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长大，只要没有智能上的缺陷，他就自会学着如何待人，也将会学到某些技艺。但也有他无法得到甚至于无法由学习中获得并发展出的能力；人无须（事实上也不可能）硬教橡籽长成橡树，但只要一有机会，它的内在潜能就会发展出来。同样，一个人只要被给予机会，他就会发展他个别的潜能，而后接着发展其“真我的活力”：包括情感的明晰度和深度，思想、愿望与兴趣，开发他自己的才智、意志力的能力，开发他所具有的才能、天赋和表达自我的能力，以及借自发的情感与他人沟通等等。这些在将来都能使他发觉他自己的生活目的或价值观。简言之，他将真实不变地朝向“实现自我”的方向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须用全书的篇幅，来说明“实现自我”乃是主要的“内在力”之理由；而此种内在力是人类所共有的，同时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又各有不同，它乃是成长的根源。[4]
每个人只有靠自己，才能发展自己所具有的潜能；然而，正如其他生物一样，人也需要那种“由橡籽长成橡树”的成长环境；他需要温暖的环境，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及自由感，能有自己的情感、思想以便表达自己。他需要别人的友善——不只在各方面帮助他，而且须引导他、鼓励他成为成熟且有成就的人；此外，他还需要那些与别人的意志愿望有所接触的有益冲突。如果他能这样在爱中、在冲突中与别人共同进步，那他就会依“真我”而成长。
然而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小孩也会无法依其个人需要及机遇成长，而此种不利的环境真是不胜枚举。扼要地说乃是：人们过度困扰于自己的“神经质”，因此无法爱自己的孩子，甚至无法把自己的孩子看作特定的个人；他们待孩子的态度，端视他们的神经症的需要与反应而定。[5]
简言之，其态度大致可分为管辖、过度保护、威迫、易怒、过严、过分纵容、怪癖、偏爱（其他的孩子）、矫饰、漠不关心，等等。它不是单一因素的问题，而是许多因素的集合，这些因素对小孩的成长会造成种种不利的影响。
其结果是使得小孩缺乏对“我们”的“归属感”与“连带感”，而代之以深刻的不安全感与莫名的恐惧，此种现象我称之为“基本焦虑”，是因处身于自己所认为敌对的世界中，而产生的一种被孤立或无助的感觉。这种基本焦虑会使小孩无法抒发真正的情感以与人相沟通，并可因而逼他去寻求对付别人的方法。他一定会（潜意识地）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对付别人，而且这种方式必须不会激起或增加此种基本焦虑，而是会缓和它。由此种潜意识的策略需要所产生的特殊态度，须视小孩子的气质及环境的偶然性而定；简言之，他会试图去依附周遭最有权势的人；会反抗与格斗；会使他的内在生活与他人隔绝开来，且意气用事地远离他人；通常这意味着他会亲近、反抗或者逃避他人。
正常的人际关系亦具有亲近、反抗或逃避他人等倾向；“希冀”与“给予”爱或屈服于别人的能力、争斗的能力、坚持自我的能力——这些都是在正常人际关系中所必须拥有的能力。但是就一个因基本焦虑而自觉处境艰险的小孩而言，上述的现象却是相当极端与僵硬的。例如，爱会变成依赖性，配合会变成姑息。同样的，他也会因而变得反叛与冷漠无情，毫不顾及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及态度是否与环境匹配。其盲目与僵化的程度，与潜伏在其心中的“基本焦虑”成正比。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小孩不只会形成上述现象之一，而是可能会具备所有的现象，所以可能会发展出与别人根本敌对的态度。亲近、反抗及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合成了一种冲突——他与别人的基本冲突。随着时间推移他会选择坚持其中的一种行为，以求解决此一冲突，且力图表现其中较占优势的那种态度，即顺从、攻击或冷漠三者之一。
解决“神经症冲突”的这第一次尝试绝不是肤浅的。相反的，它对其后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也不只与待人的态度有关，而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整个人格的一些变化。依照小孩的那个主要倾向，他也能发展出某些正当的需要、敏感性、抑制及道德价值的起始。譬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小孩，不仅易于使自己服从并依赖他人，而且还会努力行善以及为他人着想。同样的，一个富于攻击性的小孩，会把价值放在气力、耐力及战斗力之上。
然而，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统合效用，并不像以后所要讨论的“神经症的解决法”来得那样坚定及广泛。譬如，有一个女孩，顺从的倾向相当明显，她会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盲目崇拜，表现出讨好与取悦他的倾向，她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偶尔有奉献牺牲的想法；她在8岁时，会偷偷地将她的玩具抛给街上那些贫穷的孩子；11岁时她会稚气地在祈祷中求取“神秘的投降”，幻想着被自己所迷恋的老师处罚。但在19岁时，她却易于赞同那些由别人策划、用来报复某些老师的计划。虽然她平时像只小绵羊，在学校却偶尔会领头做一些叛逆的活动。当她对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时，也会放弃表面的虔诚信仰，在一段时期内变得喜欢冷嘲热讽。
造成“人格统合作用”涣散的理由，部分是因为个人在人格发展上并未成熟；部分则因为早期的解决方法之主要目的在于与他人关系的统一化。因此还需要再巩固人格的统合。
至今所描述过的人格发展绝非是统一的。每一种不适合成长的环境条件彼此都不同，因此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也各不相同，此种发展往往会损毁了个人的内在力量以及“个人凝聚力”，同时也会因此而产生某种补救此一缺陷的急切需要。虽然这些需要彼此相混杂，但我们仍可将其识别为下列的事项：
