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军的武器装备
1974年春，在陕西骊山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了青铜剑、青铜铍、铜戈、铜戟、铜矛、弩机、箭镞、铜殳等大量青铜兵器。战国末年，青铜正在慢慢退出历史，铁，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军，真的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一、秦陵出土兵器概况
陕西西安临潼秦兵马俑1、2、3号坑内，出土青铜兵器达4万余件。兵器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是前所未有的。从中所反映的秦军武器配备、兵器类别、制造工艺、管理制度等等，是古代兵器史研究难得的实物资料。
秦陵出土兵器种类有青铜剑、金钩、青铜戈、青铜（铁）矛、青铜戟、青铜铍、青铜殳、青铜钺、青铜弩、青铜（铁镞）等十多种，数量多达四万余件。
一号俑坑东端发掘方内出土有剑、铍、戈、矛、戟、金钩、弩机等兵器486件，成束的铜镞279束（每束约百支），零散铜镞10896件。
二号俑坑试掘方内出土有矛、弩机、钺及残剑等青铜兵器15件，各类铜镞1464件。三号俑坑出土殳30件、矛1件、镞4支和镞形器一件。在秦俑坑发掘试掘方内仅出土铁矛一件、铁镞一件和铁铤铜镞二件。
另外，在秦俑坑发掘试掘方内还出土大量的弓弩、弓囊等遗迹。秦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是秦代兵器的集大成者。这些兵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短兵器、长兵器和远射兵器。短兵器有剑、金钩；长兵器有矛、戈、戟、钺、殳、铍等六种，除一件为铁矛外，其余均为铜兵器；远射兵器有弓弩遗迹及铜弩机、铜镞等遗物。从这些兵器出土的位置、数量和陶俑手势分析，军阵的前锋和阵表的陶俑多持弓弩，阵中出现弓弩与戈、矛、戟等兵器相杂，以便长以救短，短以护长。一、二、三号俑坑均遭人为严重破坏，许多兵器已损毁或散失。现出土的兵器仅是发掘方内原有兵器中的一部分，这就为研究秦俑兵器带来了困难。加上一、二号俑坑都未能全部发掘，所以，秦俑坑中有多少兵器？其种类有多少？其配备情况如何？这些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另外秦陵附近出土的铁兵器还有三百多件。
1998年秦始皇陵发现一座面积约一万四千多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据发掘报告称，在试掘的一百多平方米面积内，出土了一百多副石甲胄，其中胄约有四十多项。目前已经修复的“秦帝国第一胄”，由74个石质甲片以铜条编缀而成，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顶秦胄，它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秦胄的形制。
二、秦朝兵器制造工艺
1.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中国的冷兵器阶段通常划分为以石器为兵器的萌发期，以铜为兵器的发展期和以铁为兵器的成熟期。与之相对应的时代就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时代最先进的工艺无疑是青铜冶铸技术，因此青铜铸造了当时最精锐的兵器。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就是当时最精锐的兵器。
那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那被六国谓之“虎挚之士”的秦军使用的究竟是什么兵器呢？这个“谜”在秦俑坑中已解开了一部分。就目前从秦俑坑发掘方内已出土的实用兵器来看，质地有青铜和铁，其中绝大部分为青铜兵器。秦代正逢青铜兵器和铁兵器交叉的时期，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先进工艺从战国时代起，我国的冶铁规模已相当可观，并用于制造工具和农具，仅秦陵附近出土的铁兵器就达三百多件。那么，秦代的兵器也理应以铁质代替青铜了，但是，在秦俑坑目前出土的四万余件兵器中，几乎全部是青铜铸成，仅有铁矛一件、铁镞一件和铁铤铜镞二件。这一历史现象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有人据此认为，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工艺落后，仅是用来作为仪仗的陈列品。从这点来看就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最锋利的兵器是青铜兵器而不是铁制兵器？
