第一次巡行是前往帝国西陲的唯一的一次。巡行从咸阳出发，往西行进约480千米至今甘肃南部（兰州之南），然后转向东北，再按顺时针路线返回秦都咸阳。
公元前219年的第二次巡行往东前往峄山（今山东省南部边境附近），在那里第一次立碑，其文《史记》未记载。
由此，秦始皇又至著名的东岳泰山，在那里举行封祭。这个仪式如同后世（公元56年起）详细阐述的那样，旨在向上天宣布王朝的光辉业绩。在祭祀中，泰山被设想为凡人和上苍之间的神圣的中间人。但在秦始皇时期，这是新的仪式，其意义也不明确。据说他秘密地进行祭祀，没有保存任何记载。但他又在泰山刻了第二块碑文，然后又往山东半岛东端附近的芝罘山，接着再往南到山东海滨的琅琊台地。在琅琊离海不远处又刻第三块碑文，秦皇还在那里驻跸3个月。如上所述，到三个月结束时，他下令把3万户迁居到这里。然后他向西南进入今江苏境内，并溯长江而上到华中；再往南到长沙（湖南）以北约96千米的一座山，然后朝西北返回咸阳。
在次年（公元前218年）的第三次巡行中，秦始皇再幸海滨，他先到芝罘山，在那里第四次刻石立碑，接着到琅琊。在公元前215年的第四次巡行中他三幸海滨，但这一次他更往北至河北的碣石山，在那里立了第五块碑。
公元前211年的那一天，秦始皇开始了最后的一次巡游，这一次向东南行进，最后抵达今浙江省绍兴南面不远的会稽山。他在山上祭大禹，在那里刻文立第六块碑。然后他北上三幸琅琊和芝罘，接着又往西准备返回咸阳，在公元前210年的7月或8月抵达沙丘（在河北南部），旅程因他猝亡而中断。
第五节 秦始皇的焚书与坑儒
公元前213年，在皇宫的一次宴会上，许多博士敬祝秦始皇长寿。其中有一人颂扬他给天下带来了安宁，尤其是将原来的各国变为郡县。这引起了齐人淳于越的反驳，他争辩说，“商、周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原因在于殷周的君王分封了子弟功臣，现在陛下拥有天下，而陛下的子弟只为匹夫，不按照古代的做法而能长久者，我没有听说过”。
对此，李斯有力地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夏、商、周〕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固非愚儒所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于是建议应焚毁秘阁中的一切记载；《诗经》《书经》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博士官保存的以外，都应交给郡守烧掉；如果有人胆敢互相讨论《诗经》或《书经》，应予以处决，并曝尸于众；“以古非今”之人与其亲属一起处死；凡官员对违反这些规定的人知情或见情不报者，与违反者同罪；凡颁布命令后30天内未焚书之人应黥面和遣送强制服劳役。李斯还提出，要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书。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提议。
在中国历史上，这次焚书在历次销毁文献的事件中，是最臭名昭著的一次。
焚书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持久的反感，它也加强了李斯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向古看而不着眼于今的倾向。
焚书的次年（前212年），来自东部滨海的术士卢生力促秦始皇避开众人，声称这样就可能发现长生不老的灵药。秦始皇因此命令在咸阳周围100千米的270座宫殿中设旗、钟和鼓，并充实美女，还把这些宫殿用有墙或遮蔽的路连接起来。当他驾临其中任何一座宫殿时，透露他行踪的任何人将被处死。有一次，秦始皇从山顶俯瞰时，见到丞相李斯有众多的车辆和骑手，深为不快。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便减少了他的扈从。秦始皇因了解到他身旁有一个告密者而大怒。因没有人承认有罪，于是他把当时随侍他的人全部逮捕并处死。
从这时开始，没有人知道秦始皇的行踪。卢生与另一名术士交谈时，指责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在这次谩骂之后，他们逃之夭夭。秦始皇大怒，下令调查与两个术士有往来的文人。这些人互相指责，于是秦始皇亲自挑出460名触犯禁令的人，把他们全部坑杀。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批评了这一行为，便被派往北方，在蒙恬的军事和筑城活动方面对蒙恬进行监督。
长期以来，对于这个传说毫无怀疑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传统上对秦始皇的恐惧。但在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卷六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或许是司马迁从其他半杜撰的史料中采用了此说，并不加以说明地把它与《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结合起来。直到现在，这个传说仍保持着惹人注目的影响。
第六节 秦始皇独留卫国之谜
秦国灭亡了东方六国，却留下了一个卫国，而且终秦始皇一生没有去绝卫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国到卫元君时已经只留下濮阳一地了，秦灭了魏国后把濮阳划入东郡，而把卫国从河南东北部迁到了西北部的野王县。
卫国的最后一个国君名叫君角，奇怪的是，秦国吞并天下以后，秦始皇却一直没有去灭卫国，直到秦始皇死了十多年以后，秦二世才废君角为庶人，卫国这才算是寿终正寝了。
秦始皇除了留下一个中原的卫国，没有统一的还有几个边远的地方。《西南夷列传》上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除了滇以外，《东越列传》还记载：“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载：楚威王大败越，尽得故吴地，“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
