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处于一个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历史时期，在它的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西北部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云南有大理国，在西藏有吐蕃，在西北还有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使北宋王朝在史册上抹下辉煌与屈辱并存的痕迹。
第一节 走向法治之路
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发展的趋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北宋王朝内部也不例外。唐朝对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改进，有效的推动了封建社会的繁荣，表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发展到完善。可是北宋初年地方势力依然强大，严重威胁中央政权，原有制度已远远不能满足革除五代藩镇之弊的需要，于是在这一时期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唐出现藩镇割据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地方政权膨胀、中央政权无力，而造成这一弊病的历史根源就是节度使的位高权重。当时的节度使名为朝廷藩镇，实际却在政治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上控制着财权，在军事上拥有强悍的武力，这样往往容易发展成为割据势力。这就决定了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从皇帝直接控制入手，把地方的军、政、财权都收归到中央。
宋太祖把主要将领的兵权都收归中央，使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同时设立不同的机构管辖军队，把调兵权和统兵权相互分离，还经常换防各地驻屯的军队。在行政上则派文官做地方长官的同时设通判负责监督，形成文人治国的局面。宋太祖在各地设置了转运使，把地方的赋税基本运往中央掌控。在加强君主专制方面，北宋王朝在继承前朝众设宰相、分化事权经验的同时，其增设的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了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使皇帝得以总揽大权。这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使地方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又完全集中于皇帝，铲除了藩镇割据的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直接导致了地方无权，严重影响了地方的工作效率，造成人浮于事的恶果，还引起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的不断扩充。当时，机构重叠，官职混滥，军队数量急剧增加，军费开支高涨。到了北宋中期，各级官员人数比实际需要的多出了两倍，有时三五个人竟担任同一官职。官僚大多不干实事，行政效率低下。同时，收归地方军权使边防日益空虚，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起用文人治国同样降低了军事战斗力，这些都是北宋在民族战争中战败的重要原因。战争的落败激化了社会矛盾，北宋政府不得不屈膝求和换来一时的苟安，每年供给辽、西夏大量“岁币”，再加上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农民赋税负担日益沉重，尤其是中小农户家庭，并且宋太祖认为大地主可以“为国守财”，对兼并土地持放任态度，致使农民生活困苦，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枢密副使富弼的上疏中对当时社会状况有这样的描述：“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赋敛沉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深刻反映了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危机。此时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以促进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阻碍为主。
中国古代法律由汉代人治，经唐代人治与法治兼治，在宋朝时进入法治时期。宋代的法治时期，实际上又始于宋神宗时，这正是得力于王安石的大力倡行。王安石早在变法之前，就坚持依法办事，依律审案。在变法中，他改革科举，废除了专门考经学的明经诸科，而设明法科，专考法律条文、《刑经》大义及判案。他还在最高学府——国子监中专门设立律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具有一定的法治思想。这是封建社会由人治走向法治时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走向法治道路，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发展特征。
第二节 宋代的官场制衡机制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在马背上夺取的天下，靠“陈桥兵变”登上了皇位。他一上台，便马上充分暴露了对武将的不信任和对权力失衡的无法容忍。赵匡胤及其后代们一起建立起来的宋王朝堪称中国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止于宋。
赵匡胤夺取天下后做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公元964年，一次性罢免了同为后周旧臣的三个丞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以谋士赵普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时赵匡胤又发现跟他多年的赵普也不可靠，竟背着自己收受吴越王钱缪贿赂，于是设立了一个名为“参知政事”的职务作为掣肘的副手。
这件事情，使宋王朝中央形成了“两府”格局：一个是宰相，另一个参知政事。而在统兵的将领们被解除军权后，赵匡胤特设了一个“武府”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为其最高长官。却规定这个“枢密使”不得由武将担任，只授予文职，连同其副手“枢密副使”也基本上由文官充斥。
这两府分管文武，在宋代中央王朝有效实现了对宰相力度最大的分权——另立了一个规格与之完全对等的最高军事机构，两府的正副首脑合称“执政”。
在宋代，曾出现过二相二参、二相三参、二相四参的现象。因此朝廷之上政见不同常会导致两种声音，皇帝便能够进行权衡与制约。
而宋代数次官制变革的总趋势又是参知政事的功能不断增强以削弱相权。到了治道年间（公元995年），参知政事得以和宰相轮日执事，处理重大公务时更可与一把手同升于公堂。
皇帝除了参抬知政事压制宰相外，还通过抬高三司使的地位来绕过相权直接掌控财政权。三司是盐铁、度支和户部的合称，相当于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其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
在军事部门的设置上，宋代建立了枢密院和三衙相互制衡机制。尽管枢密使与宰相同列，但却必得由文官担任，而武将是不允许出任最高军事长官的。同时，枢密院与三衙分别负责军事决策与平日练兵，两部门互不相属。三衙之间更是不许有任何瓜葛，其武官也多为中下级军官，出征则由枢密院临时指派将领，这便造就了宋朝300多年间“兵不知将，将不统兵”的局面，有效防止了军队对皇权构成的威胁。
宋代中央行政权完成了事实上的多重分割，臣子们谁也无法做到独断专行。即便如此，他也将时刻面临来自另一个体系的官员的监督，这就是极具宋代特色的“多重监察制度”。
