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祖先
民间常说：我们是山西洪洞县老鸦窝人氏。依照家谱的记载，黄家的祖先原来世居山西洪洞县的鹊喜村，明朝永乐二年（14 04年）迁来汶南。汶南就在泰山脚下，汶水之南，现今宁阳县北境。明成祖起兵“靖难”，兖州一带曾有大战，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这一带成了没有人烟的废墟。朝廷就从别处移民来填补空地。
黄家的祖先名叫黄鉴的，带了家小最早来到汶河南岸的黄家崦定居。大战之后，赤地千里，田地无主，自由垦殖。所幸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茂盛，黄氏劳力操作，血汗经营，渐成富户；子孙繁衍，自食其力。
到了明朝末年，地方秩序紊乱，土匪出没，打家劫舍。有个名叫秦景的土匪头，在彩山聚众，占山为王，最是凶残。他经常洗劫邻村，杀人放火，村民四散逃命。只有黄氏家族联合南海子村韩氏、孙家滩孙氏，守望相助，屡挫悍贼。秦景怀恨在心，出其不意，倾巢围攻黄家崦，先祖黄崇儒、黄罢、黄条等都力战而死，土匪也伤亡惨重。黄氏家族纠合余众，退守村舍，血战昼夜，土匪终不得逞。其后有本县志士朱克配组织义勇军，围剿彩山土匪，黄氏族人踊跃加入，共同把秦景诛灭。
清朝甫定，天下又见太平。而汶河沿岸风沙越来越大，于是黄氏家族大部分迁到三里以南的添福庄上。这时人口繁盛，支脉分歧，其中属先祖黄廷弼一支最为旺盛。这一支的治家格言有八个字：敦本，力田，诵诗，读书。敦本就是要务本、不忘本、确保老本，为人要敦厚老实，不投机取巧；力田就是努力种田，努力耕作，自食其力；诵诗是朗诵诗词，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就是诗歌，诗歌能启发智慧，净化心灵，中国人的老祖宗讲“诗教”，黄氏的先人教子孙要诵诗就是遵循诗教的意思；至于“读书”就不必多述了。从黄家崦南迁添福庄以后，黄氏家族平稳发展，到了道光年间，黄家出了两个天才儿童：哥哥黄恩澍，道光五年进士，早亡；弟弟黄恩彤，道光六年进士，出任公职，4 9岁归田，一共做了23年的清廷要员。黄恩彤曾参与南京条约的谈判，出任广东巡抚，致力筹措赔款、索还舟山及鼓浪屿群岛等事务。但他的战略理念不合当道，便急流勇退，告老养亲，回到故乡，著书立说，教育子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二、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190 0-197 6）名禧麟，字吉甫，少失怙恃。祖父彦怡去世时他18岁，祖母服毒殉节。幸而母亲已过门，她有智慧而贤德，襄助父亲主持家务。父亲念过几年私塾，没进过学堂，他的学问多半源于看的一些章回小说。日军来袭，全家逃到曲阜避难。他把很多时间花在麻将桌上，他的牌艺很高，有“牌神”之誉，可是牌神并不一定赢钱，反而输的时候多。他抽烟是把烟装在烟嘴上一支接一支地烧，并不吸进肚里。至于喝酒，两餐都不能少，小酒壶用开水烫热，两三杯而已，我从不记得父亲喝醉过。
那些年父母之间常有争执，多半是母亲说道理：她总是条分缕析地检讨父亲的不是，而父亲总是理屈。以理服人是母亲的家教，学得最好的是姐姐，她也能分析事理叫人心服口服；我也学到一点，往往叫人口服而心不服；至于其他兄长弟妹就差得更远了。
父亲对我特别严格，因为两个哥哥都成家早，姐姐受全家喜爱，弟妹幼小，而我又最顽皮，常受体罚。
局势稍定后，全家从曲阜迁返老家，住进荒芜了18年的房子。学屋院和家祠里堆满了一叠叠的木刻版，我现在想有可能就是辛亥世谱的原版。再就是满地的手写文稿，都是工笔小楷：有书信，有公文，也有奏章，可能都出自恩彤公以下师门公等人的亲笔。父亲带着两个哥哥整理这些文件，清理出三大叠，送到曲阜去装裱成三大册，我的印象很深。
曲阜逃难以前，地方上很不安宁，父母亲曾把一些老瓷器装成一缸埋在院子里，并在上面种了一棵石榴，这时候也查证了一次。这批瓷器直到“文革”时四弟报请县政府挖出捐献了。
1946年宁阳县城光复，地方上各种势力往来冲突，民不聊生。尤其地主，他们不怕共产，却怕清算斗争、群众公审，只好再逃。1 945年11月父亲带我从大汶口上车逃往济南。我们先是投奔大姨夫张巨川，他和汶上的表姐夫孔令溪先来济南借住张家亲戚的房子。不久我入营当兵，父亲搬进宁阳同乡会当起香烟小贩，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谋生记录。不久二哥也来到，他们父子共同做这个生意，大约不到一年，就都回家了。
解放后各人都回到老家。土改之后，父母亲被分配在楼后面的厨房居住，各种运动都熬过去。196 6年以后，他们受到我的接济，也过了几年较好的日子。有一年我寄回家中的旧衣里放了一块手表，在那个年代手表是很宝贵的，父亲每天带在身边。
父亲于1976年1月20日在添福庄故宅去世，是睡过去的。当时父母亲住添福庄，侄儿昌雷住附近，四弟在城里教书，艳玲三岁，睡在爷爷脚头，给爷爷暖脚，早晨发现爷爷过去了。周总理也是这一天逝世的。
母亲崔氏（1900-1993）和父亲同岁，与世纪同年。她是姥娘的次女，上面尚有大姨、大舅、二舅。母亲很有智慧，最像姥娘。她读书不多，但可以看书信、看小说，1 8岁嫁到添福庄管家务。母亲自幼信佛，心地慈善，待人宽厚。她生育了七个儿女，其中大哥、二哥、四弟都自幼体弱多病。她一生经历了众多的苦难，大哥、二哥、姐姐、七妹都死在她怀抱里。她熬过了黑暗的岁月以后，晚年进入佳境，在儿孙、亲朋环侍下安享了2 0年太平岁月。
1977年冬，我第一次回乡探亲，暌隔3 0年后又见母亲，我不禁匍匐在母亲的膝下痛哭，母亲说：“孩子别哭，起来！我都不哭，高兴还来不及哩！”
此后每隔一两年，我都会回来偎着母亲住上十天半月。有时也带妻女同来，母亲很喜欢凤西和孩子。四弟的两个女儿和我们的两个同岁，四个孙女挤在奶奶床前听奶奶讲故事。这都是甜美的回忆。
整个八十年代末期、也就是母亲八十多岁的那些年，是最丰盛的年代、最幸福的年代，母亲身体壮实，虽然瘦弱，但无病痛；国内实行开放改革，形势一片大好，人人心情舒畅；世界上经济繁荣，我的出口贸易畅旺，常常在业务旅行时带上家人一并探亲访故。
母亲住在弟弟学校宿舍，儿孙围绕，平时爱看电视广播剧，看通俗小说，和邻居老师们打麻将，逢年过节嫂子们带孩子来请安问好。大家都摘了“帽子”，安排了工作，迁移了户口，这叫做“落实了侨务政策”。
母亲不爱出门，莫说外国，连住过18年、只有一小时车程的曲阜，她也决不回顾。她爱清静平淡的生活，清心寡欲。她的座右铭是：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心静自然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