* 尽管他之前已在努力解决与别人之间的冲突，但他的人格依旧是分割不全的，因此需要一种较稳固且精确的“人格统合”。
* 基于许多理由，他未能有机会发展真正的自信心：他的内在力量已被他不得不保持防卫状态、被他的分裂以及那种产生“偏向发展”的早期解决法所耗尽无遗，而使大部分的人格无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所亟需的乃是自信心或其代用物。
在独处之际，他并不感到柔弱，但却会特别地感到比别人生活得更不实际、更无意义且缺乏防卫能力。如果他有“归属感”，则他那种劣于他人的感觉就不至于形成太过严重的障碍。但因他系生长于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以及在基本上他感到孤立、敌对，所以只能发展一种急切的需要，以“提高自己以便超越他人”。
比这些因素更为致命的，就是他们开始脱离自我。不只是他的“真我”无法顺利发展，而且，因为他需要发展人为的、战略的方法用以对付别人，所以他不得不抹杀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及思想。当“安全”变为主要目的时，他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就丧失了重要性——事实上已因被压制而变得模糊不清了（那时他已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他能获得安全就好了）。他的情感与愿望已不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个驾驭者，而是个被驾驭者。大体而论，他的这种自我分割不只使他变得懦弱，也因增加他的不安，使他的精神变得更为错乱；他不知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或自己是“谁”。
此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乃是一项更为基本的要因，因为它加深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想象一个人并不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枢”时的情况，则我们会更明确地了解上述的意义。在此种情况下，人会有某些冲突，但不至于为之不知所措；他的自信心（正如此词之意，需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不致完全毁灭；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内心不会与他们脱离。因此，“脱离自我”的人大都需要一种能让他抓住的东西（如果说此种东西乃是“真我”的替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真我”的替代物根本就不存在），它可以给他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尽管人格结构被削弱，它却能给予他一种权力与存在感。
假设他的“内在条件”不变（比如生存环境变为某种适宜的环境，他就用不着考虑上述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马上满足所有的这些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而且潜意识地，“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此种过程中，他赋予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他一变而成为英雄、天才、情圣、至高的圣者、神。
“自我理想化”离不了“自颂”，它带给个人相当被需要的存在感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但这决非盲目的自大，每个人都会经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形象。若不让幻象具有人格特质，那他就无法得到一种“自我认同”及“统一”的感觉。他开始将他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使顺从变为善良、爱与圣洁；攻击变为力量、领导力、英勇与全能；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根据个人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对其加以修饰。
他会处理他那存于三种解决法之一中的“矛盾倾向”。两种矛盾倾向都会在暗地里为他所赞颂，且只有在心理分析中才会稍现端倪：比方一个认为爱是一种懦弱的夸张型患者，其理想的形象不只是一个穿着金光闪烁的铠甲的武士，而且也是个大情圣。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赞颂外，也会在他的意念中被隔离起来，使其不至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自己既是人类的恩人，是个心如止水的智者，又是个对敌人冷酷无情的勇士，这些形象都是自觉的；不但并不矛盾，而且完全没有冲突。史蒂文森（Stevenson）在其著作《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6]中即已提过。
最后，“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摇身一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成为丰富人格中彼此和睦的面向。我已在他处（《我们内心的冲突》）举过一例，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基督式的美德，将“攻击的倾向”转变为珍贵的政治领导能力，“离群孤立”转变为哲人的智慧。如此这般，他的三项基本冲突一举被美化，每一种都与其他两种和平共处，他的形象在他的脑袋里等同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不世出的“全才”。
