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有重视实利，轻视礼乐的传统。早在前6世纪初，辅佐秦穆公“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的由余，就视诗书礼乐之教为祸乱之源。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倡导刑名之学，直斥务学“以诗书为教”、“其国必削”。而“民不贵学”，反倒“国安不殆”。秦灭六国前夕，韩非著《五蠹》、《孤愤》、《说难》等十余万言，薄文学礼义之教，斥私学“乱上反世”，使“士有二心”，不利于统一政令，也深得秦王嬴政的赏识。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既忌于士儒学古非今，惑乱黔首，不利于稳定政局；又鉴于先秦诸侯各国厚招游学，虚言乱实，致使社稷灭绝的教训，断然实行了取缔私学、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等政策与措施。同时，秦始皇恃强权立国，在实施文化教育政策方面，也薄仁寡义，“事皆决于法刻”，表现出极大的严酷性。
前213年，儒学博士淳于越借为秦始皇贺寿之机，鼓吹分封制，提倡“师古”，引发出一场有关私学是否应继续存在的争论。丞相李斯认为：私学是“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环境下的产物，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士当学习“法令辟禁”，而私学则以不合法度的内容竟相教人，各以其学妄议朝廷政令，私学不禁，则必然导致“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恶果，从而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因此，他力主取缔私学。他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赞同与批准。取缔私学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局面的结束。民间的学术传授被定为非法活动而加以禁止，对教育事业无疑是巨大的摧残。
民间藏书是私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前提，因此“焚书”便成为取缔私学的基本措施。前213年，秦始皇颁布“挟书律”，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坑儒谷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次年，儒生卢生和侯生对秦始皇的为人行事指责一番后逃亡，儒生460余人被牵连告发，坑杀于咸阳。太子扶苏也因谏止此事，而被贬斥上郡。“坑儒”本是一次孤立事件，与“焚书”并没有直接联系，也不具有政策性意义，但恰好发生在焚书禁学之后，而且又是针对读书之人，因而人们将其与“焚书”联系在一起，客观上成为秦代文化专制政策的重要体现。
实施这样严酷的政策，使绝大部分民间藏书毁于一炬，实为学术文化的一大浩劫。焚书、坑儒、禁学，激化了社会矛盾，促使大批的知识分子转化为秦政权的反对派，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汉书·儒林传序》称：“陈涉起匹夫，驱适戌，以立号”，而鲁中缙绅先生竟不计其微贱，纷然往归委质为臣，原因就在于“秦禁其业而发愤于陈王”。当时有些学者也不顾禁令，私藏图书。如济南伏生藏《尚书》于壁中，直到西汉建国后，才将藏书掘出，并在齐鲁一带传习讲学，成为汉初专治《尚书》的一代宗师。当然，由于秦王朝国祚短暂，博士隶属于“九卿”之一的掌管礼仪祭礼的太常。汉初博士秩为四百石，宣帝时增为比六百石，官品相当于县令、县长，只不过是中下级官职。但博士在朝廷中很受尊崇，其地位优于其他同级甚至级别更高的官员。《汉宫仪》记载冠冕之制，博士与卿、大夫、尚书及二千石级高官享有同等待遇。朝贺时博士“位次中郎官”（秩为比二千石），在朝廷中占有正式的一席位置，非一般属官可比。博士可直接与皇帝对答，并常被皇帝派遣赴各地巡视吏治民情，无人敢于怠慢。博士升迁之途也是很优越的：“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丞相也多有博士出身者，这是汉代尊师传统所致。由于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博士选拔条件也相当高，或是已具名望由朝廷直接征召，或是由了解其人的官员荐举，总之需兼顾德行、学识、才干、身世等方面的条件，还有限年50岁以上的惯例，如此严格的标准是与博士作为官方学术权威代表的地位相符合的。