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是个中国人，姓徐。他的名字有三种叫法，其一，徐乔治，这个名字是老师的专利，对于我这种“不走寻常路，不叫正常名”的人来说，我觉得老师是很没创意的；其二，乔治徐，这是根据英文名来取的，名字在前面姓氏在后面，这样很容易就让人误会乔治是外国人，这是同学们的专利；其三，乔治，这样叫起来就显得很亲近，我这么叫，徐爸徐妈也这么叫。其实还有一种亲热的叫法，但被我扼杀在摇篮中，那就是小乔。这是后话，留个悬念。
高二分班的时候，我毅然选择文科班。主要原因是文科班女生多，次要原因是我对理科实在没兴趣。我就读的高中在县城五所中学当中，有两宗“最”，其一学生质量最差，其二学校治安最差。这样的学校分数线是很低的，能充分吸收那些不务学业的小青年，这些小青年使出浑身解数保持住学校两宗“最”。
我是个例外。学校虽然很差，但也要保证一定的升学率，于是对中考分数较高的学生会减免部分学费，这条政策吸引了很多贫困学生，包括我。为了避免我们这些分数稍高的学生受不务学业的小青年影响，学校便分了快慢班，我自然就在快班。
乔治也是个例外，但跟我有所不同。至于原因，我很不地道地给读者们再留个悬念——因为我实在说不出口。
分文理班的时候，由于我是快班来的，而且个头高大威猛，对社会小青年有威慑力，实在是班长的不二人选，老师便任命我为班长。第一天我们是随机坐的。因为我个头高，为了避免挡住同学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便坐最后一排。我的同桌是个浓眉大眼的男生，留着板寸，穿着朴素，不爱说话，一个人在纸上抄写英文单词。他不是漂亮女生，不然我很可能会主动出击，揩油搭讪。
老师把文科班学生名单给我，叫我点名。当我点到徐乔治的时候，我觉得这名字很有趣，以为跟英国美国人有点血缘关系。还没等我想完，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我身边响起：到。很多同学朝我这边望来，一脸惊讶与错愕。原来是我同桌。
我跟乔治同桌了半天，下午老师就把我调到第三排去了。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就窃喜不已，因为在我的背影下睡觉，老师不易发现。
我是班长，必须时刻注意同学们的动态，特别应该留意违反纪律的学生。男生们大多给我面子，没事不在教室乱来，而少数几位女生就特别地调皮，不是吵就是闹，一副小太妹形象。这些小太妹们最喜欢逗乔治了。刚开始她们给乔治取了一个非常肉麻的名字，乔乔。乔治很腼腆，一听见她们这样叫，便皱起眉头。如果小太妹们火上浇油地说，乔乔，做我男朋友吧？乔治嘴巴一瘪，竟然哭了。那些小太妹们就都哈哈大笑。
为了这些事，我经常跟小太妹们交涉，她们笑嘻嘻地左一声刀刀右一声刀刀，把我叫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过，因为我的干涉，她们还是收敛了很多。后来，她们学了一句诗“小乔初嫁了”，于是便开始叫乔治小乔了。我为此对小太妹们发过火，她们也就收敛了。后来老师让我排座位，我以权谋私把乔治调为我的同桌，后来就没有人再“欺负”乔治了。
我跟乔治同桌的时候发现，他学习很刻苦很努力。下课除了上厕所哪都不去，不是看书就是写英语单词。但他的学习成绩仍然没有起色，老师布置作业，他大多数都不会，我便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可他还是不会。后来我做完作业，便给他抄，他抄完便一齐交给组长。当然，英语作业除外。我的英语很烂，乔治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比我强。每次英语老师听写单词时，我总能从乔治那里抄几个。
有时下课，我跟乔治交谈，他总是生涩一笑，很害羞。后来他还跟我开起玩笑来，乔治是从来不跟人开玩笑的，我知道他是把我当朋友了。愚人节那天，乔治说校花在学校门口等我，那时我正暗恋着校花，如果是其他人说的，我自然不相信了，乔治说的，我想应该不是玩笑。乔治还说，你最好买几朵玫瑰花带着，我说有道理。后来我把玫瑰花送给校花，她问我不是开玩笑吧？我才知道原来乔治骗我。不过，第二天，校花还真成我女朋友了。
后来据徐爸爸说，乔治经常在家里提到我。所以在某天放学后，徐爸爸带着我和乔治去大排档吃消夜。徐爸爸穿着体面，看上去很年轻，很帅。那时是夏天，徐爸爸跟大排档老板说来一盘蛙肉，乔治眉头皱了起来，所谓知子莫若父，徐爸爸便换了盘菜。乔治说，青蛙吃害虫，是人类的朋友。
放假的时候，乔治便带我去他家玩。乔治是家中独子，他家条件很好，在县城繁华地段买了新房，装修很漂亮。当时的县城一般家庭是买不起那样的房子的。这让我很吃惊，学校其他富家子弟，从穿着打扮上一眼就能看出，而乔治却很节俭，穿着朴素，平常很少见他乱花钱。徐爸爸也曾给他买一些时髦的衣服，可乔治不穿。
徐妈妈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给人感觉很亲切。徐爸徐妈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也许这个世界不允许太过完美的事情，乔治还未满月时，高烧不止，患了脑膜炎。后来虽然治好了，但智力受影响。徐爸跟我讲这些故事时，徐妈就会很伤心。乔治这时不在现场，不然他肯定会不高兴。
没想到我跟乔治还能在同一座城市念大学，不过，不在一所学校。我念的是一所三流本科学院，乔治就读的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我的学校在北边，他的学校在南边，但我们的关系并未疏远，一有空便到对方学校玩。
2004年9月，我大二。乔治好几个星期没来找我玩，我便打了个电话到他宿舍，原来乔治病了。听乔治同学说，乔治上完体育课，用冷水洗了个澡，然后就发烧，刚开始并未在意，买了些药。可是吃了药并未好转，烧得越来越历害，便请假回家。回家后在县城医院治疗，仍未见好转，这样耽搁了最佳就诊时机，去武汉同济医院住院，医生说是淋疤癌。
一直到国庆节，我才凑到一些路费去武汉。我和大学里的一个兄弟南岩一起去的。我带他一起去武汉有两个好处，其一，他在华科有个同学，我们可以去落下脚，其二，他身上的银子比我多，有他在我可以免费吃饭免费抽烟。
我们都是第一次去武汉，到了之后才发现武汉实在是大。我们在江汉路绕了很久，买了张地图，南岩拿着地图翻来扯去，还是没有弄清楚，最后问了很多人，才抵达武汉同济医院。
当我见到乔治时，他正躺在床上看杂志。他看到我，像往常一样对我憨厚一笑。而我笑不出来，看到他那样子，心就像被重物沉沉一击。徐爸爸在场，他对我笑了笑，样子像哭。他看上去老了很多很多。两年前看上去像三十来岁，现在看上去却像五十多岁。
徐爸爸在吸烟室跟我讲乔治的病情，他说只有一线希望，乔治自己并不清楚病情有多严重。我和他都望着窗外，武汉的天空灰蒙蒙的，远处还有鸽子在飞翔。我们仰着头，竭力抑制眼泪流出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乔治。
同年底，乔治走了，我在乡下，得不到消息。直到过完年来到县城，才从同学那得知消息。我没有去乔治家，我无法面对徐爸徐妈，我无法面对死亡。我开始对死亡恐惧，一个人说没了就没了，多么可怕。
我没再去学校，跟家人商量好后，远走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