闽中郡采用了君长统治的办法，秦王朝认为这一带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而且越人强悍，难以统治，所以闽中郡虽然名义上实行郡县制了，实际的建制却与其它郡不同。秦政府并没有派守、尉来闽中，而是仅仅废去了越人的王位，行政长官仍然是勾践的后代。
越族是个很大的种族，分支极多。东海王驺摇是越王勾践的后裔。他们被楚国打败后，仍然还奉之前的楚为正统，到秦灭后的东海王驺摇，他们已经维持了七代，这在秦国是很有几分一国两制味道的。而且还有不少“滨于江南海上”的一些地方，始终没有被秦始皇统一过。
秦始皇灭了东方六国，就开始热心于巡游，立碑记功，宣扬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并且开始大享其乐和寻求长生不死。他已经无心去攻打路途险阻的滇，以消灭楚国的残余；也无心去与擅长水战的越人争夺滨于江南海上之地了。
但这毕竟和他宣扬的一统天下有些缺憾，于是秦始皇就需要为自己的不彻底性设置一个托词了，他特意留下了一个卫国也就很有必要了，这样可以用来自欺欺人，以便看起来似乎随时都可以拿下。但从地图上抹掉野王县的卫国，虽然只要高兴，随时都是可以做到，但滇与越的残余，虽然已经难以对秦始皇构成威胁，要拿下它们，却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就成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一笔糊涂账。
第七节 秦始皇生父之谜
秦始皇嬴政的生父究竟是谁，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事情，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两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他的父亲异人是秦国第三十二代王嬴柱的儿子，字子楚，此时在邯郸做人质的秦国公子。他的母亲是出身于邯郸豪门大户的舞姬，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异人和赵姬的相遇结合，其间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就是吕不韦，是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介入异人和赵姬之间的缘故，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异人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
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异人的儿子。庄襄王作为人质在赵国时，在吕不韦家见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后来生下了秦始皇。出生的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叙述秦始皇的出生时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了身孕。异人到吕不韦家做客宴饮，见到赵姬而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大部分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给异人。赵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的情况，嫁与异人如期生下了嬴政。异人于是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
我们首先看一看异人对这桩迷案的态度。
在异人18岁时，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三年左右，秦国和赵国约定和好，互相交换王室子弟为人质。异人以王孙的身份来到赵国首都邯郸作人质，被称为质子。异人在邯郸时，正是长平之战爆发前夜，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一统天下的主导权，表面定约言和，背地里却扩军备战，准备决一死战。因此，异人在邯郸的处境非常窘困。异人与吕不韦结识，大概是在到邯郸后的两三年间，他从吕不韦那里得到赵姬同居，是在秦昭王四十七年三月以前。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嬴政出生。当时，异人23岁。
就在赵姬怀嬴政的当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七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赵国大败，40万赵国降军被秦将白起活埋，邯郸震惊。次年，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
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军开始长期围困邯郸。嬴政在战乱中出生以后，异人一家陷入赵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随时有不测的危险。秦昭王五十年，吕不韦和异人冒险逃出围城邯郸，回到秦国。赵姬和3岁的嬴政留在邯郸，被赵人仇恨追捕，九死一生，依靠赵姬家人的掩藏，得以幸免于难。回到秦国的异人，正式做了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另外娶妻生下了二男——长安君成蟜。成蟜出生时，大概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当时，嬴政4岁，与母亲一道隐藏在邯郸，杳无音信。