原因是这样的，秦代正逢青铜兵器和铁兵器交叉的时期。战国晚期铁制兵器虽然已经出现，但尚未为列国所广泛使用、金属工艺也未尽成熟；实际上，战国末年和秦代，由于冶炼兵器的工艺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仅熟练掌握了生铁的冶炼技术，但生铁性脆，强度不够，只能铸造工具。所以铁农具在战国中晚期得以广泛利用。战国后期人们还发明块炼钢和铸铁柔化处理工艺，但此时块炼钢生产费时费工，生铁铸件性质脆硬，铁兵器还不可能大规模推广。即使最早发明使用铁兵器的楚国，出土的铁兵器也十分罕见，且质量不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过秦论》）。所谓“金人”就是“铜人”。说明当时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铜器。到了汉代，渗碳钢和铸铁柔化工艺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东汉初年炒钢新工艺的出现，钢兵器才成为兵器的主体。所以，秦俑配备的兵器也只能是青铜兵器。实际上，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仍是先进的，而此刻，中国青铜古兵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包括金属工艺）正处于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巅峰。众所周知，高锡青铜兵刃虽坚硬，但劈砍易折断，秦国的兵器工匠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金属工艺问题，大大提高了铜兵器的柔韧性。
实际上，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仍是当时最先进的，其中有不少工艺使人们惊叹不已。
秦俑坑出土兵器均系铸造成型，合金成份，经化学定量分析、电子探针、激光定量分析等方法检验，所含各种金属主要是：铜、锡、铅，其他还有铁、锰、镁、钴、锌、钛、铭、钼、钒等微量金属。青铜中含锡的比例不同而硬度不同。纯铜的布氏硬度为35；若加5%～7%的锡，硬度就提高到50～65；加7%～9%的锡，硬度就提高到65～70；加9%～10%的锡，硬度就提高到70～100；含锡达17%～20%最为坚利。而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含锡量高达18%～20%，经测定，其硬度为HRb106度，约相当于中碳钢调质后的硬度。其他兵器也根据其用途的不同而配以不同的合金比例。和商周时代相比，锡的含量高，这是秦人对《考工记》中的金之“六齐”合金配比的发展。
2.先进的表面处理及加工工艺
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使人们揭开了秦兵器工艺的“秘密”，并将因此改写世界冶金史的工艺篇。这些青铜兵器都是铸件，再经过锉磨、抛光等细加工，表现出了秦代工艺的新进步。如为增强青铜兵器防腐性能力，用铬酸盐处理器表，使其表面生成一层致密的黑色保护层。经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地质科学院利用电子探针分析及激光分析发现，其厚度10至15微米。这种防锈的铬盐氧化层在满城汉墓中也有发现，汉代以后此种工艺失传。因为有了这种防锈保护层，从而使这些青铜兵器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出土后仍然是光亮如初。
这在西方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先进工艺。这种技术在德国最早发明于1937年，而美国直到1950年才发明出来，并先后列为专利。而我国远在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已创造出了类似的工艺，这不能不视为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
又如铜铍的两面满布着不规则的云头状的花纹。这些花纹既非铸成，又不是刻划而成。因为花纹仅在器表，而表层下又不见刻划痕迹，却隐现于器表，和器表的金属组织融为一体。有人推测可能是利用硫化处理法，这可称之为我国冶金史上的又一大奇迹。再如铜剑本身，在放大镜下观察，两刃乃锷的磨纹垂直于中轴线，纹理平直没有交错，剑身光亮平整，组织严密，没有沙眼。经测试，其光洁度在6～8花之间，好像采用了简单的机具加工，不像是手工锉磨。
1998年开始发掘的石铠甲坑占地13000多平方米，是迄今为止秦始皇帝城垣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甲胄实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古代甲胄实物缺乏的空白。按照画样、切割、磨边抹棱、钻孔、抛光、连缀等六道制作工序，在现代高科技工艺条件下加工石铠甲，一个人需要3616年时间才能完成，或者说是3616人花费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秦陵地区出土的铁工具并不十分锋利，那么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秦人如何完成钻孔、抛光等高难度工艺的，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3.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
