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是较教会学校起步稍晚的西学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也是19世纪60年代至1895年之间、由少数开明的上层官僚主办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近代教育形式；在改良主义教育尚未实施之前，洋务教育始终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一度成为“同治中兴”的象征性政绩。
同文馆的创建与早期洋务教育
清末官方的教育改革以洋务教育的实施为主体，而洋务教育的实施则以同文馆的创建为开端。洋务教育的产生，有着众所周知的特定背景：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对外交涉的屡屡失误，以及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清廷痛感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及中国军事、外语、机械人材短缺的弊病，并决心借兴学谋求自强。
1861年1月13日，长期主持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在一篇陈述“御夷之策”的奏折中，备论“夷祸之烈极”，主张揆时度势，权宜办理夷务，并提出“以救目前之急”的六条章程。在这个章程的第五条中，主张在原设的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选各省的八旗子弟十三四岁以下之天资聪慧者各四人，学习英法美三国文字。1862年8月，在奕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同文馆正式成立。
同文馆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学校的萌生。但早期同文馆办学的六条章程，全部是仿奕旧照照俄罗斯文馆的旧例。学生的名额照俄罗斯文馆旧额不得逾24名，馆中的月课、季考、岁试也一切仿照旧例。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曾规定俄罗斯文馆五年馆试一次，考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同文馆除改为三年一试外，其他也一切照旧。至于该馆的管理体制及有关教习、经费的制度，也大体不出旧学的范畴。因此，早期的同文馆除教学内容之外，与清代旧有的官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同文馆的教习，原拟从广东、上海两地挑选谙解外语的中国人担任，但此二地或称“无人可派”，或“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因而不得不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另聘候补八旗官学教习作澍琳充汉文教习。1863年，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并分聘法国传教士司默灵、俄国人柏林担任法、俄文教习。
1866年12月，（同治五年十一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在总结同文馆五年来的办学经验时认为：同文馆所收八旗幼童经五年的学习，虽于洋文洋语尚能领略，但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穿，以期功力所限，难期速效。洋人制造的机器、火器等件，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中国若干“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但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因此，奕提出下列三条建议：第一，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格致原理，以克服，“以往不从根本上有著实功夫，学习皮毛，无裨于实用”的弊病。第二，提高学生的档次，从满汉举人及“五贡”正途生员中挑选20岁以外者，入馆肄业。第三，聘请洋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斯道成于下，即艺成于下，数年以后必有成效。
奕所提出的上述三条建议，即可提高同文馆的声望，又有利于在旧学制内推广自然科学教育，并可缩小新学的反对面，扩大选择生员的范围，也有助于折衷调和中西学问的冲突，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富于见识的主张。可是，事实上，除第一条增设天文算学的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外，他的后两条建议却遭到朝野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尽管奕逐条反驳，并在所拟的天文、算学馆章程中，将该馆招收生员的对象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但最终因受旧势力的顽强抵制及浮言所惑，无复有科举出身及五贡正途者投考。
自天文算学馆在1866年创设以后，同文馆才由一个初级的外语学校，变为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实用科学的学校。扩充后的同文馆课程在原先的中文、外语之外，逐步增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课程。1867年初，以“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的太仆寺卿徐继畲担任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同年经广东抚巡郭嵩焘推荐，任命“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海宁学者李善兰担任算学馆总教习；同治七年（1868）任命原在馆内担任英文教习的丁韪良为同文馆首任总教习，并陆续增聘了化学教习毕利干、医学教习德贞及法文教习华必乐等中外学者。同文馆至此逐步走向了正规发展的道路。
