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与专题是不同的概念。栏目讲求稳定性，往往成为刊物的骨架；专题则相对灵活，时无时有，内容也不时变化，属于一群文章的临时云集。当然，一系列的专题集结，也可转化为栏目。
以栏目和专题之别来观察1949～1966年间的《人民文学》，可以说《人民文学》的专题多于栏目。《人民文学》在创刊之初，除了偶一为之的“读者来信”，根本没有栏目。所发文章在《人民文学》的目录中，仅以空行分隔，篇名后注以文体之别。但文体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文体是否准确，让人起疑。比如“论文”一项，专业研究的文章被标为“研究”；宣传文艺方针、理论，或发布文艺号召的，才称为“论文”。如陈沂的《把我们的创作认真地组织起来》就标为“论文”，见《人民文学》1951年3月号。到1952年6月，《人民文学》经过全国期刊整顿，丁玲也已代艾青任副主编，目录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小说”、“散文·报告”之类的栏目。但栏目很少。到1953年5月，也就是邵荃麟、严文井分别正式接任茅盾、丁玲前夕，不仅栏目取消，目录上的文章连文体也不再注明，仅以空行分隔。（当然，特殊的文章，如剧本、民族史诗会特意注出来。但这些篇章很少。）目录页一派简明。这一状况持续到1954年12月，目录开始改进，栏目不但呈现，而且开始丰富，“小说”、“诗歌”、“散文·报告”、“论文”之外，多出了“政论”。
邓拓的《公社千秋》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10月号“政论”栏目。
从1954年12月到1958年4月，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为核心的栏目设置格局一直未变。随着邵荃麟离去、严文井升为主编，从1954年开始，各种栏目如“戏曲剧本”、“电影剧本”、“儿童诗”等纷纷出现；然而，从其出没的突然性来看，与其说它是栏目，不如说是文体的“专题”。1958年4月，《人民文学》新的领导层张天翼、陈白尘等入主3个月后，栏目设置又回到了邵荃麟主政前的状态：无栏目，不注文体，仅以空行分别。到1964年1月，大量“工农兵”的作品充斥于版面，似乎为了将“作家”从其中区别出来，篇后注文体的做法才重新呈现，但栏目仍是没有。只是代替陈白尘任副主编的李季“组织”了许多“速写”，也连续发表“故事”，所以，1964年4月后，《人民文学》才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故事会”和“速写”栏目。只是这“速写”栏目并不以“速写”二字出现，而是填空式，即“某地 速写”，如“上海速写”、“西昌速写”，诸如此类。到1965年2月以后，还能持续几期的栏目也就剩下了“报告文学”。
1966年5月，《人民文学》“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整个版面就是六篇文章；几乎有1/4版面之大的，仅是黑体大字的一篇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栏目往返出没、频繁变动的背后，体现着变动的主编层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也折射着捉摸不定的时势变幻，甚至包含人事、权力的斗争。
在《人民文学》停刊前的1966年5月号，整个目录中转载《解放军报》的两篇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版面。
《人民文学》上的各种专题，更是光怪陆离。最热闹的1964～1966年，主编们对时势需要的考虑似乎完全超过文学，各种专题呈现出泛滥之势。因此，能在一个时期内稳固一种栏目，对主编来说已属幸运。
诗歌、小说、散文、报告作为栏目，其实是让文学回到五四以来的文体规范，以类别的沉静来区别于喧嚣的时势。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刊物无主张或不主张的表现。《人民文学》的主张，更多由专题承担。专题不仅表明主张，而且这主张还相当强烈。比如1960年7月号，赵树理、冰心、楼适夷的文章并列入“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只是这种专题表达主张的方式，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直接将文学当做了武器。
在无主张的文体式栏目和武器式的专题之间，《人民文学》1956～1957年的“短论”和“创作谈”就显出了独异。自1956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出现之后，这两个栏目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稳定出现。它们有别于专题者，在于稳定；有别于文体式栏目者，在于主张鲜明。而且，主张表达的方式，内收于文学，以文学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事情。
“短论”作为标示文章属性的方式在《人民文学》上很早就曾露头，1953年还曾以栏目出现过两期，但只有到了1956年1月，它才真正以栏目在《人民文学》上稳定下来。在该期《人民文学》上，“短论”在版面上的样子，相对于其他栏目或者文章标题来说，显得非常瘦小。其他栏目多为横体，呈凝重稳固之势，栏目下的文章名称多为宋体四号，头题文章则变以黑体。“短论”的栏目头却是竖排， 集中发表各种言论的栏目“短论”从1956年2月开始固定下来，成为《人民文学》那一时期鲜明表达主张的阵地。
给人以倔强挺立之势，文章名称以仿宋小五号排出。栏目、文章二者整体搭配，在美术效果上呈现挺立而不张扬之感。由版面整体来看，区别于其他的方式，使“短论”于瘦小中见抖擞。这一美术设计潜在的表示，是它小、不起眼，但锐利。
1956年1月号“短论”出现之后，所论既涉及现实问题，又关乎文学事情。2月号后明显向偏重文学，但又分文学环境与文学创作两种。5月号索性推出“创作谈”，承担文学创作方面的讨论。自此，二者形成分工。一直到1957年8月号，二者或同期或交错，一直未断。
但1957年7月号的“革新特大号”（批判者称之为“毒草专号”），二者已经消失，只是在新设的“作家论坛”中还见其踪影。1957年8月号上，小而锐利的文章还在，但已是叶圣陶、沈从文、臧克家、艾芜、王瑶等人批驳“右派”的文章，虽着眼于文学现象，味道已经大变。1957年9期，连“反右”的文章也不再采取之前的“言论”方法，“短论”和“创作谈”彻底消失。1958年2～9月，“短论”作为栏目还曾恢复；1959年7～9月，“创作谈”也曾再现，不过，都是与“双革”互为表里罢了。
虽然“短论”和“创作谈”稳定存在的时间不过一年有余，但它们代表着《人民文学》最为独立的时期。就问题的针对性和一致性来说，它们又是“双百”前后文学脱离束缚、追求个性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