我国在东周时期，已有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在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兵器制造工业上，战国晚期的秦国体现得尤其突出。其精密的规范管理章程、责任到人，青铜兵器产品也都具有统一、严整的尺寸与生产质量标准。
春秋时期的典籍《礼记·月令》篇（约成书于公元前620年前后），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的记载（这段记载另见《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成书于公元前240年前后，由秦王嬴政的相国吕不韦主编），也就是说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工匠或工场名字，并设置了政府中负责质量的官员职位“大工尹”，目的是为了考查质量，如质量不好就要处罚和治罪。
如前所述，秦俑坑出土的铍、戈、戟、矛等大量兵器器身都铭刻有制造管理者、工厂和工匠的名字。
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剑，剑身的8个棱面游标卡尺测量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完整的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结构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打磨痕纹理细腻、来去无交错，且全部垂直于剑身中脊线，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2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此外，在秦俑坑中发现的多件青铜铍，尽管在制造时间上前后相隔十几年，造型和尺寸竟然能够完全一致，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
因此，强大的秦军就是凭借这些青铜铸就的金戈铜剑、强弩利矛，灭六国、统一华夏，创造了青铜古兵器最后的强音。这批数量庞大的、秦统一中国时代的青铜兵器，堪称我国先秦时代主流冷兵器的缩影与精华。通过对这批兵器的研究与解读，可以使我们对秦代前后的社会历史、军事活动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商周时代青铜兵器的全貌。
三、各种兵器的功用
1.青铜剑时代的最后巅峰——秦剑
秦始皇兵马俑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兵器，最让人着迷的——首先要数锋利坚韧的秦青铜长剑。柳叶状剑身的秦剑，又细又长又尖，长度均在81～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长度一般在50～65厘米）。
秦俑坑目前出土青铜兵剑22件，其中残剑五件。剑身修长，呈柳叶形，通长81～94.8厘米，身长64.2～73.2厘米，茎长16～21.8厘米。秦俑坑出土的秦剑和秦以前相比，含锡量增高，剑身窄狭而长，两面四纵四锷，近锋部束腰，剑的表面涂铬多呈青灰色，放射出闪闪的寒光。剑鞘皆腐朽，但其髹漆、缠丝的痕迹仍不同程度存在，附属的首、格、彘以及骨饰物也有出土。实际上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不是秦代最好的宝剑。秦陵西侧出土的模拟真人、真马和真车一半的秦陵一号铜车马，车上御官俑身所佩铜剑长60厘米，如果按实际扩大一倍，长达120厘米，更不用说秦始皇的宝剑了。公元前227年，在荆轲刺秦王的紧要关头，秦王因佩剑太长，大臣提醒“王负剑”，他才把腰间的宝剑背在背上，从肩头拔了出来，一剑挥去“断其左股”。可见秦王宝剑的长度和锋利。
后世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古风》诗中赞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从中便知秦剑确实名不虚传。秦的名剑定名为鹿卢、太阿、工布、定秦等。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剑，剑上没有剑的名称，只刻有“一”、“二”、“五”、“十八”、“五八”、“八十八”、“壬”等编号。剑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步兵的大量出现，在短兵相搏中，作用就更显得突出了。这时的剑不仅有卫体功能，也有格斗作用。从秦俑坑出土的佩剑武士俑来看，往往是一手持弓，一手持剑，反映出佩剑武士俑所佩的兵器不仅能用来远射，也可近斗。