昭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嬴政的祖父安国君即位做了秦王，是为孝文王。以此为契机，秦国与赵国和解，赵国将赵姬和嬴政送还秦国。异人与赵姬和嬴政母子离别6年后重逢，夫妻父子间生离死别的感动，依人情不难想见。已经正式做了王太子的异人，以赵姬为太子正妻，以嬴政为太子继承人。当时，嬴政9岁。孝文王即位时已经50多岁，正式即位不久就去世了。异人接替王位做了秦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以后，赵姬成为王后，11岁的嬴政成为王太子，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三年以后，庄襄王死去，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赵姬成为王太后，吕不韦继续留任丞相。由于嬴政尚未成年，政权由母后和吕不韦摄理。
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嬴政的出生开始，一直到嬴政继承王位为止，异人从来没有对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有过任何怀疑，直到嬴政即位成为第三十四代秦王为止，谁是秦始皇的父亲的问题，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吕不韦有何作案动机呢？
吕不韦被秦始皇尊为仲父，也就是仅次于父亲的长辈。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吕不韦的一生，并不难看出他与嬴政的关系。吕不韦是濮阳人，出身商贾世家，从事国际贸易大获成功，被称为阳翟大贾。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做生意遇见异人，马上以商人精明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出异人特殊的商品价值，以为奇货可居。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的计划，吕不韦大胆地做了事业和人生转型的决断。他毅然决然地投资于异人的政治前途。他包装打造异人，公关游说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目的在于使异人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将来继承王位。这可谓是最高风险的投资。
如果说吕不韦视异人为奇货可居的金蛋，在他那无与伦比的商业眼光里，华阳夫人就是孵蛋器。吕不韦投资异人以后，华阳夫人成为他的公关对象。华阳夫人出身于秦国最有权势的芈氏外戚家族，她的祖父是秦昭王的舅舅、被封为华阳君的权臣芈戎，华阳夫人的称号，就是直接从华阳君继承下来的。华阳君芈戎的姐姐是秦昭王的母亲、安国君的祖母，也就是多年秉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华阳夫人嫁与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安国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王太子，多是仰仗了宣太后和芈氏家族的力量。芈氏家族出身于楚国的王族，是秦楚两国王室联姻的产物，芈氏家族的巨大政治势力，从秦昭王时代一直持续秦始皇时代，对于秦国政局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识。
华阳夫人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年轻貌美，聪明又善解人意。她受家庭的影响，也像宣太后一样，对于政治问题多有留心，有见识，有主张，有活动能力。安国君本来不是王位继承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多年来沉醉于酒色，妻妾儿女多，政治活动少，因为长兄去世，借助芈氏家族的力量做了王太子后，对于华阳夫人，可以说是言听计从。非常遗憾的是，华阳夫人与安国君之间没有子女，从安国君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再生儿育女怕也是困难。正因为此，安国君的继承人，必须在已有的儿子当中选取，二十多位儿子当中，究竟选取谁，直接牵连到他们的母亲们，也就是安国君众多妻妾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红受宠的正夫人——华阳夫人和她身后的芈氏家族的意向，将是一语定乾坤。
以后的事态发展，每一步都在吕不韦的预计和操控当中。吕不韦以质子异人之使者的身份，携珠宝重金来到咸阳，首先买通说动华阳夫人的兄弟姐妹，通过他们的协作疏通，游说华阳夫人成功。华阳夫人认领异人为自己的养子，再枕边吹风，使安国君正式立异人为王太子继承人。
吕不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的智慧人物，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和整个人生都投资到异人的政治前途上。