宋代的最高监察机构为“御史台”，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御史台的长官称为“御史中丞”，简称“兰台”。与宰相有血缘或门生、举荐关系的人均不得担任此职，是皇帝从外部言论上制约宰相最重要的棋子。
宋朝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除了御史台以外，还有谏官。他们有封还诏令的权力——当皇帝或者中书有命令下达，他们认为是不适合的，可以封还！所以皇帝和宰相，经常被他们扫面子，但也只能将这些政令进一步修改。
监察的一个重要对象是司法部门，宋代在这方面也是慎之又慎，设立多重机构实现监察的客观公正性。在中央，名义上的司法部门是刑部，但实际上大理寺、御史台甚至开封府都拥有复合的司法权。
另外，宋朝还设立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军头引见司等机构受理直接诉讼，类似于今天的信访办。皇帝也经常参与诉讼案。
宋朝加强司法监察的另一个举措是朝廷定期向全国各地设派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带有钦差性质的官员明察各地案情。
宋代在监察制度的设置上达到了近乎繁琐的地步。在通过监察机关加强对司法的监察的同时，宋代又规定了对监察机关的监察和互察制度。
上述官场制衡机制，基本有效维系了宋代300年间的行政运作。
第三节 空前繁荣的经济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北宋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也有所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北宋初年，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和赋税的沉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曾一度出现衰退的局面，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则要归功于王安石变法。为调整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王安石颁布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一系列法令，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限制了土地兼并，保证了农民劳动时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政府的支持，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一向很发达，发展也很稳定，到了宋朝更是产品精美，品种繁多，甚至到了享誉世界的高度。在这个时期，制瓷技术大放异彩，瓷窑遍布全国各地，技艺日臻完美，制品花样翻新，不胜枚举。丝织业在这一时期随着文人艺术的发展，织锦也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看上去栩栩如生。为了解决北宋军队战斗力太弱的问题，王安石在变法措施中规定设军器监，监督并严格管理武器的制造，使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样使得武器的质量得以改进，产量也大大增加了。
在北宋时期，民营手工业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其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起了决定作用。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市场，民营手工业满足了城乡市场迅速增长的需要，地位日益提高。此外，这一时期民营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也大为提高，有的还可以与官营手工业相媲美。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它们流入市场成为了商品，参与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后来商品经济日趋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此外，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和“均输法”限制了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活动，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使得长期以来的积贫局面有所改善。
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反映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其中引人注目的亮点无疑是形形色色的商贩。图中桥上设有商业区，在车水马龙的码头间也有小贩挑着货物叫卖，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北宋商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唐代，唐朝的商品经济有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唐朝商业发展仍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在《清明上河图》中，此时的商业活动并无空间限制，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宋代商业在延续了唐朝盛世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飞跃，纸币“交子”的产生就是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此外，从当时的一些商标广告中可以看出北宋时已经有了集原料收购、生产加工和批发贩卖为一体的经营方式，也反映了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史实。
商业的兴盛促成了城市的繁荣。北宋以前，城市的经济功能并不十分突出，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达，交易时间、空间的相对自由使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超过政治功能。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达150万。最热闹的“市”通宵达旦，人员往来不绝，小贩叫卖声不断，商店连绵不绝，还有大相国寺每月五次的庙会集市。纵贯南北的御街两侧，酒楼、茶馆、店铺鳞次栉比。城里还有瓦肆、勾栏等娱乐场所，最大的可容纳千人，里面唱戏的、说书的、玩杂耍的应有尽有。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市民的生活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在都城之外还兴起了其他城市，折射了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趋势，也说明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城市的发展突出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多、数量的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大，这与近代工业社会城市化的特点有些接近，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表现。
由此可见，北宋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尤其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北宋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第四节 领先世界的科技