青铜的特点是硬而脆，利切削而不利砍劈，从出土的实物中可以证明早期已有短的削刀，造型颇为原始，单刃曲背，若作为攻击性武器的话，恐怕稍嫌单薄脆弱了些，事实上，当时的刀作为切削工具的作用可能还大于护身，真正作为兵器的，应该是长于刺击的剑。
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除了两段收束的剑身外，并有了格、茎、箍、首的完整握柄，长度在四十公分之内，剑柄以丝麻筋皮等物缠绕，方便持握，主要以木作鞘；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
青铜剑的盛行与中国古代战争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顾中原铜剑的发展历程，剑身一直在不断地加长。当其初起之时，剑长只有二三十厘米；至春秋战国之际，长度普遍达到50～60厘米左右；战国晚期，一些剑超出了70厘米，最长达75、76厘米，秦代，关中秦剑的长度更上新台阶，超过了80厘米，最长者将近95厘米。自商代到春秋之时，正式的战争以车战为主，接战的范围、回旋的空间较大，因此战车上的「士」较常用的武是戈或矛，剑只在近战或肉搏时使用，而剑能刺能砍、两面开刃的特点以当时的条件来说，的确具有优势，随著锻冶技术的发展，剑的长度逐渐增长到五、六十公分，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春秋时期的短剑。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曾铬盐氧化物，显现着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而其他兵器如：铍、矛、殳、镞等也都是应用此法。
这种长度的青铜剑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由于青铜硬而脆的性质，过长的剑极易折断，因此剑的长度历来是受到限制的，秦代的长剑硬度一如经过处理的中碳钢，却能具有这种长度，出土之后颇令人不敢置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剑身有规律地作多段的收束，剑身宽度逐段变窄，而厚度则作比例性的加大，使其物理性能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据说兵马俑出土时有过大量碎片压住青铜长剑的实例，移开碎片后，长剑立即反弹恢复原状，可见这种青铜剑韧性之优良；此时可说是青铜兵器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剑的没落，骑兵既然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褪过色。
青铜剑在技击格斗中，首要功能是刺杀敌人、穿透对方的铠甲，劈砍、划拉只是辅助功能而居于其次。比对手的剑长出近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
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
秦剑剑身特长，剑茎（柄）也相对很长。秦俑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其剑茎长度多在17～20厘米左右。根据秦剑的长度、重量和技击实用功能推测，秦剑多数为双手使用（双手剑在某些时候单手使用亦可）；少数剑茎较短者可能是单手剑。
2.装长柄的短剑——青铜铍
铍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一种较强冷兵器。但自东汉以来许多搞诠释的学者对铍解释不一。考古工作者又往往将出土的铍断为剑。1975年，当秦俑坑第一件铜铍出土时，人们还把它判为短剑。秦俑坑目前仅一号俑坑东端发掘方内出土铜铍16件。铍头形如短剑，为两侧六面的扁体，前锐后宽，刃口为直线前收为锋，茎部装一字形格，茎与身一次铸成。□为木质，下有铜椁，通长359～328米。铍头还套有铍室。秦俑坑发现的长铍大多位于陶俑身旁，仅一柄出土时仍握在陶俑右手上。秦俑坑出土的完整长铍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认识，首次恢复了铍的科学含义，丰富了秦兵器的内涵。
铍是古代著名长兵器之一，它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过去很多出土的铍兵曾被误作短剑。我国最早的古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这样解释铍的概念——“铍者，剑刀装也”。
