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以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句新解”
晏子说：“以谋略战胜敌国的时候，就应该给谋臣增加俸禄；以民众力量战胜敌国的时候，就应该给民众增加利益。所以，当君王有多余的收获时，也应该使自己的臣民获得实际利益。真的实行了这样的政策，以智慧被任用者就不会懈怠苟且，以劳力被使用的民众也就会不怕吃苦劳累。这正是古代善于征伐者的政策。”
和平与安定是人民的愿望，只有和平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让国家太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发动战争。对于国民，也应该让他们得其所得，这样才能益民益臣。
晏子主张运用谋略和外交手段制止敌国的侵犯，把战争危险消除于萌芽状态。晋平公曾图谋攻打齐国，先派使臣范昭前往齐国打探虚实，观察形势。晏子识破了晋国的计谋，运用有理有节的外交手段，使晋国打消了进攻齐国的企图，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孔子称赞晏子的做法是“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
孙子的“全胜”思想，就是用不流血的斗争方法，迫使敌人屈从于己方的意志，既不损己方兵力、财力，而又不破坏敌方的兵力、物力，并将敌方的兵力、财力转化为我方所有的方式，实现己方的战略目的，收到“自保而全胜”的完美效果。这样，就使“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战争如能这样取胜，自然远远不是经过流血战斗取胜所能比拟的，这无疑是军事上所有谋略中的最上策，“善之善者也”。因此，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既是战略决策的最佳选择，也是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
“上兵伐谋”是说以智谋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乃是用兵作战的上策。据颜师古注：“言知有谋者，则以事而应之，阻其所为，不用兵事，所以为贵耶。”但是，“伐谋”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又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在一定条件下，指挥者对计谋运用得当，常可以不用武力而使敌人屈服，避免或推迟一次战争的爆发。
大成者必有大谋略，这大谋略又出自于心中的智慧。巧妙的全胜，不能以蛮力求强，而应当以巧求强，这才是聪明人的智举。此可谓顺势而行之道。
东汉末年，曹操平定河北之后，大举南下，征伐荆州。刘琮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便率众投降。这样，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襄阳。
刘备因寡不敌众，只好率部退往江陵，但在长坂坡被曹军追击。双方血战一场，刘备大败，幸得张飞保护，且战且走。待到天明，见追兵渐远，刘备方敢下马歇息。
这时，赵云、糜竺、简雍等均不知下落，刘备身边只剩下一百多名骑兵。正凄惶之间，忽见糜竺身带数箭，踉跄而来，口称“赵云投降曹操去了”。
刘备不信，张飞说：“他见我们势穷力尽，所以投降曹操，以便图取富贵。我现在就去找他，如果撞见，就一枪刺死他。”说完，不听刘备劝阻，飞身上马，率二十多名骑兵，回到长坂桥边。他见桥东有一大片树林，心生一计，命二十多名骑兵，都砍些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中往来奔驰，扬起尘土，作为疑兵；自己则横矛立马于桥上，向西而望。
其实，赵云并未投降曹操。撤退时，他受命保护刘备家老小，在长坂坡被曹军冲散，便不顾死活，返身杀入重围。经过一天血战，赵云先后救出简雍、糜芳、甘夫人和阿斗，杀死曹营名将五十多员，直突重围，到达长坂桥边时，已经是人困马乏。他见张飞挺矛立马于桥上，便大呼：“翼德援我！”张飞因有简雍报信，已知赵云并未背叛，便说：“子龙快走，追兵有我抵挡。”赵云纵马过桥。此时，曹军大将文聘引军至桥边。他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持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土飞扬，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不一会儿，曹仁、李典、张辽、许褚都来到长坂桥，见张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都恐怕是诸葛亮用计，谁也不敢向前。只好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对面，派人向后军飞报曹操。
曹操得到报告，赶紧催马由后军来到桥头。张飞站于桥上，隐隐约约见曹营后军有青罗伞盖、仪仗旌旗来到，料想是曹操起了疑心，亲自来阵前查看。张飞等得心急，大声喝道：“我乃燕人张翼德，谁敢来与我决一死战！”声音犹如巨雷一般，吓得曹兵两腿发抖。曹操赶紧命左右撤去伞盖，环视左右将领，说：“我以前曾听关云长说过，张飞能于百万军中，取上将头颅如在囊中取物那么容易。今天遇见，大家千万不可轻敌。”曹操话音刚落，张飞又圆睁双目大声喊起来：“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与我决一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自己已是心虚，准备退军。张飞看到曹操后军阵脚移动，又在桥上大声猛喝道：“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一员大将夏侯杰惊得胆肝碎裂，从马上栽到地下，气绝而死。曹操赶紧掉转马头，回身便跑。于是，曹军众将一起往西奔逃而去。一时弃枪丢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
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不敢追赶，急忙唤回二十余骑士兵，解去马尾树枝，拆断长坂桥，回营交令去了。后待刘备得势时，张飞屡屡受赏。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军事上所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打仗首先要靠动脑子，做事情也是如此。做事情讲究方法，同样实力，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错误，事倍功半。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虽是兵家取胜之法，生产经营亦同此理。
1978～1979年，我国香港的船王包玉刚和地产商李嘉诚携手，与实力雄厚的英资怡和洋行及和记洋行进行了争夺股票资本的一场商战。
李嘉诚握有英国怡和洋行所属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相当于该洋行九龙仓全部股本的18%。李嘉诚想控股和记洋行的黄埔股份有限公司，感到实力不足，包玉刚却有英资和记洋行的黄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9000万股，而且包氏想称雄九龙仓。于是包氏用谋，李氏响应。两人携手合作，暗中双双转手，李把九龙仓的2000万股转卖给包，包协助李购得和记黄埔股票9000万股。
在包、李与怡和洋行的争夺战中，五次交锋，使得怡和洋行屡屡吃亏上当。
当包氏宣布以现金购买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时，怡和无动于衷，反而加以嘲笑！认为包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两天内支付出20亿港元现金，纵然靠印钞机也难以在一两日之内印出如此之多的现钞。可是包氏从1979年6月23日开始，在两天之内竟然兑付出臣额现钞。
当怡和从梦中醒来，包氏请帖也已送到，邀请九龙仓的二股东怡和置地的董事出席包氏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新九龙仓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议。从此包氏完全获胜，占有了九龙仓的控股权。
以谋取胜，可以减少损失。有时在不得不应战时，就应该为之。作为人民，应该以义取财，该得到的就取之；作为领导，就要保证人民该得到的一定让人民得到，以使国家的事业有所保证。益臣益民，实际上就是益国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