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起码的个性
这里所研究的内容，在多种领域上来说都是超前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研究，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的、审美的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性的探索。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而不是让别人去论证。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研究对我如此具有启发作用，满含着令人拍案叫绝的东西以至尽管有方法上的缺点，为其他人写出某种形式的报告还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我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是如此急切，以至任何意见、任何材料，不管怎样有待讨论，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这种探索原则上不具备可行性，以致于假如我们要坐等惯常可靠的材料，我们将不得不永远等待下去。
这样，似乎应做的唯一令人佩服的事就是不要害怕错误，投身进去，尽力而为，以期能在从大错误到最终走向真理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否则，对待这个问题就只有置之不理。因此，我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的情况下，将下面这个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传统的信度、效度以及取样等的人们表示由衷感谢。
我把自己认识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了解到的历史人物以及另外一些人作为研究对象。另外，在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对3000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但只有哈佛大学生可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也许将来可作为研究对象。我不得不断定，我在原来的研究对象那里发现的自我实现的类型，对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意义无穷的。
因此，与艾维林·巴斯金博士和但·里德曼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决定任意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尽管这次探索在持续了两年之后，在完成之前被迫中断，但它在临床水平上却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我们也曾希望由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人物能够用于研究，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具有现实意义（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淘汰或选择研究对象所依据的第一个临床依据除了有一个消极的方面外，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消极的选择标准使被选对象中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疾病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判定。在可能的情况下，就给予罗夏测验，但结果证明这些测验在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方面比选择健康的人更有价值，选择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的确定的证据，自我实现仍然是一个难以具体描述的症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努力地使自己达到完美。这使我们想到尼采所说的：“你就是你自己！”他们是一些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力所能及高度的人。他们的潜能也许是个人特质的，或者是人人都有的。
这一标准的另一层意思是，研究对象在任何时候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感情的需要，以及对于理解和知识的需要的满足，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种满足。这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和无忧无虑，感到被公认，感到爱和被爱，感到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取向。至于基本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自我实现意味着基本满足再加上最起码的天才、能力或者（人性的）个性。
我们采用的选择技术其实是一些旧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在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使用过。这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以个人或文化的说法信仰作为开始，对自我实现症候群的各种扩大的用法和说法进行比较，然后慎重地为它重新定义——在下定义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事实的自相矛盾。
根据重新修正的定义，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选出来了，其中一组质量高，一组质量低。以临床态度对这些人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又按照现在手中的材料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的定义。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一些人被保留，一些人被淘汰，再补充进一些新的内容。然后，又继续对第二种水平的研究对象小组进行临床研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这必然需要对第一个临床定义的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又根据这一个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精挑细选，一个最初模糊、粗浅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精确清晰，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因素会影响自我调整的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由于对通俗用法进行过分的苛求，以致于无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缺点、错误或者脱离实际而停止考虑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或者可以这么说，既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
另一种难题表现为这样的情况：所有事实都告诉我们，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全面而精确的资料。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的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呆板，对全部努力一笑置之，甚至拒绝继续合作。鉴于这些教训，对于旧的研究对象一直是间接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被研究对象的姓名不能公开，那么两种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就不能得到，或者甚至说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这两样是调查的重复性和材料的普遍有效性。这些困难部分地由知名历史人物的有关材料，以及由一些青年人和大方的儿童的补充研究所克服。
这里的材料与其说是对一些事实的简单罗列，不如说来自我的朋友以及相识的人的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发展。很难顺利地向我们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与老研究对象的联系是随机的，并且是一般的社会形式。而一旦条件允许，随时都可向朋友们和亲戚们提问。
由于研究对象数量太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全，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原因，任何定量描述，只有复合印象可以提供，而顾不上它们可能会有什么价值（既然调查者完全不能确信什么是描述，什么是投射，当然这些印象也就不会比有条件的客观观察更有价值）。
对于这些总体印象作整体分析，可得出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总体印象，据此，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现实更有效的洞察力
对现实的更有效的洞察力的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狡诈，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识别他人的不寻常的能力。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的非正式的实验中，与不太成熟的学生相比，在更成熟的学生身上发现了准确地判断自己教授的倾向，也就是说，在测验中，后者得分更高。
随着研究的进展，明显地看到，这一效率扩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是可被测试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方面，在智力方面，在科学方面，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方面，他们作为一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锐准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一个非正式的试验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
刚开始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有种倾向越来越明确，即，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看法、见解）的洞察力，而不是鉴赏力。
如果这一结论被验证，那它就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指出，他相信单凭神经病患者对于现实世界那种幼稚的理解，就可以断定神经病患者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无能。神经病患者不仅在感情上呈现病态，而且在认识上也是错误的。假如健康和神经病分别是对于现实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理解，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这样，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根据经验验证的。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将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为真正的价值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获得一个不完全的根据。
适应不良甚至极度的神经病对感觉的干扰完全可能达到影响视觉、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程度。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远离纯生理的感觉领域内得到证实，诸如艾因斯特朗等的实验就可提供证明。随之可以这样推论：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觉的影响（这体现在许多试验中）对健康人应该比对病人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思考恰恰验证了这一假设：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理解真理、作出结论、符合逻辑和准确地认识的优越能力。
详细讨论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的一个特别突出和有启发的方面是有必要的。过去发现自我实现者可以比大多数人能更轻易地辨别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其结果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些非现实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习俗当中。大多数人往往都将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混淆起来。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领悟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文化群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或者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形象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
人们与未知事物间的关系问题，可以看作理论与实验及心理学之间的桥梁，而且似乎特别具有研究价值。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一致不惧怕未知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关系融洽，相对于已知事物而言，他们甚至往往更对前者感兴趣。他们不仅能接受意义不明、没有结构的事物，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的话相当有代表性：“我们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些人是知识分子、研究者和科学家，所以，在这里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智慧力量。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智商很高的科学家，由于羞怯、习惯、忧虑或其他性格上的缺点，单调地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工作，反复地琢磨、整理、分类，为此而浪费时间，而不是去发现他们应该做的事。
对于健康人来说，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则不用费心去降鬼，吹口哨壮胆走过墓地，或者抵御想象中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他们也不急于整理未知的事物，过早地将它们分类并冠以标签。他们不拘泥于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处于灾难中对于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哥尔德斯坦的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病的病例中看到突出的例子。当整个客观情况需要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肮脏、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确的状态中感到惬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是完全合乎需要的。因此，怀疑、试验、不确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犹豫不决虽然对大多数人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充满剌激性的挑战，是生活中的一种高境界。
提升接受他人的能力
自我实现者有许多易于察觉的、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可以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更为基本的态度的表现形式或派生物。这个态度就是：相对地不受令人感到惭愧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以及极为强烈的焦虑的影响。
这与神经病患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表现为类似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也因此失去了正常的神经思维，甚至有些正常成员也毫无必要地为许许多多的事情感到内疚或者羞愧，并产生无谓的焦虑。我们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己以及自己的本质同时并无懊恼、抱怨，甚至对此并无过多的考虑都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也不可避免地有种种缺点，与理想有种种差距，他们可以在根本上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而不感到有真正的忧虑。如果说他们是自满，那会传播错误的印象。相反，我们必须说：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无所畏惧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罪恶方面。一个人不会由于水的纯净，岩石的坚硬或者树的翠绿而抱怨它们。儿童是睁大了眼睛、不带偏见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但并不过多地评判或奢望，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佛道的观念，不过佛家、道教的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那里，特别是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那里也能观察到。
换句话说，这等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真实面目不是他们希望中的人性，他们的眼睛并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从而歪曲、改变或者粉饰所见事实的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