铍的外形极似短剑，铍之锋和短剑相同，平脊两刃，铍身断面为六边形，形制极像短剑，长约30～35厘米，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一般在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在长柄上。后装长约3～3．5米的积竹柄或木柄，是一种极其锐利的刺杀兵器。
从文献资料看，铍可能起源于殷周之际，盛行于战国秦汉。铍最早被称为“夷矛”，春秋战国时期名称又演变为镁、铍、钛等，东周时代的宋、吴、秦、赵、燕等国长铍盛行，应用很广。这种兵器古书记载颇多，但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无完整实物出土。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铜铍和矛的区别，除头的形制不同外，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入矛筒（銎）中，而铍是铍茎插入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铍的长柄末端装有铜，铍身还配有保护刃部的鞘。西汉时铁兵器逐渐取代青铜兵器，铍亦改为铁制，西汉中期以后逐渐消失。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铍，铍首长度多为35厘米左右，茎长12厘米左右，铍之木柄多已腐烂残损，铍身刻有“十五年寺工工”之类铭文，茎上刻有“十六”等字。“十五年”为秦始皇纪年，“寺工”是中央主造兵器的官署机构，铍上最后还刻有实际生产的工匠名字。
根据已发现的铜铍实物，铍全形由铍首、铍身□、铜尾组成。有学者认为，铍之（即长柄）有积竹、木柄两类。而铍也有扁茎铜铍和铜铍两种，铜铍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的赵、楚等国。扁茎铜铍主要流行于秦国。
3.长兵器——金戈、铜戟、吴钩利矛
当时秦朝军队中主要格斗兵器就是戈和矛。长兵器是冷兵器时代最基本的攻击性兵器。它们是在长杆的一端安上尖锋、利刃或钩锤等不同的头部构成，其种类有矛、戈、戟、殳、铍等。秦俑手上所持的长兵器，主要类型为戈、矛和戟。
戈：戈是商周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也称勾兵，是用来格斗的利器。从汉字构成源流看，凡与征战、兵器有关的字，义符多为戈旁。戈根据戈柄的长度区分，可分为长、短两种。秦戈在各地考古中多有发现。秦俑坑目前仅一号俑坑内出土铜戈一件，这和其他几种长兵器数量相比，至少说明戈在秦代兵器中地位已不像商周时那么重要了。这件戈首通长268厘米、援长164厘米、胡长12厘米，与其他秦戈相比，胡部长度增加，胡上的穿孔加多，这样就使戈头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上。另外秦戈的援的上、下刃和前锋更加锐利了。
矛：秦俑坑出土的青铜矛也锋利精美，不同于吴越青铜矛拥有华丽的曲线和工饰，秦青铜矛线条简约流畅、凝重坚实，表面光洁、制作规整、刃锋锐利，体现出强悍的实战性能。底部一般均刻有“寺工”二字。
在商周，格斗兵器中矛的重要性仅次于戈，是用于冲刺的兵器。商代的青铜矛常常铸成具有长“筒”和宽“叶”的形状，在“筒”部两侧带有半圆形的双环，既可以把矛头更好地固定在□上，又可以垂挂漂亮的矛缨。秦俑坑目前已出土矛十件，九件为青铜矛，一件为铁矛。从数量上相比，它从侧面透露出秦代矛作为常用兵器，其地位已取代了戈而上升为主要的冲刺性兵器。这些矛又可分为二型：一型通体宽扁且直，体的中部起脊，脊的两侧各有一道风槽，直刃前锋聚为锋；椭圆筒形，之两棱同锋刃对直，两侧有钉孔；制作规整，表面光洁，刃锋锐利，泛青黑色；通长154厘米、叶长107厘米、宽32厘米。另一型则通长176厘米、叶长116厘米、宽36厘米。上刻有“寺工”二字。铁矛则通体锈蚀，残断。属长扁刃竹叶形矛。刃扁薄，下叶浑圆，与刃相接连处，截面呈突心长方形柱体。残矛首长312厘米、宽28厘米。秦矛与商周时代的扁平矛相比，体内中空，使安装更为牢固。矛刃锋利规整，血槽较深。
戟：秦俑坑出土的另一种长兵器是“戟”，它是一种戈矛组合而成的青铜兵器。戟是一种在戈的顶端装置有矛形尖刺的兵器，少数戟是戈和刀的复合体。戟兼有戈、矛两种兵器的优点，可以刺、勾、斩，是一物而具有三用的兵器，威力较大，为冷兵器家族中的佼佼者。在藁城台西的商墓中，发现了一柄铜戈的端装有铜矛头，是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戈矛合一的“戟”。戟在战国时代又有改进，缩小了直刺部分。戟内加长有刃，增强了杀伤力。秦俑坑目前出土铜戟四件，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内部刻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铭文。戟通长2.8米，较战国时期长了60厘米，成为所有长兵器中最长的兵器。戟不仅是一种攻守结合的兵器，而且在唐代凡官、勋、阶都是三品的，均可立戟于门，所以又称显贵之家为“戟门”。