我们再来看看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可以从中找到事件的真相。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事，基于最可信的史料撰写，是司马迁确信之所在，嬴政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异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者，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庄襄王就是异人，行文用追述的笔法，用死后的谥号庄襄王称呼他。这段记事简洁明了，将秦始皇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明言他是异人和赵姬所生的儿子，并没有对他的出生质疑。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是异人的字。根据这段记事，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本是吕不韦的情人，她与吕不韦同居有身孕以后，才由吕不韦送与异人，成为异人的夫人。赵姬隐匿身孕嫁给异人以后，“至大期时”生下的儿子嬴政，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
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记载，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种叙事笔法呢？
《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采用了坊间的传闻趣事，尽管真实性低，但删去又可惜，于是就用隐喻和矛盾的笔法，以逸闻逸事的形式将不同来源的史料保存下来，飨与好奇者。
第八节 秦始皇皇后之谜
秦始皇的一生，迷雾重重。重重迷雾当中，隐藏得最深的疑案之一，就是他的后宫是谁？特别是他诸多后宫中的正妻，也就是秦王时代的王后，做了始皇帝以后的皇后究竟是谁，更是扑朔迷离，似有似无而难寻踪影。
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之乱爆发，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被二世冤杀。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曾经率领楚军抗击秦始皇灭楚的大将。
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起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母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楚国的公子，在确立秦王嬴政亲政的重大历史事件——“嫪毐之乱”中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他可能就是护送扶苏的母亲到秦国的使者。
昌平君是长期活跃于战国末年秦国政权中枢的神秘人物，也是最后一代楚王。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真相，千百年来模糊不清。
昌平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秦王政九年（前238年）。这一年，秦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嫪毐之乱”。嫪毐是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的面首，与帝太后生有两位儿子，受宠爱权倾一时，被封为长信侯。秦王政13岁即位，由于年纪幼小，政权由太后和大臣们代摄。这一年，秦王政年满22岁，到咸阳西边的雍城（今陕西宝鸡）祖庙举行了带剑着冠的成人礼，将要亲自执掌政权。
在帝太后庇护下擅权的嫪毐感到危机，于是在首都咸阳发动军事政变，拥立自己与帝太后的儿子为新的秦王。
远在雍城的秦王嬴政得到消息，当即命令相国、昌平君和昌文君领军镇压。经过激烈的战斗，叛军溃败，嫪毐被生擒处死，他与帝太后所生的两位儿子以及参与叛乱的大臣们也都被处死，秦王嬴政安全渡过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正式开始亲政治国。
昌平君和昌文君能够被委以镇压“嫪毐之乱”的重任，亲自统领秦军攻入咸阳结束内战，可见他们与秦国王室和秦王嬴政的关系非同寻常，不但亲密忠诚，而且在秦国政权核心拥有相当的力量。
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史书上没有留下昌平君和昌文君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们出身于楚国，被称为“楚公子”，至于这两位楚国公子为何会在秦王嬴政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时受命出来收拾局面，一举安定政局，史书中更是完全没有提及，留下难解的遗憾。“嫪毐之乱”以后，立有大功的昌平君和昌文君从秦国政坛的记载中完全销声匿迹。直到12年后，在楚国即将被秦国灭亡之际，昌平君才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不过，这次不是拥立秦王的功臣，而是抗秦称王的反臣。
从寥寥数语的简单记事中，我们依然大体可以看出，随着秦统一天下步伐的加速，长期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昌平君的命运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韩国新郑发生叛乱的时候，他被贬斥出京，迁徙到郢陈。在楚国即将灭亡的危急关头，楚国王族出身的昌平君出于某种原因，与楚将项燕联手反秦，成为最后一代楚王，为拯救楚国而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至于其中的详情隐秘，几乎是毫无消息，留下了千古的历史之密。
1975年年底，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秦王政时代的地方官员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文书，昌平君和昌文君的大名，赫然出现在有关墓主生平的编年记事中。其文如下：
