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对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变成人性丰满的人，能逐步发挥他们所具有的潜在能力，那么，就我所知，能有这种作用的一种教育就是艺术教育了。
因此，我所以会想到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并不是因为艺术能产生美的印象，而是因为我认为艺术教育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切其他教育的范式。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认真对待并尽力去做，使艺术教育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标准，而不是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终将有一天能依据这一范式教数学、阅读和写作。
我所指的是一切教育问题。这就是我对于通过艺术进行教育感兴趣的原因——只因为它似乎是潜在的有效教育。
我能够深感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个变化，是我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
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我觉得必须认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种观点，他们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
假设真是这样，今天显然要比1900年或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对于教育事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用不了多久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面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一切技艺几乎都已经过时了，再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还有什么意义？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变：国际法在变，政治在变，整个国际舞台在变。人们在联合国中彼此从不同的世纪出发讨论问题。某人依据19世纪国际法发言，另一位依据某种全新的原则回答他，从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讲坛上发言。事情就是变得那么快。
言归正传，我所谈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随机应变。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你也许会认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请记住，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随机应变和灵感，而不去探讨那些己完成的艺术活动和各种伟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我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磨练，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积累。
我敢肯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灵感是多得很的。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例如，在灵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是极繁重的艰苦作业，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修养、大量的实践和重复以及推陈出新的修改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等相连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创业等等——的依赖程度如同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
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我必须重视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产生什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半途而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试验对象，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做出说明。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经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这一创造的高峰一笔抹过。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我决定宁愿利用别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例。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
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这一发现与其说能使我们对创造的性质有所认识，不如说它仅仅说明了一些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假如允许我更放肆些，我甚至要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利用它，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创造。这绝不是取笑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创见的人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大人物。
科学是一种技术，是社会化和制度化的，以致并不具备创造力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起点作用，这是我对它所说的尽可能极端和激烈的评语。由于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怀抱，都只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一个大型篮球队的一员，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员，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也被掩盖了。他变得万人瞩目，值得大受敬重了，因为他参与了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因此，当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种协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发现它，或许其他人也会很快做出这一发现。因此，我觉得，选择我们的科学家，尽管他们有过创造，仍不能作为研究创造理论的最佳对象。
另外，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所有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创造性定义和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例证绝大多数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义和男子的或男性的产品，我们就不能说是在彻底地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创造性，仅仅因为那种简单传统上的定义只把男子的产品说成是有创造性的而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创造性。我已经懂得（通过我对高峰体验的研究）应该注意把妇女和女性创造性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品，较少涉及成就，较多涉及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胜利和成功的峰巅。
这是我所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我的观察提出了我急需解开的谜：为什么有创造力的人，在创造激情的灵感阶段，会追悼过去、不思未来，而仅仅生活在现时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恋并全神贯注于现在，沉湎于当前，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下的问题。或者让我引用阿什顿·沃尔纳的《老处女》中一句完美的话来形容这种情境。那位教师倾心于教授她的学童阅读的新方法，说：“我完全沉迷于现在了。”
这种“完全沉迷于现在”的能力，绝对在任何一种创造性中都是必要的。但创造性——不论在任何领域中——的某些先决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变得无时间、无自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系。
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现象已成为神秘经验的一种冲淡的、世俗化的、常见的变式，它那么经常地被描绘过，已变成赫胥黎所说的常存的哲学。在各种文化中，在各个时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色彩，而它的实质总是能认出的——那是同样的。
它总是被描绘为自我的丧失，或有时又变成自我的超越。有一种和被观察的“实在”的融合（和眼前的问题的融合，我应说得更中性些），在两重性存在的地方浑为一体，一种自我和非我的结合。普遍的说法是有一种对隐蔽真理的觉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面纱的脱落，而最后，几乎总是如此——全部的经历被体验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兴奋昂扬。
毫不奇怪，由于这一震撼人心的体验比任何可以设想为人间的事物要伟大多，以至它经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类和自然的。这样的“启示”往往用来作为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的基础，有时是唯一的基础。
但是，甚至这一在所有体验中最非凡的体验也已经被列入人类经验和认识的范围。我对我称为高峰体验的研究，和称为心醉神迷状态的研究，完全是不谋而合地做出的，都证明这些体验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很容易调查的。而且，和我所说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它们能向我们说明许多有关创造性的问题，正如也能说明人在充分发挥作用时的其他方面一样，例如，当他们在最充分地认识自己时，最成熟和最发展、最健康时，总之一句话，人性最丰满时。
这种充斥于现在、超越时空而使人完全着迷于此，正是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我现在又觉得，这些高峰体验研究使我们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迁移到对现实的经验、对创造态度的丰富理解。
我们没必要受这些异常而不极端的体验的限制，尽管现在似乎已很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认出现过狂喜的时刻，只要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深刻回忆而我们访谈的情况又很适当。我们还能提及高峰体验最简单的变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缅于任何事物，只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不仅是指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这样的效果也能由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或仅仅变得专心于完成自己的工作。从我们都有过的这样普遍和熟悉的体验开始谈起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或直觉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种直接经验的知识，关于思想家“高级”体验的朴素变式的知识。起码我们能避免那种时髦的、空中楼阁似的、含有隐喻而极端晦涩的词汇，那在这一领域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这些时刻中发生的事情呢？
放弃过去
观察当前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手中的一切都摊开，研究它和它的性质，认识它的内部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自身内部对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仅仅是咀嚼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的习惯，品味过去的知识，找出当前情境在哪些方面和过去某种情境类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一度对于过去类似问题有效的解决办法用于现在。这就像一位档案文书的工作，我曾称之为“成规化”。只要现在很像过去，这种办法也确实有效。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办法显然就行不通了，档案文书“成规化”也就失灵了。他面对一幅陌生的画，匆匆回溯他的艺术史知识，想回忆起他的假想反应是怎样的，这时他自然很少注视那幅画，他所需要的只是名称或风格或内容以便他能做出迅速的推算。如果他假想过去也欣赏过它，于是现在也欣赏它。
在这样的人中，过去是一个毫无灵气的、未经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但还不是他本身的东西。
确切而言，只有人类已被过去所改造，或已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时，才能利用它的积极性和活跃性。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他身外的什么东西，和他相异的某物。它现在已经变成人体自身的一部分了，正如过去我吃的牛排现在是我而不是牛排一样。消化了的过去（经过吸收而同化）和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那是莱温所说的“无历史的过去”。
放弃未来
往往我们处于现在却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准备应付未来。请想一想，我们在一次谈话中往往是假装倾听对方的样子而实际上在暗中准备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排练着如何措辞，也许是计划着一场反击。请想一想，假如你得知你要在5分钟内对我的意见做出评论，会出现何等不同的态度。要成为一个好的、充分的谛听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如果不为未来做准备，那我们就会充分地倾听和观察。我们不会把现在仅仅作为达到未来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做就贬低了现在）。很明显，这种忘记未来的态度是充分关注现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然，这只是“未来”概念的一种含义。我们自身内部的未来，我们现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