吴钩：“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名句，使得先秦青铜兵器“吴钩”的美名传诵千古、家喻户晓，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吴钩是什么样子的？随着千年的斗转星移、尘封土掩，早已无人知晓它的真貌。近年随着秦兵马俑坑的考古发现，这一千古谜题终于揭晓。
吴钩（也称金钩）目前俑坑内也仅仅出土两件，出土于秦俑一号坑东端长廊部分。它的形状像弯刀，分身、柄两部分，一次铸成。一件身呈弯月形，齐头，双刃，通长65.2厘米，类似于刀，但两侧有刃，亦可砍杀，也可钩推。
另一件钩体如弯曲的镰刀，分身、柄两部分，一次铸成。钩身齐头，截面作枣核形，对开两刃。柄系实心的椭圆体，通长71．2厘米，宽2．3～3．3厘米。金钩是春秋时期流行于吴越地区的一种短兵器，故此称之为“吴钩”，是一种仪卫性的兵器。
4.远距离武器——精准的古代“来福枪”部件、弩机和箭镞
弓、弩，都是用以射箭的，但弓和弩并不是同一物。弓是凭人力拉射，而弩是凭机械力发射的复合体。由于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至少在战国末期开始用青铜制弩。在战国时代各国训练军队，无不重视弓弩兵种的训练。弓弩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弓不仅可以在远处致敌于死地，而且可以射掉敌方使其指挥混乱，军心动摇；可以射断敌船蓬索，使其船不能进退；可以携带火药，使敌营燃烧；可以携带书信，传达信息；如果有了神射手，可以专射敌方主将，使敌军混乱，敌营解体。秦俑二号俑坑出土的立射武士俑形象为面右背左，侧身横立，束发挽髻，髻在头部右上方，着战袍，穿护腿，登皮靴。左腿微拱，伸向左前方，右腿后绷，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八字不就”状。右臂曲至胸前，左臂略微抬起，手掌伸开，掌心朝下，双目怒视左前方，形象完全符合《吴越春秋》记载陈音为越王陈述的“射之道”：“臣闻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若抱儿，右手发，左手不知，此正射之道也。”跪射武士俑的形象为束发挽髻，髻在头部右上方，用朱红色带束发；披铠甲，左腿支起，右膝下跪，右足登地；俑的两手在右侧，上下成握弓状，弓似背在右肩，手执弦。在秦时的战斗中，一般都是弓弩兵先发射，继之以长兵器冲锋，最后以短兵器搏斗。
第二节 秦始皇佩剑铸造之谜
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经考古工作者探测，确认为一号兵马俑坑。一号兵马俑坑总面积12600平方米，出土的武士俑约有6000个左右，排列成一个完整的军阵场面。
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7月15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来到西杨村，围绕赵康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没想到发掘之后，半个月下来，连俑坑的边都没摸着。这太令人惊奇了，“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
正在大家踌躇不前时，一个神秘的老汉出现了。
在开始钻探的第一天，一个年逾七旬的白发老汉，向持铲的考古人员程学华问道：“你铲的地方有没有？”只顾收铲的程学华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反问一句：“你看有没有？”当探铲移至离俑坑100米处时，老汉又无精打采地走到程学华跟前：“你铲的地方有没有？”一样的问话。
“你看有没有？”一样的回答。
这次老汉不再离去，表情有些愤然，说话变得生硬起来：“我不是问你吗？是你在铲，又不是我在铲。”程学华抬头仔细打量了老汉一眼，见老人生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有几分仙气与神韵，他似乎感到了一点什么，口气缓和下来，坦诚地回答：“我看地下好像有，可是……”他把“不太敢相信”几个字又咽了下去。
老汉眯着眼睛微微一笑：“你跟我来。”大约离井口200米的地方，老汉停下来，依然面带笑容地对程学华说：“你不用铲了，俑坑的边就在这里。”“啥？你这老汉不是开玩笑吧？”“信不信由你。”老汉依旧微笑着。当程学华回过神来，却见那老汉像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在夕阳的照耀中，消失在坑边的柿树林，从此再不见他的踪影。