同文馆在19世纪60年代，是早期洋务教育的主要设施，它的创置为洋务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开辟了道路。在同文馆的带动下，洋务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纷纷效仿，兴办洋务学堂，使洋务教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了初步的声势。诸如：李鸿章于1863年创办的上海同文馆（又称广方言馆）、1864年创广州同文馆，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均在当时的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都属于早期洋务教育的重要设施。这些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的外语、军事技术人材和外交骨干。像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福建船政学堂）、曾任首届驻日本大使的汪凤藻。驻法大使庆常、出使英国参赞张德彝、民国农商总长周自齐、驻荷兰大使唐在复、驻日、比大使杨枢、驻俄大使刘镜人、驻法公使胡维德、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等等皆毕业于上述学校。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推动中国近代化、介绍西方先进的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林永升、刘步蟾及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黄祖莲等北洋水师将领，在甲午海战中英勇抵抗日军侵犯、壮烈牺牲，尤为国人所敬仰。仅此而论，早期洋务教育的成果也是不宜一概抹煞的。
洋务教育同旧学观念的冲突
在创建和扩展同文馆的过程中，洋务派一开始就遇到了以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为首的朝中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双方围绕着是否聘任洋人为教习和录用科甲、五贡正途出身者为生徒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倭仁支使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张盛藻在一折指责同文馆的奏文中，阐述了反对洋务教育的种种理由。首先，他认为：同文馆设置算学馆，学习西洋天文算术，在《尚书》以来的任何古籍中均找不到先例，可谓名实不正。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已属完美无缺，诸如清朝所颁行的宪书（天文、历法之类志书），“一遵御制数理精蕴，不爽毫厘，可谓超轶前古”，无须再学西人技艺，最多也不过是参用洋人算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而已。第三，正途科甲人员当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图谋自强，也应以整顿朝纲、严明刑政赏罚、求贤养民、崇尚气志为本，而不可借助机巧之事物。第四，科学技术之类的知识可由工部选精巧工匠或武弁之有心计者专心演习，不必由科甲正途官员肄习，更不必列入官学课程之中。
在张盛藻的奏本被上谕驳回之后，倭仁又亲自上折，备述洋务教育之害。他在奏文中认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并称中国天地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倭仁指出夷人侵犯中国，凭陵我畿甸、焚毁我园圃的事实，认为夷人是我仇敌，岂可反拜之为师？同时，他力主倡导读孔孟之书，讲明义理，伸张正气，抵制西方宗教的煽惑，认为按照奕等人的办学主张，则必然导致变华从夷、“不尽驱中国咸归于夷不止”的后果。此后，倭仁又多次上奏，指责同文馆聘夷人教习正途，“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怀疑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彼纵阳为指授，也必另有诡谋。
倭仁等的见解遭到上谕的批驳，奕等人也据理分辩。在同治六年（1867）上半年中的几次奏本中，奕逐一反驳倭仁的主张，并为同文馆之设置做出种种的辩解。首先，奕指李鸿章像出倭仁所论“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与自己未曾经理洋务之前的见解相同，但在强虏面前，学士大夫陈义虽高，却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并称：“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筹思长久之策，非兴学不足以谋自强。学习外语、机器制造诸法、教练洋枪队、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请开天文算学馆，也概因于洋人制胜之道专以火器、轮船为先，而制造巧法又由算学入手而已，决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至于考选正途人员，也因其读书明理之人，存心正大，既能抵制洋人的诱惑，又有助于提高教学的水准。其次，奕分析洋人之所以敢人中国肆无忌者，盖“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淡，纷争不已”。他讥讽朝中守旧大臣：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可折冲樽俎，制敌之命。
洋务派另外几个代表人物李鸿章、左宗棠也先后上奏，支持同文馆的设置。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一篇奏文中，赞扬“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称“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并认为翻译、学习西洋所擅长的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及有关著作，“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1866年，左宗棠在奏请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折子中，更明确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黍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他还比较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主张取外国之长补我之短，并提醒人们注意东洋日本派人留学英国，为仿制轮船张本，数年之内必将形成可观的海军力量，要求尽快创建中国的轮船制造业，发展新式学堂，培养水师人材。