结果他会促使自己去认同那理想的、统一的形象，它不再是他暗地里向往的幻象；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为这个形象：“理想的影像”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理想自我”）。此一“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远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更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极其高标准的需要。此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外在的显著变化；这一改变发生于他的核心，是他对自己的感觉的改变，它是人类身上才会有的一种特别奇妙的变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一只可卡犬身上，让它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爱尔兰塞特犬，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过的人的身上。只不过在正常发展状态下，人无论如何总是朝向“真我”前进，但他目前却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要彻底舍弃它。“理想自我”开始告诉他他是谁，他的潜力是什么——什么是他能够做的和或应该做的。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他自己的立足点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从众多的意义上，我主张称“自我理想化”为“普遍的神经症解决法”——它不只可用以解决个人的冲突，而且承诺个人满足他在某一特定时候所产生的全部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承诺它会帮人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失落、焦虑、卑下及分裂），而且还可使他获得他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毋庸讶异，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法后，它为了他可贵的生命，他会去坚守它；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7]。在神经症中，“自我理想化”之频繁出现，乃是由于在易于造成神经症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频繁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经由“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了解它，它既是病人早期人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全新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它一次性地“舍弃真我”，再没有其他步骤可以更甚于此了。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现“理想自我”之上所致。此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随处发现此一转移对人格具有的“塑造力”。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过程”，而使其能融入个人的成长轨道。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冀——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冀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行动来加以证实。它渗入了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普遍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即是探求荣誉（search for glory）。“自我理想化”一直是其核心，其余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总是存在的；那就是对完美的需求、神经症式雄心以及对报复性胜利的需求。
在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中，“需要完美”乃是最激进的；它的唯一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皮格马利翁[8]，神经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中的完人；他借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一目的。因为这种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3章再加以评论。