翌日，程学华按照老汉指点的位置，半信半疑地开始钻探，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在坑内西南角一个残破的陶俑下，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静静地躺卧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浸蚀的漫长岁月，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雄风华彩——通体光亮如新，寒气逼人。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又诱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公元前222年，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秦国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哧地一声被断为两截。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能出鞘。在这非生即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抽。”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
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91.3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地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一号坑青铜剑出土之后，考古人员张占民曾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境地。
而使秦剑历2000余年泥水浸蚀依然光亮如新的秘密，经研究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至15微米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化验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于秦剑之上，这个谜至今未解。
第三节 神秘失踪的“十二铜人”
史料记载，秦始皇扫六合、兼天下、筑长城、通直道、书同文、车同轨、统度量，完成了他的统一中国大业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缴天下兵器，冶铸了十二个重各千石的大铜人，立在阿房宫的前殿。
秦朝建国时间很短，仅15年，留存下来的史料也很有限，秦始皇为何铸造十二铜人？铜人有多重多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怎样铸造？在什么地方铸造？是谁铸造的？又是怎样消失的？有没有重新发现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均成为千古之谜。
一、“十二铜人”究竟有多大？
凡是游览过阿房宫的人，对宫前两侧一边6个两边共12个笔直挺立的巨大的铜人塑像，一定印象深刻。据导游介绍，这些高达4人高的铜人，就是2000多年前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铜人”模拟品，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为拍电影留下的道具。
道具“铜人”与“秦铜人”有着不少差别：其一，“秦铜人”比道具“铜人”高；第二，“秦铜人”的服饰应是狄族等少数民族的服装，而道具“铜人”却是汉服；第三，“秦铜人”全部是男性，而道具“铜人”中有两名女性；第四，“秦铜人”没有手持乐器的艺人乐工，道具“铜人”中却有。关于秦铜人的重量，王根权认为史料中有“重各千石”、“钟小者皆千石也”、“各重三十四万斤”、“各重二十四万斤”记载。为什么会有四种数字呢？这些数字均属估计数字非确切数字，千石之说只是泛指，十二枚铜人不是一样大，也不是一样重，小者千石，大者应该大于千石。石是秦时的重量单位，一石为120斤。秦时的一斤等于现在的256.26克，如此计算下来，最小的一尊铜人重量也在30吨以上，大的则在87吨以上。
史料记载有三说，“高三丈”、“坐高三丈”、“有大人长五丈，足屡六尺，皆夷狄服……”这就是说“秦铜人”的高度有三种可能，一种是三丈合今8.12米；另一种是五丈合今13.7米；第三种可能是像高加座高，合今16.24米。根据相关资料考证，“秦铜人”当为16.24米高。
二、“十二”到底寓意什么？
根据史料记载，“秦铜人”的铭文“李斯撰，蒙恬书”，由此可知，铸造铜人应该是国家的大事。根据常识，凡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器物、图案，其尺寸及造型都不是随便定的，都有一定寓意的。“秦铜人”的十二这个数字寓意着什么呢？王根权研究认为，古时把大地分成十二地支。十二地支统合起来就是大地。大地还有一种分法，先分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再分出两个方向，这就是四面八方。四面八方也是十二。可见十二这个数字是能够代表大地的，而且是一个统一的大地。大地不就是天下吗？秦始皇所建立的不就是一个天下统一的封建王朝吗？因此，秦始皇铸造十二铜人的“十二”第一层意思就寓意着“天下统一”。还有，一年四季，一季三月，一年十二个月，如此往复便是千秋万代。两者合一，“12”这个数字解密后就是：天下统一，千秋万代。而“秦铜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第一座和平统一纪念碑。
