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七十年代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年代。是一个特指的年代。它不是从七〇年开始的，严格地说，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也不是结束在七九年最后的那一天，而是结束于七六年的十月，亦即“文革”结束以后。
实际上，一九六六年“文革”一开始，就等于宣告下一个血泪交织的七十年代开始了；而七六年“文革”结束，中国于是在同一个年代里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年代，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之年代。
故在同一个年代里，具体说是在一九七六年那一年里，中国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十月六日以前，全国还到处响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而仅仅几天后，控诉、揭发、批判“四人帮”罪恶的声浪，便一涛高过一涛地展开于全国各地了……
那么，可以说七十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它从六十年代撕下了四年又几个月，贴在自己的始页；它从自己的年代撕下了四年又几个月，裱给了八十年代……
本书的叙述者们（恕我不称他们为作者，我认为他们不是在“作”，而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叙述，在呈现）——在七十年代或是青年，或是少年。读者通过他们的叙述，多多少少能间接感受到七十年代的“极左”气氛。
我用“间接”一词，实际上等于是在说——这一部书似乎更像是写给对七十年代一无所知的人们读的。这乃因为，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信息板结的年代，人们的眼几乎只能看到附近的人和事，人们的耳很难听到广播以外的个体发声。那么，如果叙述者当年只不过是少年，且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么他对七十年代的叙述将是很局限的。
而这一点也正是此书的局限性。
但有这样一部书的出版，终究比根本没有令人感到欣慰。
我个人认为——全书最体现思想性及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乃是李陀先生的序。它凝聚了此书的思想价值，对此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全书那些个人成长回忆录式的叙述，皆具有了超越成长回忆录的意义。
哪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由一个又一个连续的时代组成的。对从前时代的认知，必深刻影响人们对所处当下的判断。
诚如李陀先生所言：“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助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
“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我对他序中的思想贡献起敬意。
2010年11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