“（秦王政）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处其处，有死□（此处残缺）属。”
“（秦王政）廿三年，兴，攻荆。四月，昌文君死。”
《史记·春申君列传》《索隐》有按语如下：“楚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无子。而上文云考列王无子，误也。”悍，就是第四十二代楚王熊悍。犹，就是第四十三代楚王熊犹，是熊悍的同母弟。负刍，就是第四十四代楚王，熊犹的庶兄。昌平君，就是第四十五代楚王，也是熊犹的庶兄。
简牍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昌平君是第四十一代楚王考烈王熊元的庶子，他至少有三位兄弟：嫡长兄熊悍，第四十二代楚幽王；熊悍的同母幼弟熊犹，第四十三代楚哀王；庶兄第四十四代楚王负刍。昌平君的父亲熊元曾经长期生活在秦国，与秦国王室有着深厚而密切的关系，昌平君长期活动于秦国政治中心的原因，可以在这里寻求到解答。
公元前272年，秦国与楚国和好，身为楚国王太子的熊元到秦国做人质。熊元入秦，一住就是10年。按照战国时代质子在外国的一般做法，他们往往在当地娶妻生子，而昌平君，或许还有昌文君，可能就是熊元在秦国娶秦妻所生的儿子。
熊元在秦国时，控制秦国政权的是楚国王系出身的宣太后及其楚系外戚集团。
秦昭王是宣太后的长子，他有一半楚系的血统，他的正妻也是从楚国迎娶的。以两国间关系而论，楚国是秦国最重要的盟国，又是宣太后的母国，熊元是楚国的太子，他在秦国娶妻，是有关秦楚两国关系的大事，妻家不但当同他的地位相当，也当同秦国王室关系密切。秦昭王当时大约54岁，多子女，以情理推论，在诸种可能性中，熊元在咸阳娶秦昭王之女为妻之可能性最优。如果此说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由母系入手，将昌平君与秦国王室，与秦始皇的关系清理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线索来。
昌平君当是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的外孙、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孝文王）的外甥、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异人的表兄弟、秦王嬴政的表叔，以后宫关系而论，他属于宣太后以来一直掌控秦国政权的楚系外戚集团。
秦王嬴政何时立王后成大婚，史无记载。以嬴政的曾曾祖父秦惠王为例，惠王19岁即位，22岁行冠礼成人，23岁迎娶魏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惠王所行之冠礼婚礼，当为秦王室的成例。秦王政九年，嬴政22岁，行冠礼，正是沿用王室成例。
据此可知，嬴政迎娶楚夫人立为王后成大婚，当在嬴政23岁时，也就是秦王政十年。
嬴政13岁即位，委政于太后和大臣。当时的太后，一共三位，嬴政的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和生母帝太后。三位太后中，真正能影响政局的是华阳太后。在华阳太后身边，则是由来久远、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集团，昌平君和昌文君，应当都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秦王嬴政尚未亲政时，在太后们的摄理下，受委托代行国政的大臣们，除了相国吕不韦外，尚有昌平君和昌文君。吕不韦后来罢免相国以后，昌平君就正式做了秦王嬴政的丞相。昌平君的姓名，应当叫做熊启。明白于此，我们对“嫪毐之乱”的背景和真相，以及为什么楚国公子昌平君和昌文君会成为领军镇压叛乱的主要人物的疑难，就可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解了。简单而言，“嫪毐之乱”爆发，二位被委以国政的大臣受命镇压，而在他们背后的核心人物，真正的主政者，则是华阳太后。
“嫪毐之乱”爆发时，夏太后已经过世。“嫪毐之乱”失败后，嫪毐及其同谋者皆被诛杀流放，帝太后也被逐出咸阳，迁徙到雍城，对于秦国政局和秦王嬴政完全失去影响。在这个时候，能够左右政局，能够决定嬴政婚姻的人，唯有华阳太后了。华阳太后是楚系的夫人，他为孙子嬴政所选定的王后，应当是楚夫人了。
第九节 秦始皇痴迷求仙
秦始皇生前热衷于求仙，他的求仙活动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为什么会对成仙不死之道至死不悟呢？其实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方面是受羌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神仙思想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远古的羌族很早就有了肉体毁尽、灵魂永生的观念。后来这一思想流寓于齐地，与齐地的肉体不死、灵肉并生的观念相结合，演变成纯粹的肉体不死的神仙思想。传说神仙的老家在今甘肃、新疆一带，正是古代羌族的居地。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民在远古时期就有神仙住在昆仑山上的传说。中国古代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均记载着不死民、不死树、不死药等传说。因此，在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神仙学说是有着广泛影响的。