在洋务派的大力倡导下，早期的洋务教育得以排除守旧势力设置的障碍，继续办理下去。但是，正如奕所担忧的，倭仁身为帝王之师，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等显职，且“久著理学盛名”，故“其论出而学土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洋务派虽然在保留同文馆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但反对者倭仁却“被一时清议极推服之”，1867年，一个候补的直隶知州杨廷熙上疏称春夏久旱不雨，屡见阴霾蔽天，是天象示警，只有撤消同文馆，才能“弭天变而顺人心”。其疏虽被上谕斥为“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但京师竟“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俞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一些士儒也多写上“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和“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对联贴在门前，像郭嵩焘、丁日昌这样竭力推进洋务事业的官员“皆以汉好奸见摈于清议”，奕则因此获得了“鬼子六”的绰号。可见洋务教育在克服守旧势力的阻碍方面，确实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当然，洋务教育决非全盘的西化，在早期的洋务学堂中，中国传统的经史学问仍被视为“正学”，并占有很大的课程比例，这反映了洋务教育办学的宗旨。它贯穿于洋务教育的全部过程，最终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
洋务教育的鼎盛及其内容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洋务教育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洋务派在朝中顶住了守旧势力的反对，并占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相当一批重要的督抚职位，在中央及地方均形成为显赫的实力派，因而得以大力推进洋务学堂的建设。
19世纪60年代创办的早期洋务学堂的扩展和完备化，是洋务教育鼎盛的重要标志及内容之一。早期的洋务学堂不仅教学内容粗浅单一，学科种类也不完备，且师资力量单薄、学生数量太少，管理体制混乱，往往人浮于事，徒具虚名，远不足以负初创者的期望。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在60年代仅设英、法、俄及算学四馆，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无一定标准，学生人数每馆仅限于10人，所聘的洋教习虽有少数优秀学者，但多有滥竽充数之徒，像德国人方根拔，自称对天文学一窍不通，却敢于充任天文学教授，就连总教习丁韪良也承认他是个一心只想赚钱的江湖骗子；同文馆之教习设置也不完备，1866年赫德曾在英国聘请了化学、天文、法文、英文、军事诸科教习，而实际到馆授课的只有化学、法文两教习毕利干与李壁谐。1870年之后开始改组扩建，先后增设了医学馆（1871）、德文馆（1871）、格致馆（1888）、翻译处（1888）、东文馆（1897）。教学课程也在原先的外语、国文、算学及化学之外，增设了万国公法（1869年底，丁韪良主讲）、医学生理（1871，英国医生德贞主讲）、天文（1877，美国人海灵顿，俄人费礼饬主讲）、物理（1879，英国人欧礼斐主讲。）1876年清廷又正式公布同文馆八年课程表，规定：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同文馆学生人数也有大幅度增长，由原先的30人增至1879年的100人，1888年又增至125人。教师的设置也趋于完备，除汉文教习以外，1870年至1895年陆续到同文馆任教的外籍教习，总数达35人之多，主教的学科也包括了同文馆所设的全部课程。同文馆的教学研究设备也有增置。1873年附设印刷所，备有中文及罗马体活字，负责印刷了大量同文馆的教材和师生译著；1876年，设置了化学实验室及博物馆；1888年又增设了天文台及物理实验室。至此，同文馆已由一个初级的外语学堂，演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近代中级学院，并具有相当的规模，实可视为洋务教育的一大功绩。
创建新的学校，扩大学校的种类的规模，是洋务教育鼎盛的另外一个标志和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所建的新式学堂达30余所。这类学校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兼习西学的外语学堂，主要有刘襄勤于1887年创办的新疆俄文馆、刘铭传于1888年创办的台湾西学馆、长顺于1889年创办的珲春俄文书院以及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其二，军械技术学堂。除早期的福建船政学堂之外，主要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1874）、工艺学堂（1898）及1880年刘坤一等人创办的广东实学馆（又称西学馆）。其三，专业技术学堂。包括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工种。主要有1876年丁日昌创办的福州电气学塾（又称电报学堂）、1880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创办的上海电报学堂、1881年李鸿章赞助创办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津榆铁路公司创办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2年创建的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其四，水师、武备学堂。这属于专门培养军事指挥人材和训练作战技术的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有1881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7年张之洞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又称南京水师学堂）、1885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张之洞于1895年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及江南陆师学堂等等。