“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且外倾的是“神经症式雄心”，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就的驱力。此种追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力颇具普遍性，它追求所有事情上的优异表现，但通常会是那些在特定时间内易于表现优越的事情。因此，这种雄心其内容在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他会觉得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乃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长大后，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惹人注目的女孩进行最频繁的约会；再然后，又会为了赚最多的钱或想要成为最显名的政要而感到困扰。这些变化甚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在某一时期曾疯狂地要做个体育明星或战地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同样投入地要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可能会相信他已“失去”了雄心，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之舟”，只是改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可看出一项事实——受雄心掌控的人们，其行为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不甚相关，他们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则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作为这项讨论的目的，特别的“雄心”所垂涎的特定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他注意的。而其特征仍在于他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最出色的健谈者，拥有最高级别的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在社会上扮演极重要角色，是否为最著名的作家或是最擅长穿着打扮这类问题。雄心的具体内容为何，会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异。简而言之，它多数要增加权力（指挥权、幕后操纵力、影响力或控制力）或是增加威望（名誉、赞赏、受欢迎度、崇拜与专宠）。
这些“雄心的驱力”，比较上来说，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此说乃是正确的：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让这些驱力看起来较为实际的另一个因素是，如果足够幸运，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都能确实地获得其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感受到此种徒劳追求所带来的整个冲击力。他们变得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或生活的乐趣。希望通过“荣誉幻影”的追求来舒缓的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所以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本质上就是虚幻的。
由于我们系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所以上述评论听来似乎有点与之格格不入。因为在每个人心目中，我们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追赶他人，凌驾于他人之上，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乃是“天性”。然而，产生于竞争文化中的对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事实上并无法为人们的神经症辩护，因为即使在竞争的环境下，对很多人而言，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有关乎人的成长的价值观——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来得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报复性胜利”的驱力。它也许会和追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力密切挂钩；但其主要目的却在于使他人蒙羞：或借着事功而战胜他人；或借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痛苦多是侮辱性的。另一方面，追求优越的驱力，也许会归于幻想，则这种“报复性胜利”的需求会主要地表现于人际关系上，表现为降服、挫折、智取或打败他人等不可遏抑的冲动。我所以称此种驱力为“报复性驱力”，是因此种驱力乃是为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此一冲动随着后期神经症的发展而增强。这种后期的增强，可能导致了“报复性胜利”的需求成为“探求荣誉”的固定组成部分；有关此种驱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个体差异甚大。大多数人要么全不知晓，要么只在一瞬间瞥见此种需求；但它有时也会公然出现，并在后来变为毫不掩饰的生活的主要动力。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将生命专注于打败更多人这一狂热幻想上。在这一例子里，那种不断地使他的需求膨胀的恶性循环是易于为吾人所了解的，其中一种恶性循环乃因他只注意到“胜利”与“失败”而发展出来的。由于对失败产生了恐惧，遂使他决心在下次非获得胜利不可，而每次的胜利都会增加他的狂傲，此种狂傲感又使他更无法忍受那些不赏识他的伟大的任何人或任何国家。
