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列维博士曾提出一个方法用来表达我描述的这个品质，他指出，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圣的人。说到宗教，我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个信仰正统宗教的，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只有一个自称无神论者（整个研究小组里共有4人）。我所掌握情况的其他几人在确定自己是否属于无神论者时犹豫不决。他们说他们信仰一个上帝，但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一个有形的人物，不如说描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此，他们这类人是否可以称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完全取决于我们选用关于宗教的概念或定义。如果仅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包括并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这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当中几乎无人信仰宗教。
自我实现者在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总表现出明显的界限。一般地说，他们致力于目的，手段则相当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常将对其他人说来只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经历和活动视作目的本身，这就使情况复杂多了。他们较常人更有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们常常既能够享受“到达”的快乐，又能够欣赏“前进”本身的愉快。他们有时还可能将最为平常机械的活动变成一场具有内在欢乐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将某种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加以转变的能力。例如，在他们的把戏中，他们会发明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
真正的人的幽默
自我实现者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幽默感——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由于这一特点为我的研究对象所共有，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如此。因而，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制造笑料）、体现优越感的幽默（嘲笑他人的低下），反禁忌性的幽默（硬充滑稽的猥亵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开心。
他们的幽默的特点在于：常常是更紧密地与哲理而不是其他东西相联系。这种幽默也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自嘲者不会表现得像个受虐狂或者小丑。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范例。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开过伤害他人的玩笑，他的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意义，远不止仅仅引人发笑的作用，类似于寓言，它们似乎是一种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我们的研究对象开玩笑的数量并不像普通人那么多，所以有时显得并不是个幽默的人。在他们当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谕和开心的巧辩更为常见。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会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脱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这个情况的附加物，它是自发的而不是事前策划的，并且时常是新鲜的。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他们也就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的感染力很强。人的处境，人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看得有趣、诙谐、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品”的房间之后才对这种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眼中，“活动艺术品”以它的喧嚣、动荡、混乱、奔忙、劳碌、以及打破常规地对人生进行了幽默的讽刺。这种幽默感也影响到专业性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严肃认真的同时，也可以制造一些轻松。
避免受表面习俗的限制
自我实现者如果单从顺应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义上来说，会表现为适应不良的症状，虽然他们在多种方面与文化和睦相处，但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抵制文化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地超脱于这种文化氛围。由于在关于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谈及抵制文化造型的问题，由于像里斯曼已明确指出的那样，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十分重要，这样，无形中加深了我们甚至还很欠缺的资料的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的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其中至少可归纳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们的文化中，所有这些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行为方式时，都同样受表面习俗的限制。然而他们并不真正守旧，当然也不会去赶时髦。
这个特殊的内在态度通常能表现出下面的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习俗让他们无动于衷，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也把生活搞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作。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大多数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他们都认可。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对鞋子和发型的选择，或由于在什么晚会上不太关心礼貌、举止和风度，别人往往会对他们侧目而视。
但是，这种作用是勉强的接受并不是热情的认同，他们对于习俗的服从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简捷行事以求干脆、坦率、节省精力，等等。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代价过于昂贵之时，表面的习俗就暴露出它那浅薄的面目，抛开它也就像抛开一双破袜子一样容易。
其次，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无一可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对偏私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对于文化并不显出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它。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而当时这种工作非常具有危险性，现在他已厌恶地、绝望地放弃了这一切。由于他变得习惯于这个文化和时代中改革的缓慢，他最终转向了对青年的教育。其余的人表现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这种变革的明显的益处和必要性。
他们的这种情况绝非缺乏斗争性。一旦发生急速的变革时，这些人可以立即表现出果断和勇气。虽然他们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极有可以转向激进派。首先，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别忘了是谁选择了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良社会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能清楚地认识现实，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真正斗争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十有八九要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参加猛烈的社会行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有效的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们讨论的又一话题。这一点与全力以赴的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容。在他们看来，后者牺牲过大，而又不能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有急躁、热情的插曲，成熟后大都懂得对于急速变革的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他们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的态度，愉快地努力从内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形式上去反对它，与之抗衡。
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尤其在讨论作为整体的文化时，在同其他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它，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慈爱和反对、赞同和批评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观察从文化中选择好的东西、排斥坏的东西的情况。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对文化造型的消极顺从，后者可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发现。
我们的研究对象个性独立，喜欢独处，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的需要及偏爱不像一般人那样强烈，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支配他们的是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基于这种原因或许可以称其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某种特殊的人，而且从广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的成员。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大众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方言、有本地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与过分社会化、行为机器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还更少适应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这里有个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这个连续体是按照从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能够被验证成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从它再推出一个假设：在不同文化中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独立的人们，不仅其民族性应该较弱，而且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象程度应该高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同胞。当然，这又引出了关于什么组成了良好的社会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结论，在文化中能够产生相对健康的人。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个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这样一个老问题。这些相对健康的人们凭借内在的自主与外在的认可之间的复杂结合得以生存，当然，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容忍拒绝完全文化认同的独立性。
当然，这种健康并非完全符合理想。显然，我们的研究对象一直受不完美社会的约束的限制。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是减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加重自发性的降低，减少潜能的实现。
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好人往往由于他的公式化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但这却是小说家、诗人和随笔作家常犯的错误，因为是他们把好人写得过于完美了。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对于这些人，普通人对他们要求的远比自己给出的更多。因此，教师和牧师通常被认为没有欢乐，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弱点。
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理想的虚假投影，而不是还他们以本来面目：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的许多小缺点：他们也有愚蠢的、挥霍的、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在涉及到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他们也常常发脾气。
我们的研究对象也会有无情的表现，而且往往是强烈的、出乎意料的。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现出一种外科医生式的冷静。假如他们有谁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就会果断地中断这种友谊，而绝不会感到惋惜和痛苦，就像一个与自己并不爱的男人结婚的妇女，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几乎近于残忍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哀悼亲友死亡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以至显得有些无情。
他们不但具有这种无情的坚强，而且外界的大众舆论也无法左右他们。有一次，当一位妇女在一次聚会上被介绍给他人时，她因对方乏味的庸俗套词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让自己的言行使对方感到震惊。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主持聚会的主人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虽然这位妇女原本想要对这些人疏远，但男女主人却并不想这样做。
另外一个例子是，比如我们的研究对象非常专注于个人世界以外的因素。当他们全神贯注或者沉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热切地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可能变得对周围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了他们一般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逗乐、聚会等，而且这些特点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别人感到很痛若、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超然独立至少从旁人来看是令人不快的，它的其他后果上面已经列举过。
他们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由于自己的仁慈，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在与神经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的相处中陷得太深，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为无赖行骗开了方便之门；由于付出的东西超出了适当的范围，从而有时易滋生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在此再重申一下，他们也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些现象并非源于神经病，然而，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往往根据以上现象就把神经病强加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