这类新设的学堂，其办学宗旨及课程内容的设置更加务实：在处理中西学术的关系方面，更加突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而在分设学校的种类方面，则明显地将军事教育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专业技术教育，置于重要的位置。譬如：在70年代至90年代中创办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军械制造及专业技术学校占了10所之多，武备、水师学堂占了18所之多，几乎为新建学堂的90%。其他与军事关系较远的学科，如：农业、渔业、金融、交通、水利、商业等等。虽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却没有占据丝毫的位置，惟湖北自强学堂一度设置商务斋，但也因其流于空谈而少实际，不及三年便又停办。这说明：洋务教育虽然声势很大，费资亦钜，但过分注重军事方面的单一实用价值，流于片面发展的弊病。洋务教育作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在国家屡遭外国军事、外交凌辱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外语、军事技术及军事工业教育，也是必然的选择。但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之后，仍然无视建立全面综合的近代教育体制的必要性，无视普及国民教育的重大意义，对于教育改革的进程也无一个统一整体的全国性规划，这就必然成为一种畸形的教育，不仅后继发展无力，而且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及工矿、铁路、电报、船政企业陆续建成，清廷耗费巨资创建了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亟需大批的工业技术人材和能够掌握操作机器生产程序的技术工人，而水师官兵尤其需要进行近代化的海军技术操作、维修及作战知识的训练，大批的军事学校及专业技术学堂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客观需求才陆续建成的。这一点，是导致洋务教育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早在1867年，洋务派人物沈葆桢在谈到发展船政事业的前景时，就明确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其理由就在于：只有培养出具有西洋制船、驾船、修船知识技能的足够人材，中国的船政事业才能切实起步。1880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请求创办天津电报学堂的奏文中，也首先备述了电报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价值，并称“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倘若中国再不建立自己的电报以通气脉，就必然在今后的战争中失去“兵贵神速”的优势，而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材，则是发展电报事业的前提条件。四年之后，李鸿章在谈到天津水师学堂的创置时，也称北洋筹购铁甲快船，以管驾员弁需材甚亟，并称：“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材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至1889年，洋务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之洞，在《增设洋务五学片》的奏文中，谈到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当宜讲求的理由时，也完全是从富国强兵的客观需求出发，称之“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如称：开矿为西洋富国首务，将来中国创兴铁路，用铁益广；轮船日富，用煤益多。当使中国之材足供中国之用，必宜讲矿学。提炼五金。精造军火。制作百货，皆由化学出，故中国宜讲化学。再如：农桑为生民之本业，方今生齿日多，灾殄时有，非讲植物之学则不足以尽地力。如此种种，足以说明：洋务教育作为中国自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盛发达，正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日益开放、洋务运动日益深化的一个侧面。
当然，洋务教育的鼎盛还表现在留学教育事业的开展及图书、报刊翻译、出版事业的兴旺，这些都是丰富和深化洋务教育内容的重要途径。
洋务教育的衰落与终结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检验洋务运动及其教育成果的关键性事件，而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则标志着洋务运动及其教育事业的破产。
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咎于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无能。但若仅就战争中军事较量而言，这其中的很大的程度上包含着两国教育的较量。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军事装备及数量来看，日本绝无必胜之条件。清朝的北洋水师较日本海军建置早、装备也更精良。当1892年北洋水师的定远舰、镇远舰出访日本横滨时，日本只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的巡洋舰，自叹：“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并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大多数西方人士也都认为：日清较量，清军获胜的理由更为充足。德国的参谋本部更认定日本绝不可能获胜；当时担任北洋船队顾问的英国人琅威理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时甚至断言：“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但事实上，仅从军事装备一点，是不足以推断出战争胜败的结论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逐步建立了一个较完备的近代军事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人材，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基本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在征兵制实施之后，为军队输送了文化素质较高的兵员；特别是在海军，所有的士兵几乎都受过完整的小学乃至中学教育，其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技术的能力较强。日本在中小学阶段就普遍进行军事训练。1893年，平阳学者黄庆澄参观日本锦城学校时，就对那儿“洋枪罗列”的“讲武之区”，留下深刻印象。