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在宋元时达到最盛。在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四大发明”，而这“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北宋时发明或最终完善的。
北宋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雕版印刷逐渐取代手工抄写，成为古代复制和传播图书的主要形式。但是雕版过于笨重，刻印困难，而且不能重复利用，远不能适应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11世纪中叶，北宋的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具有方便灵活而省时省力的特点，堪称古代印刷技术的重大突破。
早在我国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磁性物体指示南北的特征，并用天然磁石制成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司南”，这就是早期指南针的雏形。但司南的勺底与地盘紧密接触，旋转时摩擦阻力较大，精确程度不是很高。北宋时发明的人工磁化法则把沉重的勺柄转化为轻巧的钢针，有效地克服了摩擦阻力问题。人工磁化的主要方法是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钢针成为带有磁性的磁针，之后用丝缕把钢针悬挂起来或将钢针贯穿灯芯浮在水上，指南针就算完工了。由于磁针的磁性较强，指向准确度较高，使用也较简便，用磁针制作的指南针很快被运用于军事、生产、航海、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南宋初期指南针制造技术又有所改进，出现指针与定位相结合的罗盘，根据指南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做出正确定向。
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社会的需求推动了火药武器的进步发展。宋军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用纸筒装石灰和硫磺制成“霹雳炮”，点着后先升空，再落下爆炸，石灰烟雾四散，用以迷蒙敌方人马。此外还有燃烧型火器“梨花枪”，将火药筒装在长竹竿的前端，利用向前喷发的火药烧灼敌人。最富有威力的无疑是突火枪、火铳等发射型火器，使远距离大规模攻击成为可能。火药武器的广泛应用大大提升了北宋的军事实力，不仅如此，火药还被用于制作爆竹、鞭炮、烟火等，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虽然这三大发明并未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变，没有充分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它们走向世界后却发挥出无尽的威力，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时恰逢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时期，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提供了有力武器。
第五节 屈辱的民族关系
北宋初期宋太祖所采取的集中军权措施不但大大降低了宋朝军队的战斗作用，而且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力量，这使得北宋在与各个民族政权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地位。
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盘踞北方，对北宋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当时有一批爱国将士，为保卫北方边地，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世代忠良的传说。
公元960年的一天，辽国驸马率军进犯北宋边境，杨继业派遣少数士兵固守官城，自己率五千军绕到辽军背后发动进攻，刀斩辽国驸马并生擒一名大将，使辽军忘之丧胆，人们称屡立战功的杨继业为“杨无敌”。他的儿子杨廷昭也是一位在抗辽斗争中很有名气的将领，他号令严明，身先士卒，在公元999年辽军南下时曾以少胜多，并成功杀死复北大军的主帅。然而这些爱国将领在面对软弱无能的统治者时也是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努力一并付诸东流。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和辽圣宗派兵大局南侵，直取澶洲，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劝说下亲临前线督战。宋军士气大振，主动出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不可思议的是宋真宗并未乘胜追击，而是派使者到辽营议和，北宋答应辽每年供给大量“岁币”作为辽退兵的条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对北宋而言具有一定的屈辱性。更严重的是，对辽赔款加剧了北宋的财政危机，官府不断向人民收缴赋税以偿还巨额赔款，进而激化阶级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澶渊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但是，“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北宋换来了幽燕地区的暂时和平，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患的威胁，使北宋政权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战事上。“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可惜的是北宋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统治者并未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改变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局面，一些官员仍沉迷于享受以致弃政务于不顾。不久西夏崛起并与北宋交战，朝廷任命范仲淹和他的朋友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来到西北前线。范仲淹在边塞整顿兵甲，严明号令，使西夏人不敢贸然来犯。可朝廷推行的苟安政策却使这位爱国志士事如愿违。同“澶渊之盟”一样，北宋用大量岁币换取了双方的和平。
宋徽宗很有文才，但在治国方式上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是个荒淫腐朽的昏君。他即位时重用蔡京作宰相，政治非常腐败。这时，活动在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灭掉了辽国，向北宋发动大规模进攻。靖康元年，金军仅以四万人南下，一路锋芒如入无人之境，连破北宋27州，兵锋直指宋都汴梁。北宋朝廷本想借黄河天险以御金兵，但戍守河岸诸部兵力稀缺，军队战斗力低下，金兵很快强渡黄河，宋兵不战而溃，四散奔逃，次日金军兵不血刃占据汴梁。汴梁下级军民不忍心看着国家就这样沦陷，坚决要求抵抗金军。在金军尚未攻破东京的情况下，宋钦宗无视人民的要求，亲自到金营求降，卑躬屈膝的献上降表，还下令各路勤卫兵停止向汴梁进攻，甚至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军民。终于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就是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导致它的直接原因就是昏庸无能的皇帝推行的苟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