还有许多与此略同的病例或故事，现在我们单从现代作品中举出一例。有一本书名叫《注视火车过去的人》[9]。故事中有个正直的伙计，困服于家庭生活与办公室里。很明显地，他除了尽责之外不思他念，然而有一天，他的老板的欺诈败露，进而使公司破产，他的价值尺度便突然崩溃了。那些拥有一切的在上者与像他那样只有正当行为的窄径可行的下位者间的区别也因此粉碎了。他知道他同样可以变得“伟大”与“自由”。他也能够拥有一位女主人，甚至是老板那位迷人的太太。此时，他的自负已变得如此夸张，以致当他亲近她而受到拒绝时，他遂扼杀了她。后来当警察极力要逮捕他时，虽然有时他会感到害怕，但他的主要动机却在于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他之企图自杀，也主要来源于这一激发力。
这种“胜利的报复”之驱力常常是隐藏在暗处的，实际上，由于它本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它在“荣誉的探求”诸元素中乃是最为隐秘的，或许外表看上去，他只是更具狂热的雄心。在分析中，我们就能发觉此种驱力乃是欲借着凌驾他人以求打败或侮辱他人的一种需求。那种对于“优越”较无害的需求，能够消化一些此中更具破坏性的“强迫成分”，它使人们完全按其需求而行，并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乃是正当的。
了解个人“探求荣誉”中各种倾向的特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总是必须予以仔细分析的综合征。我们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与冲击力的唯一办法，是将其视为“连贯实体”中的一部分。阿德勒是第一位将它视为“综合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10]。
对于荣誉的探求乃是一种“综合”与“连贯的实体”，此一说法已有各种不同的实证。首先，举凡上述的多种个人倾向，通常会同时发生于一个人身上。当然，其中某一种元素也许会较占优势，致使我们说他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或白日梦者，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够精确。但这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元素的突出就表示另一元素的缺乏，此种具有雄心的人也必有他自我的崇高形象，而白日梦者也会希求实际的霸权，尽管后者也许只有当自己的自负为别人的事功所冒犯时才显得明朗化[11]。
此外，所有相关的个人倾向，彼此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因此，那种较占优势的倾向在个人一生中常会有所改变，他会将迷人的白日梦转变成为现实中一个完美的父亲或雇主，然后，再变成一切时刻中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这些倾向具有两种共同的特性，经由整个现象的发生与作用，我们可以理解此种特性；此即“强迫性”与“幻想性”。此二者吾人在上面都已提过，但更完全而简明地加以阐述仍是有必要的。
此种“强迫性”乃是起源于“自我理想化”（整个“荣誉的探求”过程即为此种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神经症式解决法”。我们所以名其为“强迫性”的驱力，乃意味着它违反了自然的愿望与奋斗，后者乃是“真我”的表现；而前者则为神经症结构的内在需要。个人必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固守着它们，以免陷于焦虑中，或是被冲突所摧毁，为罪恶感所击溃，抑或感到为人所抛弃，等等。换言之，“自然的”与“强迫的”二者间之区别乃在于“我想要……”与“为了免于危险，我必须要……”之差异。虽然个人可以认为他是“想要”达到那些雄心与“完美的标准”，但事实上他却是“被驱策”着去得到它们。“荣誉的需求”使他陷入它的掌握中；因为他本身并不知道“想要”与“被驱策”之间的差异，所以吾人便需要在二者间建立一个区别的标准。其中最明确者乃是——他全然不顾自己及自己的核心利益而被驱策去求取荣誉（我记得一个例子，有个10岁的女孩，她宁可用功到眼睛瞎掉，也不愿失掉在班中独占鳌头的头衔）。我们有理由猜想，相比于其他地方，荣誉的祭坛上牺牲了更多的生命——真实的或故事中的。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12]，当他开始怀疑他达成天职的确实性及可能性时他离开了人世，这一幕含有一个真实的“悲剧元素”。如果我们能为自己以及大多数正常人所肯定的人类价值而牺牲自己，这虽为悲剧，但却是极具意义的；但若我们连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地沉溺于荣誉的幻想中，且耗损了我们的生命，那将是一种悲惨的浪费——生命所蕴涵的价值愈高，则此种浪费便愈大。
追求荣誉的驱力之强迫性，其另一标准——一如其他强迫性的驱力——为“不辨善恶”。既然一个人在追求中，真正的利益并不重要，那他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成为众人关注之重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最吸引人、最独特——不管这是否为情势所需——的人；总之，以他所具的特性，他能够独居鳌头。他将会罔顾真理所在，而在每次争论中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的此种见地恰与苏格拉底相左：“……无疑地，我们目前的辩论并非在于你我论点的取胜，而应该在于为真理而论战”[13]。神经症患者那种盲目追求“霸权”的“强迫性”使他蔑视真理——不管是有关自己、他人还是事实。
此外，正如其他的强迫性驱力，“荣誉的探求”具有“贪欲”的特性，只要他被这种不自觉的力量驱策时就会发生。他或许会因工作成果卓越、赢得胜利，或得到赞誉与激赏而得意，但此种心境转瞬即逝。他很难在第一时间体验成功，或者，至少要为将来的失望与恐惧而有所防备。无论如何，强烈地追求更多威望、更多金钱、更多女人、更多胜利的欲望，几乎是永远无法满足与中止的。