秦国长期处在我国的西北地区，是在羌的包围之中成长和强大起来的。传说中秦的先人造父曾在周穆王西游时为之驾车，因此，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也会在秦地广为流传，对秦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很多方面都反映了羌人灵魂不灭的思想。另外，秦国历代国王也都有迷信神灵、祭祀神鬼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秦始皇，自然会在内心深处受到神仙学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是方士文化的推动。方士，是在战国秦朝时期，鼓吹神仙学说最积极的阶层。他们大力宣扬海外有三座仙山，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们就居住在那里。他们能制造不死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地生活。仙人们从不与普通人往来，方士们自称他们掌握着方术，利用方术就能见到神仙，并可以从神仙那里求得不死之药。
方士们还四处宣扬他们有一些炼丹秘方，常人吃了仙丹可以成为仙人。成了仙人就可以使天生肉体的生命无限延长，并永享快乐，因此这一学说对世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饱尝荣华富贵之乐的王侯，更是被方士们的神仙学说迷住了心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很快被神仙学说所征服。方士们对仙山、仙境活灵活现的描述，对仙人随心所欲、无所不能而又长生不死的生活的深情赞美，都令秦始皇心慕神往而深信不疑。秦始皇几次巡游全国，所到之处，方士们无不闻风而动，使他进一步处于方士文化的笼罩之中。秦始皇笃信方术，反过来又刺激了神仙学说的发展，使求仙之风愈演愈炽，这成为秦始皇苦苦追求成仙之道的社会基础。
三是海市蜃楼的诱惑。到秦始皇统治时代，燕齐滨海之地成为方士文化的中心，这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
琅琊、芝罘等地濒临渤海，波涛拍岸，景色壮观，常有海市蜃楼出现。海市蜃楼其实是一种因光的折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方士们便对海市蜃楼做起了文章，他们盛传：“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这种美妙异常的景观，显然就是对海市蜃楼现象的生动描绘。由于大批方士对三神山的一再渲染，无疑会使秦始皇信以为真。为求仙药，他几次亲自到琅琊、芝罘等地巡游，并曾长时间停留，想必应该亲眼看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对海市蜃楼那可望而不可及、神奇莫测的变幻，云气缭绕、宫室辉煌的景观，在当时科学文化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下，只能解释成神山仙境。这自然更使秦始皇对神仙学说信之如神，更加激发了他求取仙药的决心和热情。
四是安邦定国的需要。秦朝的建立，使秦始皇获得了政治上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功。同时，秦朝政权也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压力。由于统一后，秦始皇没有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反而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搞得天下怨声载道。特别是到了秦始皇晚年，人民的各种反抗活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动，企图东山再起。秦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作为一名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专制君主，秦始皇认为自己有能力统一天下，就有能力和责任治理好天下。他不相信别人能把秦帝国从动荡中稳定下来，更不情愿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秦帝国交给后人。为了治理好国家，他需要时间，需要长寿甚至长生，而求仙活动恰恰能虚幻地满足他的这种政治和心理需要，因此，他对求仙活动的热情和执著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是秦帝国的政治需要。秦始皇有20多个儿人，史书中记载较多的只有长子扶苏和少子胡亥，这两人也当是秦始皇诸子中最有能力、最有地位、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者。扶苏身为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百姓闻之贤。但他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仁德治国，以扶苏的地位、能力、威望来说，都应该是最佳的皇位继承人，对此，秦始皇也非常清楚。但他并不希望把权位传给一个与自己的治国之道并不相同的人。
少子胡亥最得秦始皇喜爱，但这种喜爱更多的是老年人固有的疼爱幼子的心理作用。胡亥表面木讷而内心狠毒，在秦帝国无尺寸之功。让胡亥少年继位，群臣未必心服。传位于他，自然也难使秦始皇放心。对有才干、得人心的长子和钟爱的幼子尚且如此，其他诸子自不待言。找不到一位让自己放心满意的继承者，秦始皇为其接班人面临的严峻局面而忧心忡忡。秦始皇决不甘心把一个动荡的江山传到一个自己不满意的接班人手中。为了使国家基础坚如磐石，他深感必须长寿。这样看来，无休止地寻求不死之药，不仅是一种个人愿望，而且已经成了秦帝国的政治需要了。
