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郊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收入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惰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几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反映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的样子”。
其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其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其四，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兴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见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蒙学教材的大发展
宋代的蒙养教材，较之唐代，在内容体系方面更为完备。就内容的分类来讲，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求》，刘班的《两汉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求》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蓬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写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与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侧，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喻户晓的蒙养教材之一。
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给“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识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