最后，从驱力遭受到挫折时患者所表现的反应中，可发现驱力的强迫性。一个事项的主观的重要性愈大，则达成之需求的推进力就愈大，因此“挫折的反应”也愈强烈，这是我们用来测知驱力强度的方法。虽然这不易一见，但“荣誉的探求”实为最有力的驱力。它可如魔鬼附身，像是一头吞噬创造了自己的主人的怪物，因此其遭受挫折时的反应必定相当剧烈，它可在对灭亡与屈辱的骇惧中表现出来。此种骇惧对很多人而言系意味着失败的感觉。对“失败”的那种惊慌、忧郁、失望，以及对己对人的发怒反应都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与这些反应的原因相比，其实际情况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比例。惧怕从高处坠下，常常表示由幻想中的高处下坠的恐惧，有时当他对他所建立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感产生动摇时，这种恐惧就会油然而生。梦中他立于山尖，濒临下坠，且正绝望地抓住岩石边缘。他说：“生活的要务乃是紧握住现况。”他有意识地言及他的社会地位，但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此种“我无法更超越目前的现况”对他的自我的错觉而言是正确的。在他的意念中他无法再超越如神的万能与无限的意义！
对所有“探求荣誉”的元素而言，其第二种固有的特质乃是“想象”，它在这些元素中扮演了重大而特殊的角色。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它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因素相当重要，因此整个“荣誉的探求”必定会弥漫着幻想。不管一个人如何以现实的成就自傲，如何真实地往成功、胜利、完美迈进，“想象”必会随时伴随着他，且使他误将幻想当成是真实。一个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人在其他方面也不可能拥有真实。当一个在沙漠中为疲劳与口渴所煎熬的游客发现了海市蜃楼时，他会全力以赴，这座海市蜃楼——荣誉——将可用来解除他的忧愁，而满足本身也是“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在正常人中也会发生精神上与智力上的作用；当我们想感受一个朋友的哀伤或喜悦时，是想象让我们做到这一点；当我们盼望、希冀、畏惧、相信或有所计划时，是“想象”告诉了我们可能发生的结果。“想象”也许是“有益的”，也许是“无益的”：就如同它在梦中的作用一样，想象能使我们更接近“自我的真相”（比如做梦时），或者带我们远离真我。“想象”可使我们的实际经历变得更丰富或更贫瘠，这些差异可概略地用来区别“神经症式的”或“正常的”想象。
当我们思索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会规划的宏图，或他们的“自颂”以及“要求”的幻想性，我们就会相信他们比其他人更具丰富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便较易误入歧途。此一观念并非仅来自我个人的经验。此种想象力在神经症患者之中彼此都有所不同，一如在正常者间也彼此不同一样，但我无法证实神经症患者天生就比别人更具想象力。
不过此种观念虽是基于正确的观察，但所得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想象”在神经症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间的差异并非是性质的差异，而是机能的差异。“想象”之发生如同在正常人身上一般，但它还具备了在正常人那里所没有的作用，它被用来满足“神经症的需要”。这在“荣誉的探求”事例上更为清楚，就如我们所知，此种探求乃由“强烈需求”的冲击力所推动。在精神医学文献上，将事实做想象上的扭曲被称为是“如意想法（wishful thinking）”，虽然目前这是一个已经成功确立的词语，但仍不正确。它过于狭窄：一个正确的术语应不只包含“想法（thinking）”，而且要包含“如意的”（wishful）观察、信仰，特别是感觉。此外，想法与感觉是由我们的“需要”所决定，而非由我们的“愿望（wish）”所决定的。这些“需要”的冲击力，让“想象”在神经症中有了韧性与权力，同时也使它变得更为多产——但却是非建设性的。
“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正确且直接地表现于白日梦中。十几岁的小孩会有一个赤裸裸的伟人的幻想，一个大学生虽然显得羞怯与退却，但他却有变成体育健将、天才或唐璜[14]的幻想。即使年纪再大也会如此，例如包法利夫人，她几乎一味沉溺于浪漫的经验，不可思议的完美，神秘的仁慈。有时这些幻梦会以“虚拟的交谈”而表现出来，在交谈中他会羞辱别人或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些人情况更为复杂，他们经由遭受残酷与堕落的幻想，来体验自己的屈辱或崇高。通常白日梦并非精心编织的故事，但却是日常事务的伴随物。当一个女人在照料小孩、弹钢琴或梳头时，她会觉得自己是一位慈母、痴迷的钢琴家、电影中迷人的佳丽。在某些病例里，有些人的此种白日梦倾向相当明显，以至于就如同沃尔特·米蒂[15]一样长久地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其次，也有些人在“荣誉的探求”中，并没有白日梦或做得并不完全，因此他们会主观且真诚地说他们毫无幻想的生活。不消说，他们是错误的。即使他们为即将降临的灾祸而担忧，也是先经由对意外事故的想象的。
白日梦虽然重要而显著，但并非“想象”中最有害的结果，因为一个人多半晓得自己在做白日梦。亦即他借着幻想去体验那些不曾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他并不难于了解白日梦的存在与不实。较有害的“想象”结果，乃是他将事实加以精巧而广泛的扭曲，且并不为他自己所知。“理想自我”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续的关注。为了实现“理想自我”，他必须不断努力去伪造事实；他必须将他的需求转变为“美德”或谈不上正当的期望。他必须将自己追求诚实与体谅的意向变成已经拥有诚实与体谅的事实。于是他论文中的高见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转变成了实际的成就。认识了“正确的”道德价值后，他成为善良的人——道道地地能明辨是非的天才道德家。当然他的想象力必须额外地努力工作，以弃绝所有阻碍性的反证。[16]