六是身体状况、好胜心的缘故。秦始皇从少年时起就受到多种疾病的困扰，身体素质极差。登上王位后，为了实现统一大业，他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统一天下后，又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使多病的身体过早地衰落下来。可以说，由于疾病缠身和无节制地消耗，秦始皇的身体非常虚弱，使他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生死问题，力图寻求摆脱死亡威胁的途径，这也是他长期迷恋和相信神仙学说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仍然面对六国残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暗杀活动。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锥击、逢盗兰池……面对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更激起了秦始皇的好胜之心，坚定了他一定要找到一种生长不死办法的思想，而求仙活动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自然使他紧抓不放。
七是私欲的无限膨胀。为了夺取天下，统一六国，早年的秦始皇积极进取，礼贤下士，办事谨慎，生活节制。对国家大事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决断。统一中国后，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和臣僚们的歌功颂德，秦始皇开始忘乎所以，贪婪暴虐的本性逐渐显露，无限的私欲恶性膨胀。在咸阳，他大兴土木，模仿建造六国的宫殿，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由于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又开始嫌先王之宫廷小，于是开始兴建富丽堂皇、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尽情享受华宫美女之乐的同时，又带着豪华的仪仗队及庞大的车队到全国不断巡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在政治上称皇帝、建郡县、击匈奴、徙民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在他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荣华富贵无人能敌之时，身体也在不断衰弱，死亡日渐逼近。对欲壑难填的秦始皇来说，只有成仙才能长生，才能保住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才能使自己的欲望无限度地膨胀。
八是个性自负的原因。特殊的经历和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秦始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他贪图权势，对待他人少恩而虎狼心。统一后更加忘乎所以，唯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诸生因批评秦的政策而遭焚书之祸；李斯勿攻匈奴的建议被他拒绝；长子扶苏因对坑儒有不同意见，被发配到边疆监军。这样的性格，自然使他对任何人都心存疑虑，不放心把政事交给别人处理，只好事无大小皆由自己决断，更不甘心死后把政权交给别人，对他来说，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得道成仙、永生不死了。
第十节 秦始皇自命“祖龙”的真实用心
中国历代皇帝自命“真龙天子”，应该源自始皇帝赢政。其实，秦始皇当年自命“祖龙”的原因是附会“五德终始说”，其真实用心是为继承大统戴上一顶“君权神授”的高帽子。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曾宣扬“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苦兹”的“五德终始说”，提出做天子者必须具备“五德”中的一德，当此德衰落时，便会有“五德”中的另一德取而代之。“五德”源于远古先民的“五行”说，即金、木、水、火、土。在邹衍这一荒诞无稽的学说中，周王朝被视为拥有“火德”，故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的推理，取代周王朝“火德”的应该是“水德”。
嬴政统一全国后，便如获至宝似地采用“五德终始说”，大肆宣扬秦取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是“受命于天”。其用心无非是为改朝换代寻找一个“理论依据”，使之成为秦王朝统治百姓、巩固政权的思想工具。
但是，按照邹衍“符应苦兹”的说法，“五德”间的取代还应该有“符应”出现，而秦一统全国时却并不见特别的“符应”征兆。于是便有御用文人顺着秦始皇的意愿，挖空心思地编造出一个“符应”：500年前秦文公外出狩猎时，曾获得一条“黑龙”，“黑龙”代表阴柔，象征“水”，说明500年前就已经出现“符应”，即秦必然取代周。
秦始皇听后欣喜若狂，于是便信手拈来那条祖先捕获的“黑龙”，开始自命为“祖龙”，并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这些制度明显带有“黑龙”、“五德”的神秘色彩，让蒙昧无知的百姓们对秦王朝产生一种神秘感。在秦朝，代表那“黑龙”（祖龙）水德的黑色与六之数（注：龙传说中龙的第六子“性好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随处可见。有关秦始皇的“祖龙”之称，还见诸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
