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原名钟阿城，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祖籍四川。十二三岁时就已遍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等中外文学大师的著作。高中未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去山西农村插队。后又转内蒙、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文革”后，经范曾推荐，被《世界图书》编辑部录用，重返北京。1979年，协助父亲钟惦棐撰写《电影美学》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得到启发，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中，耳濡目染，博古通今，为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思潮的主体是“寻根文学”。从审美表现形态和主题意向上看，呈现相当复杂的多样性。但从他们所寻找的“根”来看，首先是传统的文化哲学观。由于长期以来种种历史原因和文革的浩劫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断裂，从而影响了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因此，“寻根文学”就是要把当代文学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自觉地“续接”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寻根文学”是在对民族文化底蕴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而阿城的《棋王》等，正是代表作品。阿城从1984年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棋王》、《树王》、《孩子王》三个中篇和《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迷路》等短篇，此后还有《遍地风流》问世。而阿城的“三王系列”以它的老辣纯熟的形式面貌，独到的艺术力度，以及内底里透露的作家自觉意识的深度和全面的眼光，都使文坛震动。那么《棋王》的独特成就是什么呢？
按题材划分，《棋王》属于“知青”小说，写一个青年王一生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和追求。但是，角度新颖，与众不同。在一般“知青”题材的小说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件是绝对的主体，是一切人物命运、纠葛、悲欢离合的主宰力量。事件支配着人，人的变化与事件变化紧紧相随。而《棋王》的迥异之处在于：主要写人，写人生。小说四章，以“我”为叙述线索，从客观视角描述了知青群体的生活场景，同时讲述了王一生个人传奇。在故事情节的前三章中，王一生的行动还是融合于知青群体、农场劳动生活之中，个人与群体线索齐头发展，但是故事发展到高潮第四章——参加九连环车轮大战时，小说转换了结构中心，王一生上升为叙述中心——成了王一生参禅悟道的生命追求。“知青”上山下乡事件成了背景。“这篇小说突出了人是自己的主人，人不会仅仅是被历史的狂风吹来卷去的沙砾的思想，表现了一种新的强力。”
对于知青形象的塑造，也出手不凡。读者所熟悉的知青形象，或把上山上乡视作畏途，或将其看作壮举。原因在于他们大都出身城市中上层人家。而王一生则出自城市下层人家，挨过真正的饿，在城里难以解决肚子问题，而“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所以对上山下乡持知足常乐的态度。在贫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困扰下的农场强体力劳动中，能随遇而安，旷达超脱，这可真是个特殊人物。原来他在“文革”乱世中寄情棋道，是个棋呆子，以棋排忧解愁，求得心理平衡。小说在这里既避开写知青如何进村，过生活关、劳动关，又未写恋爱、上调、悲欢离合等俗套，而突出两件大事：一是馋吃，一是迷棋。文学作品写吃者并非鲜见，如《邦斯舅舅》写馋，《美食家》写品赏美味佳肴。而《棋王》则从人生第一需要的角度写吃，写王一生对于吃的虔诚和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惨无人道。”而他的吃相则甚恶：“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了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用整个食指抹进嘴里。”如此凡人小事，置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上来描写，不仅寄寓“民以食为天”的哲理，而且包含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严峻思索。正如阿城在《一些话》一文中所说：“如果有什么人为什么目的，不惜以我们的衣食为代价，我和王一生是不会答应的。”小说从“吃”的方面对“文革”给予否定，便是对现行的富国为民政策的肯定。
王一生的“吃论”、“吃相”，说明他肉体饱受饥饿；王一生迷于棋，精于棋，说明他精神饥饿。这里“吃”和“棋”使小说两大平行内容互相映衬、互相生发，谱出一曲诅咒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二重奏。“何以解忧？唯有下棋。”“棋呆子”王一生不看地点、场合，逢人便求对弈。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困于精神饥饿的又何止王一生一人？几乎《棋王》中所有的知青，都是在精神饥饿之中呻吟，他们没有娱乐，没有文化，没有理想，这是怎样贫困的社会，怎样野蛮的年代！
王一生心醉神迷于棋道，不谙世事，不近流俗，似乎派仗冲突、大串联、离愁别绪，蹉跎岁月，都不能搅乱他内心的平静。他“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扰。寄情棋道，以此排扰遣愁，正是他不愿意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在王一生学棋经历中，他宁肯拜一位捡破烂的老头儿为师，却不屑以一个国内象棋名手为师。那对“气”和“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而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
王一生虽然嗜棋如命，但是同学脚印用一副家传名贵象棋从地区文教书记那儿换来的参加地区大赛的机会，他却拒绝了。他处处卫护中华棋道的纯洁与尊严。显示着王一生既谦卑，又傲骨棱棱；既痴呆，又聪慧过人；旷达中有悲慨，通脱中有执著，外柔内刚，坚韧沉着。他在同时与九位象棋高手下盲棋“连环大战”中，用自己的整个生命作了辉煌的一搏，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取得胜利后激动得泪流满面地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可见王一生有骨气、有操守，终于成为“棋王”，展现出一个被肉体与精神双重饥饿所折磨而仍然不肯低头、不甘沉沦的灵魂。这与始终奋发向前的中华国魂相通，也与至今还在同贫困愚昧作不懈斗争的人类精神相通。
《棋王》的不同凡响还表现在它的语言运用方面。首先，作品语言平实简约，无藻饰，不铺张。小说注重平实的叙述，摒弃繁缛华丽的描写，句型短小紧凑，主干突出，干净利落。例如棋呆子挤地头下棋一段：
“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像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这平实俗白的叙述语言风格，它简捷干脆而又内涵丰富，言简意赅而饶有韵味。这是作品语言在形态方面的特征。
其次，作品语言在功用方面的特征更为难得。它取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之长以补间接造型的语言艺术之短，写物图貌，造势型形，追求空间结构感和直观视觉效果。例如写王一生与九人“连环大战”一段，是这样为棋王塑像的：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这简直是一幅形神兼备的水墨画，又似一尊生气逼人的雕像，情态毕现，尽传精神。
这篇小说采用白描手法和平实简约而带幽默意味的叙述笔调，具有传统的民族风格。这是阿城专意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尤其是《儒林外史》一类吸取营养，自成一格。王蒙说：“我久没见过见这样的文学、这样的文体、这样的叙述风格了”。“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细密有致，刻画入微却又惜墨如金。”对这篇小说的语言特色给予了恰当的概括。
参考书（篇）目：
1.王蒙：且说《棋王》，《文艺报》1984年第4期。
2.曾镇南：《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4期。
3.郭银星：《阿城小说初论》，《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