“想象”也可改变神经症患者的平素所信。他需要相信别人是善或恶，那么——瞧！他们（别人）就立即出现在善士或恶徒的行列中。它也可以改变他的情感；他需要觉得自己未被伤害，于是——看呀！他的“想象”就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他的疼痛与苦难；他需要有深刻的情感——信心、同情、爱、痛苦，于是他的同情心、痛苦感以及其余的情感就会深刻地被感受到。
了解“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导致的内在或外在事实的扭曲后，我们就会碰上一个难题：神经症患者“想象”的飞跃究竟终止于何处呢？他毕竟尚未失去他所有的真实感觉，那么他与精神病患者的界线为何？想象的表现果真存有任何界线，那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易于武断地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视为唯一的事实，而神经症患者——无论什么理由——却依旧十分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处于其中的地位，因此他还具有相当完整的定向力[17]。不过，尽管他表面上尚能正常地生活，而没有明显的障碍，但他“想象”翱翔的高度却是永无止境的。事实上，“探求荣誉”中最显著的特性，乃在于“想象”步入了空想与“无限可能性”的王国中。
为求“荣誉”的一切驱力，都具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向外追求比人类天生所具有的还高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势；他们的目标在于“绝对”、无限、无穷。除了绝对的勇敢、绝对的胜利、绝对的神圣外，被“追求荣誉”的驱力所困扰的神经症患者再不会为了他物而动心。因此他与虔诚的教徒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就后者而言，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的想法却是：我才是万能的。除了他的意志力具神秘成分之外，他的论据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先见是完美无瑕的，他是博通万事万物的。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他不因“博学”而满足，而是自认为必须“懂得一切”。
迷陷于追求“无限”，乃是由“探求荣誉”的驱力背后所隐藏的强烈需要决定的。这些对于追求“绝对”与“终极”的需要相当急切，因此它们凌驾了那些平常用来使我们的想象免于脱离现实的禁制。为了能过顺利的生活，人类除了需要拥有对机遇的幻想与追求“无限”的想法外，还需彻底了解人类的界限（缺陷）、必然性以及一切活生生存在的具体事实。若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根本上集中于“无限”与“机遇的幻想”上，那就会失去具体事实、此地、此时的知觉，失却生活在此刻中的能力，他再也不能忍受本身的必然性以及任何“人类的缺陷”。他不知成就事业在事实上所该具备的要素，甚至于“存有将每一种不可能都变为事实”的妄想，他的思维变得过分抽象，他的知识变成“非人格化的知识”，由它导致人类“自我”的浪费——与人类兴建金字塔的浪费行为极为酷似。他待人的情感会消逝而转变为一种“对人类的抽象同情”。而另一方面，若个人无法超越“实体”（或现实）、“必然性”、“有限”的狭窄范围来看事物，那他将会变得“狭隘与卑下”。在人格的正常发展中，它不是属于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兼含了二者的问题。对有限、律法与必然性的认识形成了一种禁制，使人免于被拉入无限，免于一味“在可能性中挣扎”[18]。
在“探求荣誉”上想象的禁制未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并非意味着他在普遍意义上无能去了解现实条件并加以固守。在未来的神经症发展中，将会有一特殊的发展趋向，使得大多数人觉得，如果限制自己生活的话会更安全一些，他们将“迷失于幻想中”的可能性视为必须逃避的危险。他们不去思索任何一件属于幻想的事情，厌恶抽象的思考，并且会过度焦虑地依附那些可见的、可触知的、具实体的或者直接有用的事物。然而尽管对于这些事物的意识上的态度各个不同，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在根本上都不愿去认识“自己所期许的以及自信可能获得的”那种能力上的限度。他实现理想影像的需要是相当强烈的，因此，他必须将“禁制”抛弃，且视之为无关紧要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他那种不理性的想象愈制服他，则他愈可能对任何真实的、有限的、具实体的或有终结性的事物感到惊骇。因此他倾向于痛恨时间，因为它是有限之物；痛恨金钱，因为它是有实体之物；憎恶死亡，因为它代表结束。他也会痛恨有限的愿望或意见，因此他逃避做特定的约定或决定。例如，有一个病人，她渴望成为一个在月光下跃舞、迷人而令人捉摸不定的人；因此当她看到镜子时，会不自觉地感到恐惧。这并非因为她看到了可能的缺点，而是因为它把她带回到现实——她具有一定的轮廓，她是实际存在的，她固守着特定的实体形状。她就像只翅膀被钉于木板上的飞鸟一般——当她触到这种感觉时，她便不觉兴起了摔破镜子的冲动。
虽然病患的发展并非一定是如此趋于极端，但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纵使表面上他被视为正常人），当他涉及对自己的幻觉时，都不愿用实证来加以禁制。他之所以会这样，乃因他若对此加以制止的话，他就会宣告崩溃。每个人对于外在的法则与规章的态度均有不同，但他总易于否定自我内在的法则，拒绝了解心灵问题的因果必然性，或者拒绝探测某些相辅相成的因素彼此间的必然性。
他有无穷的方法，用来不理会那些他不愿知道的事实。他忘记；因为它是无关紧要的，它是意外，它是由环境所造成的；或是因为别人激怒了他而造成的。他爱莫能助，因为它是“必然的”。他好比一个不诚实的会计，尽一切努力维持两个账本，但与之不同的是，对于他自己，他只看那本令他喜欢的账本，而完全忽略另一本。我不曾看过哪个公然反抗现实的人不因哈维所说的“我与现实奋战二十年，终于克服了它”这句话感到共鸣。或者，再引用一句病人的老话：“要不是现实，我将是完全正常的。”