然而，历史的诡谲常常令人啼笑皆非。这位“祖龙”始皇帝精心打造的“水德”王朝，最终的灭亡却由一场大雨灾引发。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山东、安徽等地爆发水灾，饿殍遍野。前往渔阳守边的陈胜、吴广等农民壮丁，在蕲县大泽乡遇大暴雨而无法继续行进。按秦律按期未到便是死罪，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便在洪水滔滔的大泽乡爆发。时隔三年，秦王朝灭亡。
秦始皇所谓的“符应”——黑龙（祖龙）、水德，其“终始”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第十一节 秦始皇挖龙脉传说
秦王赢政灭亡六国后，成为大秦帝国的开国皇帝。可是，拥有了锦绣天下的秦始皇并不十分快乐。这一切都源于他总是害怕自己打来的江山会被别人抢走。这种莫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秦始皇。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感和恐惧感，秦始皇采取了多种措施。可即使这样，仍没有彻底消除秦始皇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他一直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人会揭竿而起，将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天下之主”。可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的家乡在何处？这些问题，秦始皇都无法解答。于是就有术士向秦始皇进言，这个人一定生活在有龙脉和王气之地，如果想要江山永驻，就必须将此地的龙脉挖断、王气破坏，这样就不会有人能抢走天下了。
秦始皇听说此事后大喜，就向术士询问天下拥有龙脉、王气的地方。术士的答案就是云阳。
云阳，原来叫做丹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楚国江南地带，设置会稽郡，管辖今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丹阳被改为云阳县。当年秦始皇带领群臣东巡，路过丹阳境界时，随从史官占卜称：云阳有“王气”。秦始皇怕丹阳出皇帝夺他的江山，所以就立即下旨破丹阳的“风水”，其中的一个“举措”就是将带有“王气”的“云阳”县名改为“曲阿”县。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修建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向东南两个方向延伸：一条向东直通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当时的丹阳已由秦始皇改名曲阿县，地处吴楚地区，驰道正从这里经过。据说，秦始皇之所以要求驰道从这里经过，就是听信了术士的话，用驰道来破坏丹阳的龙脉和王气。
据文献记载，向南的“会稽驰道”经过丹阳时弯弯曲曲，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秦始皇在修丹阳驰道时故意把直道修成弯道，目的还是在斩“龙脉”、破“王气”。
可是，这次秦始皇挖龙脉、破坏王气的做法没有成功。在秦始皇死后430年（公元222年），丹阳出了第一位皇帝——三国吴大帝孙权。还出了另一位皇帝——梁武帝萧衍。
另外，秦始皇还在刘邦的故乡沛县挖龙脉。在古沛八景中还有一处幽静的去处，那就是“琉璃井”，传说为秦始皇所凿。《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东游，为压天子气，凿井浚沟，以断王脉。”
巧合的是，这次秦始皇挖龙脉、破坏王气的做法又没有成功，此地后来出了建立汉朝400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
当然，关于秦始皇挖错龙脉而葬送江山的说法只是坊间传闻，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秦始皇（包括二世胡亥）丢掉江山在于暴政等原因，而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龙脉”、“王气”之说，或许只是后人茶余饭后，仅供消遣的谈资罢了。
第十二节 秦始皇与优伶趣事
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君主身边就有御用的乐师相随，出行、游乐也要把乐师带上。这些乐师聪明、机敏，侍从君主，渐渐成为君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侍从君主的不仅仅限于乐师，凡有一技之长、能调笑取乐、风趣过人的均可侍从，称之为优人、优伶。
优伶们都诙谐逗趣，有了优伶，再紧张、烦躁的生活也会平添乐趣，帝王们感到轻松，渐渐地就离不开他们。优伶们除了取乐以外，有的还以诙谐的方式传达下情，进谏君主，讽刺丑恶。他们往往含而不露，从容不迫，妙趣横生。
先秦至于秦代，优伶们都以优为姓氏。
秦始皇以侏儒为优伶，最有名的一位名叫优旃。优旃会谐谑，随机应变，颇有分寸，因此能长期在旷世枭雄的嬴政身边周旋。
有一次，嬴政在殿中饮酒。优旃陪侍。殿外下起了大雨。站在殿阶的执檐卫士们全身都淋透了。优旃乘空走到卫士身边，小声说：“想休息吗？”卫士们都点点头。优旃告诉他们，等会儿喊他们时，要好生答应。酒宴继续进行。群臣举杯祝寿，山呼万岁。
优旃突然在槛边大声喊，“陛檐郎！”卫士们应声答应。殿内肃静。嬴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优旃从容地说道：“你们长这么高，有什么用？我虽然矮，却能在这儿休息！”嬴政向外看看，见卫士们都在淋雨，便吩咐他们分为两班，轮流护卫。
秦皇嬴政不满足于自己的宫室花园，设想加以扩大，东到函谷关，西至陈仓。嬴政将这种想法交内廷众议。优旃插进说道：“扩大范围？好啊！纵禽兽其中，一旦寇从东方来，令麋鹿阻挡就足够了！”嬴政闻言感悟，便放弃了这一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