晚清的情况正好相反，对日作战的主力是由淮军发展来的，这类似于日本征兵制实施之前的旧式藩属军队。近代化的天津水师学堂，虽在1881年既已创建，但由于经费短缺、管理不善、贪污腐化及教学周期过长，培养人数过少，再加上大多数营勇抵制和排斥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士官生，绝大多数水兵又都是文盲，根本不能充分有效地运用近代化的军事设备和战术手段进行作战。就此而论，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输在了教育上。对此，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这种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主要是由洋务派过分热衷于少数专业技术人材的培养而忽视国民义务教育。早在1884年，像郑观应这样的有识之士，就曾向当局敲过警钟。在《盛世危言》中，他说：“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回之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据日报云：现计其能管驾轮船机器武备各员者，每业约有数千人，通化学矿学制造机器者，每业亦有数百人。我中国人民土地十倍于日本，而所设西学堂，所育人材，尚未及其半，恐他日海军有事，人材不足工《考试》）。曾长期担任驻日使节的黄遵宪，在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历史、政治、军事、教育等国情后，著《日本杂事诗》及《日本国志》备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展小学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的重要意义。甲午战争失败后，有人对黄遵宪说：你的书若早一点儿让大家看到，价值可抵二万万两银子。但在甲午战争前，既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黄氏反而因此被斥为“乱臣贼子”、“罪大不可逭”。1899年，一位考察过日本教育的中国女士钱单士厘，也曾痛切指出：“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她批评洋务教育“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并提出：“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
总之，洋务教育的破产，虽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其标志，但这种战争上的惨败，也实导源于洋务教育自身所存在的致命弱点。作为一种全力服务于军事目的的教育体制，在甲午战争彻底失败以后，已经失去原有的活力，从此一蹶不振也是必然的结果。而且，数额高达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也使清政府国库枯竭，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再也无力支撑这些成本太高、收效甚微的洋务学堂。同时失去了战争活力和财政来源的洋务教育，必然地衰落下去。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后，仍然有一批武备、水师学堂陆续问世，以求重振国力，但无异于回光返照，最终不能挽救满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
事实上，早在洋务教育初创并臻于鼎盛的时候，就已播下了最终要导致其失败的种种恶因，甲午战争的惨败只是加速了这一颓败的过程。首先，洋务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求谋自强之道，毋庸说是为了延长腐朽的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洋务派，还是以倭仁等人为首的顽固派，认识都是一致的。其次，洋务派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较顽固派的主张有很大的进步，也不失为折衷中西文化冲突的一项策略。但在这一前提下，任何教育变革都不得触动封建的纲常礼教，不得触动封建国家的政体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正因为如此，洋务教育进行了几十年，都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国家教育体制的宏远规划和建设。洋务派幻想在丝毫不触动封建教育旧体制的前提下仅作最小限度的改良，便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结果必然只能是到处碰壁，难免失败的命运。再次，洋务教育本身也存留着种种的劣根性，这是腐朽的满清政治制度及其弊病在洋务教育内部的必然反映。以同文馆为例，清廷虽对其寄以重望，并不惜重金维持学务，但其内部管理却十分混乱，种种腐败的现象，与旧式官学并无二样。1883年，监察御史陈锦在一篇奏文中揭出同文馆内部的四大弊病：考课不真，学生与副教习联络声气，试则前茅，食则全俸，叩以算学则茫然不知。铨补不公，保举一节，尤多蒙保、混保之弊。奖赏不实，学生本多寒峻，提调赳扣学生应得奖赏，中饱私囊，吮众人之膏血，肥自己之身家。馆规不严，提调晚餐醉饱，食足洋烟，概不过问馆内大小事务；苏拉效尤，作乐唱戏，喧哗达旦；学生酗酒赌博、荡检逾闲。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此外，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开埠以来风气稍开，但大多数官绅仍满足于自守，眼光短浅，兴办洋务教育的初衷，原不在拓展国力，走向世界，而是为了御敌自守的实用目的，故洋务教育的规模狭小，拘束小器，素无泱泱大国风范。相当一批工艺技术学堂，只是为了训练所在地区或所属企业急需的技工，任务一告完成，学堂便自行停办，可谓是浅尝辄止、如同应时一般。即使没有甲午战争这样的重大考验，洋务教育自己也会迅速衰落下去的。当然，洋务教育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尽管它是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的教育措施，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