“荣誉的探求”与正常人的奋斗间，其差异仍旧是清晰而显著的。表面上它们是如此相像，以致其间的差异看来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好像神经症患者只是较具雄心，比正常人较关心权势、威望与事功；一若其道德标准较常人更高、更僵化；一若其比较自夸，或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罢了。毕竟事实上，有哪个人敢截然划出界线说：“这就是正常人的终点，且是神经症患者的起点”呢？
在正常的奋斗与神经症的驱力间有其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相似之处在人类特殊的潜能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人类经由智能的使用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与动物相较，他能想象与计划。在很多方面，他能渐渐地扩展自己的能力，如历史所示，人类已具有如此表现；且对个人的生活而言，这种说法也是真确的。对于他所能过的生活，他所能发展的品德与能力，及他所能创造的东西并无固定的界限。考虑到这些事实，则人类无法确定他的界限，易于将目标立得过高或过低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事。而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正是“探求荣誉”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必要基础。
正常的奋斗与“探求荣誉”的神经症驱力，其差别主要乃在于推动它们的力量彼此不同。正常的奋斗起源于人类天生的习性，并用以发展天赋的潜能。对“天生的成长冲动”的信念已成为我们理论上与治疗上所依赖的信条[19]，尽管更新的经验会再三出现，但此种信仰仍是历久不衰的；唯一的改变在于利用更详细的系统来说明此种信条。现在我坚决地认为（诚如本书首页所述）：“真我的活力”驱策个人迈向自我实现。
另一方面，“荣誉的探求”乃源自“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这一点差异乃是根本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因为“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神经症式的解决方法，而且具有强迫性，所以一切由它而生的驱力都是强迫性的需求；因为只要神经症患者必须依附于他对自我的错觉，他就无法了解“有限性”，所以“荣誉的探求”必将会陷于“无限”的追求中；由于他主要的目标在于荣誉之获得，所以他对学习过程、做事程序或“按部就班”便不感兴趣——且具有轻蔑这些过程的倾向。他不想爬山，但却想矗立于山峰之上，因此他不懂进化或成长的意义，尽管他也会谈及它们。因为创造理想化的自我，最后只有牺牲“自我的一切真相”方为可能，所以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需要进一步地扭曲事实，同时也需要“想象”的作用（想象乃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臣仆）。因此，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他多少会失去对事实的兴趣与关怀，也会失去分辨真伪的知觉——就其他方面损失而言，这乃是一种更重大的损失，这正导致他难以区别存在于他自己或别人身上的真实情感、信仰、奋斗与这类情感的“赝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他关注的重点也从“实质”转移到“外表”。
于是，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正常的奋斗与神经症的驱力二者间的差异，乃在于一为“自发性”，一为“强迫性”；一为承认有限，一为否认有限；一为专注于荣誉的最终结果，一为成长的感觉；一为外表，一为实质；一为幻想，一为真实。由上述的比较可知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不可能专心一意地去实现“真我”，后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神经症患者亦具有“实现自我”的倾向；如果神经症患者不曾具有此种奋斗倾向，那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格发展，我们将变得束手无策。然而，虽然正常人与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但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力（表面上固有其相似处）间却具有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20]。
我认为因“探求荣誉”所引起的神经症过程，其最恰当的象征就是“魔鬼协定”此一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魔鬼或其他邪恶的化身借着给予无限权势，引诱被精神或物质烦恼所困的人，但这种人只有当他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下地狱，方能获得这些权势。此种诱惑力可发生于精神内涵富有或贫乏的任何人身上，因为它代表了两种强烈愿望：对“无限”之渴望和轻松脱离烦恼的方法。根据宗教的记载，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与基督就曾经验过此种诱惑，但他们“自我”的根基甚稳，认出那乃是一种诱惑，此种诱惑是能够加以弃绝的。此外，在与魔鬼的协定上所约定的条件，恰当地表达了神经症患者在发展中所该偿付的代价；就这些象征性的词语说明，通向无限荣誉的捷径势必也通往“自卑”与“自虐”的心狱。个人如果真循此径出发，他事实上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他的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