三、秦人如何铸造“铜人”？
2000多年的秦时，能铸造80余吨的铜器实属奇迹，它是采用地坑法铸造的。地坑法就是在地下挖个大坑，依坑作成范模，铸成后挖开地坑将铸器拖出来。铸器小容易拖出来运走，铸器太大，拖出坑又成了问题。秦时的设计者想出了办法：在地面上筑台，在台中心做范，铸成后破坏筑台，铸器即可容易运走。铸下一个时，补好筑台，重做范模。范的问题解决了，铜水溶化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在殷墟安阳小屯一带，曾在冶炼遗址里发现有钳锅残片，经复原，可盛铜液12.7公斤。按此推算铸造铜人，需要三到五千套这样的设备方可完成。三到五千套设备，需要数万人操作。分散溶铜容易，统一浇铸就难了，其配合协调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设计者仿照“将军盔”的原理在范模台上做了个大形固定钳锅，再让铜液溶化后能够自行流出，注入地坑范模中。不断地对钳锅烧火加温使铜块溶化流出，再不断地投以铜料，这样以来就形成了泉注式的铜水，浇铸问题也就解决了。
四、铸造铜人具体地点在哪里？
时光进入1986年，一支部队在咸阳市淳化县安子洼乡好花圪塔山（古甘泉山）上施工中意外捡到了一块完整的“甘林”瓦当，若干“长生未央”及云葵纹瓦当的残片。根据这一发现，考证证明此处就是秦汉时期的甘泉宫所在。发现两个大土堆周围除了大量秦汉砖瓦残片外，还有大块大块的烧土和烧渣。由此可以确认，咸阳市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北的两个大夯土台基，就是秦十二个铜人的铸造地。
铁王乡凉武帝村北的两个大夯土台基呈东西排列，均为圆锥形，间距75米。西台基高约15米，底围约200米。东台基高约16米，底围约225米。民间传说东台基叫“望母台”。传说汉昭帝怀念他母亲时，到台上相望，以此得名。汉昭帝母赵婕妤墓在今淳化县铁王乡原家村东，名云陵，与两土台基相距10余公里。皇帝思念母亲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走到高处去望坟墓，昭帝思母筑台相望之说是不可信的。“望母台”实为“望模台”。“母”“模”两字地方读音相同。其作用是站在此台上观察铜人范模的制作，监督指挥“铜人”的浇铸，实为指挥台。西边土台，民间传说叫“圣水台”，传说汉武帝要饮用天上的“圣水”（露水）筑高台以取之，这个传说也是附会的。台北紧靠的就是甘泉山，在山上筑台取水不是离天更近更容易吗？“圣”与“升”同音，西土台实为“升水台”。升什么水呢？升浇铸铜人的铜水。即在西土台上建造熔铜炉，以此提高铜水的水位，使其熔化后自行流入范模中。另外，两土台东边有条河，名叫冶峪河，也叫冶谷水。
五、“秦十二铜人”今何在？
《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徒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徒之鄴，符坚又徒之长安而毁之。”王根权精心查阅史料，结果发现，“被毁一说”有误。魏明帝要把两枚铜人运往洛阳，运到霸城，重不可致，留到了霸城南。魏明帝无能为力了，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季龙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值得怀疑的。石季龙有这个能力将铜人运到了邺，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符坚有没有这个能力再从邺运回长安？符坚有能力将铜人运回长安，既已运回为什么又要毁掉？既然要毁掉为什么不在邺地毁掉，而要运回长安后再毁掉？《石季龙传》载，石季龙“徒之鄴”的“铜人”非长安之“秦铜人”，乃洛阳之“铜人”。如此，符坚运回长安并毁掉的“铜人”是洛阳“铜人”，而非长安“秦铜人”。
魏明帝要将铜人运往洛阳，当时采用的是滚木法。如果采用的是这一方法，那么两枚“铜人”同时起运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分别运送。由此推知，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两尊铜人就分开了，一尊仍留在古长安城内（今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一带），一尊在古霸城南（今西安市临潼区新丰一带），当时一定是“卡”在哪一个低洼的河道内，后被泥沙所埋。王根权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两个铜人还尘封在人间，今后有可能因为什么偶然的机会重见天日，再现当年之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